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编译局杨钟健签名

① 杨钟健的社会任职

1929—1936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北平分所所长。
1937—1943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
1949—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
1953—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1957—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杨钟健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三次被选为理事长。他两次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
国内外科学界对杨钟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荣誉会员、苏联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国外会员，1975年被选为英国林奈学会会员。
杨钟健是中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从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1959年）起，他一直担任馆长职务。
此外，他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的教授，西北大学的教授和校长。他也是第1—5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② 张弥曼的生平经历

张弥曼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 24岁的张弥曼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回国从事古生物研究。1966年，张弥曼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自然博物馆做过一年研究工作，1980年，她又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以出色的成绩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她长期从事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古生态学等研究，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和陆生脊椎动物起源的研究颇有成果，并对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中新生代含油地质层鱼化石的研究中，探明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统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有关地层的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看法，在学术上和实际应用上都有重要价值。1982年获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她于1986年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2年8月，她当选为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 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生物学家，。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中－新生代地层、古地理学、 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中新生代含油地层鱼化石的研究中，探明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看法，在学术上和实际应用上都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在我国云南东部距今4亿年前所形成的岩层中，发现了总鳍鱼类化石。为了纪念我国古脊椎动物的奠基者杨钟健教授，给它起了名字叫杨氏鱼，它与扇鳍类有很多非常相同的地方。按传统的看法，它应该具有内鼻孔。我国着名古鱼类学家张弥曼教授，采用连续切片的方法，对杨氏鱼的吻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发现：杨氏鱼的口腔没有内鼻孔。在中国发现的总鳍鱼没有内鼻孔，那么，在外国发现的总鳍鱼是否真像前人所说那样有内鼻孔？她带着这个问题，先后对雅尔维克教授所作的切片重新作了观察，同时对英国、德国、法国所收藏的同类化石作了详细的研究。她发现它们均与杨氏鱼相似。在雅氏所描述的真掌鳍鱼的标志上，内鼻孔所在的部位并不完全，有的甚至没有保存下来。因此，雅氏所画出来的图都是“复原”出来的，也就是说其真实性不强。于是，人们对扇鳍鱼是否有内鼻孔这个问题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四足动物用肺进行呼吸。因此，它必须要有与外鼻孔相通的内鼻孔，这样才能使外面的空气）顺利地进入到肺，保证动物对氧气的需要。张弥曼教授通过对我国云南杨氏鱼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否定了扇鳍鱼类有内鼻孔的传统看法，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地位。这是本世纪以来对这一传统的四足动物起源说的一次真正挑战，在全世界地质学界和古生物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当然，要解决四足动物起源的问题，除了深入开展古鱼类学的研究外，现代生物学的研究也很关键。如对现代四足动物的研究，对现代肺鱼和拉蒂迈鱼蛋白质分子序列的研究等，也许能提供一些更为重要的线索。
戴尔顿先生(Rex Dalton) 撰写的 《她迷上了化石》一文，文中报道了我国着名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的学术生涯。《自然》杂志专文介绍科学家业绩的先例罕见，而专文介绍中国科学家个人，至少据笔者所知还是首次。
张弥曼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古鱼类学家。她曾任国际古生物学会主席，是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和英国林奈学会的荣誉会员。下文根据《她迷上了化石》一文摘要编译而成，并更正了原文中个别不准确之处。
美国亚利桑那州麦萨城的沙漠环境，不太像是谈鱼论水的理想之地。然而，去年秋天，来自世界各国的古生物学家们，聚集在那里的一个会议中心的讲演大厅里，欢庆和表彰一位终生研究古海洋和古鱼类的科学家的学术生涯。
由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举办的这一荣誉学术研讨会，旨在表彰中国最优秀的古生物学家之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张弥曼院士。她的工作，已帮助澄清了生存于四亿年前的海洋里的鱼类和由其演化而来的呼吸空气的陆生动物之间的联系。如今69岁的她，多年来在把鲜为人知的中国鱼化石引起科学界的关注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弥曼院士的学术生涯，远非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她的祖国的政治风云变幻，伴随她的一系列成功，也曾面临过重重困难。尽管如此，她对鱼化石研究的热情从未消减。她在内陆亚利桑那州一家旅馆里接受采访时，笑着说：“我还在挖掘和采集鱼化石。”
张院士的父亲是优秀的生理学家，他希望女儿成为一名医生，但她对祖国的爱使她选择了学地质。上世纪50年代初，她和一批有志青年一道进了北京地质学院学习，以期为祖国寻找矿产资源。入学不久，她被选拔留苏，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回国后，被分配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5年，张弥曼院士又被选送到当时古生物学研究重镇之一的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留学。当年从德国去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作博士后的舒尔茨教授，回忆起跟张弥曼在一起的日子说：弥曼带去的从云南早泥盆纪地层中采集的鱼化石，对当时瑞典学派的鼻祖斯坦秀和雅维克等人所持的肺鱼和总鳍鱼系统发育关系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雅维克甚至于戏称其为“魔鬼般的鱼”。
可惜，不久国内“文革”开始，她于1967年初应招回国，使张弥曼院士的这一研究推迟了十多年。当七十年代底她得以重回瑞典完成该项研究工作、并于八十年代初发表该项成果后，仍然给四足动物起源、古鱼类的形态学、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的研究领域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张弥曼院士目前的工作，聚焦于自白垩纪以来鱼化石群跨太平洋分布的格局；鱼群的跨太平洋分布在距今三千四百万年到五千六百万年的始新世时，达到了高峰。其后，许多种类在亚洲绝灭，却在美洲得以幸存。张院士说：“追寻这些鱼类的起源和分布，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瑞典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资深研究员沃德林教授，在张弥曼院士七十年代底重回瑞典留学时，也在那里读研究生。他说：“她的不说过头话的作风使她的数据资料更可信。她不会越出证据说话，她从不夸张。因此，当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信。”
张对中国古生物学的贡献得到了承认，1983～1990 年间，她连续担任了两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她在任所长期间，积极改善研究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她历来诲人不倦、提携后进，总是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爱戴。例如，她属下曾有一个研究生周忠和，起初是研究辽西热河生物群中的鱼化石的，后来在野外发现了鸟类化石。于是，他向时任所长的张弥曼院士提出，改变研究方向。在当时，这是犯忌的；但张从所里的工作需要和周的潜质等多方面考虑，便破例批准了。现在，这位年轻人对热河生物群鸟化石的研究，已在国内外引起高度重视。最初看起来似乎是很不起眼的研究转向，却为后来使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研究的主力铺平了道路。不久，世界各国顶尖的古生物学家都纷纷跑到中国来了。
虽然同行们经常谈论张的温和及热情的一面，可大家都知道她也有“铁血”和坚强的一面。在采访过程中，每当记者问及她的成就时，她总是避而不谈，反而把成绩归功于她的学生和同事们。幸运的是，她的学生和同事们将把研讨会上的论文结集出版，作为记录她的学术贡献的一种方式。

③ 吴汝康的生平

吴汝康，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当时家有祖母、父母、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祖上留有几十亩田地，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由家人和一名长工耕种。父亲吴仰坡是乡村初级小学的校长。母亲操持家务。父亲的微薄薪水、土地的收获和租金构成家庭的全部收入。吴汝康幼年在农村居住，参加田间劳动，开始对自然界、特别是生命的表现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用心观察鸟类如何做窝、生蛋、孵雏以及小鸟学飞的全过程。吴汝康13岁丧父，小学毕业后便跟随哥哥去南京上私立东方中学。不久又回到常州进入当时颇负盛名的省立常州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进该校的高中。年年都成绩优秀，名列前茅。
吴汝康丧父后，哥哥还在上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使他深知钱财来之不易，自幼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高中毕业虽成绩优秀，但是无钱升学。他顺着报纸上广告的指引，考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了人类学组的一名计算员。从此每天手摇机械式计算器，做着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间或也做一些简易的统计。这就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类学事业的开始。在此后一年里他有了些积蓄，考取了中央大学生物系，加上老师们的资助，他以优良的成绩完成了4年的学习。1940年毕业后到由于抗日战争搬到云南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任研究实习员，师从吴定良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工作。1942年改任贵州大学讲师。他跟随吴定良在贵州的安顺、平坝、普定、织金等地调查少数民族的体质。他们每天或跋涉于崎岖的乡间小道，或进行繁重的人体测量。这个地区是穷乡僻壤，旅店很少，他们经常在农民家中借宿。当时社会治安很差，常有土匪抢劫、杀人，1944年有三位地质学家许德佑、陈康和马以思就是在贵州进行地质调查时不幸被土匪杀害的。1944年中央研究院决定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基础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吴定良为主任，吴汝康成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助理研究员。
1946年吴汝康通过留学考试，经中央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欧阳翥教授的推荐，到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做研究生，次年获硕士学位，并兼任研究人员，以后两年中发表了8篇论文。1949年夏，他在特罗特（M.Trotter）指导下，以关于口腔发生与发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吴汝康偕同也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夫人马秀权，利用国民党政府资助的回国旅费经过香港回到天津，然后去东北，就任大连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52年春，吴汝康到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的理事会，会议期间，他去中国科学院拜访吴有训副院长。碰巧的是，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正奉命筹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他从吴汝康在传达室填写的会客单上看到了吴汝康的名字。他心中暗想，莫非就是三四年前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着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的那位留美学者？于是他对收发员说：“等会儿这位吴副院长的客人出来时，请通知我，我有事找他。”杨钟健和吴汝康见面后，邀请吴明年来他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做古人类学研究。吴接受了杨的约请。吴汝康在1949年之前为从事古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到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以后便如鱼得水，开始了他的古人类学研究工作。
1953-1956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每年在该所工作3个月。1956年起他离开大连医学院，专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后改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1977-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1年兼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1982年和1984年分别被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解剖学会第四、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70-1978），第六、第七届理事长（1978-1986）、名誉理事长（1986）。1979-1983年被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 年当选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荣誉终身会员，1988年起担任常设委员会委员。1985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授予荣誉学术委员称号。1986年起担任国际史前史与原始史协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87年起为国际古人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委员。1988年起为世界考古大会执行委员会东亚地区高级代表。

④ 王鸿祯院士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祝贺王先生华诞

杨光荣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鸿祯院士是着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山东省苍山县卞庄。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9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47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名誉资深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国古地理图集》; 区分了中国盆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构造发展特征; 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 在大地构造和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 在地质学历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表论文 240 余篇，出版专着、文集、图集和教材等 20 余种，曾获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集体，1982) ; 第三届、第五届二等奖 ( 1987，1991) ，首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材特等奖 ( 1988)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4) 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 1996) 。王鸿祯能够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和特有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一、充实底蕴、拓宽基础

王鸿祯生于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家庭。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工书法，喜文辞，曾就读于济南政法学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文字训练。1925 年因家乡战乱，到外地读书，1927 年读完小学，次年还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不少古典小说，接触到 《中山全集》等书籍。1929 年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适值新任校长徐眉生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鸿祯得以广涉博读文史、自然书籍，参与多种社团活动，扩展了志趣，增长了才干。

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校内进步学生受到迫害，徐校长离职，王鸿祯随其兄赴北平读了一段中学，因而有机会杂学旁搜，充实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识; 读了当时流行的《独立评论》等杂志，慕胡适、丁文江之为人，萌生了 “科学救国”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有幸听到葛利普教授最后一次讲授 《地史学》，又读了他的 《地史学教程》名着，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接触到学术活动的气氛。1938 年他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复礼教授的指点，增强了观察地质现象的兴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抡、闻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风范。自 1938 ～1939 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教授讲课，经常听到一些地层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径，有所领悟。王鸿祯利用 1938 年暑假，随地质调查所边兆祥等到野外系统实践 5 万分之一地质填图和万分之一地质地形测绘方法，得到较正规的训练，他还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阅读德文经典教材名着，撰写外文杂志中有关大地构造论文的述评，在 《地质论评》发表。

王鸿祯 1939 年毕业留校任教，作孙云铸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实际上在毕业之前，他已协助孙先生编辑出刊 《北京大学 40 周年纪念文集》地质卷。其后数年，他为了教学需要，系统整理购自国外的成套教学标本和初步鉴定从国内采集的化石标本; 广泛阅读中国地质文献，钻研欧美名家的经典着作。1940 年他短期参加谢家荣教授主持的叙昆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从编译资料到制定规划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一时期，他的专业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断代地层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线地质和区域构造。他 1943 年发表的滇西 50 万分之一铁路沿线地质论文就曾为黄汲清在其 1945 年巨着《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引用。在从教期间，王鸿祯一方面在 《中国地质学会志》、《科学记录》等杂志发表地层古生物论文，一方面协助孙先生的系务工作和组织中国地质学会的学术活动，由此逐步认识到搜集资料、掌握文献的重要性，也初步体会到以正确的观点方法统率资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西南联大的优越条件，旁听文史课程，拓宽了知识基础，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学术素养。

二、扩展视野、锐意创新

1943 年，孙云铸、袁复礼教授就推荐王鸿祯赴美深造，1944 年获得耶鲁大学首届奖学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赴英研究生，开始了国外两年的留学生涯。

在剑桥，他的导师是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 O. M. B. Bulman，研究笔石和哺乳类，以思想缜密和系统见长。王鸿祯同他谈了以四射珊瑚为主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议走访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H. D. Thomas，同时及时地为他申请了各项减免程序，以缩短他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经过同 Thomas 的商讨和材料展示，确定了以研究现代珊瑚骨骼组成单元，从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类的研究途径。此后，他充分使用了自国内带来的和剑桥 Sedgwick 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地质博物馆调查所所存的丰富薄片资料，利用馆藏期刊文献特别丰富的剑桥哲学图书馆，在已有主导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证和重新解释了珊瑚骨骼的微细构造，确定了 “属”一级的定义并试行建立较高级别的分类体系。所用手段只是双目偏光镜和同步描绘器。这时，他早年取得的绘画和目测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访和观察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地质调查分所的薄片资料和向几位欧美同行通信求教后，于 1947 年 4 月写成了论文文稿，并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构造轮廓知识，引入了演化阶段和时空分布的见解，使论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创新，又有学科内容较广的特征，具备了当时古生物研究的先进水平，得到导师的赞许。5 月间游欧回来，通过了口试，及时参加了当月举行的授予学位典礼。

王鸿祯初到英国，就购读了李四光的 《中国地质学》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图书馆见到黄汉清的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 1945) 专着，并细读了这两部经典之作，当时他特别注意在构造上有关大陆漂移的争论，也接触到了当时有关花岗岩生成的着名话题。此外，他选修了 M. Black 的沉积学及实验课，也读了德国学者有关欧洲构造发展阶段的论述。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剑桥有几位年轻的地层古生物学者陆续当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并同剑桥的岩矿、结晶、地理和气象学者们形成了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群体，到40 年代中期还保存着这方面的流风余韵。王鸿祯受其启发，初步形成了以地层、古生物、沉积和区域构造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鸿祯随同由 Woodward 讲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国 Lille 大学教授 P.Pruvost 为首组成的剑桥地质实习团到法比交境和法国西北海岸考察，凭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还写诗留念。其后又到巴黎，分别访问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和对中国地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学思想家德日进神甫，并向他们致敬。8 月间，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地质系，在布里斯托尔见到 Bulman 挚友W. F. Whittard，谈到北大地质系的战时损失，慷慨赠予全套 《英国古生物志》、 《地质学杂志》和 《英国地质学会志》等大量宝贵文献，并无偿装箱启运，及时到达了北平，情谊可感。他在访问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学地质系的教学状况后，到着名的湖区度假，并吟诗作画留念。

王鸿祯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于 9 月份赴美访问，同船的有牛津的闵嗣鹤。按预定计划在美访问了哈佛等校的地质系，在耶鲁，他向 C. O. Dunbar 当面致了谢意和歉意，并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鲁、俄亥俄和堪萨斯三校作了有关珊瑚研究的学术交流，见到曾寄赠他珊瑚标本的 J. M. Wells。他还在华盛顿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做了短期工作，参观了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作为葛利普教授的最后一班学生，他还向私淑于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绍了葛氏对中国地质界的巨大贡献。美国之行还使王鸿祯有幸见到地质古生物界前辈、斯坦福大学的 Bailey Willis 和纽约的 G. G. Simpson，这也开启了他对地质学史和地质名家的兴趣。

三、教书育人、厚积薄发

王鸿祯从未离开教学岗位，也从未放弃科研机会。但他全力投入教学的时期是从1947 年回国到 60 年代十年动乱之前。他在青年时期从学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语言简洁和文风简约的习惯。1952 年后学习苏联，其教学法部分虽然流于烦琐，却也使他把讲课当做一门艺术和享受。几十年前听过他讲课的人们至今还乐道当时获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学，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材和实习基地建设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与苏欧教材之长，使用中国资料写成出版了 《地史学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区二年级填图实习基地。

王鸿祯在高等地质教育方面，一向重视基础，重视理科地质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订的地质类教学计划尽量强调了地质基础的重要性，并曾建议恢复理科地质专业。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身体力行。他一再号召年轻教师培养广泛兴趣，结合教学设备，开展初步的科研锻炼。在制订科研规划时，建议将高级教材列入科研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王鸿祯参加了对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的学习，听了辅导报告，还参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学部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接触到关于主要矛盾、事物的量变与质变以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前进性等概念，他初步把这些概念用于教学和教材，提出了地质发展阶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论点，也进一步明确了以历史构造为中心，以古生物地层和沉积古地理为内容的学术研究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努力倡导拓宽专业，反复提倡加强专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尽力争取国际渠道的资金支持。他十分重视师友之间的团结，呼吁不同年龄段的几代学人要真诚合作，互谅互让，年长的一代要做到胸怀广阔，树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于奉献，勇于开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锐意创新，敬业求实。20余年来，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19 人、多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后 5 人。

四、协作开拓、更探前缘

王鸿祯在十年动乱之后于 1972 年后重回业务岗位，参与当时提倡的总结性编图及地层资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馆藏丰富的地质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同比例尺的图件编制和不同地区的地层规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己也增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

他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地质科研的性质积累了一些认识，认为地质作用和现象是地球多圈层、多阶段相互作用和复合，以及与有关空间星体相互影响的综合表现。因而需要组织较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了扩展时空视野的必要，认为有些地质作用和过程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往往是现象隐蔽了本质，复杂性掩盖了某些规律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通过系统的观察思维和综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创新认识的一个过程。

他组织的较大科研项目是在构造古地理编图和地层专题方面，具有多学科和不同单位协作的特点。他认为这类工作中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明确的学术思想和参与者的基本共识，而在学术思想上，应力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方法为指导。王鸿祯认为地球科学的时空应建立在时间的连续与不连续和空间的均一与不均一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事物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分异的相对均一度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见于历史悠久的固结基底。因而他的构造划分在构造活动论的前提下，特别重视前寒武纪阶段形成的变质基底。这种思想也体现了时空的密切结合和统一考虑。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通力协作也是关键所在。王鸿祯十分珍视人际关系的团结，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精神和优势，认为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应当肯定主流，不拘小节，既要放手，又要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使他们既能敬业求实，又敢于锐意创新。他也极为重视在项目实施中勤俭治学，保持投入与产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学风。

以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领导的古地理编图项目为例，他认为小比例尺古地理图研究编制的主要前提是区域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层、古生物、沉积、构造、岩浆岩以及第四纪地质等学科的结合，而在这些学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质构造在地质作用和现象中，既是综合表现，又是主导因素，起到质的规定性作用。在构造性质的活动与稳定两者的矛盾中，活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图例编订中，首先突出了沉积( 火山) 组合的活动程度。在构造单元、生物区系和盆地类型的划分中都体现了以构造为主导的学术思想。因此，他领导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台湾省着名学者访问中国地质大学时，校长将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作为礼品送他，他激动地说: “这是我在台湾时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的一本着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王鸿祯长期从事地史地层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关心的是这个基础学科中对地质图等地质基本工作起着长期作用的，如统一地层表和地层规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中经常注意和参与这些方面，并予以及时的报道。他认为地层分类和地层界线等问题既有理论意义，更具应用价值。他反对地层分类中以年代地层单位为准的单一分类法，同意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曾使美国地层学的发展停滞了几十年的评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齐观的多重地层分类，而是将理论分析同实践需求结合考虑，强调等时性与区域分异性的并重和联系，提出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分类意见。他对近年在地层界线和统一年代地层表建立上的主流学说———全球标准剖面及点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见，并从物质性和实践性两方面指出了这个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的层序地层专题研究中强调综合地层学和新一代地层表的探讨，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提出的中长期目标。

在这一时期王鸿祯还应用了电镜扫描新技术继续和深入了对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础和多年的持续搜求中取得了较全面的分类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这也使他早年的假说基本上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个过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论文于1950 年在伦敦皇家学会 《哲学丛刊》 发表后，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国、苏联以及法国的古生物专集珊瑚卷都有介绍，但都不承认他提出的两类骨骼构造单元的原生性质，而这正是他的分类基础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镜扫描技术出现，他和助手及时得出了大量数据，说明这种结构不独为珊瑚纲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无脊椎动物骨骼的常见现象。这个过程说明技术进步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也说明任何创新都会遇到传统观点的抵制，需要长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早在学生时代，王鸿祯就得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孙云铸、谢家荣、杨钟健等先生的教诲，后来又在教学工作和学会工作中长期同许多地质前辈共事。因此，他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历史，十分敬佩地质界前辈为发展地质科学和中国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86 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和同事们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协作，他主持编写了英文 “中国地质简史”，在第 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散发 ( 1989) ，同时争取实现了1990 年在北京组织召开第 15 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他还主编了 《东西方地质学术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 ( 1992) 、 《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 英文，1996) ，及 《比较行星学、地质教育和地质学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专着和文集，多次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评。1990 年王鸿祯当选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十余年间，为中外地质科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和遵从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信念，重视地质人物的研究，从 1987 年起陆续举行了对丁文江、章鸿钊及其他知名学者的纪念活动，主编了 《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 1990) 、《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95) 等专着和文集，体现了对中外前辈大师等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三个方面是密切配合现代的地学科研和教学，研究中国地质学科发展史和探讨学科思想史。王鸿祯一贯主张: “既要弘扬中国古代地学思想，更要研究近现代学说和学术思想史，探讨学术发展史的独特规律，追溯学术上的本末和渊源，评估得失，做到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除了上述学科史专着外，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编出版了 《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质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约 50 万字的学科史专着，对我国地质学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经验和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评述和展望，受到广泛的好评。现在王鸿祯院士已届 90 高龄，思路依然清晰，兴趣仍然广泛。近年来还发表了专题论文，也有些诗作题句，记事述怀，是一位好学多思、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年是王先生 90 华诞，敬祝王鸿祯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长青。

⑤ 杨钟健的人物生平

1897年6月1日生于华县龙潭堡。其父杨鹤年（松轩），是陕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会会员。因而杨钟健从小便受到有益的启蒙教育。他于1916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在这个环境中，很快便发挥出他的潜在能力与爱国热忱。
1920年9月，他与地质系学生共7人，议决建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团体。登报公启中说明该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二是“引起社会上对于地质的注意”；三是“中国地质，自来少人调查，即有言及，无非就外人调查的大概而言，这是何等可耻的事！力量虽少，却要尽力所到一洗此耻”。简章规定会务四项：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行刊物；编译图书。该会在成立大会上，杨钟健报告筹备经过，并当选为第一届委员长，得到校方与李四光、葛利普、丁文江、何杰等的支持。
1923年春，杨钟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至上海出席“中国学生联合会”，编辑会刊；7月，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南口一带的地形特征》，这是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10月，赴德国留学，在李四光的帮助下进入慕尼黑大学地质系，随F．布劳里（Brol－li）和M．舒罗塞（Schlosser）学习古脊椎动物学。
1924—1927年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确定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啮齿类化石研究，布劳里教授便介绍地质系的舒罗塞指导他，舒罗塞是哺乳动物化石专家，曾从事中国的哺乳类化石研究。杨钟健的论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德文）在《中国古生物志》（1927年）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着，从此古脊椎动物学及古人类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就和杨钟健的研究与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发展起来了。
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西欧各国考察、进修，次年回国，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1928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
1928年2月，杨钟健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师。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他即负责该室工作，此后50年中，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体制和名称屡经改易（实际上它是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他一直担任这个单位的领导职务。他野外考察与参观访问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省，以及亚洲、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他一生发表的学术性文章达500多篇，包括20多种专着，是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界着述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终生为中国的古脊椎、古人类学的研究呕心沥血，贡献了他的一切。
从1929年起，杨钟健把工作重点转向考察北方“土状堆积”方面，他与法国地质学家P．T．德日进（deChardin）在山西、陕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记录了第三纪后期与第四纪的地层，划分出“红色土”地层，为中国黄土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采集化石进行研究，从此他与德日进结下了深厚友谊。次年又参加了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团，去内蒙古调查新生代盆地。
1931年，杨钟健参加了另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法科学考察，经内蒙古、宁夏而至新疆，然后经苏联返回北平。此后两年，他去山、陕、豫等省调查，发表了多篇论文。
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长江流域为主，诸如雨花台砾石、龙潭下蜀壤土和庐山地貌等均经考察。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东新泰、蒙阴等地，调查有关地层及恐龙化石，返途中，经济南，齐鲁大学地质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于硅藻页岩中的鱼及植物化石；经了解，系产自临朐县内，当时他便决定调查这个化石产地。
1935年春，他与德日进、裴文中作两广之行，对南方的洞穴堆积展开调查，发表了《广西和广东的新生代地层》一文，为中国南方新生代地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5月，他一人去山东临胊，偕技工3人采集了大量的植物、鱼、哺乳类及蛙类化石，他把这套地层定名为“山旺统”。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
1936年春，他与由南非转道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C．L．甘颇（Camp）去山西、四川调查地质，并会同四川大学的周晓和在四川荣县采集恐龙化石。
1937年，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并获得“葛氏纪念金质奖章”。6月，他偕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又去山东临朐采集化石，往返两周时间。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与中国人民一样，多年顺利开展的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历史使他进入了新的境遇。
1937年8月上旬，日军进入北平。杨钟健此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地质调查所的设备财产。经思考，认为当时只有利用协和医学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关系来达到这一目的。
1940年秋，他随所转至四川北碚。此后几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庆大学教授外，并去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次年被派出国考察，经印度到美国，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博物馆、大学参观访问，后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欧国家，走访了许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别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他观察了大量标本，并与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罗默尔（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完成了多篇重要着作，从而成为当代最活跃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1944年，出国考察时，将此标本随身带去，在纽约作进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后确定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一来，此前已归入哺乳动物的南非和英国的种类，也均被移至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后移了哺乳动物最初出现时间，卞氏兽也被各国编入了有关教科书。
1944—1946年，去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等国访问及讲学。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祖国，但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难令人乐观。他面对现实，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做些野外调查；一方面仍积极筹划恢复新生代研究室，却因各种因素未能实现，于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此一时期，正如他自己写道的：“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为我的生活最感烦闷的时期”，此时，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并在那里迎接了解放。
1947—194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杨钟健应邀至北平出席“科学技术界代表大会筹备会”，12月，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他到任不久，即与裴文中、贾兰坡、刘宪亭等人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存义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是为青岛棘鼻龙。
1953年，辞去编译局长职务，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调查。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他与斯行健、赵金科、周明镇组成中国古生物学访苏代表团去苏联各地访问两月。在此期间，达成了中苏古生物科学考察协议，并为以后古脊椎动物研究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经常去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调查。
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完成论文多篇，诸如新疆白垩纪的飞龙，以及华南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倍增，过了80寿辰后去山西许家窑考察古人类遗址；1978年4月，去广东三水县调查产鱼化石地层；9月到庐山参加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学术讨论会，并到野外考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旅行。返京后又于10月去上海与美国古生物学家辛普森会晤，回京后抱病撰写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发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医院，1月15日逝世。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

⑥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着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着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着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着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着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着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着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着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⑦ 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战国时代的中医经典着作《黄帝内经》，该书记载了不同地域人类的体质特征，骨骼和内脏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资料。汉代以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文献中对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记载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对人类体质特征的初步观察。北宋时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着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所铸造的经络铜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体模型。刘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书》最早记录了先天性畸形的资料。南宋末年，宋慈（约1247年）的《洗冤集录》包含有体质人类学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义编写的《三才图会》记载有对人类五官形态的分类。这些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但却是对人类体质研究的早期萌芽。
现代体质人类学是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既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 年代末的传入和接受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时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纵深发展时期。 （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论》和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的中译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后在中国出版。这两本着作对于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包括人种的特征分类、分布，人类的起源、进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内容。1924年出版了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该书包括人类概说、人类性质、人类由来、人种分类法与差别、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内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设立人类学组，添设人类学科目。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使得许多人到国外攻读人类学，成为我国最早期的人类学家。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与解剖学会，同年7月出版了博医会报。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人类学专着，如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1929年）等。
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古人类学和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做的，同时也开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Otto Zdensky）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 Black）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在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鲁门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对一具中国人头骨的描述。据刘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约174具中国人头骨被人类学家研究过，这些工作都是外国学者做的。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访问期间测量了700个中国学生。1920年，在博医会报中报道了300名中国人的颅骨测量数据和388例中国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东方人头骨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构成蒙古人种或黄种人的大部分，虽然汉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国的朝鲜族在头骨的构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种族组。1929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问题统计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从长骨推测身高公式的人种差异。
在台湾，17世纪初随荷兰的殖民占领，荷兰军医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身高测量。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有多位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湾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研究。鸟居龙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湾做过四次体质人类学调查。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是由菲律宾群岛、波里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迁移而来。在此之后，日本学者津崎孝道、安达岛次等人陆续发表了有关台湾原住民头骨、椎骨、牙齿等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对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
在这段时期，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发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吴定良在英国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于1935 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研究员。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质调查，并积极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他发表了10多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如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另外，吴定良还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杂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吴定良在中国人类学杂志第二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测量了各种指数190项。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科研人员和师资。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济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进行考古学研究，同时也进行过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1937年，刘咸根据体质特征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北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中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湾）。刘咸还进行过海南岛黎族的体质研究。此外，吴金鼎进行过山东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于日本侵略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一百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魏敦瑞（F. Weidenreich）对已发现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 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的乌普萨（Uppsala）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
在台湾，1936年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室设有两个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讲座，分别由日本学者森于菟和金关丈夫任教。前者主要进行台湾各种族之皮肤色调及蒙古斑（儿斑）等研究，后者则从事活体测量、骨骼测量、血型、手足纹理、软部人类学和各种族学童身体发育等研究。
在此期间，中国的多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培养了一批人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出版了一批体质人类学的译着和专着，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化石人类学》，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学》，长谷部言的《自然人类学概论》，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等。专着有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的《世界人种志》，叶为耽的《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们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古人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对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发现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发现五枚森林古猿牙齿。1957年在云南开远又发现五枚拉玛古猿牙齿，年代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云南禄丰发现了拉玛古猿的一些上、下颌骨和40多枚单独的牙齿，年代为第三纪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广西大新县一个山洞中发现了3枚巨猿牙齿。同年，在广西柳城的山洞中又发现了一个巨猿下颌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广西和广东还发现了47枚巨猿的牙齿，但确切地点不明。1965年在广西武鸣一个山洞中发现了12枚巨猿牙齿。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发现了新的巨猿化石地点和250多枚巨猿牙齿，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广西巴马县又发现一个巨猿牙齿，大新、武鸣和巴马发现的巨猿化石的地质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发现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几枚牙齿，被认为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类型。
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人牙齿。 1965年5月在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地质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蓝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下颌骨化石和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头盖骨和部分面骨化石。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发现了5枚猿人牙齿和2段肢骨。1958年，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颌骨。1966年发现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和枕骨部分，与 1934年发现的2块头骨碎片可合拼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头盖骨。另外，在周口店还发现了单独的一枚猿人牙齿，大量旧石器，用火的证据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一个头盖骨。长阳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长阳发现的，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2枚牙齿。丁村人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许家窑遗址在1976、1977年被大规模发掘，古人类化石包括较完整的顶骨三块，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附连部分牙齿）和一些顶骨碎片和牙齿，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的一个岩洞发现的，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属于另一个女人。资阳人是1951年在四川资阳的一处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古人类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湾的台南县左镇发现了一些晚期智人的头骨碎片和牙齿，被称为左镇人。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的广西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在台湾，1950年后开始有中国学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蔡锡圭等在1960年进行过布农族人骨的测量研究。出版的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专着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样变成人》，贾兰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国猿人》、《骨骼人类学纲要》、《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杨钟健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刘咸的《猴与猿》、武况甫编译的《猿类的生活史》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古人类学、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学科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各省文管会、博物馆等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有一批古人类化石出土。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猿人，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南京人，1994年在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县发现的巢县人等。这个阶段的古人类学研究较注意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应用。在理论分析时广泛运用古生态学、埋藏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类的进化过程。氨基酸年龄测定法、热释光断代法、石制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术也在古人类研究中得到应用。
在这段时期，多所大学新设或重建了人类学系，成为体质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但也介绍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内容。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99年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这些大学都开设有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另外，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也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教学或研究。1982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改名为人类学系。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事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另外，各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学者也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研究范围扩大，注重应用性研究，研究技术向微观和分子水平发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人体测量训练班，1984年和1985年先后出版了吴汝康等的《人体测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这些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大规模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国43个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过测量和观察研究。人体测量学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各民族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研究和体育运动的研究等。 Heath-Carter体型法也在少数民族、运动员的体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包括红细胞血型抗原、补体成分、各种酶、耵聍类型、苯硫脲尝味、色盲、结合珠蛋白等遗传性状在内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态性，主要是线粒体 DNA和Y染色体DNA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后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