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编译器

‘壹’ 毕昇为什么是布衣能手

沈括毕昇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由于有关的历史记载太少，所以毕昇的身份始终没有搞清。他到底是刻字工人，还是锻工，或者是读书人，乃至书商，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其活字是何物制成，学者也有争论。

沈括《梦溪笔谈》中有两处分别提到毕昇和毕升，其一是卷十八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是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如钱唇”的活单字，用火烧硬，然后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松脂、腊和纸灰，再放一个铁框，把活单字按要求一个个排进去，密布满铁框后，放在火上加热，使松脂和腊熔化，同时用一板压平活字，冷却后，铁框中的活字变得坚固而平整，即可上油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也可再用火使脂腊熔化，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按音韵装在专用木格中，以备下次使用。

其二是卷二十载：“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是说毕升是个熟练的冶金能手，曾在宫廷中为方士锻金，其方法是先造好炉灶，使人隔着墙鼓风，因为不想让人看到炉子的启闭和锻造运作。炼好的金，初从炉子中出来时，颜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可辐解为八片，称作“鸦嘴金”者即是，当时人就有收藏此金者。

上述一人是印刷高手，一人是冶金能手。两人生活的年代略有差距，一个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两人的名字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一个升字有日字头，一个升字没有。那么两人有什么关系吗？

有学者认为他们俩是一人，身份是布衣，职业是锻工。如王国维、胡适等。冯汉庸在《毕昇活字胶泥为六一泥考》中还提出更为详尽的考证，他否定了毕昇用粘土制活字的流行说法，认为用粘土制成的活字，再经火烧加硬，便成了陶活字或瓷活字，瓷的吸水率近于零，陶的吸水率仅百分之二十，都是不能着油墨印刷的。而炼丹时封炉鼎用的“六一泥”，是由七种矿物研细活合后再入醋搅拌而成的泥状物，此种泥用火烧硬后，可以着油墨印刷。而作为锻工的毕升，曾和方士一起炼丹和冶金，掌握了“六一泥”的制作方法及其特性，才将它采用到活字印刷方面。所以，印刷高手的毕昇，也曾经是个锻工和冶金能手。

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运用多种旁证材料证明以泥土铸成的字是能够印书的。《梦溪笔谈》记毕昇在印书过程中，遇到“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革火烧，瞬息可成。”其泥字瞬息即可烧成，用的又是温度很低的草火，估计并未将胶泥字烧成陶字或瓷字，只烧成瓦字，其吸水率较高，可以着油墨印刷。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介绍自己藏有毕异活字版印成的《韦苏州集》十卷，书中“字厕时若啮缺”，说明应是瓦字印成的，因为瓦字不够坚固，造成笔画时有断缺。元朝农学家王祯自着自印的《农书》，就是用了工匠制造的三万余个陶活字(《造活字印书法》)。就是在朝鲜、日本，用陶活字印书之记载也不乏其例。此外，历史上学毕昇造活字印书的事迹中，我们还时可见有瓷活字的记载，其印刷质量也非常清晰。如清代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书，所用磁字称“泰山磁版”。因此，泥活字无论烧成瓦字、陶字、瓷字，都能印刷，且印得很好。所以，毕昇不是锻工，也没有为道家方士做助手炼丹，自然不知道什么“六一泥”的制作。

也有学者从其他有关方面推断，他们完全是两个人。首先，古代“昇”和“升”是同音异字，而古代人名用字，一般不会通假。治学严谨的沈括，不可能将一人的名字写成两个字。其次，从时间上看，大中祥符和庆历相差二三十年，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老”了的锻工，说他在二三十年后居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似乎也可能性不大。再次，从地域上看，锻工毕升在宫禁中和方士冶金，那是在汴京开封；而造活字的毕昇是在沈括的家乡，印刷业发达的杭州。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也很难是一个人。所以刘国钧、胡道静、徐仲涛等学者，都认为毕昇就是一位刻字工人，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

也有学者认为，活字印刷术从铸造单字、铁板排检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铸造出数以万计的单字，其中哪些字应各造多少，然后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音韵分类排检法”按规律编排起来，其中的工作操作起来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的。同时，其工作量不小，需要雇用工匠，甚至花费数年的时间进行试验和改进，如从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进过程定有不少困难，它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难以办到的。如元代王祯为印《农书》，单用工匠制活字就花费了两年时间。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个人力，经三十年才造出十几万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贱，一般很少读书识字，不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同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不拥有一定的经济财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

那么，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毕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创造了这项技术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其发明成果必然会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关印刷器材也必然归主人所有。而《梦溪笔谈》最后说：“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由此，从发明、试验和使用活字印刷术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素质、资金财力及技术助手等方面的条件分析，毕昇决非是一般工匠，而应该是有殷实家底和热心图书出版事业，并有一帮“群从”的实力人物，可能就是书商。《梦溪笔谈》说毕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颇具文化素养的读书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乡绅，有可能是民间的文化出版商人。

总之，种种说法其实都拿不出确切可靠的证据，而只能作一些猜想罢了。

‘贰’ 谁能给我毕升和王选的资料。急啊！！！

毕升（？-约1051）北宋发明家。徽州（今安徽歙县）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

的，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版印刷术”。刻版印刷术的前身是

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

出现以后，逐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国已非常盛行，并

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影响到非州和欧州。公元十一

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宋代庆

历（公元1041年）间，毕升首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据沈括的《梦

溪笔谈》记载，毕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为烧硬后，便成活字。

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

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因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板

一样印刷。此外，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

方便。
王选同志（1937-2006）是享誉海内外的着名科学家、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出生于上海，生前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献身科学 勇于创新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王选，自小热爱科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祖国和人民需要的科学工作者。1954年，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分专业时，由于坚信计算技术在未来将大有作为，他毅然决定攻读当时“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
1961年，王选参与北大自行研制的中型计算机“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系统调试任务。紧张的工作和严重营养不良使他患上重病。 但是，王选没有消沉，他撑着虚弱的身子，从事ALGOL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研究，终于在1967年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大型软件，为在我国推广计算机高级语言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5年春，王选开始着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在充分研究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大胆提出了跳过正在攻关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大胆决策，充满了创新精神，许多人对此很难理解，甚至开始非议他。但是，王选和他的夫人陈堃𨱇没有气馁。经过多次严密科学的论证，最终赢得了北京大学和电子部、新华社等部门以及协作单位的支持。
1979年到1984年，是王选科研道路最艰难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英、美、日等国的着名厂商大举进入中国，争夺汉字照排印刷领域这块巨大市场。我国产品在市场上受到猛烈冲击，专家论证会也作出了主张引进国外产品的论断。这时，几乎身临绝境的王选毅然作出了决战市场的选择。他和同事们排除干扰，不分昼夜，埋头苦干。1979年7月，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原理性样机研制成功。后来，王选称自己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的研发过程，“逆潮流而上”，“九死一生”。
正是这种勇气和精神，王选和他的团队才有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的相继推出和大规模应用，从而实现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杰出典范。
王选对科研项目的市场前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积极倡导产学研相结合，在北大方正集团中建立起中远期的研发和销售服务的一条龙体制，还力主由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集团共同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走出了一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道路。他的努力，引发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99%的国内报业市场以及9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
取得这些惊人成就后，王选并不满足。他认为，只有开发出非中文领域的出版系统打入发达国家，才算真正国际化。在他的策划和组织下，1997年，一个运用了独特的软插件技术、高集成度、扩展性强的新型日文出版系统面世。该系统应用后，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产品，并在日本报社、杂志社、印刷业和广告制作业推广。不仅如此，以栅格图像处理器RIP为核心的产品已销往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淡泊名利 甘为人梯

在科研成果和荣誉面前，王选始终强调成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他曾说，“老骥伏枥”，最好是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
王选深刻认识到，经济竞争在于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在于人才竞争。他认为，在计算机信息技术这类新兴学科领域内，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思维敏捷，具有明显优势，应大力支持。
作为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王选十分注重通过教学和实践锻炼学生能力。他特别重视为学生选择好正确的科研方向和技术路线，鼓励和帮助他们选择国内从未做过、具有挑战性且未来应用前景光明的课题。在成果署名上，王选一直提倡：工作具体谁做就署谁的名，导师不要拿学生的成果当作自己的成绩。
王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56岁时，就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放手给年轻人。平时只要一有时间，他会走进机房和大家聊天，随手带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他的抽屉里有一个花名册，每个学生和员工都附有照片，他不但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还把了解到的每个人的科研和学习情况，甚至家庭背景写在旁边，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都是经过深入调查和接触后才抓住的个性特点。
王选最推崇的一句话是：“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他说：“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他曾坚持自己不申请院士，后来因北京大学积极推荐，他才去填表。
2000年，王选身为两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但始终不愿搬入院士楼，仍然居住在北大分配的70平米的单元房里，地上铺着地板革，最主要的家具是书柜，没有什么 摆设。
他夏天一身白衫黑裤，冬天外罩一件夹克，为数不多的几套西装只在正式场合穿，很长时间领带也只有一条。他写字打印的纸张都是两面使用，他的手稿大多写在废纸背面，而且写得密密麻麻，不留空白，一些内部文件传送使用的也是旧信封。
王选对学校和方正，对科研事业，却慷慨大方，一掷千金。2002年，王选用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及学校的奖励金共900万元，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他在海内外获得的其他奖金，也捐赠给了北大。
他心里总是想着别人，对他人、对同志充满了关爱。在他患病期间，还自费帮同事患病的爱人从国外买药，每月2万元，并劝慰患者和家属不要在意费用。这件事他一直坚持，除了几个当事人，知道的人很少。
王选心里惦记的总是别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求“安乐死”，不给国家和医生添麻烦，并提出去世后捐献角膜，捐献遗体。

肝胆相照 真诚合作

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关心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支持人民政协的工作，带病积极参政议政。到逝世前，他有近30次全国政协的有关会议和活动是在做化疗、放疗或热疗期间出席的。
作为九三学社重要的领导人，王选十分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2005年，王选病情恶化，腿肿得厉害，行走困难，但他强忍病痛，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2万余字的文章，把自己多年来自主创新和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方法毫无保留地留给世人，奉献国家。
2006年1月3日，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王选咬紧牙关拿起笔，颤抖着写下“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八个字。这是他为《科技日报》成立20周年的题词，也成了他的绝笔！
王选十分关心九三学社的工作，他真诚地支持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同志的工作，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组织的活动，对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在北大九三学社同志们的眼里，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位平易近人、值得信赖的朋友。
王选在遗愿中表示：“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希望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 走向世界”。他深情地表示：“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