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马列着作编译机构
㈠ “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哪一卷多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着述的汇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遗产，也是全人类思想精华的一座宝库。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出版他们着作全集的尝试。1848—1849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曾试图把他的文章编为一部两卷集出版，但因故未能成功。恩格斯晚年曾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但这一工作因他的逝世而停止。
1921年根据列宁的倡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手稿和书信。1924年，根据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开始出版，1941年基本结束。它共有28卷（33册）。这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集，它收集了1250篇着作和3300封书信，其中首次发表的有460篇着作和约800封书信。
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同时，从1924年起还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刊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其中一部分后来刊入《全集》俄文第1版和第2版，也有一些仅仅在《文库》中刊载过。
1955年至1966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39卷（42册）。这个版本共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和书信5500件，比第1版多收了近1000件（其中书信约600封）。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4卷手搞、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1卷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大批文章，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第一国际中活动的许多材料和文件。后来，又出版了11卷补卷（第40—50卷），收入了一大批迄今未曾发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文章和书信，以及一些第1—39卷未刊入的文章。
196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共39卷（41册）和1个补卷（2册）。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和书信大部分是用德文写作的，因此，在这个版本上它们是用原文发表的。
以上是两个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广泛传播的版本。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多种文版的《全集》，如保加利亚文版、日文版、朝鲜文版、波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计划出版50卷，将收进俄文第2版的以及补卷的材料，并包括近几年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和书信。根据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意大利文版也开始出版。此外，法文版的书信全集已出版，并准备出版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据苏共中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达成的一项联合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已开始出版。原文版按原文形式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着作遗产，其中包括着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由他们起草的工人运动的文件、书信和笔记、摘要、摘录以及他们在书籍中所作的边注。用原着文字印行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正文的可靠性，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文版原定出版100卷，但根据现在材料，将超过120卷。
1953年1月29日，经毛主席批准同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按照俄文第2版翻译出版的。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出版，共39卷（41册）。1979年至1985年，又翻译出版了俄文版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实际到1983年，中文版《全集》50卷（53册）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与此同时，编译局100来位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1959年将《列宁全集》38卷全部译成中文出版，约1600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1986年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已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第2版拟编60卷左右，分4个部分：第1部分为论着（《资本论》除外），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第3部分为书信，第4部分为笔记。预定90年代初开始出书，用20多年时间全部出齐。现已经出版50卷（61册）。
与第一版相比较，第二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原来的《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点着作外，绝大部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虽然俄文版的质量相当好，但不根据马恩原着文字翻译，译文质量总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二版决定根据原着文字重新校订。马恩着作60％左右是用德文写的，30％左右是用英文写的，还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写的。
第二，在第一版中误收了一些非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样造谣的》、《论美国资本的积累》（收入第19卷）。还有一些文章，如《西西里和西西里人》（收入第15卷）、《费·威·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集权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经过考证，没有充分证据确认这些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着作，它们当然不能收入《马恩全集》。
第三，还有一些马恩着作没有收入第一版。
第四，从编辑体例来说，第一版分正卷和补卷，这重编法不科学。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通着作卷（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编多少卷尚未确定）。
㈡ 全民族抗日正面战争取得的成就
在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得到大力发展。
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着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并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着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这些着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深入的传播。
进行广泛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为了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4](P473)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就涌现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等等。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一定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着,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㈢ 何锡麟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原顾问
1915年1月13日，出生于天津市军粮城，曾先后在南京金陵中学和北平汇文中学读书。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34年春，在苏州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1935年6月，参与组织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后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联，任执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北平社联书记、北平文总执委兼党团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文委会委员、北平学委会干事会主席。
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学习。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学员班学习。同年5月，调入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后兼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员。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党报社论撰写、教材编写及翻译工作。
1944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组从事翻译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调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教育长兼文法学院院长、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团团长，军调第33执行小组支部书记兼翻译，吉林省民主学院教育长。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学教育长。同年6月，任东北大学（曾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4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78年，任中央编译局顾问。
1987年12月离休。
2002年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3年8月15日，何锡麟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单位，何锡麟同志的学生和生前友好分别致电或致函，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敬献花圈。
何锡麟同志病逝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到何锡麟同志家中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央编译局领导贾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学东、陈和平、杨金海，原局领导宋书声、韦建桦、顾锦屏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对何锡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锡麟同志的亲属表示慰问，并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以及何锡麟同志的亲友、同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何锡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何锡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纪30年代，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何锡麟主编了进步刊物《丧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3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何锡麟同志曾在延安从事马列经典着作翻译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着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1944年冬，调入中共中央外事组。在此期间，何锡麟从国外刊物中摘录资料，译成中文，编成《供您参考》，送中央主要领导参阅，受到肯定和表扬。延安时期，何锡麟同志主要翻译的作品有：《马恩丛书》中的《资本论提纲》和《政治经济学论丛》，以及《列宁选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为党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何锡麟同志服从党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对用马列主义指导教育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期间，何锡麟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成立教职工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同时开办马列主义、共运史、教育学等研究班为全国各个大学，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资力量。何锡麟为全校作了题为《学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并邀请党和国家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以及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学校作报告。在何锡麟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确为中学培养政治课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系科，成为现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锡麟同志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期间，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授课，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党的三大作风教育。何锡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为南开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严谨治学，积极推动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动向的研究，为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宝贵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锡麟同志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矢志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的事业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何锡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期间，十分关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编译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加学术研讨会。离休后，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在90多岁高龄时，何锡麟每天都坚持看电视新闻，读书学习，为编译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积极协助编译局筹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接受采访并撰写回忆录。何锡麟十分关心编译局青年一代的成长进步，经常给青年同志讲党的历史和革命传统，鼓励青年同志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
作为一名具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何锡麟同志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近些年来，在历次为灾区和贫困地区捐款捐物活动中，何锡麟都率先垂范，积极响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先后交纳特殊党费和捐款共计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几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贵图书捐献给编译局图书馆。何锡麟还捐款50万元，用于青年人才培养。中央编译局用此捐款设立了“何锡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锡麟青年人才奖”。何锡麟用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何锡麟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何锡麟同志的逝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何锡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