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霸权

⑴ 专家解读《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为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 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 健康 发展，近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有哪些创新亮点？又有何重要意义？本文邀请专家为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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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算法协同治理”的中国道路悄然成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应用的演进和政府管理的迭代，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算法 社会 ”。其中，算法为我们规划道路，为我们筛选搜索结果，为我们选择朋友，甚至还能为我们打出 社会 信用分值，或者决定我们能否出行。在某种意义上，算法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看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思考。

正因如此，新年伊始出炉的这个《规定》才显得意义重大。从去年年初的研究酝酿，到去年10月份的征求意见，再到新年的正式发布，中国对算法推荐服务的治理路径也日渐清晰，“算法协同治理”的中国道路悄然成型。

一方面，算法协作治理是各监管机构的协作。 作为一个通用技术，当今的算法不但是一种商业活动，也是一种 社会 建构。算法的复杂性使其治理必须依托于多个监管机构的分工合作。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稿第三条特别明确了“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国务院电信、公安、市场监管各自监督管理”的监管框架，将保护消费者与 社会 公益的监管与攸关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管相结合，使得算法治理成为国家网信办与其他机构共同的合作事业。

另一方面，算法协作治理是技术、法律和 社会 规范的协作。 算法的底层是技术，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于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痼疾，需要从技术入手为算法安全内生机理、算法安全风险评估、算法全生命周期安全监测提供科学依据，就此而言，行业标准、行业准则、行业自律是治理的优先工具。同时，算法并不中立，它始终带有算法开发者与使用者的价值立场。为此，正式稿第一条开宗明义，将“弘扬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首要的立法目标，鼓励使用算法传播正能量、抵制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有违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推动算法向上向善。

作为全球“第一部”全面规范“算法推荐”的法规，《规定》的影响深远。但是，这只是中国算法治理的“第一步”，放眼未来，一系列算法法律文件正在起草之中，我们期待着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中国算法协同治理格局早日形成。

方禹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科学构建算法综合治理体系

近年来，新一轮 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兴起，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层架构，算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媒、电子商务、生活出行等千行百业，在极大提升 社会 生产效率、丰富公众生活形态的同时，也为公众利益、 社会 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挑战。《规定》准确把握“时间差、空白区”，强化信息服务领域算法推荐技术治理，科学构建了算法综合治理体系。

第一，明确了算法治理体制机制。 算法治理涉及信息内容管理、电信服务、网络犯罪、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内容，对此，《规定》确立了网信部门统筹协调，电信、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的综合治理格局，形成有法可依、多元协同、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同时，《规定》创新性构建了算法安全风险监测、算法安全评估、 科技 伦理审查、算法备案管理和涉算法违法违规行为处置等多维一体的监管体系。

第二，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相关保护法益。 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立法要求，《规定》针对算法歧视、算法霸权、算法黑箱等问题进行回应，重点从三个层面维护用户权益：一是维护个人自主权益，规定算法透明度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要求应当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并规定了退出算法推荐、用户标签管理、算法说明解释义务等内容；二是维护用户平等权益，规定不得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违法行为；三是维护特殊群体权益，包括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老年人智能适老化服务、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等内容。

第三，将算法监管纳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当前，我国以《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立法为基础的网络法律体系初步建成，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工具箱机制。《规定》以上述立法为依据，将算法监管纳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立了算法备案、巡查、评估等法律义务，强调企业风险责任意识，要求健全算法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加强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提升应对算法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科学构建了网络平台责任体系。

总体来看，《规定》聚焦重点、抓纲带目，有效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加大舆论引导力度等方面的治理要求，对于推动算法 健康 有序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⑵ 美团饿了么的算法陷阱：骑手收入越涨越少，平台抽成越涨越多

比外卖速度，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抗衡。

在过去的十年中，资本为了抢占外卖市场份额，他们不断发出“抢滩行动”“冬季战役”等补贴大战。当硝烟散去，美团、饿了么踩着一堆“尸骨”爬了出来，几乎瓜分整个外卖市场。

美团、饿了么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算法，对超过700万的外卖骑手进行细致考核。他们希望不断削减外卖所需要的时间，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从而提升用户的粘性和使用频次。

现在中国的外卖速度和体验，比过去任何阶段都更好了。

论商业模式，用算法提升效率无可厚非。但算法的阴暗面也不断显露，外卖骑手为了更快配送、躲避平台惩罚，交通事故、猝死事件频发，成为算法中最大的受害者。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明确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这一文件出台，意味着美团饿了么的算法霸权的时代结束了。在今后的商业竞争中，外卖平台除了用算法提升效率，还应该承担起更多 科技 向善的责任。

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宿舍里，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张旭豪情绪激动，他说自己要做一家150亿美金的公司，这是汪渊第一次见到张旭豪，他后来回忆时说，“我觉得他（张旭豪）是神经病。”

但没过多久，一个叫“饿了么”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上线，汪渊成了张旭豪的创业伙伴。在这五年前，大众点评网成立。

这是外卖这门生意蛮荒时代的缩影。到今天，外卖服务的用户规模已经超过4亿，超700万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的每个角度，奔向无数等待着用餐的用户。

外卖这门生意，从出生起就注定会成为一块大蛋糕—— 如果说刚需且高频是这一商业模式得以成立的前提，那么包括家庭户数小型化、单身化、工作时间长等用户画像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

巨头没理由不染指。

2013年11月，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美团正式进军外卖业务；一个月后，淘宝紧随其后，推出移动餐饮服务平台“淘点点”；次年5月，李彦宏携网络外卖再度跟进。

接下来的2014年被称为国内外外卖行业的真正元年，这年底，饿了么占据30.58%的市场份额、美团27.61%、淘点点与网络外卖各为11.2%、8.55%。

但巨头也好，已占据先发优势的饿了么也罢，在这个格局未定、方兴未艾的战场里，没人想做第二，于是一场围绕用户、骑手、商家、资本的竞速战拉开帷幕，再后来，这被称为互联网史上最惨烈的补贴大战。

饿了么前员工李立勋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美团比我们补贴凶，最开始的时候一元两元的补贴就顶天了。美团上来就是20元减10元，最狠的城市还有20元减19元。“他回忆， 2014年竞争最为激烈 的 时候，城市经理甚至要拎着现金直接去给到餐厅发补贴。

一组数据更能体现这场战争的惨烈。公开财报数据显示，美团在2015年到2018年近4年内，都处于持续亏损的状态，亏损总额合计1508亿元，调整会计准则后，这一数字仍高达227亿元。

即便在外卖大战后期，巨头也垂涎这块蛋糕。

2018年4月，滴滴外卖在江苏无锡正式上线，与美团、饿了么开启“外卖大战”。无锡一度聚集了近万名滴滴骑手，有人坐20多个小时火车来“参战”，还有便当店店长亲自上阵送滴滴外卖。

为了应对对手，饿了么甚至打出“干死美团、碾压滴滴”的条幅。一时之间无锡人民成为全国羡慕的对象，有网友晒出外卖单，原价59.3，各种补贴打折之后，只要1.8元。

这也只是外卖大战中的小阵仗，要知道，在外卖这个赛道上，网络糯米这种重量级选手都被干死了。

滴滴短暂的出现，并没有扭转市场格局。

留在牌桌上的基本剩下美团与饿了么两个玩家。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主要外卖平台市场格局中，美团外卖占比67.3%，饿了么占比为26.9%，两家合计占据着行业近九成份额，双寡头格局稳固。

双寡头格局已定，饿了么和美团的对手成了自己——迈过规模化增长的阶段，围绕用户体验与效率，连接着商家与用户两端的外卖骑手，成为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调动着无数骑手的系统，在美团叫“超脑”，在饿了么叫“方舟”，他们被称为实时智能配送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骑手接单是被系统最近选择的、时间是被严格控制的、路线是被精心优化的，骑手们在这套系统里机器般运转，无数个他们穿梭在城市里每一条街道，维持着平台赖以留住用户的“效率”。

速度，几乎是效率唯一的衡量标准。

《人物》此前的报道中，有外卖员回忆称，2016年到2019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3公里的送餐距离，从2016年1小时的最长时限，缩短到了2018年的38分钟。

将时间拉回到2016年11月，美团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我们的口号是美团外卖，送啥都快”，他表示，美团的外卖平均28分钟内会被送达，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体现。

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留住用户最核心也最直接的方式，无疑就是持续完善用户体验，外卖这一场景下，用户拥有在商家端的选择权，这层用户体验由他们自己决定。

骑手便成了唯一的变量，于是在算法的支配下，他们跟着平台、系统不断加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曾表示， 外卖行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逐底竞争”，即不断试探送达时间的底线指标。 把所有的竞争参数穷尽了后，压力就被推到骑手那里，导致骑手处于极限和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在这些躲不掉的算法霸权面前，他们手机屏幕上的每一次倒计时，都成了“deadline”。与时间赛跑，成了他们的常态。否则，他们面临的将是差评、罚款乃至被辞退。

于是外卖骑手在像机器一样加速的过程中， 闯红灯、超速、逆行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

这个时候，他们赛跑的对象就不只是时间了。

上海交警曾统计，2017年上半年外卖配送行业发生交通事故76起，平均每2.5天有1名外卖员伤亡。

而今年1月，一位北京的饿了么外卖骑手，在他配送当天第34单外卖时猝死。当时，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还放着4份没送出去的外卖。

不幸的是，这样的悲剧，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上演。

在算法霸权下，除了用户，外卖平台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众所周知，当生产效率无法提升的时候，压榨表现为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

外卖平台的压榨，更多表现为提升效率。 让机器提升效率，企业至少需要投入研发，让人提升效率，只需要罚钱机制。

一切都是为了多接订单，为了GMV和收入。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了更高的GMV和收入，外卖平台的算法越来越聪明，它们能把配送效率放在了第一的位置，通过数据来评价配送效率，如果骑手有能力提前送达，算法就会认定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

时间就这么挤出来了，更多的订单也这么挤出来了。

在外卖平台尚未盈利的时期，GMV和收入都是估值的核心。即使尚在亏损当中，饿了么还是卖出了95亿美元的高价，美团也以483亿美元的估值成功上市。

直到现在， 外卖业务仍然是美团第一大收入来源，占比超过一半，其他的业务更是基于用户高频使用外卖平台，具有较高的粘性才做起来的。

对骑手的极限压榨也是为了更好的利润。

一家制造企业的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和可变成本，可变成本（比如造鞋的皮革、蒸包子的面）会随着产出产品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固定成本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会变。

这就意味着，生产出越多的产品，摊到每个产品上的固定成本越少，单个成本越低，毛利润越高。

这就是边际成本递减形成的规模效应。

外卖行业里，企业付给劳务外包公司的钱或者给骑手的基本工资可以近似为固定成本，骑手每接一单挣到的钱对企业来说就是可变成本。

在这个过程中，人等同于机器。

以美团外卖为例， 从2017年到2020年，美团的每笔外卖收入从5.1元上涨至6.5元，增幅为27.5%，同时期的外卖交易成本，只上涨了10.6%，而如果把外卖交易成本中的骑手开支单独拿出来，会发现骑手收入涨幅更低。

困在算法中的骑手疲于奔命，为外卖平台搭建了一座座财富金山。而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

由于大量外卖骑手往往不跟外卖平台直接签约，而是通过一些App跟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约，从合同上看，骑手和劳务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但实际上劳务公司与骑手的关系十分松散。

平台用接单量、客户投诉情况考核骑手，充当了“雇主”的角色。而一旦交通事故发生，平台却躲在劳务公司背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现行法律法规下，一旦骑手出了交通事故，承担责任的往往是骑手个人，而不是外卖平台。

一个商业模式的成功，一家公司的成功，固然在于追求高市场份额、高利润、高估值，但也在于对 社会 责任的承担。往小了说，是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员工的福利，往大了说，是促进行业有序发展，推动行业进步。

曾经，我们崇拜的是福布斯上排行榜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我们更应推崇不只考虑效益，而是想着怎么把路修到偏远地区、把网络带到山区的公司。

人，不能等同于生产要素； 科技 ，不能只为提高效率存在；而算法，不应只成为企业赚钱的冰冷工具。

参考文献：

⑶ 你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机吗什么是量子霸权

你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机吗？什么是量子霸权？

一、什么是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顾名思义，它就是一种计算机，但是是基于量子理论而研发出来的一种计算机，这种量子计算机一般可以同时处在多个状态之下，因为我们普通的计算机一般都是二进制的量子计算机，它可以在多个状态之下被使用，所以比我们普通的计算机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一点，量子计算机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于2019年的时候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系统，这是一台商用的量子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