论预算法

❶ 论述财政法的体系

从形式上看，财政关系可以分为财政收入关系、财政管理关系和财政支出关系三种。财政收入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税收征收关系、资产收益关系、国债发行关系、费用征收关系、彩票发行关系等；财政管理关系主要包括财政平衡关系、财政预算关系、国库经理关系和审计监督关系等；财政支出关系主要包括财政采购关系、财政贷款关系、财政投资关系、财政拨款关系等。依照这种关系分类，结合相关法律规范的效力与功能，财政法的体系可以解构为以下几个层次：

1.财政基本法

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对财政收入、支出和财政资金的管理都有普遍的效力。财政法的原则、财政权力的分配、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形式，重要的财政收支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等，都需要在财政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以体现其重要性和普适性。财政基本法本身即具有宪法性文件的特性，其内容可能以专门的法律表现出来，也可能直接在宪法中加以涵盖，对财政法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中大多是有关财政立法依据的原则规定，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基本制度、国家机构设置等，它们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财政问题，但有的必须作为财政立法的前提，有的应当通过财政立法予以落实，因此对财政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宪法》中直接涉及财政的条款仅有4条，如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调整方案；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自治权，等等。由于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方面全面直接的规定，为保证财政领域法律的统一实施，我国宜尽快制定财政基本法，以适应现代财政法治的基本要求。

2.财政平衡法

财政平衡法主要涉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它普遍适用于现代社会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各国财政实践，是财政分权的必然产物。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范围、下级政府对上级的财政上缴、上级政府对下级的财政拨款，都通过财政平衡法予以规范。为了保证各级政府财力的真正均衡，财政平衡法必须科学测算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以及转移支付的标准或额度，因而使其显示出很强的技术性。另外，为保证财力分配的公平和科学，财政平衡法宜由超越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主体加以制定，中央政府的立法权应当受到限制。

相比德国、日本、美国等财政法治国家而言，目前我国的财政平衡法的发展还处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与支出的划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转移支付，等等，财政利益分配的权力完全操纵在中央政府手中，加之分配标准不明确，程序不完备，价值取向不甚明朗，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因为财政无法得到保证，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无法提供，各地财力失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保证全国范围内最起码的财政均衡，必须将财政收支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问题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通过制定财政平衡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3.财政预算法

财政预算法是政府财政行为科学、民主、公开、规范的重要制度保障，它主要包括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同时也包括财政资金入库、管理和出库的相关内容。由于政府的所有收入都应该纳入预算，所有的开支也必须通过预算，因此，预算可以成为人大控制和监督政府财政权力的重要形式，而预算立法的目的也正在于保障这种积极功能的实现。在预算方案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只要财政开支严格遵循预算执行，财政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另外，从体系上看，由于国库经理及预算会计与预算法的联系非常密切，因此，财政预算法的范围还可以适当拓宽到与此相关的内容。

❷ 试论述新《预算法》对促进政府职能改革具有哪些意义

你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主要变化如下：
亮点一：政府全部收支入预算接受人民监督
新预算法一大亮点是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如第4条明确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明确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前提。收入是全口径的，不仅包括税收和收费，还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支出也要涵盖广义政府的所有活动；同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人大监督。
亮点二：避免“过头税”预算审核重点转向支出预算和政策
原预算法规定预算审查重点是收支平衡，并要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完成上缴任务。于是在客观上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容易导致收入征收部门在经济增长放缓时，为完成任务收“过头税”，造成经济“雪上加霜”；而在经济过热时，为不抬高基数搞“藏富于民”，该收不收，造成经济“热上加热”。
新预算法旨在改变这一现状，将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同时，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通过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解决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或短收问题，如超收收入限定冲抵赤字或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出现短收，允许增列赤字并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弥补等。这些规定强调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有助于避免收“过头税”等行为，增强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
亮点三：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跑部钱进”
针对地方可自由支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限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交叉重复、资金分散、配套要求多等问题，新预算法第16条、第38条、第52条等条款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做出规定。
新预算法重点规范了专项转移支付，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除国务院规定上下级政府应共同承担事项外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等，有利于减少“跑部钱进”现象和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预算。
亮点四：“预算公开”入法从源头防治腐败
与原预算法相比，新预算法首次对“预算公开”做出全面规定，第14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社会高度关注事项要求公开作出说明，并在第92条中规定了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
将预算公开实践成果总结入法，形成刚性的法律约束，是预算法修改的重要进步，有利于确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而对于预算不够细化问题，新预算法第32条、37条、46条等多处做出明确规定，如强调今后各级预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编制。按功能分类能明确反映政府职能活动，知道政府支出是用到教育上还是水利上；按经济分类则明确反映政府支出按经济属性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知道有多少用于支付工资，多少用于办公用房建设等。两种方式不能偏废，分别编制支出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预算有利于更全面理解预算是怎样实现的。
亮点五：严格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相比原预算法，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
按照疏堵结合、“开前门、堵后门、筑围墙”的改革思路，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
亮点六：“勤俭节约”入法违纪铁腕追责
针对现实中的奢侈浪费问题，新预算法对于厉行节约、硬化支出预算约束做出严格规定，如第12条确定了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第37条规定严控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支出等。
相对于原预算法仅就擅自变更预算、擅自支配库款、隐瞒预算收入等三种情形设置了法律责任，且不够具体明确，新预算法重新梳理了违法违纪情形，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在第92、93、94、95四条里集中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如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举债、挪用重点支出资金，或在预算之外及超预算标准建设楼堂馆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此外，如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❸ 新预算法实施条例评析：社保预算、国库、地方债、税收返还 杨志勇

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预算改革加快进行，现代财政制度也在加快建立和完善之中。近日，新预算法实施条例颁布并将于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将为进一步落实预算法，巩固财政改革前期成果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让财政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预算法涉及面广，预算法实施条例同样如此。本文只就新预算法实施条例中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库管理、地方债管理、税收返还等谈点看法。
财政补贴体现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公共属性
新预算法实施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位一体，形成了统一的预算体系。四本子预算各有特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更是如此，具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对所服务的人员更有针对性。
但四本子预算均有公共属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得到财政补贴。新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运行，一般公共预算可以根据需要和财力适当安排资金补充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一规定可见一般公共预算在预算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一个人口老龄化且老年人存量较大的国家来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可持续性是个大问题。最近几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金额越来越大。2019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3152.13亿元，支出74740.78亿元，结余8411.35亿元，而当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中来自财政补贴（即来自一般公共预算）的有19103.12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社会保险基金年度可持续运行都成问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人口占比的增加，意味着医疗费用的增加。前者加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后者加大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压力。医疗费用水平与医疗技术进步有关。一些疾病本来不可治疗，但随着技术进步，或可治愈，或不能治愈但可以带病生存，相应的医疗费用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也会增加。医疗技术与其他许多技术进步不太一样，在短期内医疗费用有可能不降反升。而且，医疗保险支出还与社会进步有关。一些疾病原先未纳入医保范围，随着社会进步纳入医保，医保支出就会增加。当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可持续性遇到困难时，或改革社会保险基金制度，或加大财政补贴，新实施条例为加大财政补贴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
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
国库管理最为引人注目。有人费心费力要在新实施条例中找到相关争论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早在2000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之初就已确定了大方向。
国库库款如何支配，看似争议最大，但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新预算法第五十九条就有明确的规定：“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
而且，新预算法第九十三条还有人员问责的规定，即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违反预算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新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对违反预算法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作了明确的界定，直指六种行为：未经有关政府财政部门同意，冻结、动用国库库款；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违反规定将所收税款和其他预算收入存入国库之外的其他账户；未经有关政府财政部门或者财政部门授权的机构同意，办理资金拨付和退付；将国库库款挪作他用；延解、占压国库库款；占压政府财政部门拨付的预算资金。
无疑，这些规定让国库库款管理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库管理的现代化。
建立健全地方债风险防范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对此作了细化，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债务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需要，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国务院批准的限额。”
新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还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地方政府违规担保一度是地方债风险管理领域的突出问题，新预算法的规定已经堵上这一漏洞，强化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新实施条例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作了明确的界定，即使用的是债务限额大口径的概念，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对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如何管理本地区债务作出规定；“接受转贷并向下级政府转贷的政府应当将转贷债务纳入本级预算管理”，突出了各级政府债务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本地区政府债务”突出了地方债务管理的主体责任。
新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组织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提出预警，并监督化解债务风险。”这是对新预算法“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规定的细化和扩展，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全流程管理。
税收返还似应明确划归转移支付
新实施条例在细节上仍有一定完善空间。关于“税收返还”的处理就是一例。先来看现实是怎么做的。根据2019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税收返还及固定补助”。
根据新实施条例第九条的界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力补助；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我们可以将“税收返还”理解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一种。
但是，新实施条例中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均有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的表述。第十二条规定：“预算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称转移性收入，是指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上解收入、调入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收入的无隶属关系政府的无偿援助。”
第十三条规定：“转移性支出包括上解上级支出、对下级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调出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支出的给予无隶属关系政府的无偿援助。”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也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显然，新实施条例这四条的规定未将税收返还视为转移支付的一种。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关系的现实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一种；接着，税收返还单列，不作为转移支付；后来又把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放在一起，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在做法上二者并列；再后来，转移支付又包括税收返还。从最近的转移支付分类来看，新实施条例在这一点上似未全面吸收改革的成果。
从理论上看，税收返还既然是一级政府给另一级政府的财力转移，那么它就完全符合转移支付的定义，将它归类为转移支付是站得住脚的，没有必要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并列。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