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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草算法

发布时间: 2023-05-25 06:05:53

1. 什么是文化诊断学

本文由曹军根据《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学习辅导资料编写 问:“”答:文化广义上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诊断学在医学上是运用医学知识对疾病进行分析诊断的一门学科,把文化和诊断学统一在一键敏春起,在字面上讲,就是要创建一门分析和诊断文化现象的学科。其实,文化是个大杂烩,其中有先进的和落后的,美好的和丑恶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空前快捷,也空前的自由和混乱,各种伪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健康文化、不健康文化、亚健康文化都披上文化的外衣从事非文化的勾当。很多人迷失在知识的海洋,分不清文化的真、假、善、恶、美、丑……以至于当一个人接受了腐朽观念就可能出现腐败的行为,当一个人接受了邪恶观念就可能产生邪恶的行动。文化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化的混乱必定会带来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反过来又会诱导人们内心的迷惘。好的文化可以引导正确的行为,坏的文化可能会产生误导。即使是好的文化其中也可能存在不好的因素,并可以根据其程度的不同做出健康和亚健康的分析诊断。即使伪文化和反文化其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价值的因素,并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批判取长补短。因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文化越来越需要诊断。以文化创造力为核心,以合理性为导向,以真理结构为理论基础,以多元化统一为原则,以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驾驭能力为根本,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诊断,并对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不合理现象提出解决稿耐方案,这就是文化诊断学。由于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要想对文化做出科学诊断必须提高思考力水平,因此,建立思维体系、完善思维方式、提高思维的对象化能力是文化诊断学的基本前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文化诊断学创立者曹政钧先生一再强调说:“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创造力是思考力的对象化。”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什么样的文化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供给,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对什么样的文化产生共鸣,从而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需求。当人们具有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形成对文化的正确态度,从而产生对文化的健康需求,这种健康需求必然的促使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当人们缺乏对文化的分析诊断能力,就会迷失在文化和知识的海洋,文化创作就会以低俗和媚俗的方式来满足人们迷乱的需求,文化发展也就失去了健康环境和健康的需求。文化需求是文化创造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诊断学也是培育和提升人们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能力的一门学科。关于这一点,《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在线学习中有详细阐述。问:“为什么要创建文化诊断学?”答:诊断文化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建立文化诊断学。例如,企业文化需要诊断,否则不合理的企业文化将窒息企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诊断,否则复兴中国文化可能会演变成复古中国文化;科学文化需要诊断,否则科学的发展有可能脱离或偏离人类价值体系。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方便快捷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知识具有量大、快速、杂乱的特征,并且泥石俱下、鱼龙混杂。所以,《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中说:“文化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环境,但是,假如类似色情、暴力、邪恶等文化现象象毒草一样在文化的花园中不受限制地疯狂蔓延,那么,百花的开放会不会受到杂草的侵害?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要培育出好的花圃、种出好的庄稼,必须甄别田间杂草,否则庄稼地里就会杂草丛生而成为荒蛮。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无序的文化繁荣和混乱的思想活跃,带给人们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精神的疲惫和理性的迷茫。当前,由真理困惑和价值迷失导致的思想迷惘和文化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我们开创并力行一门新型学科——文化诊断学。我们认为在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对文化的评价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经验和权威者的声音,而应该建立这样的一门科学,使之具有学科的性质,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自觉运用……”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关于文化发展和文化评价的科学体系,使之具有学科的性质,否则,文化只能是政府豢养的小妾,受宠的时候到处撒泼,失宠的时候如同乞丐。受拿灶宠与失宠——文化也常常会因为“官逼民反”或者愤怒和仇恨而促使他们逐渐向某种邪恶势力演变。对于文化,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人们就会用政治需要去评价。那么,文化的命运就掌握在政治者的手中。这时,强势就会压倒真理,刀枪就会主宰正义,而无辜民众就会成为政治斗争和文化运动的牺牲品。无论是古代的焚书坑儒,还是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或者前不久流行的***功,以及当前的“愤青”现象,都不同程度的说明了这一点。不能用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作为评判另一个国家的价值标准;不能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尺评判别的民族文化;也不能用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做标尺衡量另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更不能以一个政党和一种主义为标尺评判别的政党和别的主义,否则就会导致作用与反作用,诱发文化冲突和矛盾纠纷。爱,能够创造一种文化;恨,也能创造一种文化,政治宣判不是评价文化的合理手段,它只能制造愤怒和仇恨,使更多无辜者成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利益,站在时代的统一性要求上分析和评价文化。必须洞悉真理结构,站在真理的结构完整性和关系完善性要求上分析和评价文化。必须理解价值的多元化,站在多元化统一的原则要求上分析和评价文化。必须以合理性为导向,在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性关系中分析和评价文化……要想使这些理论、方法和原则更加科学和规范,更能体现文化发展规律的需要,我们需要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文化诊断学。文化需求是文化创造的源头,从另一个方面讲,即从提高思维方式的完善性和建立思维体系的完整性、增强思维的对象化能力、培养人们对文化的健康需求,提升人们欣赏文化、诊断文化、借鉴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等这些方面,也需要建立一门学科,才能系统的提高人们的这些能力,进而产生对文化的正确态度和健康需求。要培养和提高一个人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必先提高他的思考力水平,要提高他的思考力水平,必先促使他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由此需要形成一套科学而系统的方法,从而需要建立一门严谨的学科——文化诊断学。问:“文化现象包罗万象,如何进行文化诊断?”答:曾经有一位教授这样问:“学术上连文化的定义都很难统一,怎么可以对文化做出诊断呢?”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人通过不同的方式问过我。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做出解释。因为万事万物都有根本和根源,只要抓住了它的根本和根源就可以对事物的本质做出分析和判断,文化也是这样。因此我回答说:“不是不能对文化做诊断,关键是如何给文化做诊断”。拿文化来说,尽管它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五花八门的内容,但是任何可以称作文化的现象,它在源头和根本上都与人的活动分不开,脱离了人的活动和人的对象化过程,任何现象都不具有文化的本质。而人的一切创造活动都不能脱离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理所当然的成为文化的根源和根本。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创造力是思考力的对象化。由于思考力水平制约着行动力水平,进而决定了创造力水平;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进而决定了实践方式,因此,只要对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和思维方式做出诊断,就能够从根源和根本上对他的创造力水平做出诊断,文化诊断学通过思维体系完整性、思维方式完善性、思维的对象化能力诊断人的思考力水平、行动力水平、创造力水平,进而对文化载体做出分析诊断,最终达到对文化的分析和诊断。《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中说:“当一种创造活动和创造过程在创造力体系上不完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时,作为文化诊断学,可以根据其程度的不同,做出健康或亚健康的诊断结论,并且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当一种创造活动和创造过程目标不合理、方法不可行、组织不协调,作为文化诊断学可以根据其程度差别做出健康或亚健康的诊断结论,并且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其实,文化从本质上可以分文化知识、文化创造和文化借鉴三种基本样式,文化诊断学也分为:对文化知识的诊断;对文化创造的诊断;对文化借鉴的诊断。其中,文化创造最为关键。只要抓住了文化的创造力本质,掌握了思维方式和思考力的对象化规律,就能够对文化作出科学诊断。既然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那么抓住了创造力的结构和创造力的对象化过程,就能够抓住文化的核心和关键,至于文化的知识体系及其表现样式,则具有日映影随、水到渠成的特征。对此,《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有系统论述,并把企业文化作为诊断对象,介绍了一套诊断步骤和诊断方法。 问:“诊断文化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们发现,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很容易混淆论证和认证的关系。事实上,论证是分析对象在真理相对性条件下的合理性,认证则不然,只要符合标准就能够通过认证。认证以标准为主体,对象为客体,对象必须符合标准的需要才能通过认证;论证则以对象为主体,“标准”为分析工具,对象符合自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为论证。一字之差,意义相差很大。文化诊断学对文化的分析诊断属于论证,不属于认证,只有首先在思想上清楚了这一点,然后才能具体理解诊断文化的所谓诊断标准并加以灵活运用。在此,我先介绍文化诊断学的四个关键性的内容,这四个关键能够帮助人们把握好从事文化诊断的主要思路和基本方向,至于文化的“诊断标准”,实质上属于论证方法,它涉及到具体分析和灵活运用,我们将通过在线学习这个思想交流平台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那么,把握文化诊断学的四个关键性的内容是:(一)创造力是文化诊断的核心内容 “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创造力是思考力的对象化”。在人的对象化过程中,创造力是最本质的东西,无论是文化创造还是文化欣赏都需要体现相应的创造能力,因此,文化是由创造力决定的。不管文化现象如何复杂,抓住了创造力这个核心就抓住了文化的本质,如果放弃了文化的创造力本质,人们就可能会迷失在知识的浩瀚海洋,被文化表象和文化创造的虚拟世界所迷惑。《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中指出了创造力的五个基本结构和四大基本关系,只要把握好其结构完整性程度和关系完善性程度,就能够抓住文化创造的灵魂,进而根据其程度差别对文化做出健康、不健康或亚健康的诊断。(二)合理性是文化诊断的基本导向 所谓合理性,它是文化诊断学价值思维方法论的重要概念和分析方法。《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176页指出:“在内容上:合理性=合社会性+合必然性+合主体性;在形式上:合理性=真+善+美;理解其中各自的内涵及其统一性关系,对于提升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具有重要意义。”要对文化做出诊断,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否则,对不同的文化及其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失去文化融合能力。而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他对合理性的把握能力和把握程度。在文化诊断上,一种文化是否合理,首先要分析这种文化的合社会性程度。人是社会性动物,如果一种文化具有反社会性,那么这种文化就不具有合理性;其次要分析这种文化的必然性程度,如果一种文化观念和创造活动违背了客观必然性,与世界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那么这种文化就不具有合理性;然后要分析这种文化观念和创造活动与创造主体的价值需求是否统一,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创造活动与自己的价值需求自相矛盾,那么这种文化也不具有合理性。因此,一种文化表现在合社会性、合必然性、合主体性关系上的统一性程度,决定了该文化的合理性指数,据此,可以对文化作出健康、亚健康或不健康的诊断结论。文化合理性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也可以从静态学和动态学两个方面对文化进行分析诊断,详细诊断方法《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在相关章节中有具体论述,在此不做重复。只要掌握了这套系统的分析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其统一性程度和合理性指数对文化的价值本质做出诊断,并在诊断过程中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锻炼和提升,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和思考力的对象化过程。(三)多元化统一是文化诊断的基本原则 文化诊断学并不是对文化搞一刀切,也不是文化独断主义,更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党的文化,而是通过提升思考力水平,在价值思维方法论和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统一的文化格局。由于不同的创造主体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在思维方式和价值需要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形成的文化差异只要不违背合理性法则,那么这种文化就不同程度的具有文化的合理性——可以根据该文化自身的合理性指数进行科学分析。只要该文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这就是文化诊断学所说的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正确的思想能引导人,错误的观念也能反省人,关键是如何界定和判断它的正确与错误。如果一种文化的合理性指数低于30%,那么,就可以根据其合理性指数的大小对该文化作出“伪文化”“反文化” 或不健康文化的诊断结论。事实上,伪文化、反文化、不健康的文化也属于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面教材,对于它们,应该用文化诊断学方法进行科学评价和合理界定(而不是行政处罚和政治宣判),以便使它们能够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促使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错误的文化如果采用错误的处理方法,那么,无形中就创新了一种更加错误的文化。对文化的健康程度作出科学判断,并提供合理的处理方法,以形成多元化统一的文化发展格局,这是文化诊断的价值所在。这里所说的统一,指的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整体,其整体的和谐程度、有序化程度、可沟通性程度、互补性程度、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作用,是评价多元化统一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在关于“真理结构”的章节中已经做过方法论上的阐述。(四)提升思考力水平是从事文化诊断的基本前提 要想对文化做出科学诊断,必须具备相应的思考力水平,因此提高思考力水平是诊断文化的基本前提。《文化诊断学思考力专辑》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其中,运用时空扫描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拓展思维深度;通过合理性分析可以提升对事物的认识高度;通过时空制衡分析可以延伸对事物的认识广度;运用文化诊断学“十字口诀”能够增加思维速度;借助智慧曲线三维模型,可以使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完善;掌握思考力三要素理论及其运用方法可以提高思维的对象化能力。首先必须提高自己的思考力和理解力水平,然后才可能在文化诊断学的要求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诊断能力,只有这样,一个人的分析能力、领悟能力、诚性品德才能满足诊断文化的需要,这是从事文化诊断的基本前提。问:“文化分析学”和“文化诊断学”,用哪个名称更科学?答:有人认为,真理具有不确定性,文化也有不确定性,因此“文化分析学”比“文化诊断学”的说法更科学。类似这样的提问和建议我们收到了很多来信,在此,我们感谢广大朋友对文化诊断学的支持和关注。很多抽象的问题争来争去,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都是因为脱离了具体条件造成的。因为真理具有相对性,随着条件的改变,其结论就会发生改变,由此造成了结论的不确定性。假如条件确定了,其结论也就能够得到确定。其实,在实践关系中,环境和条件都具有确定性,每一个具体的人,其思维和行为都受到具体的条件限定,因此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存在确定性,根据其力度、适度、量度、角度关系,可以在文化上做出健康和不健康的诊断。文化诊断把创造力作为诊断文化的关键,因此就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产生了文化诊断学。曹政钧先生说:“一旦相关的所有条件都被限定了,那么,其合理的结论就是确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时也虑到评价文化应该具有的强度,所以,我们认为“文化诊断学”比“文化分析学”更适合时代的需要。总之,当我们采用抽象方法在定性的意义上分析文化,由此形成的学科可以称作“文化分析学”;如果我们采用具体方法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量化,做到定量意义上的分析文化,那么,由此形成的学科可以称作“文化诊断学”。问:“曹教授经常提到‘驾驭文化’这个词,请问如何理解?”答:关于‘驾驭文化’,首先我们要理解文化的含义,理解其中的主客体关系,其次才能正确理解驾驭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是有“文”和“化”两个方面组成,如果偏重于“文”的方面来理解,那么文化可以做名词理解。“文”可以和“纹”相通,一切文化迹象、文化印记和文化载体,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语言符号系统都可以划归在“文”的范围,这些内容基本上包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部类之中。如果偏重于“化”的方面来理解,那么文化二字可以在动词上加以理解,“化”即教化、运化、化育、创造的意思。在文化诊断学的分类中,前者(也就是“文”)属于文化知识范畴,后者(也就是“化”)属于文化创造和文化借鉴的范畴,二者的统一组成了文化的内在机制,其中也构成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了文化的主客体关系。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任何人都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的,离开了思维主体(创造主体),或者超越了思维主体,当文化仅仅以载体的方式单独存在的时候,文化是没有生命的。也就是说,文化是在思维主体和文化载体的统一性关系中形成的特定认识方式、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和把握方式,当思维主体具有特定的认识方式、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和把握方式,即使是自然界的一片绿叶,也具有文化的情感和文化的审美价值;反之,当一个人不具有文化的认识方式、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和把握方式,即使是最具有价值的文物,在他的眼里也不具有文化的属性。即使最优美的诗歌和最经典的文章,对于不会欣赏的人来说也不能产生文化的作用。因此,思维主体的认识方式、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和把握方式,赋予了文化的灵魂和生命。这里,只要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我们关于文化的思考就可以继续深入,这个基本结论就是:文化是有生命的,文化的生命离不开思维主体与文化载体之间形成的主客体关系。一旦理解了文化的主客体关系,那么就不难理解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必定存在文化的驾驭与被驾驭关系。当“自我”被文化驾驭的时候,“自我”是文化教化的对象,这时候,文化对“自我”来说属于一套知识体系,“自我”必须按照这套知识体系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然后通过考试合格得到承认。在一般人看来文凭似乎代表着文化——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就是通过灌输一套知识体系达到教育的目的,并通过文凭肯定文化。在这种教育模式中,“自我”是被客体化了的,因而是被文化驾驭的对象。学历和文凭越高,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被文化”的程度越深。当“自我”成为文化的主体,并形成对文化的驾驭能力,这时候,文化不一定表现为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是体现为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文化素质。如果给这种文化下一个定义,那么,文化是人生价值和事业追求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定方式,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创造方式。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必须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而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必须学习和借鉴,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以及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就形成了对文化的驾驭能力。在被文化驾驭的关系中,文化是主体,“自我”是客体;在驾驭文化的关系中,“自我”是主体,文化是客体。当一个人“被”文化了,也就是被文化驾驭了,他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的牺牲品。当一个人能够驾驭文化,那么,文化就成为他实现价值的手段,成为他增长知识、提升能力、修养道德、创造生活的一种实践模式。问:如何提升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 答:要想使自己获得一种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首先需要提升自己的事实判断能力,其次需要提升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第三需要提升自己的实践判断能力。所谓事实判断能力指的是对事物真实性的领悟、分析和判断能力,一个人的事实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科学思维水平。所谓价值判断能力指的是对事物价值属性的领悟、分析和判断能力,价值判断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之上,通过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者价值观念)对事物的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做出的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价值思维水平。所谓实践判断能力指的是人们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需要对事物的力度、适度、量度关系的领悟、分析、把握和判断能力。实践判断建立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和具体条件创造性发挥的能力,一个人的实践判断能力取决于他的应变思维水平。 事实判断的依据是“真实性法则”(也就是“真”),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合理性法则”(也就是“善”),实践判断的依据是“现实性法则”(也就是“度”,或者说“和谐美”),三者之间既有差别性又有统一性。掌握这三大原则对于培育和提升一个人诊断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内容在文化诊断学思考力教程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过多的说明。 在事实判断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实践判断能力的有机统一和灵活运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人思维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和思维方式的相对完善性,从中也综合反映了一个人的思考力水平。由于文化是创造力的对象化,创造力是思考力的对象化,因此,随着思考力水平的提升,随着思维体系的不断完整和思维方式的不断完善,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人诊断文化和驾驭文化的能力。……【未完待续】 需要全套资料并参加在线学习,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附录: 2011年,文化诊断学计划在高校举办一系列关于文化诊断学的思想交流活动,并接受各种不同观点和文化流派的挑战。有意向承办本活动的高校,欢迎与我们联系。具体的承办细则,双方事先可进行沟通。目的和意义:多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就增加了一种文化借鉴的途径;少一次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就失去了一次升华的机会。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无论是挑战还是被挑战,都能够使双方受益,这正是文化诊断学在高等院校举办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活动的意义所在。为了使本活动更具有学术价值,更能够为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带来强烈的思想震撼,本活动将围绕着以下目标有步骤的进行。(1)介绍文化诊断学的基本原理;文化诊断学与思考力咨询的关系;文化诊断学的发展现状;文化诊断学的运作模式和发展前景。(2)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对高校的教师和学生起到开阔眼界的作用,同时在挑战与被挑战过程中活跃高校的学术思想,启发学生对当前文化的深入思考。活动的内容:本活动将以座谈会的方式举办,分以下三个板块依次展开:(一)文化诊断学大视野 由文化诊断学创立者曹政钧先生现场为与会人员介绍文化诊断学的基本原理、发展现状和学科规划。 (说明:现场放映幻灯片,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开讲演。以精炼的语言和精华的内容让与会人员站在思维的制高点上达到对文化和文化诊断学的认识,并对文化诊断学的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达到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抛砖引玉、启发思考的目的)。(二)思想交锋 现场进行文化交流。与会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提出质疑,与曹政钧先生展开对话和辩论。 (说明:进行思想交锋和观念碰撞。针对文化诊断学的基本理论和运作模式,围绕着教师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三)现场进行文化诊断 对教师和学生们反映出来的文化问题,曹政钧先生将运用文化诊断学的方法进行现场分析和诊断。(说明:我们将对学生和教师们提出的文化问题做现场诊断,以便让参与者感受文化诊断学的魅力,并掌握文化诊断学的基本方法。

2. 秦九韵算法

秦九韵算法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囿于欧洲中心论,多少认为亚洲文明没有产生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于是连许多中国学者也言必称希腊。不错,现指科学,即对自然科学进行数学假设,再用系统的实验加以验证的体系的确倔起于近代西方。但并不能由此断定中国不曾有科学,因为西方近代科学并不能与科学划等号,科学的真实内涵尚属当代科学哲学争论的焦点呢。退一步说,就是以西方科学为参考系,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也对一向忽视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的贡献的倾向提出了有力的反驳。经他的研究,象四大发明之类的科技发明可以一口气列出一大串;而这一串串珍珠镶嵌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壮丽画面上,不断闪耀出中国人智慧的光芒。

自从进入农业文明以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农业向称发达,而水利乃农业之命脉,水利工程方面也是成就斐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在世界666种栽培植物中有136种是中国先民培育成功的。黄河中下游是最先跨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春秋时期推广了畜耕,战国时期普通使用铁制农具。人口的密集使人们更加注意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此开始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施动物肥早已有之,以腐烂的杂草为肥至迟到汉代就有了。种植绿肥更是我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公元六世纪北魏贾思勰所着《齐民要求》中对此即有详细论述,而在西欧,种植绿肥是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另外,我国古代的农具也相当先进。东汉时期发明的龙骨水车是一种灌溉机械,一直使用了近两千年。鉴于我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灌溉和蓄水工程有着特殊重大的意义,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关于治水英雄的传说。约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的都江堰,规划设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又有一套科学的维修和管理制度,历时两千多年,至今仍发挥效益,这在世界水利史上堪称奇迹。出于航运的需要同时兼顾农业灌溉,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就已在江淮地区开凿了一批运河,如邗沟、鸿沟等。秦代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设计布局部很合理。于隋代(610年)建成的京杭大运河全长五千里,贯通五省区,整个工程只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宏大的工程不能不说是惊人之举。据估计,中国的水利工程是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才落后于西方的。

取代早期封建制而起的是亚细亚式官僚制度,其源起可归因于庞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因为兴建水利工程时要对征调的千百万人实行管辖,更重要的是兴修水利往往要超出封建诸侯的疆界。因而国家统一是大趋势,中央集权也势在必行。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重要的生产部门必须受官僚机构控制,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社会由来己久的特点。因为唯有盐铁是从原始工业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的,最便于控制和实行“国有化”,所以早在公元前400年就有人建议将盐铁收归国有,终于在公元前119年实施成功,而西汉官僚统治初期的政绩之一便是盐铁官营。

铁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个基础,而在公元1380年以前,铸铁在西方十分罕见,可能偶而为罗马人制得。但在中国则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大规模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1500年。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钢制品也是在我国,湖南长沙出土的一把钢剑是春秋晚期制成的。大约在西汉后期发明了一种把生铁炒成钢的炒钢技术,钢的产量因此大增,欧洲人直到十八世纪才掌握这种技术。为使生、熟铁含碳量均匀化,还发明了“杂柔生熟”的灌钢技术,公元550年前后制造的“宿铁刀”就是灌钢所制。其他诸如固体渗碳钢技术和淬火技术等,均显示出中国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与冶炼钢铁相关的是鼓风机的发明。公元31年杜诗的水排是最早的水力鼓风机。大约在1200年发明了一种把曲拐(偏心连杆)与活塞结合起来的鼓风风箱,并用于冶炼技术中。这种中国式风箱在形式上与往复式蒸汽机相当,只是以相反的方式工作,被认为是瓦特蒸汽机的直系祖先。我国在西汉时期已经用煤,早在战国时期四川地区就开凿盐井取卤煮盐,至迟在东汉时期就开凿天然气井利用天然气煮盐。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最早的石油井见载于《大元大一统志》(1303年),而西方第一口油井是美国人于1859年凿成的20多米深的大口井,我们的祖先则最早掌握小口深井钻凿技术,到鸦片战争时期深度已超过一千米。

万里长城的修建正是为了保护农业文明免遭游牧民族的侵袭。远在战国时,各诸侯国为保卫各自的领土已分别筑起了许多城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原来的城墙加以连接和改造,形成了东起辽东,西达甘肃的万里长城。现今保存的主要是明代的城墙。1969年阿波罗宇宙飞船首次登月,宇航员明显可见的地球上的人造工程只有两种,其一便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除万里长城外,我国古代还有许多建筑奇观。北魏建成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塔高39.5米,共l5层,曾经多次地震至今完好;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高67.3米,9层,为现存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木构建筑,亦经多次地震而无损。这些建筑物对研究现代房屋抗震问题有很大参考价值。在桥梁建筑方面,河北赵县的安济桥(俗称赵州桥)弛名中外。这座大石桥为单孔敞肩结构,圆孔净跨37.02米,桥拱跨度之大为当时石桥所仅见,敞肩结构更是匠心独运。这是由隋代李春设计,于大业年间(605—618)建设的,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仍屹立于校河之上。而欧洲约于l340年始建第一座拱桥——法国泰克河上的赛雷桥,比赵州桥整整晚了700多年。

我国的造船技术也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ll80年前后欧洲人才知道并应用船舵,而我国早在纪元开始时已有此物。在福建泉州湾发现了一艘宋代海船残骸,这船长约53米,船上设有13个水密隔舱。水密隔舱的作用在于万一部分船舱受损而进水时不致于全船覆没。欧洲的船只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有水密隔舱的。自宋代以后指南针用于航海,我国古代的远航事业更是遥遥领先。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东海岸,堪称历史壮举。他率领的船队中的船型多为“宝船”,长约150米,张帆9—12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当时绘制的航海图早已蜚声中外,在海外交通史和航海技术史研究上具有重大价值。

发明指南针的先声是对磁现象的认识。在西方,英国人尼坎姆于ll90年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现象,知道地磁偏角存在是十五世纪的事。而在中国,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所载的“司南勺”可能是最早的磁性指示方向器。到了宋代,《武经总要》载有一种“指南鱼”,是以薄铁片剪成,用火烧红后按一定方向和倾角蘸水冷却制成的,使用时令其平飘水上即可指示方向。这是人工磁化的最早记载,其制作方法还表明当时已利用地磁倾角了。稍后的《梦溪笔谈》又记载了以磁石磨针而制成的指南针,作者沈括还记述了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法并讨论其优劣,他还最早记载了地磁偏角。朱阈于1113年在《萍洲可谈》中首次提到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

与航海交通有关的是地理知识。我国古代的地理学源远流长。北魏郦道元所着《水经注》,以我国境内1252条河流为纲,综述各地水文、地貌、土壤、植被、物产和城镇建制等,是一部着名的综合性地理巨着。东晋法显和唐僧玄奘西游归国后分别着有《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为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着作。明代徐宏祖所着《徐霞客游记》更是一部地学名着,其中对西南、中南地区石灰石溶蚀地的考察比欧洲同类考察早130年,对石灰岩地貌分类比欧洲早200多年。在地图绘制方面,西晋裴秀提出制图的基本原则——“制图六体”,为我国古代地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与京相蟠联合绘制的《禹贡地域图》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北宋沈括曾以面糊、木屑和蜡油制成一幅立体地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图。清康熙曾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地测量(1708—1718年间),据此绘成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地图。测量还发现了纬度越高的地方子午线每度越长的事实,成了地球为扁椭球形的最早实测证据。比这次大地测量更为人熟知的是唐代张遂(僧一行)于725年首次测得子午线一度长度,而外国最早实测子午线是在814年。

这种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中国的皇权政治有密切关系。皇帝通过科举制度招揽知识分子充实他的官僚队伍,因而就存在着“正统的”科学和“非正统”的科学之分,前者通常有财力和人才方面的便利。造纸术的发明便是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与封建官僚的归纳总结相结合的典型。在植物纤维纸发明以前,我国使用甲骨、竹简等作文书工具。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纸是在西安等地出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二至公元前一世纪。这些纸以大麻和苎麻纤维制成,质地还较粗糙,不便书写。东汉蔡伦是主管宫廷作坊的小官,他总结经验,深入实践,于105年发明了质量较好的纸,以树皮、破布、废麻为原料,成本也大为降低。至东汉末年,造纸业已形成一门独立的手工业。纸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印刷术的发明乃大势所趋。雕版印刷术一般认为是隋唐之际发明的。目前所见的明确标有年代的最早印刷品是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宽1尺,长6尺,用7张纸粘成,除印文字外述有图画,印刷已相当精美。唐代中期的长安和成都等地印书业相当兴盛,主要印农书、医书和字帖等。欧洲人最早看到的印刷物是蒙古人侵入欧洲时所带的纸巾和纸牌。现存欧洲最早的印刷品出版于1423年,那已是《金刚经》之后555年的事了。宋代以后印刷术有进一步的发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毕升发明泥制活字印刷的事迹。元代王祯《农书》中附载有一篇《造木活字印书法》,详载了制造木活字和利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方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专着。欧洲最早用活字印刷的是德国人谷登堡,他于1450制成铅合金活字,印刷出版了《二十四行圣经》等书。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对传播中华文明、提高民族素质有重大意义,而四大发明在欧洲社会中所起的革命性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

天文学被列为官方正统科学。因为统治者对授时特别关拄,历政是国家政策,每个朝代都设有天文官,司天监是内府机构不可缺少的部分,采用皇帝颁布的历法就是臣服的标志,根本不允许民间私修天文。由此积累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连续的古代天象观察材料,这些材料已成为现代天文学界十分珍视的宝贵遗产。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自春秋至清初,日食记录约有1000次,月食记录约有900次,有581项慧星记载,公元前467年首次记有哈雷慧星。自公元前28年以来系统地记录了太阳黑子现象,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次超新星记录,其中宋代记录到的1054年金牛座超新星爆炸的资料对现代射电天文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也出现在我国。公元前四世纪石申、甘德的《星经》比西方的伊巴谷同类作品早三百多年,而其中星数比《天文大成》中的多三分之一。敦煌石窟中发现的约公元八世纪的星图是现存最早的,载星1350颗。而国外现存星图没有早于十四世纪的,在十七世纪前也没有一幅星图载星超过1100颗。我国古代历法之多居世界首位,前后共有105种。二十四节气为我国所独有,是为农业生产掌握时令而创的,大约在战国时期即已完备。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古四分历”即定一回归年为365.25日,与今测值只差11分14.53秒。南宋时期的“统天历”(1199年)的数据为365.2425日,与罗马教皇十三世在1528年颁行的现今世界通行的格里高历所用数值相同。浑仪是我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主要仪器,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东汉张衡除了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之外,他还创制了“水运浑天仪”,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元代郭守敬是赤道式天文装置——简仪的创始人,简仪是改进后的浑仪,它的赤道装置中的支架结构与近代天文望远镜普遍采用的天图式装置基本相同,而这种装置在欧洲十八世纪才开始采用。中国人还利用机械装置使浑仪自动旋转,与天空每晚视运动同步进行,这就要求有机械钟的发明。李约瑟指出: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则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它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但实际上早在723年已由中国的僧一行制出。l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合浑仪和浑象为一体,既可用于天文观测又可与以水力运转的浑象核对,还能自动报时。其中巧妙的擒纵器使报时机构作等时间间歇运动,实为最早的机械钟。

天文历法的进步以数学为基础。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代数学成就很大。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是我国最早的天文数学着作,其中已有勾股定理和比较复杂的分数运算。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九章算术》是我国第一部最重要的数学专着,其中所述的分数四则运算、比例算法等都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工作,关于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则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三国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了详注,用出入相补原理证明勾股定理,用无穷分割法证明方锥体的体积公式,用圆内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接近圆面积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π=3927/l250=3.1416。此后南朝的祖冲之继续研究圆周率,得出3.1415926<π<3.1415927,并以355/113为圆周率的“密率”,比德国奥托取得该值早1100多年。他还精于历法,创大明历(462年)时定一交点月为27.2l223日,今测值为27.2l222日,已准确到十万分之一日了。宋元时期我国古代数学发展达到高潮。北宋贾宪提出了求任意次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还列出了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这两项成果早于欧洲人六、七百年。南宋秦九韵在《数学九章》(1247年)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他提出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与西方的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南宋杨辉于l261年发表了用简单数字叠成的三角形图,在欧洲是1654年由帕斯卡发明的,后世称为帕斯卡三角形,却比杨辉的成果晚约四百年。宋元时期在内插法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在计算历法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王恂和郭守敬在制定授时历(1280年)时解决了三次内插的问题,朱世杰则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这比欧洲人早了三百多年。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由于它机械化的思维方式与算法形式的具体成果,从思想上与方法上正好切合于计算机出现后的时代要求,对于未来数学的发展将起巨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应不惜痛下功夫挖掘研究。实际上,继承中国传统科学的精髓不啻为当代科学的一种新思路。中医学也算正统科学,但与西医的融合至今未达到,在百川归海的总趋势中应该努力发掘中国传统科学这个宝藏。

先秦本是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文化中也曾出现过跟西方科学相一致的因素,诸如墨家对力学、光学和逻辑学的贡献。然而这些“非正统”科学终也没能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尤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趋于湮没无闻。唯一的例外应该说是道家学派。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上的支持等,但其根基则扎在小农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炼丹术士的最大成果就是歪打正着,炼出了足以摧毁欧洲封建堡垒、骑土团的盔甲和奴隶多浆船的火药。西方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中就记载了用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此后不久,火药就用到了兵器上。史料记载,公元970年和1000年都曾有人制成了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1044年的《武经总要》提出了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及其制作方法。早期的火药武器都还是以弹射或抛掷的方式投出,然后利用火药爆炸燃烧以杀伤敌人,但1259年发明的突火枪则是以火药的爆炸力射出“子窠”的管状火器,这是现代枪炮的发端。明代以后火药兵器更有大发展,手榴弹、地雷、水雷、定时炸弹、子母炮等都出现了,以火药作为推进动力运送火药至敌方爆炸的火箭也出现了,并有单级、二级、往复火箭等多种类型。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导致火药发现的炼丹术是在中国起源的,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14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术着作。晋代葛洪所着《抱朴子》(300年)提到用锡、矾、寒监制造二硫化锡,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初次提到此物。作为生理炼丹的副产品,早在十一世纪就已开始从人尿中提炼激素作药物,而西方直到1927年才由阿什海姆和宗德克从尿中获得性激素;更有甚者,在提炼人尿中的类固醇激素时,竟然采用了皂素沉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西方到19l5年才由温道斯发明,完全是现代化的方法。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使西方走到了中国前面。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早些时候,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我们骄傲和自卑的理由。我们不必为过去而过多地烦恼。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并揭示其与未来的关系”。(《李约瑟文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只有坚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可能实现中国科学的大翻身,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是最好的佐证。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问世,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天及回收,杨乐、张广厚首创函数分布论研究中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突破,修瑞娟微血管循环理论的建立,“中国环流器一号”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加速器实验室相继奠基并投入使用,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单位在超导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债,都是名列世界前茅,受到国内外交口称赞。在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也是令人瞻目的,诸如华(罗庚)王(元)方法,陈(景润)氏定理,熊(庆来)无穷极,侯(德榜)制减法、吴(仲华)氏通用理论等,都是举世公认的科研成果。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坚毅的意志和无比的气概,甩掉三四百年来的落后帽子,又一次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

3. 杂草有哪些特点

杂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些杂草耐旱、耐寒、耐盐碱;有些杂草能耐涝、耐贫瘠。严重的干旱能使大豆、棉花等许多作物干枯致死,而马唐、狗尾草等仍能开花结籽。

热带地区的杂草仙人掌,在室内风干6年之后还能生根发芽。凶猛的洪水能把水稻淹死,而稗草以及莎草科的一些杂草却能安然无恙。多数杂草都有强大的根系、坚韧的茎秆。多年生杂草的地下茎,具有很强的营养繁殖能力和再生力,折断的地下茎节,数芦几乎都能再生成新棵。

同一棵杂草结的纤哗种子,落在地上不一定都能迅速发芽,有的春天发芽,有的夏季萌发,甚至还有的隔很多年以后再发芽。这种萌发期的参差不齐是杂草对不良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

再次,杂草种子具有利用风、水流或人及动物的活动广泛传播的特性。蒲公英、刺菜、白茅等果实有毛,可随风云游。异型莎草、牛毛草和水稗的果实,能顺水漂荡。苍耳、猪殃殃、鬼针草、野胡萝卜等果实上的刺或棘刺等能牢牢地附着在人或鸟兽身上,借以散布到远处去。

通过文化、贸易交流,杂草也会“免费”旅游全球。杂草到了新环境,一般说比在原产地生长得更旺盛。例如,无刺仙人掌被请到澳洲原想作为饲料用,但时隔不久,这位贵客仅在昆士兰一地就使3000万英亩的土地变成了荒地。美国为了护坡、护岸和扩大饲料来源,从日本引进了金银花和葛藤。后来,这些植物使大片森林受损,并迫使美国人向“绿魔”宣战。

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杂草比一般作物确实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因而田间的杂草是很难除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薯竖带工作者和生产者正在研究各种杂草的生长发育规律,探索新的农田杂草防除方法。现在杂草及其防除日渐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

4. 怎么学习杂草学

一、 杂草的危害
杂草一般指农田中非有意识栽培的植物。
杂草对农作物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与农作物争水、肥、光能等
侵占地上和地下部空间,影响作物光合作用,干扰作物生长
是作物某些病虫害的中间寄主
增加管理用工和生产成本
降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毒麦
影响人畜健康:豚草(花粉过敏)、紫荆泽兰
影响水利设施:水花生、凤眼莲
二、 杂草的生物学特点
多实性
繁殖方式多样:种子、根、茎
种子抗逆性顷颤:休眠枣吵
出苗、成熟期参差不齐
拟态性:狗尾草与谷子,稗草与水稻
杂草竞争力强:光合作用效率、生长速度
多种授粉途径:自花、异花
多种传播方式:冠毛、钩刺、粘液……..
三、 杂草的类型
根据形态学分类:
禾本科杂草(grass weed)
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柄。茎圆、节间明显、中空;常有叶舌;
阔叶杂草(broad leaf weed)
叶片宽阔,叶脉网状、有柄 ;茎圆、节不明显、茎实心;
莎草类(sedge weed)
叶片狭长、叶脉平行、凳乎侍无柄、无叶舌。茎三棱、茎实心;
根据生物学特性分类:
一年生杂草:一年中完成从种子萌发到产生种子直至死亡的生活史全过程。如马唐、反枝苋等;
二年生杂草:生活史在跨年度中完成,又称越年生杂草。第一年秋季杂草萌发生长产生莲座叶丛,耐寒能力强,第二年抽茎、开花、结实、死亡,如野燕麦、看麦娘、播娘蒿等。
多年生杂草:可存活两年以上。这类杂草不但能结子传代,而且能通过地下变态器官生存繁衍 。如狗牙根、刺儿菜等。
根据生长环境分类:
水生杂草:这一类杂草适应水的环境,具发达通气组织 ,如稗、眼子菜、萍等
湿生杂草:这类杂草喜生长在水分充足的潮湿环境中,如莎草科、毛茛科等的许多杂草;
中生杂草: 大多数杂草属于这一类,它们生长在干湿度适中环境;
旱生杂草:干旱的环境下或地势较高之处才能正常生长发育的杂草。

5. 你对杂草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大雨过后,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在一些坡地、林地,当乔木灌木吸收不了和阻滞不住雨水时,从生的杂草,凭借其密集的群体和密密匝匝的地下细根,吸收和迟滞了大量的雨水,而精心栽植的人工林或人们活动过多的林地,其林下常因土壤裸露而迅速形成径流,并对临近的下方造成冲击,往往小水集成大水,加剧水患。

一场几十年一遇的暴雨,又一次检验和考问着人们的环境和治水思路。在这种最有效的检验中,杂草的价值,毋庸置疑地凸现出来。

现实是极富说服力的,道理也很容易说明白。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惯性,不仅人工造林喜欢品种单调、整齐划一,而且在其早培生长过程中,人为干预太多,除了不停地修剪外,林下也不容杂草生存,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使本应立体化的“乔、灌、草”的阻水效果大打折扣。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常修剪的树木,其木材积蓄的速度远不如自然生长的快。还有,专家们也早就指出,自然的原生林为什么没有裸土,就是因为林下喜阴的植物,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形成生态链式的群落,填补了空白,盘根错节,加上不断增多的腐殖质,形成了海绵状的吸水层,只有当这些层次的含水量都达到饱和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大大小小的径流,而且只有在水量足够大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浊流,而在实际中,当那水量大到要形成浊流之时,降水过程很可能进入尾声,灾害程度将因此而大大减轻。

然而,人们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常常要一意孤行,除了力不能及的地方,凡是“够”得着的地方,非要把原生态的林下自然群落比如“杂草”铲掉,强制性地裁植上价值不菲的观赏类花灌,其结果是,不仅破坏了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原生态,而且娇嫩的外来物种,常因水土不适而生长不良,其结果必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圆携”、“劳民又伤财”。它可能往往只对部分财政资金使用的“利益中人”有好处。

司空见惯的是,除了一些精心照看的重点绿地,许多绿地的管理是“有一搭无一搭”,还不如不管,尤其是一些坡地、山地,曾以不小成本“更新”裁植的草灌,往往由于维护不及时而被另一些强势杂草掩盖,但在清除“杂草”时,往往又不分时节,不分良莠,一律“腰斩”,其结果是更为侵袭性极强的草类创造了条件,而那些疯长的单一的草丛,水土保持效果往往不佳。有的时候,不用很大的人力,也不用那些现代化的除草设备,只需及时地有选择性地清除掉部分侵害性太强的草就可以了,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常常是在那些强势的草类“吃掉”其他“弱势群体”之后,才会有人去“管”。其实,退一步讲,如果从“较低”的标准看,既然管护不了,不如让竞争性强的杂草生存下去,即使保留那些景观效果不佳的杂草也比铲掉它们合算,但人们偏偏就是“喜欢”那“高质量”的草灌,其结果只能陆腔唯是不停地铺植,又不停地更换,让人痛惜不已。这也包括一些重点道路两侧的陡坡,单调的水泥喷护甚至加网式的固土植草,也都不如自然的土生土长的野草和攀援植物来得便宜,来得长久,来得自然。许多地方,总是透出一种不计成本的急功近利。近年来,人们见得多了,即使在财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许多居民聚居的地带或交通要道旁,同样有许多自然生长的草地,只要有可能就尽力维持原状,并不人为地强行干预。

一次性算,一平方米草坪的市场价据说要好几元。如上所说,也就是换一种算法,加上铲除“杂草”的人工费,破坏了的原生态,遇到暴雨造成的损失,还有为了补救损失而增加的新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的人力、财力、物力、时间,其价值实为不菲。窃以为,貌不惊人的杂草,其价值不可小窥,去与留,的确有一笔经济账可算。

6. 你怎么看待文化入侵

这个问题具有很深的理论深度,本人仅略略谈点肤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倾听这方面问题的专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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