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编译局日记

⑴ 黄远生《惨痛之外交》全文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他说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地划落了。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一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声枪响，年仅32岁的中国记者黄远生倒在血泊之中。他遇害的噩耗传来，海内震惊；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暗杀者到底是谁，暗杀出于何故，曾经成了一个谜。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以他卓越的才华和首创的新闻文体———通讯而名满天下，被戈公振誉为“报界之奇才”。他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以笔为枪反对专制黑暗、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不倦奋斗的经历和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动着后来者。
黄远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新旧思潮交汇的时期。他17岁进南浔公学就读时，常写下自认为大逆不道的“悖谬之文字”，热烈地谈论革命、自由、民权等字眼。他和同学在《中外日报》电贺南洋公学学生的罢课运动，恭贺他们“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他自己后来却主动投考南洋公学。对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他一方面热衷新学，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举的陷阱。他16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可谓春风得意。铺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条坦途，可他却不愿做官，经再三请求被派往日本留学，进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同时学习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学成回国，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官等职，他也常给《东方杂志》等京、沪报刊写稿。同乡李盛铎（1905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一席话对他下决心做职业记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的撰述人员。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辛亥革命后，他立意告别官场，不做官、不做议员，自愿做一个记者、律师。他之所以不愿做官，而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奔走呼号，为社会鸣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通过改造自己去改造社会。
他中过进士，留过学，新、旧学贯通，又做过清廷的官儿，对国际时事和国内政治都十分熟悉。他先后担任过上海着名的《时报》《申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等报刊特约通讯员或撰述，比一般“访员”有更多的便利。他的笔下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其中包含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批评。
他社会交往广阔，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工辩，他的性情近于消极，却并不颓唐。他在聊天时一旦有了感触，能立即动笔写论说或通讯，一挥而就。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天真活泼，有什么说什么，质朴、亲切、自然，什么样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谈话，到了他的笔下都那么有条有理，或触类旁通，引申出许多深刻的道理来。
他在赴美途中写的《国人之公毒》，认为辛亥革命后政治专制依旧，官场腐败依旧，人心颓唐依旧，在于中国专制传统长久、科举制度流毒至深，没有真正探讨新学问，没有睁眼看清世界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他的结论是：“（一）负面，笼统，故专制，故武断，故尚形式，故沉滞，故腐败。（二）正面，明画，故怀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实验，故改良，故进步。”①揭露这个“负面”、展现“正面”，就是他从事新闻事业的动机。
虽然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时间，但在新闻界早已名声斐然，与刘少少、丁佛言同被誉为“新闻界三杰”。梁启超的《中国三少年》一文曾对民初三个年轻人大加赞赏，第一人就是他，其余二人是张君劢和蓝公武。梁漱溟称他“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②。他的政论，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浅出，京、沪各大报争相载阅；他的通讯，生动活泼，发人深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新闻文体；他的采访，消息灵通，才思敏捷，笔势纵横，为新闻界所称颂；他的办报思想，要求资料确凿，判断切实，指斥时弊。他身后搜集整理的《远生遗着》四卷包括论说、通讯、时评、杂着等共223篇，其中通讯153篇，占了2／3。他的通讯是民初政治风云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也是信史，对研究民初政治史、财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友人在纪念他时说：“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二

黄远生在《庸言》《少年中国》《东方》等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办报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时弊。在《少年中国之自白》文中，他主张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而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回忆辛亥革命前虽然“文字祸烈，专制淫威”“酷法严刑”，尚能“指斥权贵”，不料到了民国，讲真话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反而不及当年，禁不住发出了“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的慨叹。在为《亚细亚报》创刊周年写的《祝之欤诅之欤》中，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不揭露社会黑暗、不为人民说话而“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他在新闻报道上力求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为《庸言》发表的《本报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故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所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若令吾人所综合事实，尚未足令吾人下笔判断之时，则吾人与其妄发主张，贻后日之忏悔，不如仅仅提出事实，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而决不急急于有主张。盖吾人此后所发表者，演绎的理论，决不如归纳的事实之多。”在《三大势力之警告》《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等文中，他没有因为当时隶属进步党、朋友中进步党人居多而袒护进步党，他在比较进步、国民两党之后，认为进步党之弊在于“保守”；对袁世凯，他指出：“扶植个人之势力……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他主张记者要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敢于讲真话，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空杜撰和诬陷无辜，他提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他一贯不轻信，不盲从，不凭道听途说，而是深入采访。其观察之敏锐、调查之细致，令人感叹不已。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二十一条”，他写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闻》《日人欲以我为墨西哥耶》等通讯；袁向各国借款，他写的《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借款内脉之解剖》《断送蒙古声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惨痛之外交》《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讯，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

三

黄远生首创了通讯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新闻报道，这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更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他当时采用的大部分是日记体，他在《新闻日记》开场白中说每日以日记体登通讯一篇：“是日有独特之新闻则纪新闻，无新闻则取内外之新闻而评论之，至并评论之新闻而无之时，则以吾自身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怀之感想，吾友朋之谈话，乃至吾夙昔所记忆之零星琐碎，皆一一笔之，又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做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都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黄天鹏在《新闻学概论》中也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他追求通俗活泼的文风，一扫黑压压几千年形成的暮气，打破了晦涩深奥、矫饰造作的积弊。他主张写实，在《消极之乐观》一文中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他把文学手法引进了新闻写作，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乔装打扮之内阁》《奈何桥上之大借款》等，单是标题就奇特新颖。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内幕、统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凶悍、流亡者的痛苦、饥民的哀号、妓女的辛酸泪……一一跃然纸上。有人甚至称他为“印象派大师”“后世报告文学草创的鼻祖”。
他的通讯亦庄亦谐、绘声绘色，有着鲜明的特色。他写的大多是政坛上的人和事，因为他深知其中的腐败与黑暗，随见、随听、随感、随议，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所以无论是写“开国大典”还是议会党争，或是社会新闻，无不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如《喜喜日日记》《外交部之厨子》等，刻画人物则“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则“发聩振聋，暮鼓晨钟”，对民众的启迪实在不下于政论、时评。他说：“文艺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
由于他的通讯鞭辟入里，妙语天成，所以名声鹊起，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誉。邹韬奋评论他的文风“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由他创造、使用的通讯文体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采用。他活跃在中国新闻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存，黑暗与混乱没有结束，光明和安定没有到来，他和无数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一样，苦苦地探索着出路。正是在那样的大时代，他登上新闻界的舞台，挥动三寸羊毫，成为反对社会黑暗和政治专制的斗士。他说：“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无明幕。”面对内忧外患，他写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谈建设之时》。他的报道以财政、外交两方面的问题居多，他认为大借款是“饮鸠止渴”，警告当政者不要做“亡国之罪人”，正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蚀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凯作总统固无效，袁世凯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决无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命运可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他对“置多数人民利害于不顾”“私人利害重于国家”的“党争”“党祸”深恶痛绝，主张“不许此两派私人之势力，假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要重在讨论与国家前途有关的政治、法律问题。
他在《新旧思想之冲突》文中说：“吾国秦汉以来，推崇一尊，排斥异说，闭关自守，习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吾国所有一切现象，莫非八股。”“政治家无主张以战胜舆论，则最后之手段，惟有专制。”他痛心疾首，不断揭露袁世凯“扶植个人之势力”“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国体既变，而专制之官样文章，则愈接愈厉”。
他的《官迷论》专门分析了专制官僚体制下的社会心理病———“官迷病”，认为官迷的由来是由于政治腐败，“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争者何权，官权是也。夺者何利，官利是也。有直接而争者，有间接而争者，有用旧势力旧资格而争者，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今有官迷，则社会之人，各欲奴隶人而鱼肉人，则其去政治之轨道也远已。”无论是分析现实，还是概括历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说：“以中国社会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大抵人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之奴隶……忍！忍！忍！一切皆忍，是可名为忍的笼统主义。故由家而国，乃以相忍为国也。”正是他看到了社会的积弊，所以他主张批评、怀疑、比较以至必要的破坏，主张尽快冲破过渡时期的悲哀和彷徨，打碎“往日所奉为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而以“同等权威之宗教道德学术文艺起而代兴”。这是历史转折关头超前、清醒、理性的声音。面对民国初年的黑暗，他在《忏悔录》结尾清楚地提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因此他大声提倡“个人修养”“独立自尊”“神圣职业”“人格主义”。这些见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让人触目惊心，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是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

四

黄远生被暗杀前夕在《东方》杂志发表《反省》一文称：“世间一切唯心所造，故历史乃人类心灵之所集成。”他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体会到社会的不平、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暴戾。“一方面警告袁总统勿惯用此等恶辣政策，一方面警告今日社会之贤者，勿自甘为游民，而为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独立之生计，而后其人乃能独立自尊。然生计之道，在勤俭而寡欲。故夫哲人有言，寡欲者改革家之要素。今日社会，第一当去奢存朴，第二在独立生计，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独立自尊”。他自己就实践了这样的人生理想，他摆脱官场的诱惑，甘愿做一个记者，首先是作为“独立之生计”，寻求经济自立。也只有不依附于权力或任何特殊势力，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的人格，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
他非常不满袁世凯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统治，而主张法治，提倡人权，认为：“人人服从相当之法律……袁总统泄溺于途，警察得而执之，罚金几角至几元，乃与吾辈等。”对这个在日本学法律、中国最早期的律师来说，追求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但这些在古老的中国只是水月镜花，所以他说律师不可为，一是没有司法独立，二是社会误解，三是律师流品太杂。
他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曾参加过进步党，目睹了民初党争的祸害，他认为政党是“万恶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报公开声明不参加任何政党，“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他决心靠自己手中的笔独立奋斗，以保持新闻记者超然的地位。他一再痛斥各政党只知一党之私，不以国脉民命为念，认为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这些直率无忌的言论只能招来各党派的忌恨，说他后来为中华革命党派人所杀也没什么奇怪。
虽然他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称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给袁上过条陈，但和那些趋炎附势、利欲熏心、献媚邀宠者不同。袁称帝的阴谋尚在酝酿之时，他即在《申报》的“京华通讯”专栏做了一些大胆披露和警告。1915年，袁称帝的呼声甚嚣尘上，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声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写一篇表态支持帝制文章。他为此苦恼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边天天催逼，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了一篇语意模糊、似是而非、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应付。对此，他后来曾两次致函《甲寅》杂志（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③这样的文章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又叫人逼他重写，试图以种种手段迫他变节入其毂中。他进退维谷，陷于痛苦之中，知道这文章不能再写，写了，有违他的道德、良心，不写袁党的人决不会放过他，事后他曾以“图穷匕见”来形容当时的处境。这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在权势和良心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良心，9月3日，他仓皇离开北京，只身南下上海。
当时，上海各报赫然登着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沪版）的预告，说黄远生是该报主笔，袁的人还到处散布他赞成帝制的说法，他发表《黄远生致〈大陆报〉书》予以澄清：“《大陆报》曾刊载新闻说远生已担任《亚细亚日报》主笔，实际系传闻之误。”同时，他在上海各大报登出《黄远庸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④《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9天。这一启事，对袁的打击不小。
不久，他就动身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⑤。他临行前发表的《忏悔录》充满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灵魂与躯壳的冲突，他说一身分为二截，一是“傀儡”，一是“他人之眼光”。这种人格分裂多年来一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责“痛切而真实”，他的忏悔出自真诚。在给《甲寅》的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⑥在权势者一手遮天的中国，做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独立记者谈何容易，他彷徨过，痛苦过，他不想得罪袁世凯，所以才写了那篇模棱两可的文章，最终也过不了关。所以，他只能憧憬着在异国他乡“一意做人”，开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几个月后，他在旧金山遭暗杀殒命。直到1985年，广州博物馆前馆长黄流沙掌握确凿证据，才揭开黄远生被杀之谜：他是被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派人刺杀的。国民党极力遮掩这一真相。其实，事发当时，旧金山的报纸就有报道。
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虽文笔犀利、闪烁着锋芒，但他一生中少有私敌，他死后国内各大报刊都做了显着报道，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始终怀念他。直到他被害12年后，1927年12月，北京新闻学会还专门召开纪念会。
有人说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划落了。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注释：
①引自《远生遗着》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报》1915年9月6日。

⑵ 历史上徐锦熙.杨昌济是怎么样的人

黎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字劭西。出生于湖南湘潭。语言文字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参与创建九三学社，并被选为监事。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黎锦熙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黎世缓宦游两粤、湖北、山西、热河、安徽等省，父亲黎培銮是清代贡生。黎锦熙幼承家学，从塾师诵读诸经、《文选》、唐宋诸大家诗文。他兴趣广泛、喜好作诗、绘画、篆刻和音乐。15岁即考取了秀才。不久，以秀才的资格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22岁毕业。从此开始他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业。

黎锦熙童年和少年时代适逢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的侵略。国家的内忧外患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震动，也给他灌输了一种忧患意识。受当时“西学东渐”(即所谓新学、维新思想)影响，他不再埋头于“子曰”、“诗云”，而是开始关注国家命运，渴望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他认为救国必须振兴教育，而教育之振兴，尤在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编译局编写小学教科书时，把《西游记》的某些章回选入课本，这在当时是个创新之举，引起教育界一片惊骇。

1915年，26岁的黎锦熙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他潜心研究语言文字，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议和组织下，1916年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方言复杂，进行国语的统一工作，意义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

“五四运动”前夕，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如《狂人日记》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一些封建卫道士们攻击说：白话文学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为了反击这种谬论，1920年，黎锦熙与同仁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届国语讲习所，并把他写的《国文文法系统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编为《国语文法系统表草案》，之后他又将其改为《国语文学》，在北京高等师范(即北京师大的前身)国文系及女高师等校首创讲授这门课程。他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这个“法”十分缜密，足以指导为文。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着国语文法》一书。它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将传统语法体系应用于现代汉语的专门着作。这部我国“五四”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语法专着，至1959年已连续再版了24次之多。黎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对书中观点、体例、例句等进行修改，以求与新时代共进。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废除小学“读经”。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后的几年，初中、高中的“国文”也改为了“国语”。他还发起领导苏、浙、皖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运动，这场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震动了全国，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他与钱玄同创办了《国语周刊》。黎锦熙对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国语运动的关怀和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认为台湾沦陷于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一定能够光复。台湾的方言极为复杂，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最需要开展国语统一运动。1944年5月，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西北师院(兰州)、女子师院(白沙)、社会教育学院(壁山)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对于推进国语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锦熙对祖国统一的热忱和远见卓识。

属于国语运动范围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黎锦熙、钱玄同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内就有“《国语辞典》之编订”一项。他建议编纂《国语辞典》以填补群众阅读白话文学作品遇到难解之词无书可查的空白。几经努力，终在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他领导的“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着、统计五个部。计划到1948年成书三大册，共三十卷。那时流行的工具书只有《辞源》、《中华大字典》等几种，至于编纂专以语言文字为内容的能给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出现的词作一系统总结的《中国大辞典》还没有人提起，当然就更不会有编纂这样词书的专业单位了。

他们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词和金元的戏曲、明清小说、从古到今的字书、词典所没有收录的词语，统统加以搜集、整理、注释。规模宏大，头绪纷繁。尽管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和大量工作，并已先后印出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中国大辞典长编》，却由于经
费不足、战乱频仍而未能成书，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黎锦熙把所剪录的数百种书报、依音序装屉储存排定整理的300多万张卡片完好地保存下来，在解放后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珍贵档案，发
挥了巨大作用，为我国编纂大型辞书辞典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和极其宝贵的经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在黎锦熙的领导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后编辑出版了《国语词典》、《增注国音常用字汇》、《新部首国音字典》、《增注中华新韵》、《北平音系十三辙》等以及
解放后应社会之需编写出版的《学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汉语词典》等多部工具书；培养了一批精熟编纂字典、词典的专门人才；还为出版事业开辟了一条编辑与出版分工的新路。这也是我国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记载的一页。黎锦熙一直想编一部网络全书式的《中国大辞典》，直到晚年，他还向中共中央写了“请中央组织《中国网络大辞典》的编写工作的建议”。

为了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黎锦熙在1922年便与钱玄同、杨树达等人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把中国的新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定的。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锦熙提出建议由国家铸造“汉字注音铜模”。这个建议于1935年获得实行。他主选“注音汉字”6788个，并多方奔走呼号，委托商人承铸。这样，小学课本、儿童课外读物、民众读物就可以用“注音汉字”字模排印，这对扫盲运动和儿童识字帮助很大。但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国难当头，华北危急，辛辛苦苦制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占领区，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但后来台湾实行了他的主张：《国语日报》和很多注音读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经常出版，销售量很大。台湾是我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在这里部分地实现了黎锦熙的理想和愿望。

黎锦熙长期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他与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确定了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他在推广普通话，从事文字改革运动中，十分注意推广“标音字母”标音，用他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查字、认字，能很顺利地掌握四声。按音序去查他主编的《国语辞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词找出来。黎锦熙的名字，黎锦熙的生命紧紧和文字改革连在一起。从最初的倡导、组织到规定标准音与标准语，制定符号、音标；从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到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从南北协议定音，京音、京语到普通话；从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双拼”等等，无役不从，或主持，或参与，实际调查，采择众议，审古酌今，不断加以修订、改进，日臻完善，务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实际应用。近70年来我国有关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工作前进的每一步，都熔铸着黎锦熙的心血与汗水。

1949年，北京刚解放，黎锦熙就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1926年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又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对文字改革工作，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

“文革”期间，黎锦熙虽受到党中央保护，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诸方面受到干扰、迫害，但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并没有停止研究，还写下了近30种学术论着。1972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说”亲自交给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鼓舞，渴望在科学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动》；1978年，他上书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的建议，又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汇报了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没过多久，他因病住进医院。病中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进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艰难地举着插有输液针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订着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言稿末尾深情地写道：“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他计划着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着科学春天的美丽蓝图。然而，仅过了十多个小时，他就溘然与世长辞了。他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着述，仅有关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着作，计论文就有300多篇，专着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数十年来，他还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黎锦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富强、进步，贡献了其毕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黎锦熙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学社监事，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

杨昌济
杨昌济
（1871-1920）
伦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长沙县人,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两次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⑶ 王国维的履历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着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着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