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任命中央编译局

1. 尹承东的介绍

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主审，西班牙语翻译专家，现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服务委员会主任。现任大连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西班牙语教授。

2.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专家队伍

编译系列：柴方国、尹汾海、卿学民、李京洲、沈红文、翟民刚、蒋仁祥、边彦耀、吕华、童孝华、杨立成、赵晶旸、章林、余小虎、李铁军、鲁永学、夏静、张慕良、任建华；
研究系列：何增科、季正聚、郗卫东、李惠斌、杨雪冬、赖海榕、曹荣湘、鲁路、张文红、胡长栓、陈家刚、周红云、冯雷、戴隆斌、郭伟伟、林德山、徐向梅、高新军、周凡、朱艳圣、衣俊卿。 编译系列：杨世均、蒋明炜、唐志安、杨东辉、王丽丽、刘冰、谢海静、陈乐飞、杜雪峰、范大祺、徐燕霞、于春伟。
研究系列：丁开杰、刘仁胜、李义天、陈喜贵、李百玲、黄晓武、彭萍萍、王新颖、李姿姿、庄俊举、姚颖。

3. 斯大林1938年基于什么考虑发动大清洗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着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着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掘李缓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判模，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扰悔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着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兇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着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兇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兇。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

4. 常干坤的荣誉记事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
1904年7月，常干坤出生于山西省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常干坤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时，常干坤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干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1925年7月，常干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干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常干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册余。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干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干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干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干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32年12月，常干坤又到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干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州链滚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杨，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这期间，常干坤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着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常干坤再也坐不下去读书了。他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的答复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唤正知常干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
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干坤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时，因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航空队，常干坤曾力争进航空队当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干坤等留苏人员任教，一直到1940年12月，常干坤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干坤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中央军委根据常干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并指定常干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创办工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选拔学员的具体条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常干坤为工程学校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已经选调了100多名学员的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干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干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2年夏天，军事学院迁往缓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10月，常干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常干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航空组组织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 日本投降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的常干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干坤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干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常干坤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任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常干坤的到来，他和常干坤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常干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对我们搞航空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一定坚决地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又说：“我记得1940年你们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时候，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筹办一个航空工程学校。……只怪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后来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任弼时听了常干坤的介绍笑了笑，接着又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写个名单交给中央组织部。”任弼时还嘱咐：“赤手空拳办航校，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有待你们去克服它，……遇到难解决的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也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1945年10月15日，常干坤一行20余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常干坤一行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干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常干坤首先到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航校的决定，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东北局要求常干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为此，常干坤等把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紧急动员。大家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遗留下来的毒气场，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航空器材等，收获也是巨大的。就是这些全部家当，成了航校进行飞行训练的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报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干坤为副校长。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常干坤等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干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月20日，常干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干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航校的代号从6月1日也改称“六一部队”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创办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逼得很紧，有向牡丹江一带进犯的态势。于是，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抢修东安机场，于1946年11月间，航校又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襁褓中。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出动飞机追到东安机场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有损失，常干坤又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迁到更偏僻的千镇。
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干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干坤等校领导确定了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常干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比较复杂，有驾机起义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员，以后又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老红军。常干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干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例如，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在校长常干坤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善本积极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常干坤等校领导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航校工作。同时，启发教育他们认清过去的历史，将功赎罪。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常干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不少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致力新中国空军建设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的机构。同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刘亚楼兼校长提议，常干坤、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走前，按刘亚楼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党委委员召开专门的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常干坤、王弼从石家庄回来后，传达说：“他们到西柏坡时，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等了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当常干坤等谈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所走过一段艰苦历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暂时离开一下，也要让常干坤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当常干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周恩来副主席则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干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常干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毛主席还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提到过建立空军的事，那时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毛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建立全军性航空机构
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好准备，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即电告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19日，军委又电东北军区、4野：航空局长望由常干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干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老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航空局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委；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机构，暂编60多人。以后，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增设了政治处、航行管理处、秘书处。全局170余人，办公地点在北平的灯市口同福夹道。军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是人民空军的雏形。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已于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4月21日，军委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同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常干坤和王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干部名单。4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南下干部。常干坤局长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的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在各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接收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国民党的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本来就忙碌的军委航空局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干坤局长。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干坤局长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询问有多少名能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并且问“能否组织起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 常干坤局长如实地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到后说：“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再嘱咐“要争取时间。” 经过反复讨论，确定飞行队的组成架构和飞行员的选调方案。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9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将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随即开始调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同时决定由徐兆文任飞行队队长。后因徐兆文飞行训练负伤住院，临时从东北老航校调战斗训练大队邢海帆代理队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辖4个飞行分队，1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任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以后，又成立了第4运输机分队。
8月下旬的一天，常干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干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干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的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干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干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隹的效果，常干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干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干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干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干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干坤又率受阅飞行员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干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同时，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干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干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干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 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干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延安大学的延大名人

艾青男（1910－1996）， 原名蒋澄海，浙江金华人。1932年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7 月被捕入狱。以在狱中写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成名。1941年3 月赴延安，任教于鲁艺文学系，主编《诗刊》。1945年10月任华北联大文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等职。1949年，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中国文联筹备委员会常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美协理事、《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79年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品有《大堰河》、《北方》、《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火把》、《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黑鳗》、《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域外诗集》等。着有理论集《诗论》、《艾青谈诗》、《艾青论创作》等。
艾思奇男（1910.3.2-1966.3.22）， 原名李生萱，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安波（1915─1965），剧作家、音乐家，原名刘清禄，山东牟平人。1937年，在济南师范毕业。1937年10月到延安，11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歌曲创作及民族音乐研究，后任教务科长、研究员等职。1943年2月，鲁迅艺术文学院演出了由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作词的着名新歌剧《兄妹开荒》，后来流传到其它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影响深远。建国后，历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党委副书记及音乐部长、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及省委文化部长。1964年，安波调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5年，安波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
布赫男，蒙古族，1926年3月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7 月参加工作，延安大学民族学院毕业，大学文化。1939年至4 6 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学习。历任内蒙古文工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团长。1 9 5 4 年至197 4 年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兼自治区文联主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自治区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1974 年起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78 年起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 年至1983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1983年至1993 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主席。1993年至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蔡畅女（1900～1990），原名咸熙，湘乡县永丰镇人。1919年10月，与向警予等一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 1923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8月，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翌年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陕甘省委委员、统战部长、组织部长。1937年9月，组建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常委，任女工部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她是中共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
蔡诚原名伍毅鸿，广东省普宁县人。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共深圳口岸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部长。 蔡诚是老一辈革命家伍治之和蔡楚吟的后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与父母一直未能生活在一起。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延安大学自然科学学院。1949年，蔡诚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副科长。1950年任广州市公安局副科长。1952年调广东省公安厅，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等。1965年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曾兼任中共深圳口岸党委书记。1978年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1985年调任司法部副部长，1988年任中国司法部部长。
蔡若虹原名蔡雍， 笔名雷萌、张再学。 1910年1月生于江西九江人，汉族，共产党员。1921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参加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1939年开始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后兼系主任，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离开延安。1954年开始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历时整整40年。此间，主要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所作部分论文收入《蔡若虹美术论集》。 着作有《蔡若虹文集》、《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诗集《灵犀小唱》，回忆录《上海亭子间时代风习》及《赤脚天堂》。
陈昌浩，（1906-1967），红军高级指挥员。1906年1月生于湖北省汉阳县。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1937年6月赴延安。曾兼任陕北公学教员。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初，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52年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回国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7月30晚，受文革迫害，陈昌浩自杀。
陈荒煤，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1932年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反帝文化总同盟，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在鲁艺文学系任教。解放后，他长期在文化、电影、文学等部门和学术团体担任领导工作，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陈荒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先后创作出版了20多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等着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直到他去世之前，他还担任着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主编、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等职务，并于1996年 5月在重病期间创立并首次颁发了“夏衍电影荣誉奖”。

6. 常艳的书名叫什么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是常艳实名在网上发表长达12万字的长文，详述自己与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17次在酒店开房。

常艳目的是希望调入北京工作拿到北京户口。常送钱几万给衣，才得以陪睡，而衣至少有两个姘头。常户口无望，就向衣要封口费。衣给了100万后，常发出长文引发震撼。

(6)最新任命中央编译局扩展阅读：

作者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7. 公务员最新的工资标准是多少

根据《公务员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实行羡帆扮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这一规定奠定了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今后改革和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归并简化兄灶现行基本工资结构, 将基本工资确定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部分，适当拉开不同职务的工资差距；强化工资级别与待遇挂钩；在清理整顿各地轿旅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建立的津贴、补贴的基础上，实施地区附加津贴；实行分类管理的工资制度，以适应公务员分类管理的需要；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详情《2006年公务员职级工资制改革》的网络
http://ke..com/view/9792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