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译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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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谁第一个把英语翻译成中文的（不知道请不要回答，谢谢）

第一个学习英语的人已经不可考．第一个学习外语的人也不可考。
原因是追溯到元或者以前,就有中国的商人去海外,逐渐的也就产生了移民。语言永远都只是工具,当你在国外呆久了你就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你的亲戚在中国,你自然而然就会用进行双语的翻译沟通,不可能象你那样说的有那么开始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是正规的话,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是成立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的“同文馆”。它培养出严复、汪凤藻等一批翻译人才，还编译了一些外语辞典和外语文法书籍。
第一是个懂汉语的人在英语环境中生活，从实践中领略英语的用词及用法，将英汉两者相通的单词进行互换，就成了翻译。那当然是个渐进的过程，由具体名词到抽象名词，由简单的日常用语到深奥复杂的思维。

第二种情况是个同时接触汉英两种语言的牙牙学语的小孩，他们能同时吸收这两种母语，到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成熟了，就可以自然的互译了。
这个问题估计无从考证 传说中 中国最早的翻译是 一种名叫“角端”的怪兽,此兽日行1万8千余里,走遍世界各方,通晓天下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是最早的“同传译员”吧.呵呵
以下列出具体中国翻译发展史：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过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
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着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二、隋-唐-宋时代
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着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着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三、明清时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着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着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着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着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四、五四时期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着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着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着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
（二）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
（三） 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
（四） 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
（五）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其实身为译员,我自己觉得哪位祖先圣贤最早译出了英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辈已经给我们用辛勤和汗水留下了这份瑰宝,我们就要更好的去传承它,完善它,从而更好的利用它创造更大的价值.
个人的见解 希望能帮到您一点 祝开心

3.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360问答
中国翻译历史上五次高潮和世界翻译历史上的六次高潮分别是什么样的，求简答。

永远的MOW LV9
2013-09-18
满意答案

yioh961h
LV10
2013-09-19
资料如下，简答时只列纲要。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着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着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着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着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着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着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着达160多部。其中最着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着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着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着《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