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所人类学论文

A. 急需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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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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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一律使用标准小四号宋体字，段落开头空两个字，行间距为固定值20磅；
正文中的公式原则上居中。如公式前有文字（如：“解”、“假定”等），文字应与正文左侧对齐，公式仍居中，公式末尾不加标点。公式序号按章编排，如第二章的第三个公式序号为“（2—3）”，附录2中的第三个公式序号为“（②—3）”等；
正文中的插图应与文字紧密配合，文图相符，内容正确，绘制规范。插图按章编号并置于插图的正下方，插图不命名，如第二章的第三个插图序号为“图2—3”，插图序号使用标准五号宋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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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记
后记独占一页，标题按照正文一级子标题要求处理，内容按照正文要求处理。
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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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着作图书文献
序号 作者．书名．版次（第一版省略）．出版者，出版年份：引用部分起止页码
7.2 译着图书文献
序号 作者．书名．译者．版次（第一版省略）．出版者，出版年份：引用部分起止页码
7.3 学术刊物文献
序号 作者．文章名．学术刊物名．年，卷（期）：引用部分起止页码
7.4 学术会议文献
序号 作者．文章名．编者名．会议名称，会议地址，年份．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部分起止页码
7.5 学位论文类参考文献
序号 作者．学位论文题目．学校和学位论文级别．答辩年份：引用部分起止页码
7.6 西文文献
着录格式同中文，实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
参考文献作者人数较多者只列前三名，中间用逗号分隔，多于三人的后面加“等”字（西文加“etc.”）。
学术会议若出版论文集者，在会议名称后加“论文集”字样；未出版论文集者省去“出版者”、“出版年”项；会议地址与出版地相同的省略“出版地”，会议年份与出版年相同的省略“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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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格尔茨的《深描》到底讲些什么啊怎么看不懂的咯……

通过对研究社会的行动者社会行为的描写，揭示其行动的意思。如对于眨眼睛，一个人是自然反应眨眼，另外一个眨眼是对他的同伴传递信息，如果只写这个动作，他们都是一样，但是要写他的眨眼意图，则需要我们描写者发现他们行动背后的意义。

C. 求解密人类大脑课结课论文或者课件

人类大脑与电脑

英国科学家艾伦·图灵1937年发表着名的《论应用于解决问题的可计算数字》一文。文中提出思考原理计算机——图灵机的概念，推进了计算机理论的发展。1945年图灵到英国国家物理研究所工作，并开始设计自动计算机。1950年，图灵发表题为《计算机能思考吗？》的论文，设计了着名的图灵测验，通过问答来测试计算机是否具有同人类相等的智力。

图灵提出了一种抽象计算模型，用来精确定义可计算函数。图灵机由一个控制器、一条可无限伸延的带子和一个在带子上左右移动的读写头组成。这个在概念上如此简单的机器，理论上却可以计算任何直观可计算的函数。图灵机作为计算机的理论模型，在有关计算机和计算复杂性的研究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计算机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加工工具。如果说人类制造的其他工具是人类双手的延伸，那么计算机作为代替人脑进行信息加工的工具，则可以说是人类大脑的延伸。最初真正制造出来的计算机是用来解决数值计算问题的。二次大战后期，当时为军事目的进行的一系列破译密码和弹道计算工作，越来越复杂。大量的数据、复杂的计算公式，即使使用电动机械计算器也要耗费相当的人力和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研制电子计算机。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科洛萨斯”诞生于英国，“科洛萨斯”计算机是1943年3月开始研制的，当时研制“科洛萨斯”计算机的主要目的是破译经德国“洛伦茨”加密机加密过的密码。使用其他手段破译这种密码需要6至8个星期，而使用‘科洛萨斯’计算机则仅需6至8小时。1944年1月10日，“科洛萨斯”计算机开始运行。自它投入使用后，德军大量高级军事机密很快被破译，盟军如虎添翼。“科洛萨斯”比美国的ENIAC计算机问世早两年多，在二战期间破译了大量德军机密，战争结束后，它被秘密销毁了，故不为人所了解。

尽管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于英国，但英国没有抓住由计算机引发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机遇。相比之下，美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鼓励发展计算机技术和产业，从而崛起了一大批计算机产业巨头，大大促进了美国综合国力的发展。1944年美国国防部门组织了有莫奇利和埃克脱领导的ENIAC计算机的研究小组，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现代计算机的奠基者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也参加了者像研究工作。1946年研究工作获得成功，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这台用18000只电子管组成的计算机，尽管体积庞大，耗电量惊人，功能有限，但是确实起了节约人力节省时间的作用，而且开辟了一个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新纪元。这也许连制造它的科学家们也是始料不及的。

最早的计算机尽管功能有限，和现代计算机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它已具备了现代计算机的基本部分，那就是运算器、控制器和存储器。

运算器就象算盘，用来进行数值运算和逻辑运算，并获得计算结果。而控制器就象机算机的司令部，指挥着计算机各个部分的工作，它的指挥是靠发出一系列控制信号完成的。

计算机的程序、数据、以及在运算中产生的中间结果以及最后结果都要有个存储的地方，这就是计算机的第三个部件——存储器。

计算机是自动进行计算的，自动计算的根据就是存储于计算机中的程序。现代的计算机都是存储程序计算机，又叫冯·诺依曼机，这是因为存储程序的概念是冯·诺依曼提出的。人们按照要解决的问题的数学描述，用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编制成程序，输入并存储于计算机，计算机就能按人的意图，自动地高速地完成运算并输出结果。程序要为计算机提供要运算的数据、运算的顺序、进行何种运算等等。

微电子技术的产生使计算机的发展又有了新的机遇，它使计算机小型化成为可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晶体管的出现。1947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的三位学家巴丁、不赖顿和肖克莱制成第一支晶体管，开始了以晶体管代替电子管的时代。

晶体管的出现可以说是集成电路出台的序幕。晶体管出现后，一些科学家发现，把电路元器件和连线像制造晶体管那样做在一块硅片上可实现电路的小型化。于是，晶体管制造工业经过10年的发展后，1958年出现了第一块集成电路。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集成电路的出现，首先引起了计算机技术的巨大变革。现代计算机多把运算器和控制器做在一起，叫微处理器，由于计算机的心脏——微处理器（计算机芯片）的集成化，使微型计算机应运尔生，并在70－80年代间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IBM PC个人计算机出现以后，打开了计算机普及的大门，促进了计算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五六十年代，价格昂贵、体积庞大、耗电量惊人的计算机，只能在少数大型军事或科研设施中应用，今天由于采用了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已经进入普通的办公室和家庭。

标志集成电路水平的指标之一是集成度，即在一定尺寸的芯片上能做出多少个晶体管，从集成电路出现到今天，仅40余年，发展的速度却是惊人的，芯片越做越小，这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ENIAC计算机占地150平方米，重达30吨，耗电量几百瓦，其所完成的计算，今天高级一点的袖珍计算器皆可完成。这就是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所创造的奇迹。

现状与前景

美国科学家最近指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计算机芯片的微型化已接近极限。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全新的技术，如新材料、新的晶体管设计方法和分子层次的计算技术。

过去30多年来，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基本上遵循穆尔法则，即安装在硅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个月就翻一番。芯片体积越来越小，包含的晶体管数目越来越多，蚀刻线宽越来越小；计算机的性能也因而越来越高，同时价格越来越低。但有人提出，这种发展趋势最多只能再持续10到15年的时间。

美国最大的芯片生产厂商英特尔公司的科学家保罗·A·帕坎最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说，穆尔法则（1965年提出的预测半导体能力将以几何速度增长的法则）也许在未来10年里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芯片的微型化已接近极限。人们尚未找到超越该极限的方法，一些科学家将其称之为“半导体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目前最先进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制造技术所能达到的最小线宽约为0.18微米，即一根头发的5％那样宽。晶体管里的绝缘层只有4到5个原子那样厚。日本将于2000年初开始批量生产线宽只有0. 13微米的芯片。预计这种芯片将在未来两年得到广泛应用。下一步是推出线宽0. 1微米的的芯片。帕坎说，在这样小的尺寸上，晶体管只能由不到100个原子构成。

芯片线宽小到一定程度后，线路与线路之间就会因靠得太近而容易互相干扰。而如果通过线路的电流微弱到只有几十个甚至几个电子，信号的背景噪声将大到不可忍受。尺寸进一步缩小，量子效应就会起作用，使传统的计算机理论完全失效。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必须使用全新的材料、设计方法乃至运算理论，使半导体业和计算机业突破传统理论的极限，另辟蹊径寻求出路。

当前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是什么呢？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RISC

RISC是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Re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英文缩写。所谓指令系统计算机所能执行的操作命令的集合。程序最终要变成指令的序列，计算机能执行。计算机都有自己的指令系统，对于本机指令系统的指令，计算机能识别并执行，识别就是进行译码——把代表操作的二进制码变成操作所对应的控制信号，从而进行指令要求的操作。一般讲，计算机的指令系统约丰富，它的功能也约强。RISC系统将指令系统精简，使系统简单，目的在于减少指令的执行时间，提高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传统的计算机一般都是每次取一条指令，而RISC系统采用多发射结构，在同一时间发射多条指令，当然这必须增加芯片上的执行部件。

并行处理技术

并行处理技术也是提高计算机处理速度的重要方向，传统的计算机，一般只有一个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中执行的也只是一个程序，程序的执行是一条接一条地顺序进行，通过处理器反映程序的数据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一串，所以叫串行执行指令。并行处理技术可在同一时间内多个处理器中执行多个相关的或独立的程序。目前并行处理系统分两种：一种具有4个、8个甚至32个处理器集合在一起的并行处理系统，或称多处理机系统；另一种是将100个以上的处理器集合在一起，组成大规模处理系统。这两种系统不仅是处理器数量多少之分，其内部互连方式、存储器连接方式、操作系统支持以及应用领域都有很大的不同。

曾经有一段时间，超级计算机是利用与普通计算机不同的材料制造的。最早的克雷1号计算机是利用安装在镀铜的液冷式电路板上的奇形怪状的芯片、通过手工方式制造的。而克雷2号计算机看起来更加奇怪，它在一个盛有液态碳氟化合物的浴器中翻腾着气泡———采用的是“人造血液”冷却。并行计算技术改变了所有这一切。现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是美国的“Asci Red”， 这台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钟2·1万亿次，它就是利用与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相同的元件制造的，只不过超级计算机采用的元件较多而已，内部配置了9000块标准奔腾芯片。鉴于目前的技术潮流，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超级计算机与其它计算机的差别正在开始模糊。

至少在近期，这一趋势很明显将会继续下去。那么，哪些即将到来的技术有可能会扰乱计算技术的格局，从而引发下一次超级计算技术革命呢？

这样的技术至少有三种：光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它们能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很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引发革命的潜力，因此是值得进行研究的。

光子计算机

光子计算机可能是这三种新技术中最接近传统的一种。几十年来，这种技术已经得到了有限的应用，尤其是在军用信号处理方面。

在光子计算技术中，光能够像电一样传送信息，甚至传送效果更好，，光束在把信息从一地传送至另一地的效果要优于电，这也就是电话公司利用光缆进行远距离通信的缘故。光对通信十分有用的原因，在于它不会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影响，这是它与电不同的一点。两束光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互相穿透。光在长距离内传输要比电子信号快约100倍，光器件的能耗非常低。预计，光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能比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到10000倍。

令人遗憾的是，正是这种极端的独立性使得人们难以制造出一种全光子计算机，因为计算处理需要利用相互之间的影响。要想制造真正的光子计算机，就必须开发出光学晶体管，这样就可以用一条光束来开关另一条光束了。这样的装置已经存在，但是要制造具有适合的性能特征的光学晶体管，还需要仰仗材料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生物计算机

与光子计算技术相比，大规模生物计算技术实现起来更为困难，不过其潜力也更大。不妨设想一种大小像柚子，能够进行实时图像处理、语音识别及逻辑推理的超级计算机。这样的计算机已经存在：它们就是人脑。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研究生物计算机（也叫分子计算机），随着生物技术的稳步发展，我们将开始了解并操纵制造大脑的基因学机制。

生物计算机将具有比电子计算机和光学计算机更优异的性能。如果技术进步继续保持目前的速度，可以想象在一二十年之后，超级计算机将大量涌现。这听起来也许像科幻小说，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实验。例如，硅片上长出排列特殊的神经元的“生物芯片”已被生产出来。

在另外一些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已经利用有关的数据对DNA的单链进行了编码，从而使这些单链能够在烧瓶中实施运算。这些生物计算实验离实用还很遥远，然而1958年时我们对集成电路的看法也不过如此。

量子计算机

量子力学是第三种有潜力创造超级计算革命的技术。这一概念比光子计算或生物计算的概念出现得晚，但是却具有更大的革命潜力。由于量子计算机利用了量子力学违反直觉的法则，它们的潜在运算速度将大大快于电子计算机。事实上，它们速度的提高差不多是没有止境的。一台具有5000个左右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在大约3 0秒内解决传统超级计算机需要100亿年才能解决的素数问题。

眼下恰好有一项重要的用途适合这种貌似深奥的作业。通过对代表数据的代码进行加密，计算机数据得到保护。而解密的数学“钥匙”是以十分巨大的数字——一般长达250位——及其素数因子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加密被认为是无法破译的，因为没有一台传统计算机能够在适当的时间里计算出如此巨大数字的素数因子。但是，至少在理论上，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易地处理这些素数加密方案。因此，量子计算机黑客将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常常出没于各种计算机网络（包括因特网）中的信用卡号码及其他个人信息，而且能够轻易获取政府及军方机密。这也正是某些奉行“宁为人先、莫落人后”这一原则的政府机构一直在投入巨资进行量子计算机研究的原因。

量子超级网络引擎

量子计算机将不大可能破坏因特网的完整性，不仅如此，它们到头来还可能给因特网带来巨大的好处。两年前，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洛夫·格罗弗发现了用量子计算机处理我们许多人的一种日常事务的方法———搜寻隐藏在浩如烟海的庞大数据库内的某项信息。寻找数据库中的信息就像是在公文包里找东西一样。如果各不相同的量子位状态组合分别检索数据库不同的部分，那么其中的一种状态组合将会遭遇到所需查找的信息。

由于某些技术的限制，量子搜索所能带来的速度提高并没有预计的那么大，例如，如果要在1亿个地址中搜索某个地址，传统计算机需要进行大约5000万次尝试才能找到该地址；而量子计算机则需大约1万次尝试，不过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了，如果数据库增大的话，改善将会更大。此外，数据库搜索是一种十分基础的计算机任务，任何的改善都很可能对大批的应用产生影响。

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人员愿意预言量子计算机是否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尽管如此，总的趋势一直是喜人的。尽管许多物理学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一开始曾认为量子力学扑朔迷离的本性必定会消除实用量子计算技术面临的难以捉摸而又根深蒂固的障碍，但已经进行的深刻而广泛的理论研究却尚未能造就一台实实在在的机器。

那么，量子计算机的研究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计算技术的历史表明，总是先有硬件和软件的突破，然后才出现需要由它们解决的问题。或许，到我们需要检索那些用普通计算机耗时数月才能查完的庞大数据库时，量子计算机才将会真正开始投入运行。研究将能取代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并非易事。毕竟，采用标准微处理器技术的并行计算机每隔几年都会有长足的进步。因此，任何要想取代它的技术必须极其出色。不过，计算技术领域的进步始终是十分迅速的，并且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未来的预测从来都是靠不住的，事后看来，那些断言“此事不可行”的说法，才是最最愚蠢的。

除了超级计算机外，未来计算机还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发展呢？

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是进一步拓宽计算机应用领域的新兴技术。它是把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和声音等信息媒体作为一个集成体有计算机来处理，把计算机带入了一个声、文、图集成的应用领域。多媒体必须要有显示器、键盘、鼠标、操纵杆、视频录象带／盘、摄象机、输入／输出、电讯传送等多种外部设备。多媒体系统把计算机、家用电器、通信设备组成一个整体由计算机统一控制和管理。多媒体系统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网络

当前的计算机系统多是连成网络的计算机系统。所谓网络，是指在地理上分散布置的多台独立计算机通过通信线路互连构成的系统。根据联网区域的大小，计算机网络可分成居域网和远程网。小至一个工厂的各个车间和办公室，大到跨洲隔洋都可构成计算机网。因特网将发展成为人类社会中一股看不见的强大力量－－它悄无声息地向人们传递各种信息，以最快、最先进的手段方便人类的工作和生活。现在的因特网发展有将世界变成“地球村”的趋势。

专家认为PC机不会马上消失，而同时单功能或有限功能的终端设备（如手执电脑、智能电话）将挑战PC机作为计算机革新动力的地位。把因特网的接入和电子邮件的功能与有限的计算功能结合起来的“置顶式”计算机如网络电视将会很快流行开来。单功能的终端最终会变得更易应用

智能化计算机

我们对大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使计算机智能化的工作绝不能等到人们对大脑有足够认识以后才开始。使计算机更聪明，从开始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目前用计算机进行的辅助设计、翻译、检索、绘图、写作、下棋、机械作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向计算机的智能化迈进了一步。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在徘徊了50年之后终于找到了露脸的机会，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向“深蓝”的俯首称臣，让人脑第一次尝到了在电脑面前失败的滋味。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感忧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认识自身的需要。

目前的计算机，多数是冯·诺依曼型计算机，它在认字、识图、听话及形象思维方面的功能特别差。为了使计算机更加人工智能化，科学家开始使计算机模拟人类大脑的功能，近年来，各先进国家注意开展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向计算机的智能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人工神经网络的特点和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具有自学功能。六如实现图象识别时，只要线把许多不同的图象样板和对应的应识别的结果输入人工神经网络，网络就会通过自学功能，漫漫学会识别类似的图像。自学功能对于预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预期未来的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将为人类提供同经济预测、市场预测、效益预测、其前途是很远大的。

具有联想储存功能。人的大脑是具有两厢功能的。如果有人和你提起你幼年的同学张某某。，你就会联想起张某某的许多事情。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反馈网络就可以实现这种联想。

具有高速寻找优化解的能力。寻找一个复杂问题的优化解，往往需要很大的计算量，利用一个针对某问题而设计的反馈人工神经网络，发挥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能力，可能很快找到优化解。

人工神经网络是未来为电子技术应用的新流域。智能计算机的构成，可能就是作为主机的冯·诺依曼机与作为智能外围的人工神经网络的结合。

人们普遍认为智能计算机将像穆尔定律（1965年提出的预测半导体能力将以几何速度增长的定律）的应验那样必然出现。提出这一定律的英特尔公司名誉董事长戈登·穆尔本人也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硅智能将发展到很难将计算机和人区分开来的程度。”但是计算机智能不会到此为止。许多科学家断言，机器的智慧会迅速超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霍金的智慧之和。霍金认为，就像人类可以凭借其高超的捣弄数字的能力来设计计算机一样，智能机器将创造出性能更好的计算机。最迟到下个世纪中叶（而且很可能还要快得多），计算机的智能也许就会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

什么是计算机语言

计算机语言的种类非常的多，总的来说可以分成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三大类。

电脑每做的一次动作，一个步骤，都是按照以经用计算机语言编好的程序来执行的，程序是计算机要执行的指令的集合，而程序全部都是用我们所掌握的语言来编写的。所以人们要控制计算机一定要通过计算机语言向计算机发出命令。

计算机所能识别的语言只有机器语言，即由0和1构成的代码。但通常人们编程时，不采用机器语言，因为它非常难于记忆和识别。

目前通用的编程语言有两种形式：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

汇编语言的实质和机器语言是相同的，都是直接对硬件操作，只不过指令采用了英文缩写的标识符，更容易识别和记忆。它同样需要编程者将每一步具体的操作用命令的形式写出来。汇编程序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指令、伪指令和宏指令。汇编程序的每一句指令只能对应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个很细微的动作，例如移动、自增，因此汇编源程序一般比较冗长、复杂、容易出错，而且使用汇编语言编程需要有更多的计算机专业知识，但汇编语言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用汇编语言所能完成的操作不是一般高级语言所能实现的，而且源程序经汇编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不仅比较小，而且执行速度很快。

高级语言是目前绝大多数编程者的选择。和汇编语言相比，它不但将许多相关的机器指令合成为单条指令，并且去掉了与具体操作有关但与完成工作无关的细节，例如使用堆栈、寄存器等，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程序中的指令。同时，由于省略了很多细节，编程者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专业知识。

高级语言主要是相对于汇编语言而言，它并不是特指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包括了很多编程语言，如目前流行的VB、VC、FoxPro、Delphi等，这些语言的语法、命令格式都各不相同。

高级语言所编制的程序不能直接被计算机识别，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被执行，按转换方式可将它们分为两类:

解释类：执行方式类似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同声翻译”，应用程序源代码一边由相应语言的解释器“翻译”成目标代码(机器语言)，一边执行，因此效率比较低，而且不能生成可独立执行的可执行文件，应用程序不能脱离其解释器，但这种方式比较灵活，可以动态地调整、修改应用程序。

编译类：编译是指在应用源程序执行之前，就将程序源代码“翻译”成目标代码(机器语言)，因此其目标程序可以脱离其语言环境独立执行，使用比较方便、效率较高。但应用程序一旦需要修改，必须先修改源代码，再重新编译生成新的目标文件(＊ .OBJ)才能执行，只有目标文件而没有源代码，修改很不方便。现在大多数的编程语言都是编译型的，例如Visual C＋＋、Visual Foxpro、Delphi等。

D. 肖瑛的论文

26.《不断演变的“中产阶级”概念》（独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7日第11版。
25.《复调社会及其生产——以civil society的三种汉译法为基础》（独着），《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8页。
24.《作为风险的认同与作为认同的风险——认同视角下的风险社会生产机制研究》（独着），《社会理论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辑（2009年），第1-46页。
23．《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独着），《社会》2008年第2期，第39-76页。
22．《社区建设研究综述》（独着），载《中国社会学年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7页。
21．《构建总体性的友好社会——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独着），上海社联第五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载《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共识·共生·共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165页。
20．《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反身性”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独着），《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辑（2007年6月），第125-155页。
19．《不要相信我太多！》（独着），《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2期，第105-110页。
18．《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以及超越的寻求》（二人合着，第一作者），《社会》2007年第2期，第1-25页，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4期编目辑览。
17．《社会学告诉我们无法选择》（独着），《社会学家茶座》2007年第1期，第107-112页。
16．《社会理论学科发展报告（初稿）》（独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学研究与调查内部文稿》（2004年10月）、《人文社会科学100学科发展报告》（黄浩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二、三部分以《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社会理论研究篇》为题（约1.0万字）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2月9日第2版（署名：社会学所社会理论重点学科组），《新华文摘》2005年第4期（第16-20页）以《社会理论研究的问题、范式和趋势》为题全文转载（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
15．《2005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综述》（独着），《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汝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285-295页。
14．《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科学学科构成——兼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困境》（独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125-130页，转载于《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7》（袁振国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86页。
13．《回到“社会的”社会学》（独着），《社会》2006年第5期，第1-56页，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6-2007）“网络宣传优秀成果奖”。
12．《社会理论学科发展报告（修改稿）》（独着），《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辑（2006年7月），第100-136页。
11.《偶像是如何炼成的——“超级女声”的社会学分析》（独着），《社会学家茶座》2005年第4期（第136-141页）、2006年第1期（第138-145页），收入《社会学家精华本，卷二》。
10．《从“理性VS非（反）理性”到“反思VS自反”——社会理论中现代性诊断范式的流变》（独着），《社会》2005年第2期，第1-24页。
9．《“反身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辨析》（独着），《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0-17页。
8．《反身性：一种新的现代性诊断视角》（独着），《社会学家茶座》2004年第3期，第122-124页。
7．《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独着），《社会》2004年第8期，第32-36页。
6．《“反身性”多元内涵的哲学发生及其内在张力》（独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78-83页。
5．《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兼论相对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独着），《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8期，第47-57页。
4．《马克思与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二人合着，第二作者），《广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28-32页。
3．《涂尔干的人类学研究及其社会学旨趣》（二人合着，第一作者），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0-13页。
2．《理性的两难与现代性的诊断》（独着），《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4-5期，第125、126-129页。
1．《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与中国历史之进路——关于“韦伯难题”的另类思考》（独着），《唐都学刊》2003年第2期，第87-91页。

E. 图书馆学专业 研究生小论文题目和毕业论文题目 大家给支个招呗 然后稍微给点思路和框架

图书馆的文化本质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文化选择
摘要: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图书馆的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文献接受和文化理解,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建构性特征。图书馆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图书馆文化建构的内在品质,研究馆员与用户这两个主体在文献表达和文化理解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与民族特征,并按照图书馆学自身的学科逻辑,努力构建能够为其它学科所共享的自主性成果。参考文献10。

关键词:图书馆学;文化建构;工具论;主体性;民族性

ABSTRACT:Library is the proctofspecific culture. Howeve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rrangementand utilization inlibrary have effects on people s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library shows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cult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be made on subjectcharacteristic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which librarians and users show in their literature expression and cultureunderstanding.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follow its own subject logic andwork hard to provide autonomous resultswhich can be shared by other disciplines. 10 refs.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Cultural construction.Instrumentalism.Subjectivity.Nationality.

图书馆的文化本质有三:第一,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第二,图书馆本身构成一种文化现象;第三,图书馆对文化有反向建构能力。然而,目前的认识仍局限于“图书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的单一维度,从而使图书馆本身缺乏文化本体意味,只能以特定文化之反映的被动的工具姿态存现。

1工具论视野下的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既然只是特定文化的被动产物,其价值便只能聚焦在作为特定文化之反映的工具性层面。这种工具论定位,集中反映在对图书馆的定义上。

尽管迄今已有数百个关于图书馆的定义,但对图书馆的工具性定位是各种“不同”定义的共同点。今择取黄宗忠《对图书馆定义的再思考》一文中罗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以见其一斑: 1808年,最早提出“图书馆学”概念的德国人施莱廷格说:“图书馆是将收集的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根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不费时间地提供他们利用。”阮冈纳赞在1931年说:“图书馆是全球性的教育工具,它汇集和自由流通着所有的教育工具,借助它们传播知识。”1978年版《美国网络全书》认为:“图书馆是使书籍及其前身发挥固有潜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刘国钧1934年说:“图书馆乃是以搜集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以便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1981年出版的专业教材《图书馆学基础》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传播和利用图书情报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1993年版《中国大网络全书》认为:“图书馆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2001年,台湾学者胡兆述针对网络环境提出“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的新定义[1]。而在“知识自由”视野下,“图书馆是政府为了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文化权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种制度性公共产品”[2],同样没有摆脱对图书馆的工具性认识。

工具性定位强调图书馆必须像镰刀或锄头一样具有现实效用和可操作性,从而使图书馆丧失了与文化的本质关联。它深刻地制约着1808年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也凸显了我国图书馆学者在所谓“科学”的名号下对待西方强势话语与本国弱势话语的势利之见,对其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全面的评估。

1.1导致图书馆的被决定地位

作为一种工具,图书馆的性质单方面地由人来决定,想把图书馆说成什么,图书馆就会是什么。例如,中国近代的“新图书馆运动”把图书馆说成是“开启民智、强国保种”的工具,文革时期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代“知识自由”视域下则说成是“保障公民获取知识信息的自由权利等文化权利的工具”,等等。图书馆绝对处于人的意志控制之下,人有权利和理由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图书馆提出要求,一旦图书馆不能得心应手、俯首贴耳,人们就可能对这个工具进行改造甚至弃之不用。无疑,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只要图书馆被视为工具性存在,未来还将出现大量花样翻新的“新”认识。然而,“如果硬赋予明显超越图书馆特质的责任,不管出于何种美好的意愿或权威的理论,都绝不可能成为现实图书馆长久的主动作为”[3]。不仅如此,图书馆自身的理论也将难以建立。例如,“知识自由”仅仅是基于《世界人权宣言》(主要是第19条和第27条)的演绎结果,而“没有以现实社会的图书馆为事实依据或物质基点”[3]。

换言之,在“知识自由”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等根本性问题上,图书馆自身并没有发言。

1.2导致图书馆与文化分离

工具意义上的图书馆既然只是文化的被动产物,图书馆在原则上就可以和文化彼此分离,文化涵养也不被当作图书馆的根基。因而,没有必要对图书馆流露出深厚的感情和必要的尊重,甚至可以随时对它不恭或践踏。一旦出现新的工具,图书馆将会毫不犹豫地被取代———就像镰刀和锄头正在被割粒机和掘土机所取代一样。预言图书馆(物理的)将消亡正是基于这一工具性认识。殊不知,图书馆的消亡不仅是物理躯体的消亡,也将是图书馆自身文化的消亡———是在阅览室读书时涵泳于字里行间的文本感受、审美经验与深入思考的消亡;是一个地区文化象征和精神圣地的消亡;是本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依托之物的消亡;是特定知识组织系统(如《中图法》)对人类知识理解成果的消亡,等等。它基于一个明显错误的预设:图书馆仅仅是工具,而不关涉使用者文化存在的根本。

1.3导致图书馆走向趋同

作为工具,“我们的图书馆”与“他们的图书馆”没有本质区别,但可以根据是否适用而分出优劣。“理想的”图书馆就是要排除一切交流障碍,达到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所有现实的图书馆必须在理想的关照下,视其符合“理想的”的程度而分出优劣高下。20世纪初,“以中西书籍,合并庋藏,而归纳于同一分类之下”(杜定友语)[4]的对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改造,正是在重视理想之“同一”而抹杀现实之“差异”的工具论思维推动下进行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图书馆既有作为“工具”的相同性,也有作为文化本体的相异性。例如,中国古代藏书楼并不只是一幢幢建筑物,而且还积淀着独特的文化意味,蕴藏着“仁人爱物”、“藏书守道”、“敬惜字纸”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和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不离不弃的亲缘关系。而如果图书馆仅仅是工具,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等古代藏书楼在21世纪的今天就没有复兴的必要———因为,作为工具,它们绝对没有现代图书馆“好使”。

国际标准化组织情报文献工作标准技术委员会(ISO/TC46)制定的各种分类标引标准、文献数据库标准、文献生产与代码标准、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等等,正在以学术权威和制度霸权的形式,维护着全球图书馆的单一化取向。而观念层面上的趋同,则与技术标准的单一化如影随形。例如,“知识自由”只反映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认识,中国特色的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中国的图书馆也主要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而不是“民主武器”[5]。然而,“知识自由”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却正在成为主流话语。

1.4导致对西方中心的一元文化的维护图书馆的趋同化,正在成为西方中心的文化一元论的帮凶。因为,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采取了明确的导向性话语,有助于理解并产生确定的概念。

其中包含的一些具体衡量尺度,构成了极大的能量,左右着人们的文献接受与文化理解。西方文明之强盛虽然有其内在原因,
但也直接受惠于强盛的西方图书馆的推波助澜。而趋同化的图书馆的所有环节几乎都是在西方规则下运作的,“规则”确立了严格的文化表述、组织和认识标准。由此,不同民族在文化理解上的风格差异往往被排斥,每一个“我”的文化认知方式也正在被否定。但是,西方文明虽然强盛,也不过只有数百年的历史,还没有接受更长时间的考验,不能保证它就能够应付人类将来可能面临的所有挑战。所以,保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就是保证人类应战模式的储备,符合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相信,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6]。而趋同化的图书馆处处合乎程序规范,却有悖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原则。

总体上,图书馆学研究的上述局限,都可以推源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图书馆本身还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图书馆对于它所归属的文化还具有反向建构能力。在学理上,对“图书馆文化本质”的认识属于本体论层次,而对“图书馆有什么用”的研究主要探讨图书馆目标的具体实施手段和方法。显然,实践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离不开对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

2图书馆文化本质的全面确认

图书馆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归属于产生它的文化。然而,现实中的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等各个环节都体现出自我的文化选择尺度,极主动地提出希望什么或回避什么的文化建构性要求。所以,图书馆不仅是文献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存在的根本。它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进程的思考,展示了文化建构上的能动性特征。

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清儒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对刘向《七略》的礼赞:“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愈发达,图书馆也愈发达,而图书馆越落后,文化也越落后;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图书馆具有一致的“德性”取向,而西方“知性”文化也与作为“泛科学理性”存在的西方图书馆学彼此鼓桴。我们相信,图书馆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首先,“收集什么”传递着不同的文化态度,它直接与主体人的经验爱好、认知取向、价值观念有关,本质上反映了图书馆要以怎样的文化姿态现身、在社会文化中充任怎样的担当。例如,《隋书·经籍志序》:“文义浅俗,无益教益者,并删去之。”《四库总目·凡例》:“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反映了中国古代官藏文献的收集标准。当这一标准成为主流话语,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文献获得,从而使读者“读好书、做好人”,并最终影响社会风气。同样,“知识自由”既是西方国家民主文化的产物,也反过来强化了民主的内涵,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献层面。“怎么收集”和“收集什么”一样,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但收集方式一旦确定并践行,就会形成文化建构上的能动性。例如,汉武帝“大收篇籍”、“置写书之官”,既是藏书建设,也是文教政策,直接表达了政府的行政目的,进而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取向。显见,图书馆的文献收集工作“自己说话”,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构。

其次,文献的整序方式也会“自己说话”,并反过来影响特定文化的定型。例如,在《西学书目表》中,“力学”、“重学”、“生物”等等既是新类名,也是新思想。《西学书目表》固然是当时西方自然科学“东渐”的产物,但它在作为书目检索“工具”使用的同时,也影响了读者对“力学”等新知的接受,并改变了人们对经史子集传统经典的态度,具有十分明显的反向文化建构作用。此外,词汇之外的语法既是出于序化文献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表达的需要,语法结构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确认与选择。例如, 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DDC的全面接受,不仅意味着标引和检索工具的变革,也是对DDC背后新的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确认,并导致了中国人对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认知转型:文献不再与主体人的心性有关,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它们只是立于我们面前的纯粹客观之物,可以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和物理形态上予以考量。

再次,在文献利用环节上,图书馆也具有独特的文化建构能力。例如,在“怎么利用”的问题上,隐含着人们对文化资源、使用机会等进行再分配时的价值判断。即使是在崇尚“客观”的西方,也会设法引导和左右读者的文献接受与文化理解。邱五芳曾引用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话指出:“哪些书排在首位?这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Google Print搜寻器如何排列搜寻结果的主次,即挑选的方法问题。”并说:“这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对网络时代不符合美国观念的文献可能面临边缘化的状况表示深深担忧。”[3]总之,图书馆对文献的选择、推荐、导读、评定乃至类别确定等具体业务行为,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文献接受与文化理解,从而也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塑造与定型。人们注意到,“在国际网络着作权的立法博弈中,图书馆站在维护信息的最大流通与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成为制衡出版利益集团的重要力量”[7]。甚至图书馆建筑也“自己说话”,努力建构着社会文化。什么书放在最宽敞明亮的一间,开架阅览室收藏什么文献等等,直接取决于对文献价值的取舍并反过来影响社会对文献(文化)的判断。而中国古代的金匮、石室、兰台等,更是超越了“图书馆建筑”,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旨趣并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知,甚至能够改变特定历史发展的进程。
3图书馆学研究的文化选择

工具论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仅仅把图书馆视为特定文化的产物。然而,图书馆本身还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并参与了特定文化的塑造与定型。相应地,从图书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而不是被动)关系出发,应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自觉合理的文化选择。

3.1重视图书馆活动中人的主体性的研究真实的图书馆是在作为主体的馆员(收集、整理)与作为主体的用户(使用)之间的文献互动关系中形成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图书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一劳永逸、人人接受的理论体系。

因此,必须直面现实图书馆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具体活动和具体过程,探讨作为主体的馆员和同样作为主体的用户在文献活动中所展示的有关文化之表述、组织、认识、期待、焦虑等主体内容与个性特点。例如,通过科学实证与数理统计而得出的“影响因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貌似精确的期刊评价标准。然而,主体人的实际引用行为是十分复杂的,引文动机具有多元化、内在性和情境性特征。此外,还涉及到不同引用主体期刊获得能力的不同。

因而,必须把影响因子问题放到生动的现实境遇中来考察,由此也确立了人和文化因素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如,文化被动产物视野下的知识组织,只注意语言系统内部的组织规律,形成了关于词汇与句法结构的形式理解,但却忽略了系统外部的制约因素,在实际操作中举步维艰。事实上的知识组织必须以馆员与用户的互动关系、语境等为成立条件,由此步入内涵丰富的文献认知世界,形成一种“还原”研究,即将一切文献标引与检索问题都还原为文献活动主体的意识、行为和技术等现象的研究。总之,只有重视图书馆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图书馆学研究才会成为一种立足于文化本体的世界观,也才会成为一种分解真实图书馆现象复杂性的普遍观念、一种接触图书馆实在的有效规则。

3.2重视图书馆活动中民族主体性的研究承认馆员和用户在图书馆行为中的主体性,并不是说个体不受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制约。事实上,所有主体都是特定社会或同一历史语境下的主体,强调民族主体性既是重视个人主体性的必然深化,也是图书馆文化建构性特征的逻辑推导。其思路是:不同民族在文化的表述、组织、认识、期待和焦虑等问题上各有个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建构与反省方式,表现出图书馆的民族性和多元化。然而,晚清以来中国图书馆学长期步趋西方,导致“在世界图书馆学界
很难找到‘中国制造’的有影响的概念、理论、学者和学派”[8],中国图书馆学正在成为一种“无根”的学术。

学术交流是图书馆学变革的重要力量。

“坚持中国学术思想的输出,也将是世界图书馆学的福音。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不是学舌西方式的消极参与),世界图书馆学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往往是漏洞百出的。”[8]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元化取向,使得西方图书馆学丧失了从其他民族思想智慧中获益的机会,不利于自身学术的反省和发展。事实上,西方图书馆学的优势主要源自“客观化”,并初步解决了文献编码与解码一致性的问题。然而,客观化的人工语言是以放弃更多的文化隐含为代价的。而中国古代书目是一种自然语言,将会为西方知识组织提供自我救赎的机会[9]。重视图书馆活动中民族主体性的研究,就是要“最终达到世界图书馆学思想的常态分布:中西融通,而不是西方中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中国形象,也有利于保持世界图书馆学的健康生态”[8]。从本质上说,这也将为21世纪人类的和平共处做文献信息(收集、整理和利用)层面上的铺垫。

3.3致力于图书馆学成果为其他学科所共享的研究图书馆学在学科大家庭中地位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从学科影响来看,图书馆学长期吸收和引进其他学科(如数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的成果,而自己的成果却鲜见为其他学科所共享。

既然图书馆自身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并具有能动的文化建构力那么图书馆学也一定具有学科自主性。以图书分类为例,分类法一旦成为文化认知的标识,就可以相对独立于被标识的文化,进行自身系统的自组织,直接围绕一套标识符号来思考和交流文化信息,分类结果内在地引领社会文化向自身归依。例如,“英国瓦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图书馆的书籍分类对犹太哲学家卡西尔(Cassirer.E)的文化哲学思想影响很大。该图书馆的书籍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关于一般的表述问题和符号的本质的书籍,其意旨是从人类学到宗教再从宗教到哲学;第二层级是有关艺术表现的理论和历史的书籍;第三层级是语言和文献书籍;第四层级是人类生活的社会形式———历史、法律、民族等方面的书籍。图书的这种分类编排方式揭示了人类由图像(艺术)到语词(语言)再到意义(宗教、科学、哲学)的思想、文化历程。”[10]事实上,只要突破关于图书馆的被动工具论定位,图书馆学也将成为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行为中有关文化表述、组织、认识、期待和焦虑等问题的“主动”研究,其研究角度、视野和成果,也一定能够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持。

4结语

图书馆固然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但图书馆一经产生又会以自身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独特方式反作用于它所从属的文化,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建构诉求。从文化建构的视角出发,能够全面、深刻地揭示图书馆的本质,并激发图书馆在“知识传递”的基础上寻求更高的社会文化担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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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蒋永福.图书馆学话语的谱系学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7(1): 12-16.

[ 3 ]邱五芳.内容重于传递:图书馆不应回避的社会责任[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7(4): 5-10.

[ 4 ]转引自:俞君立.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15.

[ 5 ]黄俊贵.明确图书馆本质体现图书馆本质:从“图书馆”定义说开去[J].新世纪图书馆, 2006(4): 3-6, 11.

[ 6 ]杜小宁.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50-51.

[ 7 ]范并思.论重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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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傅荣贤.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输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J].情报资料工作, 2008(1): 34-37.

[ 9 ]傅荣贤.具体文献在古代书目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对现代知识管理的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07(12): 120-123.

[10][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29.

F. 为什么要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着，“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