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编译马列
⑴ 中国传播马列第一人是谁
李大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知道者并不乏其人。但是，从这场革命中发现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并看到其对中国的作用，这一历史功绩非李大钊莫属。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并宣传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第一人。
他在1918年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即开始用马克思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原来这回战争的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世界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
此外，李大钊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变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并高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第一个编译马列扩展阅读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并说“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在此前后，李大钊大量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相继写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等等，系统介绍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
⑵ 马列主义的起源
马克思列宁
⑶ 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是
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31日成立。1921年11月17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公开宣布这个组织的成立，征求会员。
后来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不仅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参加。1922年2月19日，该会组织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李大钊作《马克思经济学说》专题报告。后又组织过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支援唐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等活动。
(3)第一个编译马列扩展阅读：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将组织公开。“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着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
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的方法为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开讨论会、讲演会等。
为扩大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和宣传，"启事"公布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规约。随后，研究会还成立成了"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三个特别研究组。
⑷ 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
李大钊。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光辉的文献，揭开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第一页。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首先公开表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他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李大钊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如同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一统天下的沉闷气息，让思想冲破牢笼，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⑸ 全民族抗日正面战争取得的成就
在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得到大力发展。
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着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并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着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这些着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深入的传播。
进行广泛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为了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4](P473)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就涌现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等等。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一定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着,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⑹ 柴方国的个人经历
柴方国，男，汉族，1963年7月出生，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学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译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译工作。
先后负责或参与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多个卷次的编译工作。柴方国同志负责编译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卷，依据德文、英文多个版本基本完成全卷译文修订；参与译校和审定了第14、15、48、49卷等多个卷次，审定了哲学、经济学部分文章和书信，修订了多个卷次的前言。其中有的卷次已出版，其他卷次已完成付排准备工作。
积极参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编辑和译文审核修订工作。编译《马恩文集》十卷本，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柴方国同志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全体同志一道，按照中央的要求，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格科学的态度参与了文集各卷的篇目选编、题注编写、重要译例审定和各卷说明的撰写。另外，柴方国同志还负责编译和审定了第10卷（书信专卷）全卷的正文和资料，参与审核和修订了其他卷次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等重要哲学着作的译文。《马恩文集》已在去年12月出版，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央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尽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编译人才。《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而编译人员严重短缺。作为中央编译局马列着作编译部领导班子成员，柴方国同志多年来一直把加强编译队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和首要任务，在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努力为加快培养年轻业务骨干出主意想办法，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并通过校改译稿、相互切磋、共同研讨等方式，引导年轻同志在实践中尽快熟悉并胜任编译工作。多年来，柴方国同志校改年轻同志译稿近百万字，对于推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在编译过程中，柴方国同志努力贯彻科学精神，采取科学态度，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选择最权威可靠的外文版本作为依据，充分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原着字斟句酌，从语言、理论和历史事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求吃透原文内涵并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尽力使译文达到忠实准确而又明白通畅的要求。《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内容丰富，文字艰深，原文残缺散失之处很多，译校和编辑难度很大，是《马恩全集》中文版编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为了做好译校工作，柴方国同志不仅反复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八九个中外文版本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早期着作，而且仔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论战对手的着作和观点，以求彻底弄清原着的背景、语境、逻辑结构和理论要义。针对该卷的编辑问题，柴方国同志系统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史和版本史，在认真比较各种版本优劣的基础上，提出中文新版编排方案。新版编排方案得到国际《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专家的赞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和两种编排方式比较》被评为中央编译局优秀课题结项报告。
经典着作编译要求细致严格，考验每一位编译者的耐心和毅力。为提高编译质量，确保译本充分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柴方国同志在文献考证、资料编纂和校样审读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仔细核查，反复推敲，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加上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他们的着作所涉及的许多内容现在查考起来相当困难，琐细繁复，费心耗时。在编译和研究工作中，柴方国同志为了确认某篇文献或某个确切时间，往往像大海捞针一样查阅多种外文辞书，核对大量相关资料。遇到原文版本有疏漏的地方，柴方国同志便利用多种外文版本加以参证，或通过网络与外国同行进行讨论，尽量把工作做得扎实可靠。《马恩文集》编译工作启动以后，为落实中央领导关于“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的指示，柴方国同志长期加班加点，节假日也难得休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休过周末。2009年夏天，《马恩文集》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母亲生病住院时也没有顾得上回去看望，嘱咐弟弟妹妹照顾好母亲，自己留下来坚持工作。几年来，柴方国同志先后校改《马恩文集》有关卷次的译稿多达十几遍，大到重要理论表述问题，小到字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作了认真负责的修订，尽最大努力使《马恩文集》成为经典着作编译的精品。
⑺ 李大钊翻译过马克思的着作吗
客观地讲，李大钊曾参与翻译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 学研究会”，并集体翻译了德文版《宣言》的全文，印发了少量油印本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传阅。
⑻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哲学家的着作都是哪些人翻译的
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学者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
建国之后，大规模翻译马恩着作。至于具体从事翻译以及相关注释、校勘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姓名无从得知，在马恩选集、全集的扉页上，他们被统称为“中央马列编译局”。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工作，毕竟不是一般的学术活动。至于“困难和差错”，那就要看你是指什么意义上的了。作为译着，与原着的偏离肯定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什么大错误应该不会有。
⑼ 谁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翻译到中国的
第一个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片段文字介绍到中国的人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为1899年2月，见诸上海《万国公报》。
⑽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