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编译馆上海

‘壹’ 我国有哪些在国外留学后回国做出贡献的人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 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30年代，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技术上的成就曾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茅以升担任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1959年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茅以升是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作为一名教育家，茅以升在教育界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当过五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等大量的科普文章。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谁知该校注册处主任傲慢地说：“中国唐山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注册”。经过考试后，茅以升的成绩极佳，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从此以后，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的，特许不再经过考试这一关了。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力学第二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加利基理工学院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1919年12月，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在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任教授。茅以升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此，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
9月26日，是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65周年纪念日。65年前的今天，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钱塘江大桥开工于1934年。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着名险恶之江，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其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之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落的制约，若遇台风袭击，江面常逞汹涌翻腾之势。钱塘江底的流沙厚达41米，变迁莫测，素有“钱塘江无底”之说。因此，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工程技术界也认为在钱塘江上架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茅以升先生少年立志于桥梁事业，后又负笈美国，于康奈尔大学和卡利基理工学院专攻桥梁专业并获博士学位。他看到祖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决心为中国人争气，架设中国人自己的大桥。于是迎难而上，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寝馈于斯，志在必得。
建桥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桩。为了使桥基稳固，需要穿越41米厚的泥沙在9个桥墩位置打入1440根木桩，木桩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打轻了下不去，打重了断桩。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使原来一昼夜只打1根桩，提高到可以打30根桩，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建桥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沉箱上再筑桥墩。放置沉箱很不容易，开始时，一只沉箱，一会儿被江水冲向下游，一会儿被潮水顶到上游，上下乱窜。后来把3吨重的铁锚改为10吨重，沉箱问题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省工省时，进度大大加快。
钱塘江大桥是一座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的桥。建桥末期，淞沪抗战正紧，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钱塘江桥冒着敌人的轰炸，终于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算，候渡百姓，安全过江，数以数十万计。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先生留下‘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是何等悲壮的义举。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克尽厥责。
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再生于和平建设之世。她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而且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使沪杭与浙赣两条铁路相连接，使钱塘江两岸由天堑变通途。通车65年以来，她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先生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一年零三个月。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武汉长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其中车行道宽18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着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他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10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11月12日病逝。
[编辑本段]茅以升 职业生涯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着，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晚年,编写过<<中国桥梁史>>.
[编辑本段]茅以升与《中国石拱桥》的创作
《中国石拱桥》一文，是1962年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后来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
近几年来，有不少中学教师来信或来访，向我反映课堂讲授中的一些情况。教育家叶苍岑教授也曾为本课备课的问题和我四次通信征询意见。我所作的一些解答，有一部分转载于有关语文教学的刊物中。现行语文课本，采集了各个方面的文章，知识面无比广阔。从我接触到的中青年教师中，深深感到他们对讲授中的每一篇范文，是那样字斟句酌地认真研究，一丝不苟。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最近，郑州《教学通讯》编辑部的同志打算出一本《作家谈中学语文课文》，要我谈谈创作经过。作家这个称号，我不敢当，但由于上述情况，借此机会，回忆一下撰写此文时的构思活动，如果对广大语文教师所要求的教学效果有所帮助，自是有益之举。
首先，本文写的是中国的石拱桥。石拱桥是我国传统的桥梁三大基本型式之一。石拱桥这一体系，又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写的这两座桥，乃是千百万座石拱桥中杰出的代表之作。几千年来，石拱桥遍布祖国山河大地，随着经济文化的日益发达而长足发展，它们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上曾为祖国赢得荣誉。迄今保存完好的大量古桥，可为历代桥工巨匠精湛技术的历史见证，显示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一座古桥，能经得起天灾战祸的考验，历千百年而不坏，不仅是作为古迹而被保存，而且仍保持其固有的功能不变，可以称作奇迹。当然，还应归功于历代的辛勤修缮，这类修缮活动又往往是出自民间的爱桥护桥，这一社会风尚，在我国桥梁史上，有不少故事，是值得传颂的。我国素有多桥古国之誉，这种史的观念和数量上的概念，以及有实物可观的直觉印象，都是为理解中国石拱桥所须涉及的知识面。如果抽掉这些生动史实，则不仅内涵空虚，一两座孤立的躯壳，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次，石拱桥在我国桥梁发展史上，出现较晚，但它一经出现，便得到迅猛发展，即使在1880年近代铁路公路桥梁工程技术传入中国以后，它仍然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结合现代的工程理论和新的建筑材料，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本文所介绍的两座桥，赵州桥已历时一千四百年，卢沟桥雄踞在湍流奔突的永定河上，也经历了近七百年，它们都称得上雄伟坚固，迄今仍保持着初创风貌，可以通行重车，在中外石桥中是罕见的。赵州桥敞肩式的创造，早于西方七个世纪，它们之所以能够经久不坏，说明设计与施工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再如赵州桥的浅基础、短桥台，不少现代工程师表示惊叹，因为经过多次地震洪水而屹立无恙，这决不是偶然的。唐张嘉贞的《石桥铭序》中所云：“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这一评价，几乎和20世纪工程界学者异口同声，技术高超，于此可见。本文在大量史实中，用“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来概括古代石拱桥技术上的成就，这是古今中外桥梁以及任何建筑物所一致追求的目标，在6世纪初，我国的能工巧匠发挥智力，大胆创新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是值得自豪的。
再次，跨水架桥，意境之美，雕琢装饰，千姿百态，也是体现我国审美观的一种民族传统。建筑不论大小，工艺必须精益求精，如同一幅画图，不许有一处败笔。自从石窟造像盛行，古代石工，都有一套过硬本领，都具有一定的美工水平，赵州桥的栏板，卢沟桥的石狮，都以艺术珍品而闻名于世，这也是中国石拱桥在艺术方面一个可取的传统，对于现代石拱桥装饰也还存在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石拱桥，在古代有一定的成就，在今天仍有发展的前景，过去有用的东西，今天仍在起着作用，因此，它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显示着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和卓越才能。我们在现代桥梁事业中，必然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选自《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编辑本段]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
提起钱塘江大桥，人们都会想到茅以升。茅以升自己也曾在多年后回忆：“自1919年12月，我归国为社会服务，在几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工程”。钱塘江大桥建成于抗日烽火之中，它不仅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它也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而这座大桥经历的一段传奇，却是最令人难忘的。
上世纪30年代，正在兴建中的浙赣铁路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1934年，时任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处长的茅以升，受命开始主持这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钢铁大桥工程。之前，在中国的大川大河上，虽已有一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端口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可以想象，茅以升担负着一项前所未有的重任，他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建造现代化大桥。
钱塘江又称钱江，地处入海口，潮水江流，汹涌澎湃，风波甚为险恶，其潮头壁立的钱江潮与随水流变迁无定的泥沙是建桥的两大难题。茅以升在造桥过程中，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曾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保证了大桥工程的进展。
至1937年，大桥快要竣工之际，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了！钱塘江大桥还未交付使用就先经受了抗日战火的洗礼。茅以升说，在“八一三”的第二天，即8月14日就有三架日军飞机来工地轰炸，当时他正在6号桥墩水下30公尺的沉箱里和几个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电灯全灭，一片黑暗，原来因日军飞机轰炸，工地关闭了所有的电灯。这次日机轰炸是江、浙一带的第一次。
工程未完，战火已烧到了钱塘江边，此时江中的桥墩，还有一座未完工，墩上的两孔钢梁无法安装，在此后的40多天里，建桥的工人们同仇敌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冒着敌人炸弹爆炸的尘烟，夜以继日地加速赶工，1937年9月26日清晨，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通过。在通车的当日，运送大批军火物资的列车就开始陆续从这座大桥上通过了。
此后，上海的抗战形势一天比一天吃紧。同年11月16日下午， 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教官在桥工处找到茅以升，向他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并简单地介绍了当前十分严峻的形势后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南京政府的文件上，要求炸毁钱江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南京来人还透露，炸桥所需炸药及爆炸器材已直接由南京运来，就在外边的汽车上。
集两年半心血建成的大桥，铁路刚刚通车，就要自己亲手去炸毁它，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同工程技术人员商量和慎重考虑后，最后订下了炸桥方案。
当天晚上，所有的炸药就都安放到了南岸第二个桥墩内和五孔钢梁的杆件上，100多根引线，从一个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只等一声命令，就把大桥的五孔一墩全部炸毁。
11月17日凌晨，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公路部分必须于当天全面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也不知道大桥上刚刚装置了炸药，因此事是高度保密的。大桥公路的路面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竣工了，只因怕敌机轰炸，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又叫通车呢？原来，杭州三廊庙到西兴的过江义渡，平时每天就有一、二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的人更多了，渡江的船本来就不够用，不意在16日又因故沉没了一只，等待过江的人太多，加上战事更紧，形势严重，迫不得已省政府才决定开放大桥。当日，大桥全面通车，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宁波远道而来，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甚至连六和塔上也都站满了人。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时，两岸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场面十分感人。但有谁能知道，数百公斤炸药此时就安置在桥身上，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建造的大桥在落成之日，竟然就已面临着被炸毁的命运！
12月22日，日军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了。钱江大桥上南渡的行人更多，固不必说，而铁路方面，上海和南京之间已不能通车，钱江大桥成了撤退的唯一通道，据当时的铁路局估计，22日这一天有300多台机车和超过2000节客货车通过大桥。
第二天，1937年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他站在桥头看着桥上的黑压压涌过来的难民，心头涌起对日寇无比的愤怒。傍晚5时，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已然隐隐可见，茅以升命令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
随着一声巨响，这条1453米的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这座历经了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的现代化大桥，仅仅存在了89天。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大桥炸毁后，桥工处全部撤退，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一起撤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一家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舍弃了许多家什，却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尽数保存下来，解放后移交给上海铁路局和浙江省档案馆，成为国家重点档案中的珍品，并为探明杭州市水文情况及建设钱江二桥节省了大量资金。这是后话。
抗日战争胜利了，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又重新飞跨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
至此，茅以升主持的钱江大桥工程,前后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先例的事情。

‘贰’ 新中国成立后，哪位科学家带领他的研究团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什么贡献

1、着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2、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3、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要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1950年，他胸怀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4、中国当代着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5、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6、被誉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着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钱学森那里，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其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并加以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陷害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关押在一个孤岛上，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4公斤。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了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通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7、着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8、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将自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赠给了小学。

‘叁’ 陈可忠的先生生平

陈可忠，生于1899年10月25日，福建闽县胪雷村（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陈可忠最幼。在兄长们的支持下，1914年陈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1920年陈可忠于清华学校毕业，获公费资送美国留学，是为清华庚申级，同学中有陈岱孙、萨本铁、曾昭抡、萧公权等。留美六年，陈可忠先后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作为我国早期化学学者，陈可忠对于引进西方近代化学，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最早的科学活动，可追溯到美国留学时期。1924年4月，留美学生庄长恭、王箴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陈可忠等9人为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负责联络海内外热心者共同推进会务。次年6月1日，中华化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有留美学生数十人参加，这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团体之一。
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被广州的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0年一年中完成两篇关于辨认有机酸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与年刊中宣读发表。在陈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学成为当时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并驾齐驱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陈可忠因患肺病离粤易地疗养，同时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使两地的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唯一中心，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之后才有所改观。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时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建议在南京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三大问题，共有53名化学学者参加。开会之中，群情激奋，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咸期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科学家行事，条理加上毅力，功效极高，几天之中，他们草拟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创办会刊、组织专门委员会等重要事项。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与陈裕光、吴承洛、王琎、曾昭抡、郑贞文等共11人当选为理事，又与曾昭抡、萨本铁、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立编译馆是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涌现了许多官方的及民间的翻译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沿袭清廷旧规，也设立了政府编译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直属教育部，掌理关于学术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的编译与教科书教学设备的审查事宜。
国立编译馆的首任馆长为生物学家辛树帜，馆内主要设自然、人文两组，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42年1月，国立编译馆实施改组扩大，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兼任馆长，陈可忠转任副馆长。1944年2月，陈立夫辞去馆长兼职，陈可忠复任馆长。1948年5月，陈可忠辞职离任。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权威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作为化学专家，陈可忠以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亲自参与了化学译名的审订。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内迁重庆，陈可忠与避居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段特别的交往。1939年，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这对于陈独秀当时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帮助。陈独秀晚年以乡居老病之身，投入几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陈独秀对这部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书稿非常看重，一再请陈可忠向陈立夫及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编译馆所编书籍多由商务出版）交涉，希望能够尽早付印，但由于陈立夫等作梗，此书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陈可忠应陈独秀的要求由编译馆油印了五十份用于分送学界友好和各文化机构，遗憾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1948年5月，陈可忠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8月任校长。这是陈可忠第二次任职于中山大学，但其时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内风潮不断。应陈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广州这半年，我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这或许也是陈可忠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1949年6月，陈可忠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不久陈可忠转赴台湾，受聘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出任理学院院长。当时台湾师范大学除了陈可忠掌理理学院，文学院院长梁实秋和教育学院院长田培林亦俱称一时之选，三院院长阵容的坚强，是当时师大最引以为豪的事。原本藉藉无名的师大也自此发展成为公认学术水准很高的大学。
1956年1月，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处在台北成立，陈可忠被聘为主任，清华在台复校工作由此开始。当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次年秋季开始在新竹校址上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后，陈可忠即出任教务长，并一度兼任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5月19日，任清华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贻琦在台北病逝，陈可忠代理清华大学校务。1965年1月正式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7月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初期只原子科学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设数学研究所，后又分别于1966年、1968年增设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并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华大学恢复大学部，到1966年先后设置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在陈可忠掌理校务期间，通过不断的滋长扩大，新竹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具有理工特色的较为完整之大学。
陈可忠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于宾州兰得斯维镇家中，享年93岁。

‘肆’ 钱穆的个人作品

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着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胡美琦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着）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钱穆论着主要有： 出版日期 书名作者出版社1918年11月论语文解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8月朱怀天先生纪念集钱穆上海自刊本1925年3月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孟子要略钱穆上海大华书局1930年3月墨子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王守仁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燕京学报》第七期1931年5月国学概论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惠施公孙龙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周公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老子辨钱穆上海大华书局1935年12月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国史大纲（上下册）钱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6月文化与教育钱穆重庆国民出版社1943年（待查）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11月政学私言钱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8年孟子研究钱穆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5月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钱穆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50年10月中国社会演变钱穆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中国知识分子钱穆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11月中国历史精神钱穆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2月庄子纂笺钱穆香港东南出版社1952年1月文化学大义钱穆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1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中国思想史钱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5月国史新论钱穆香港自刊本1953年6月宋明理学概述钱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四书释义钱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3月阳明学述要钱穆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钱穆香港自刊本1955年5月人生十论钱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4月秦汉史钱穆香港自刊本1957年6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钱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10月庄老通辨钱穆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6月学龠钱穆香港自刊本1958年8月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钱穆香港新亚研究所1960年5月湖上闲思录钱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0年6月民族与文化钱穆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1年12月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2年10月史记地名考钱穆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孔子论语新编钱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3月中国文学讲演集钱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12月论语新解（上下册）钱穆香港新亚研究所1968年7月中华文化十二讲钱穆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钱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1969年11月中国文化丛谈（一）（二）钱穆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5月史学导言钱穆台北中央日报社1971年7月中国文化精神钱穆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钱穆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11月朱子学提纲钱穆台北自刊本1973年5月中国史学名着钱穆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1月理学六家诗钞钱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8月孔子传钱穆台北孔孟学会1974年9月孔子与论语钱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5年10月孔子略传<论语>新编钱穆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八十忆双亲钱穆香港新亚书院校友会1975年9月中国学术通义钱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2月灵魂与心钱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6月至1980年3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5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9年8月历史与文化论丛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10月人生三步骤钱穆香港大学1981年1月双溪独语钱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12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钱穆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2年7月古史地理论丛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7月中国文学论丛钱穆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3年1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10月宋明理学三书随札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8月晚学盲言（上下册）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中国史学发微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新亚遗铎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5月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年1月中国经济史叶龙， 钱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伍’ 列举中国近代史上30历史人物主要事迹，影响或贡献

1、林则徐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

史学家认为，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成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2、李鸿章等人兴洋务运动，开中国近代化先河。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

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

3、孙中山创兴中会，辛亥革～命，建中华民国。

至辛亥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梁启超于1905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与“排满”思潮决裂。

孙因现实需要（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与梁启超的意见已颇为相近。

自此之后，保有“满洲主权”也成为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4、关天培，抗击洋人。

穿鼻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中英战斗。道光十九年（1839年11月3日）英舰在穿鼻洋（广州虎门口）进行挑衅，清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抗击。伤英舰一艘。英军败退，落海数十人。

5、薛岳，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夕大火”却把即将成为抗日前线的长沙付之一炬。

铁血将军薛岳临危受命，赴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他曾经的对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彭中华，则奉中共中央之命，主动上门献计献策，与薛岳并肩尽抗敌守土之责。

经历悲壮惨烈的恶战，薛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湖湘群众的密切配合与支持下，指挥三湘虎贲将士先后逐退了冈村宁次、阿南惟几对长沙的三次进攻。

当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抗战还任重道远，但中国人民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论断：“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陆’ 简单介绍一下梁实秋的生平

他是翻译家，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持续了长达40年。到70年代，梁实秋才完成了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共计剧本37册，诗3册。

他是学者，少时在清华大学求学八年，后远走重洋，取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海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任教。

他是文学批评家，曾因“文学有没有阶级性”观点不同和鲁迅掀起骂战，被鲁迅称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6)国立编译馆上海扩展阅读

经典语录

1、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雅舍小品·送别》

2、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时间与生命》

3、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雅舍小品》

4、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雅舍小品》

5、“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雅舍谈吃》

‘柒’ 大家觉得陈伯吹的作品怎么样，我陪孩子读的时候觉得特别拗口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1929年“四·一二”事变后，流亡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攻读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科，同时兼任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教师（直到1938年）。
1930年起至抗战，在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多种儿童小说、童话、理论着作及翻译作品。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同时编辑《小朋友丛书》、《北新小学活页文选》。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先后写了讽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童话《爱丽思小姐》和讽刺剥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话《波尔乔少爷》，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等。
1934-1937年，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立报》、《译报》、《文汇报》先后写了《新流亡图》、《缠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反映国难中儿童生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并致力于翻译欧美儿童文学，先后出版了《伏象神童》、《出卖心的人》、《绿野仙踪》、《空屋子》等十多种外
国儿童文学作品。 1942年离开上海赴四川，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从事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
陈伯吹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者队伍组织工作。
1943年，在重庆任中华书局编审。
1945年4月1日，《小朋友》杂志在重庆复刊，任主编。中华书局迁回上海后，继续任该书局编审。
1946年5月，与教育家李楚材发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
1947年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同年，加入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热情投入中小学教师“反饥饿，争生存”的民主活动。
1948年，在《大公报》兼任儿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把全副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课程。
1949-1959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连续不断为孩子们写了近百篇作品，出版
了《一只想飞的猫》《中国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等童话、小说、散文集。1950年至1954年，分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讲授儿童文学。
陈伯吹
1952年12月，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副社长。1952年起，被选为历届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顾问。
1954年11月，奉调至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1957年6月起至1960年11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20世纪50年代，在中华书局、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东风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创作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理论着作。
1960年11月回上海，继续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他被迫停笔。
粉碎“四人帮”后，又连续创作数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
陈伯吹
、《一场比赛》、《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新蕾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创作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
1979年起，被选为历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
1980年，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上，小说选《飞虎队和野猪队》获荣誉奖。
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81年，捐款5.5万元设立“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陈伯吹儿童文学
奖”），每年评选一次。因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分别于1980年接受团中央、文化部等八部委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的荣誉奖、1985年接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樟树奖、1988年接受全国妇联、文化部等颁发的儿童文学创作荣誉奖。 1989年、1992年、199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陈伯吹文集》1～3卷(童话、小说、诗歌散文)。75年来，着、译儿童文学作品及理论近300万字，出版了近百本书籍。

‘捌’ 中国有哪些做出巨大贡献并闻名于世的科学家

1、着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是我国杰出科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两弹”元勋。他隐姓埋名工作28年，呕心沥血，为我国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玖’ 中国近代史上的大科学家有哪些他们的简介呢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闯过了航天事业初创时期一系列技术难关。1956年梁守槃（40岁），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守槃成为首批科技工作者，为“两弹一星”工程正式奠基。主持和组织研制成功亚音速、超音速、小型固体三个系列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多种海防导弹，C801超音速固体反舰导弹，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c101，东风一号，东风2号导弹，鹰击8号等一糸列导弹。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美国国际空间大学创办者协会初始会员，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获国家科委一等功、部一等功等荣誉。获一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中国一糸列导弹从梁守槃开始。他不是两弹一星成员，但他是两弹一星的奠基者。破除万难为航天事业初创奠定基础，一生共获两次一等功勋，纯金功勋，闪闪发光，可见他在导弹和航天居功厥伟。
沈元（1916.4.28-2004.5.30）福建福州人，空气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学家，中国航空航天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院士。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1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中国将8个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沈元参加组建工作并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在培养航空航天科技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卓越建树。在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办学方针确定、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订、师资及实验条件建设、科研教学组织领导以及计算机在航空航天中的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他参与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预见到宇航事业和火箭、导弹工业需要人才的紧迫性，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创建了火箭、导弹等方面的一整套新专业，这些专业的许多毕业生如今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栋梁之才。他率领全校师生在北航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中型超声速风洞，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轻型旅客机、探空火箭、无人驾驶飞机等型号的研制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沈元早年在福州英华中学任教，其间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着名数学家的陈景润，他是陈景润开始对“哥德巴赫猜想”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老师。60年来他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他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实际及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获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荣誉奖，获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荣誉奖，获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着”荣誉证书，获1993年世界杰出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及金质证章。北航高等理工学院也叫“沈元荣誉学院。北航最高荣誉奖叫“沈元奖章” 。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他一生共获20多项荣誉。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旁和金钱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在中国极度需要科普的时候，为中国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对祖国近代天文尤其是科普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为了记念他的功绩，把国际上的一颗星命名为高鲁星。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高鲁集中西观象学术之大成，对当时中国的科普以及他的天文知识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可见他在国际天文学界的地位之崇高。中国天文学的最高奖—张钰哲奖，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科学研究涉及小行星、彗星、日食、恒星天文、航天和中国天文学史等方面，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在医学院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增设病理、物证、人证、化验等研究室，添设所用的仪器设备，为培养法医人才、接受检案和法医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编审法医学教材，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医检验人才。他为医本科学生或者将从事司、检、法工作的学生上法医课时，编着出版了不同要求的法医学教材。如《医师用简明法医学》、《法官用法医学讲义》、《犯罪侦察学》、《犯罪心理学》等。他主要论文有“二十年来法医学之进步”、“最近法医学界鉴定法之进步”、“疑案鉴定实例”、“法医学史”等40多篇，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北平医刊》、《法医月刊》等杂志上。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同年，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旋即转习物理。1927年，从伍斯特理工学院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应聘为伍斯特理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1935年9月，应邀为美国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荣誉奖。用英文撰写成专着，被誉为物理学、电机学巨着。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着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1937年3月放弃高薪厚禄，回国报效中国。他以非凡学识、才智，高尚修养为中国教育贡献巨大。并获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中国物理学开拓者，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双奠基人。
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着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1949年）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着，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生物化学界一代巨人。
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天文界步入国际合作的创举。并且是我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1908年震旦大学毕业后赴比利时留学，并获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最早派出学农的留学生之一。1912年11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后，应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之邀，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还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

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陈俊武为中国石油化工事业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陈俊武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攻坚克难，急国家之所急；矢志创新，与国家共奋进，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使命担当。陈俊武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敢为人先、勇于登攀，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陈俊武的典型事迹树立了不忘初心、科技报国的典范。新时代奋斗者都应像陈俊武那样，以关爱之心对人，以无私之心对事，以平和之心对名，以淡泊之心对位，以知足之心对利，用信仰的力量、担当的力量、奋斗的力量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磅礴之力。为中国开创了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的多个世界第一。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时代楷模”荣誉奖。最美奋斗者奖。
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把石油科学带到中国，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在应用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有了进展和突破。“页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求以页岩油为原料，制取优质油(包括机油）的途径。开展硅酸铝裂化催化剂的研究，为石油和催化科学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一个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科学巨人，他才是那个真正改变国家之一的人物，填补了中国石油方方面面科学的空白。
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籍贯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为争取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组织领导了远洋测量船队的组建和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主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要武器装备系统、项目及武器战术技术论证工作。张震寰还主编了《中华气功大典》。他还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体科学会理事长。由他全面负责组织和指挥的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巨型机的国家之一。他主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重要武器装备系统、项目及武器战术技术论证工作，为加强国防科技事业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王绶琯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在二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也为打下时间、纬度等基本天体测量研究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光电中星仪及超人差棱镜等高仪技术还为尔后中国发展的光电等高仪起了先导作用 。1966年以来，王绶琯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与苏定强等一道提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大型科学工程项目 。中国为了记念他，于1993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绶琯颁布小行星命名书：谨以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
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科学领域统一译名的巨人，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必不可缺的倚靠。赋予新中文无可估量的价值，让身怀中文的学者能站在世界竞争之颠。
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史学家、中西数学家，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1912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科学习，与茅以升是同窗契友。他以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数学史作了大量研究，着作甚丰，是该项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通过国内外的函授教育自修完了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大专课程；同时开始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工作。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本图书馆的资料，在1915—1917年间，即当李俨刚刚开始中国数学史研究工作不久，他曾与着名的数学史家D.E.史密斯（Smith）多次通信，草拟提纲，书名为《中国数学史》，再由当时正在美留学的茅以升译成英文转交史密斯。但这一编写计划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此后，1917年发表了《中国数学史余录》，1919年又发表了《中国数学源流考略。一生前后共发表了论文百余篇，专着十余种。可以说，李俨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奠基人。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李俨编写《中算史论丛》1—4集（商务印书馆，1933、1935、1947）。到《中算史论丛》最后编定，前后历经30余年，可称为是他毕生的得力之作。其中包括分数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勾股定理）研究、平方零约术、大衍求一术、纵横图、帕斯卡（Pascal）三角形（贾宪三角形）研究、方程论、级数论各篇。中算史新资料的发现，以及明代算书志、清代中算着述集录等。明清时期传入的西算以及中算家关于对数、三角术、割圆术、圆锥曲线等方面的研究。编写《微积分学初步》（1936年）《中国数学大纲》上、下册（1958年，《中国古代数学史料》，《近世几何学初编》。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田昭武，1927年6月28日出生于福建福州，物理化学家，中国电化学学科带头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 。田昭武主要从事电化学研究，重视与数理及其他化学学科的结合，研究领域包括光电化学、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技术、三维微加工技术、芯片生化实验研究、谱学电化学和量子电化学等 。1949年，开始独立主讲《物理化学》和《物质结构》两门主干课。他还承担国家部委委托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性电化学培训班、研讨班担任主讲 。田昭武提出多孔电极极化的“特征电流”概念和“不平整液膜”模型，创立电极绝对等效电路的新解法和测量电极瞬间阻抗的选相调辉技术。设计和推广多种电化学技术和仪器，如新一代的离子色谱抑制器、微区腐蚀测量系统和中国国内第一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等。在化学电源、金属腐蚀和电化学分析方面，都有结合生产实际的研究成果] 。截至2014年11月，田昭武先后获得国际发明专利和国家发明专利共35项，其中作为第一发明人的专利为16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以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共七项。
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 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从1940年代开始，王世真对甲状腺素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1950年和1951年，他首先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在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他发表了两类甲状腺素类似物的结构。其中一类具有拟甲状腺素的活性，另一类具有抗甲状腺素的作用。他对这些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改造，并对这些化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的这些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1956年在军委卫生部领导下，他创办中国第一个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第一批核医学骨干从这里走向全国。在中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他在甲状腺激素（TH）的系统研究中，解开了TH作用机制的一些不解之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在异军突起的核素示踪技术的研究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70年代末，他就提出在实验核医学领域内以稳定核素作为示踪原子进行生物医学及药学研究。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工作者。特别是他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任标记化合物研究室主任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从1959年到1979年共合成、生产了总计多达100多种的标记化合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许多基础与临床学科科研工作的开展。他筹建了正电子发射X线体层摄影（PET PECT）中心。在我国创建了同位素标记物合成、液闪测量、放免分析、医用活化分析、稳定核素医学应用、放免显像等技术。核医学就是运用核技术来诊断、治疗和研究疾病的一门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知道PET、SPECT、甲功仪、肾图仪、放射性活度计以及用于放射性治疗的伽玛刀、后装治疗机、模拟定位机、直线加速器等设备,就不难明白核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他所开创的中国核医学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成为亚洲核医学领域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