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编译局博士生

A. 吴国英的叶红：记人民出版社编审吴国英

吴国英，浙江省余姚人, 1925年9月生。
1944年，19岁的吴国英受到了人生巨大的打击。本来正常的耳朵．在一星期内失聪了，本来一头浓密的黑发，渐渐脱光了。伤寒病魔夺去了他的健康，生活迫得他只能从事尽可能不用听觉的工作，这是使他走上文字生涯的一个外部原因。他放弃了在学校里学习的纺织科，在家一边治疗，一边自修。由于国统区学运的高涨和解放战争的发展，他深感学习革俞理论的重要。为了学好马列主义，特别是钻研原着，他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在学校里学到的一点英语来学习俄文。
上海解放后，他阅读到不久前复刊的《翻译》杂志，看到一篇对于《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评论。他就平时阅读《资本论》中译本、英译本、俄译本时的心得，并结合当时从香港传入的乔木校过的成仿吾译本写下篇文章，说明几种版本的得失，还详细指出恩格斯审订过的英译本与原文的不同处，并作了初步研究。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学习德文，其中一些问题还写信请教一些知名学者。文章寄给《翻译》后不久就收到鼓励他继续写作的回信。于是他又写了一篇，这两文章都发表在《翻译》上。
1949年底吴国英应征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开始是在翻译处从事俄文翻译。后来在编审处的《翻译通报》工作时，他得到了主编董秋斯同志关于翻译工作和翻译理论的不少教导。除了审查一些翻译书稿外，还编审《翻译通报》的稿子，也写稿。不到两年的时间，为《通报》写了近20篇文章，有评论译书译文的，有谈翻译理论的。他介绍了苏联的翻译理论，整理了鲁迅和瞿秋白的翻译理论。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在业余时还从事一些译校写作。1951年《新建设》上刊登的马恩重要着作年表，就是应陶镛之约编写的。北京图书馆在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举办展时，还将此年表翻印成小册子。
1953年人民出版社为配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准备出版列宁的一些着作的单行本。虽然这些译本曾在延安等地出版过，但为了更新译文或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要重新对照《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进行校订。吴国英校了列宁的《告农村贫民书》、《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基的错误》、《左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政论家札记》以及斯大林的《问题与答复》、《答拉辛》等十几本书，还补译了《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译校过程中，他自己又阅读了一大批经典着作，进一步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的几年，他专门编辑加工马列主义经典。当时我们还没有力量马上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书，人民出版社领导决定与编译局合作，在《全集》未出之前，先将一批比较重要的经典着作译校出来，出版单行本。这样他就作了一些经典着作译本的责任编辑，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美国内战》、《给美国人的信》、《论西班牙革命》，马克思的《印度史编年稿》、《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直接生产的结果》、《博士论文》，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论原始基督教史》、《爱尔弗特纲领草案批判》、《劳工旗帜论文集》、《<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等等不下20余种，其中有些书从选题到组稿都是他自己担任的。这些译本译自英文、俄文、德文，而且译文水平不一，对许多译稿实际上几乎是从头核对原文的。虽然社领导认为翻译书稿可以用“通读加工”的办法，但吴国英认为对于经典着作的译本这样搞总不太放心，所以总是尽可能提高译文质量，不辞辛劳，宁肯自己多花费力气，也不轻易放过。
工作中遇上“难啃的骨头”，他不回避。如刚到人民出版社时，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译文不太好，也很难提高译文质量。吴国英自告奋勇领了这个任务，第二编室主任陈原给了他一个助手，协助他搞书后的索引。虽然这本书的译文不够好，但却是解放后第一部有人名等索引的书。
在这几年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译全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7篇，先在《新建设》上发表，后来收入1957年人民版的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从苏联大网络中译了《卡尔·马克思》（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别人合译了《历史唯物主义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为了研究《资本论》还翻译了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等书籍。他原来想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现代哲学，因此译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重印，被收入“汉译世界名着丛书”中）。他还参加了《列宁选集》的突击性出版工作。
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是当时中央指定出版的30本书之一。社领导把这本书的加工整理工作交给了他。在开始具体工作之前，社领导把胡乔木同志就曹葆华译本的若干问题写的信交给吴同英看。胡乔木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不仅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还指出了做好出版工作总的精神就是要对读者负责，即为人民服务。读了这封信，吴国英思索着如何做好工作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这就要在编辑工作中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不照抄照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搞出适合我们需要的译本。这样，许多工作必须自己做，原版本书后注及书后索引只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且这本书引证的资料涉及到哲学、美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不仅要求编者知识范围广泛；还需要做大量的查证工作。摆在眼前的困难不少，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译本超过外国的版本。我们的版本没有拘泥于原版本。第一，在编校过程中增加译者注。对于1956年俄文单行本上的编者注，完全重新查证，有的加以改写。还给原版本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及一些间接的引证加了注。第二，对索引作了重新加工，结果单是人名索引这一项就比原版本多收入34人（原版本收入121人）。第三，统一了译名，作了地名、人种、部落名、专名的译名对照表。第四，对于原版的书后注也作了整理。还增加了普列汉诺夫的一些手稿。
给原版本没有注明出处的引文查明出处是非常麻烦的。为此吴国英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不知星期日。有时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却一无所得，有的简直无从查起。他凭借着广博的知识，触类旁通获得线索后查到有关资料；有的则要不厌其烦地跑许多图书馆，查阅许多网络辞典，一步步查出所需资料。
通过使用几种不同版本校勘，他发现迷信洋人是危险的，洋人搞自己的东西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保险。俄文原版和英文本、法文本中，有关他们本国的材料也并不是都知道或认真去查考过的。
1964年胡乔木同志在见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没有地址的信》后给王子野同志写信，对吴国英的工作深为满意，表示“为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不怕困难和麻烦、不盲从外国或权威的精神深为感动”。“这是自立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编辑工作中的体现。……我很希望他的这种精神能够为所有编辑工作者在整个编辑工作中所学习，而不限于对中央所指定要学习的经典着作。……”
想不到这件好事竟使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胡乔木的黑笔杆子”。他为此被造反派批斗、被抄家，被拷打得昏死过去几次。
最动荡不定的几年过去之后，吴国英从干校回到北京，社领导交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感到“手生”多了，于是便抓紧一切机会学习。由于“文革”中身体受损伤，在干校三年中的超强度劳动，再加上回北京后一直紧张工作，1975年他患了肝炎。后来医生还发现他有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奇怪何以这样晚才发现。此症不能久坐。长年的不适迫使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了，但他还是加工出了80万字的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哲学着作选集》第5卷，用了10个月的时间校改了一些译文。由于译者晚年患有严重眼疾，这部稿子留下的问题较多，吴国英为此付出了大量劳动。这个时期他编辑加工的还有不少马列原着或研究经典的着作，如《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神圣家族>》等。
退休之前，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文集。此外，他还处理了《列宁年谱》两部稿子，每卷有七八十万字，书中有许多是《全集》中未收入的列宁的一些简短的批语或批注等等，译文虽经校订，也还是留下许多问题，编辑加工任务十分繁重。虽然这部书因为订数少，暂不出版，但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付的辛苦将永远被后人称颂。[2]

B. 上海外国语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看到很多回答里提到了外交官和演员陈冲、章龄之一类的演员，答主则想到了去年加入联合国维和警队的上外学子张紫璇。

图源和部分信息来自 official account上海外国语大学

C.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