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带头人

㈠ 陈国良的个人简介

陈国良（1938.6.3-）男，安徽颍上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考入交通大学，1961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计算机专业。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合肥）主任，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长，智能感知与图像理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1973年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1981年至1983年，在美国普度大学作访问学者。
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9年起兼任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长。
2011年受聘为天津工业大学荣誉教授。
2013年受聘为河南大学软件学院名誉院长及讲座教授
2015年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博导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安徽省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国际高性能计算（亚洲）常务理事。
是我国非数值并行算法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他围绕着并行算法的教学与研究，逐渐形成了“算法理论－算法设计－算法实现－算法应用”一套完整的并行算法学科体系，提出了“结构－算法－编程”一体化的并行计算研究方法。他率先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是我国并行算法研究、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软件等的科研与教学基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80年代初在国内最早开展了非数值并行算法的研究。在该方面取得了许多国际同期最好的成果，包括分组选择网络、Benes网络选路算法、VLSI平面嵌入算法和网络最大流算法等；改进了某些图灵奖获主的研究工作，包括改进Yao的选择网络时间界、并行化Knuth的顺序串匹配算法和修正Karp的随机串匹配为确定串匹配算法；在国际上首次分析了(0,d]均匀分布调和装箱算法和二维条形装箱NFDH算法的平均性能。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90年代初在国内早期开展了神经网络组合优化和遗传算法的研究，促进了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与国际同期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并行神经信息处理系统，为我国神经网络的教学、研究与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与环境。
90年代中期开展了高性能计算及其应用的研究，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性能计算中心，推进了我国该领域的发展；开发了自主版权的国产曙光并行机“用户开发环境”商用软件，为推广国产并行机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研制了基于曙光1000的安徽省防灾减灾决策支持系统，在安徽省灾害性天气预报和汛期淮河流域群库优化调度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显着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他为负责人的科研团队，采用我国自主设计的“龙芯3B”八核处理器，成功研制出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KD－90”。
他承担了国家级项目15项，已完成11项。发表论文170多篇（他和学生第一作者 110多篇），着作8册，他引540余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共12项，11项排名第一。培养了一批从事算法研究的高级人才，已毕业博士生26名。学风正派，为人师表。

㈡ 杨振宁的个人资料及简介100字

昨天（9月22日）是杨振宁先生的生日。杨振宁生于1922年，按照中国传统算法，今年已届期颐。
数十年来，杨振宁先生一直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华人科学家。着名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有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第一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2015年，杨振宁先生放弃美国国籍，正式成为中国公民，距离他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已逾半个世纪。离开故乡多年的老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人们谈论起他，也许首先想到的是围绕他私人生活的种种聚讼纷纭，有关科学的美和奥秘的故事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真正理解杨振宁的伟大，我们需要更全面、客观和理性是视角。
01
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 、邓稼先做比较，讨论他们谁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
钱学森先生和邓稼先先生都是民族英雄级别的科学家，功劳自不待言，特别因为邓稼先是杨振宁的“发小”，两人曾有同窗之谊，在美国留学时也常在一起，然而邓回国，杨则留美未归，邓后来成为中国的“两弹元勋”，而杨却未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这样一比，似乎就比出了两人的差距。而且，有些言辞偏激的网友，喜欢动不动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把能不能为中国搞科研归结于爱不爱国的问题，这观点就未免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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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摄于芝加哥大学
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我以为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是有分类的，它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
钱学森在火箭和导弹方面的突破，邓稼先在“两弹”研究中的发明，都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的成就，而杨振宁所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规范场”理论，却是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
虽然在广义上说，钱、邓、杨三人的学问都和“物理学”、“力学”相关，但是实际上隔行如隔山。钱和邓能做的，杨不一定做得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但是不能否认，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有两个重大的区别。
首先，基础科学是技术科学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没有基础科学，任何技术发明都没有了依据，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视；其次，技术科学可以无国界，也可以有国界，它可以仅为一国服务，而基础科学总是无国界的，它总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再回到五十年代钱、邓回国而杨未回国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各人的选择，其实是各有道理。钱和邓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做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哪里工作。这还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还没有考虑五十年代中国的特殊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邓回国，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条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预见，如果杨先生当初回到中国，那么且不要说什么“规范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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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杨振宁（右一）赴北京探望邓稼先（右二），那时邓稼先的大出血已无法控制，未几即病逝。
02
又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李政道相比，说李自从7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美国大量为中国培养研究人才，后来一直在为中国科学发展出谋划策，做了很多事情；而杨先生只是到了80岁，才定居清华大学，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面，给学生讲讲课而已，那简直应该说是来享福和养老的。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大家都了解，李政道先生曾经策划和实施过中国青年学生海外留学计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杨振宁先生几乎是与此同时，在香港和美国筹措资金，策划和资助了CEEC计划（中国学者访问项目），帮助大批中国高端学者到美国着名大学进行为时半年到一年的深造。
我曾看到一张表格，上面列明仅在1981年到1992年间，参与这项计划到美国访学的学者就达上百人。此后仍有学者在杨先生帮助下分批出国进修。
这些学者原本就是科技精英，访学归来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我国自然科学各领域研究的带头人，有多位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以及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
同时，对于母校清华，杨先生更是倾力支持。1997年他担任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为了落实他心目中的科研发展计划，他从海外募集了1千多万美元的资金，用以资助清华聘请多位海内外着名专家并盖起专家楼公寓楼。
更为难得的是，他定居清华和翁帆结婚以后，又将他们二人的存款捐赠给清华近200万美元。这些都表明他贡献给清华的，比他从清华得到的多。
他和翁帆并没用去追求豪华生活，更没有拿200万美元去购买豪宅，他们的家，装修普通，陈设简单，与一般平民无异。在这方面，我以为杨振宁先生和杨绛先生一样，自己生活低调简朴，却对清华一往情深，慷慨奉献（杨绛先生将她和钱锺书着作的全部版税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这正是他的精神境界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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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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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全家与李政道全家合影（1957年于普林斯顿）
03
了解杨振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但他的贡献，不一定都摆在明处，也不一定都能让大家知道。
比如，在与国家领导人会面时，对中国的科学发展问题，他的建言献策很多。别的不说，只说他1971年作为第一个回国的华人科学家，在和周总理的会谈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社会的有关选举、政党、民权、法律等等制度性问题，帮助周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深入了解了美国的政情和舆情，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建议中国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力培养理论人才。这在当时将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统统荒废，将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大批送往“五 七干校”的时代，可谓空谷足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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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周总理接见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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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见杨振宁（右一）。周恩来和周培源（左二）参加了会见
我们注意到，正是从1972年以后，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尽管选拔人才的制度仍然不正规，但这毕竟是对停止招生6年的高等教育的恢复，是“十年浩劫”从乱到治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人们不能不承认，杨先生在其中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同样，杨先生在美国，也一直在从事着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作用。他说自己是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我看来，他不仅是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活动家。如果说，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专业之外，会有较多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另一类是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比较专注于自己的科技领域。那么，我以为杨振宁先生比较倾向于前者，而李政道先生则比较倾向于后者。
长期以来，对于美国华人之中的社会活动，杨先生显然不但乐于参加，而且非常热心支持。
70年代初期访问北京后返回美国，他就投身于爱国的社会活动，后来，他与历史学家何炳棣甚至还共同发起成立 “全美华人协会”，他亲任会长，何炳棣为副会长。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团结和凝聚华人，在他们中传播热爱新中国的思想。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小平同志赴美访问，全美华人协会设宴接待，由何炳棣主持宴会，杨振宁致欢迎辞。从这里我们可想而知，杨、何二人当时在华人当中的威望和影响力，的确是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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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欢迎小平同志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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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杨先生在政治上是需要做出选择的。台湾方面也在拉拢他。但是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没有理睬台湾，而是访问中国大陆，此后，又以满腔热情歌颂新中国。
正是因此，台湾当局对于他的亲共爱国十分恼怒，竟对他和何炳棣以“杨匪”、“何匪”相称。然而，他们的作用实在是不可替代的。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曾经结识了几位当年在美国留学而后来在香港和美国的大学里任教的学者，他们都是70年代保钓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闲谈时，他们总是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美求学期间不平凡的经历，而对杨先生当时发挥的作用十分推崇。
所以，那些因为杨先生没有在建国之初归国就对他加以指责的人，实在是对他的经历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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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杨振宁
至于有人议论清华大学接纳80岁的杨先生回来“享福”和“养老”，其论更显得缺乏见识。我在文章里已经讲到，杨先生的成就并不局限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更在于规范场理论的提出，据此，他是无愧于科学大师的称谓的，这在国际物理学界可以得到公认。
同样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丁肇中先生，在杨振宁70岁生日宴会上曾这样说：
提到20世纪的物理学的里程碑，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学（狄拉克），三是规范场（杨振宁）。
在国内，我也见到科学史专家的论文持类似观点：
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20世纪堪称物理学世纪，物理学家繁若群星。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的旗手，那么下半叶当推杨振宁。正像相对论于爱因斯坦一样，规范场是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 （高策：《杨振宁与规范场》，载《科学与中国人》1995年第3期）
所以说，清华请回来的杨振宁先生，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理论、思想和智慧，他的荣誉和地位，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定然使清华多多受益。这就如同请来了一位当代爱因斯坦。试想一下，如果爱因斯坦是中国人，且是一位清华校友，他早年出国，发现了广义相对论，成就斐然，名满天下，在他晚年之时，他的愿望是叶落归根，定居清华园，那么清华大学有什么理由不欢迎吗？
我以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认识杨振宁先生，对他才是公平的。

㈢ 冯康的生平经历

冯康，原籍浙江绍兴，1920年9月9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少年时代家居江苏省苏州市。父亲是知识分子，文学修养较高，长年在外做文职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全家靠父亲薪金收入，生活水平算是中等。父亲决心要让自己的子女受到现代教育的主张对冯康兄弟姐妹几人产生了影响，他们从小都很用功读书。1926年至1937 年冯康先后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所属实验小学、初中部及高中部就读，学业一贯优异。中学以后，他对物理和数学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以后的科学生涯定了基调。
1937年抗战开始不久，家乡遭受敌机轰炸，学校解散，随后江南地区沦陷。冯康和当时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痛恨日本侵略军，对抗战胜利抱着希望，离开沦陷区转到后方。1939年春季他以同等学历考入福建协和学院数理系学习，1939年秋季重新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两年后转物理系，1944年毕业。毕业后他的科学方向转为数学。事实上他在大学时期兼修了电机、物理、数学三系的主课，这一基础背景对他后来的发展也起了独特的作用。
1945年毕业后他到重庆及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数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到清华大学，任物理系助教，1951年转任数学系助教。1951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至1953年在苏联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进修。这一时期中他曾有机会先后受教于当代知名而风格各异的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和苏联的Л.C.庞特里亚金。
1957年至1978年冯康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负责科学与工程计算及计算数学的学术指导工作，他的科研方向转为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冯康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5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65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78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1987年后任该中心名誉主任。1978年至1986年担任全国计算机学会副主任委员，1985年至1990年担任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1990年任该会名誉理事长。他还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名誉教授，国际计算力学协会创始理事，国际力学与数学交互协会名誉成员，英国伦敦凯莱计算与信息力学研究所科学顾问，英国爱丁堡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科学顾问，以及我国4种一级计算数学杂志（2种中文、2种英文）的主编，《中国科学》、美国《计算物理》、日本《应用数学》、荷兰《应用力学与工程的计算方法》、美国《科学与工程计算》的编委，《中国大网络全书》数学卷副主编。
1957年以前，冯康主要从事基础数学研究，在拓扑群和广义函数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57年根据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我国要填补电子计算机研制与应用领域的空白，冯康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调往新成立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参加我国计算技术与计算数学的开创工作，其后为科学院及全国范围内计算数学队伍的组建、培养及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冯康作为计算数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先行者和带头人，他特别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计算数学是随着电子计算机出现而兴起的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需要懂得实际应用背景及边缘学科的知识。冯康在物理及数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和渊博知识，为他在计算数学领域的业务指导工作及他个人也要从头学起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第3研究室达200多人，其中全国各地来进修的人员几十名。在冯康的指导下，该室承担了大量的国防、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实际计算任务。冯康亲自讲授了有关的物理、力学知识及计算数学理论，对所有的课题都亲自过问，进行具体的指导；在天气数值预报、大型水坝应力计算、核武器内爆分析与计算、核武器中子迁移方程计算、航天运输工具的高速空气动力学计算、大庆油田地下油水驱动问题、飞机翼气动力颤振性计算、汽轮机叶片流场计算、流体力学稳定性计算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上有创见性的理论成果及实际效果，并为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的普及推广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冯康在解决大型水坝计算问题的集体研究实践的基础上，独立于西方创造了一整套解微分方程问题的系统化、现代化的计算方法，当时命名为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方法，即现时国际通称的有限元方法，其总结论文被刊于1965年《应用数学与计算数学》。
70年代，在间断有限元理论方面，冯康建立了间断函数类的庞加莱（Poincaré）型不等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间断有限元函数空间的嵌入理论，这在国际上是先进的。
冯康还将椭圆方程的经典理论推广到具有不同维数的组合流形，即由不同维数子流形组成的几何结构，在国际上为首创，为组合弹性结构理论提供了严密的数学基础，解决了有限元法对于组合结构的收敛性问题。此项工作的成果，被写进了专着《弹性结构的数学理论》，受到工程界的欢迎。鉴于诸如机器人以及空间站等高度复杂结构的出现，这一方向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现正由他的学生和一些国外学者在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冯康对传统的将椭圆方程归化为边界积分方程的弗雷德霍姆（Fredholm）理论作了重要发展，提出自然归化的概念作为边界归化的标准方法，形成了自然边界元方法，它能和有限元法自然耦合而统于一体，实质上成为后来兴起的适合于并行计算的区域分解法的先驱。
1984年起冯康将其研究重点从以椭圆方程为主的平衡态稳态问题转向以哈密顿方程及波动方程为主的动态问题。他在北京国际双微会议（1984年Beijing Symposium on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Computation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上首次提出基于辛几何原理计算哈密顿体系的方法，即哈密顿体系的哈密顿算法，从而开创了哈密顿体系计算方法这一新方向。由于一切守恒的物理过程都能表为哈氏形式，而其数学基础就是辛几何，因此这一新领域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自此以后，冯康领导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将纯理论的辛几何和现代的科学工程计算有机地结合起来，系统地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非常重要的国际领先的成果。
冯康在科学上的贡献，先后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全国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及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冯康除了本人的研究工作外，还承担了众多的行政工作、各种业务指导工作，以及培养年轻优秀人才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与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计算数学专业逐步形成了一个年轻的优秀人才梯队，其中，1980年与1988年两度全国最年轻的研究员都出在计算中心，都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成长的。同时冯康还为全国计算数学学科的发展多次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如，创办全国性的计算数学学术刊物，成立全国计算数学学会；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紧急建议，呼吁社会各方面重视科学与工程计算，倡议成立科学与工程计算开放实验室，倡议将科学与工程计算列入国家基础研究重点项目等等。特别是，他论证了“实验、理论、计算已成为科学方法上相辅相成的而又相对独立，可以相互补充代替而又彼此不可缺少的三个重要环节”，指出“科学与工程计算作为一门工具性、方法性、边缘交叉性的新科学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新发展，它包括了近年不断形成的各个计算性学科，如计算数学、计算物理、计算力学、计算化学以及计算地震学等各种计算性工程学。计算数学则是它们的联系纽带和共性基础”。说明了计算手段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高度上阐明了科学与工程计算的地位和作用，这将有力地促进计算数学在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后来，科学与工程计算开放实验室建成，“科学与工程计算的方法和理论”被列为“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关键基础研究项目，冯康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