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馆的故事

❶ 傅筑夫的人物介绍

傅筑夫从1929年起至1946年，他先后在河北大学，安徽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
期间1936年到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史。1939年回国。
1947年秋，傅筑夫到南开大学任教，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兼任人民大学教授。
傅筑夫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史。 1930年，傅筑夫到河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大学的教书生涯，讲授过《经济学概论》、《农业经济学》等。1930年至1932年任安徽大学教授。1932年7月至1936年10月，受教育部长兼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校长的委任，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室秘书，并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1937年1月至1939年5月，傅筑夫自费留学英国，学习了经济理论和欧洲经济史，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语言和中、欧对比的优势。
1939年7月至1945年7月，傅筑夫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1940年开始，编译馆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945年8月至1946年底，傅筑夫在重庆先后任过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
1947年1至7月，他应聘去沈阳任东北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兼教务长。
1947年8月至1978年6月，傅筑夫在南开大学渡过了31个年头。这期间，他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资料搜集工作。从50年代初开始，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文革”，他一直是个“运动员”，报国无门，有才难施，这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
1977年，国家制定科学发展八年规划，中国经济通史被列为重点项目。傅筑夫的学生吴天颖向主持制定这项规划的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傅筑夫承担这项任务。经过一番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南开大学借调傅筑夫承担八年规划的重点任务。承担这一任务的具体单位是北京经济学院。
1978年6月，傅筑夫被借调到北京经济学院。他心情舒畅，如鱼得水，开始实现他几十年的夙愿。
为了公正地评价傅筑夫的工作，1979年3月，南开大学给他纠正了错划“右派”问题，并推荐傅筑夫为1979年度天津市劳动模范。
1980年11月，九三学社天津分社表彰了傅筑夫的工作。
1980年、1983年，傅筑夫被分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7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聘傅筑夫为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2年5月，教育部高教一司明确傅筑夫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为高校文科教材。
傅筑夫夫妇的户口和工作关系转往北京以后，1983年，傅筑夫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他是其中最高龄者。
1983年12月，傅筑夫被聘为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1984年6月，北京经济学院隆重庆贺了傅筑夫执教55周年。教育部顾问、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部的部长及一些着名学者出席了大会。
1985年1月11日晨5时10分，傅筑夫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经济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主持了追悼会，教育部、中国社科院一些着名学者都送了花圈。 傅筑夫自幼熟读古文，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国文系。受革命洪流的冲击，开始对中国社会问题产生兴趣，自日本邮购三卷本《资本论》英译本，尝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1928年，写成并出版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实际》专着。1928—1932年，先后任河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学原理和农业经济学等课程。
1932年改任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经济史，从此正式转入中国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在《图书评论》、《东方杂志》、《中国经济》、《文史杂志》和《社会科学丛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论文，参加了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较早地注意到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初步提出了西周封建制和中国历史上几次经济大波动的见解。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学习经济理论和经济史。
1939年回国，任内迁四川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编辑，从事翻译和主持编辑经济科学各科名词。194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到1949年，已整理出几大箱资料，分类条编，并在每章前附有简短的说明和分析，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史整个轮廓的认识。1945年重返中央大学，次年任重庆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
1947年初赴东北大学法商学院任院长兼教务长。同年秋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指导研究生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执教于南开大学，讲授中外经济史和《资本论》研究课程。1956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担任该校研究生专业课讲授和指导论文工作，在原有讲义的基础上，重写出《中国近代经济史》讲义约80万字。1957年后开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第二轮搜集和整理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到鼓舞和激励，仅在1977年到1978年，就写成了14篇中国经济史论文，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集结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出版。1978年，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经济学院之约借调北京，承担《中国经济通史》的撰写任务，不到三年，就写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一、二两卷，不久又完成了三、四、五卷的写作，该书已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史资料》一、二册和写作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也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1988年又由东方出版社集结出版。 1978年受社会科学院及北京经济学院之约借调北京，承担全国社会科学八年规划中所订《中国经济通史》着作的撰写任务。
着有《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际》。

❷ 一些梁实秋的生平故事或事迹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着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着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借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象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着）、《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着）、《读〈烹调原理〉》（张起钧着）、《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着）、《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着）。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着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着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着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梁实秋的言论被曲解之后，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围攻，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罗荪在重庆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报》上说梁实秋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赌场上的押冷门”。“标新立异”还则罢了，“投人所好”这个词，在当时真的是十分危险。试想，大家都在写抗战，忽然梁先生说不要写抗战了（实际上梁说的是不一定非要写抗战，在这里我们先按罗荪的理解来推理），那么梁先生这时在偷谁所好呢？共产党？当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那当然就是大日本帝国和他们的汪先生了，所以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门 ”。梁实秋的本意其实只是想提高报纸副刊的质量，但是从罗荪的渲染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梁以前的和潜在的论敌们都意识到，这是把梁实秋批倒批臭的天赐良机。

有意思的是，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脱离现实”，是“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幻想”，竟说梁“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物里面的”，现在则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对此，梁实秋郑重反驳：“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时要坐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这一笔，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捏造论据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的卖国思想，又在接下来的《再论“与抗战无关 ”》（我实在不明白“与抗战无关”几个字为什么要加双引号，这明明是罗荪本人造出来的）一文中，举出梁实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评论》上说过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的言论为证，但是他好像没看见后面写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让大家放弃大国心态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对此，梁实秋未作反驳，因为不看上下文是小学生才会犯的毛病，罗荪先生这一笔，更不高明。

着名的左翼批评家巴人也在其《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说到，梁实秋“要求无关抗战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读到巴人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抗战的时候是不允许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所以小学生写“人口手上中下”与抗战无关，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帐房先生记个帐与抗战无关，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抗战时期的钞票上只印着面额和“××银行”的字样而没有抗战标语，所以花这种钱的人，全都不是中国人。我猜巴人同志当时无论写什么都会先写两句抗日的话，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先在草纸上工笔正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又想起从前的结婚证上，在正文之前，总要有几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巴人又说，梁实秋“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根源在于“想达到他那压制抗日的国防文学的怒潮似的生长”，说梁实秋想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本身。天哪，梁实秋一介书生，居然想“压制抗日”、“消灭抗战”，他胆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马季先生说过一个相声：有人说马季下了一个鸡蛋，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却越传越玄，有人说他下的是咸鸭蛋，有人说是鹅蛋，最后竟成了恐龙蛋，还孵出来一只小猪。我看巴人孵猪的本事就实在不小，几句对副刊的技术性意见，竟被发扬光大成了扼杀抗战的反动宣言，竟成了梁实秋通敌卖国的有力证据，巴人同志这样好的想象力，不写小说而作批评家，实在可惜了。我实在为巴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战中也并没有作出什么光彩的贡献，自始至终都是个躲起来说大话的角色，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上了日本侦缉队黑名单的梁实秋，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视察华北前线的梁实秋！

当时批判梁实秋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张天翼、茅盾等人的评论，其实都没有出罗荪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须要提的还有两个人：朱光潜和沈从文。这也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先生，在别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却各自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无端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那些红了眼的文人和兼职文人以及伪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实秋的同党，于是他们不幸也成了靶子，恶毒的语言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相时而动”，没错，因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们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层面上，是敌不过真小人的。

❸ 白沙和北碚为什么有两处国立编译馆

抗战时期的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合称四川文化四坝，是当年大后方的着名文化区。

❹ 文学大师梁实秋的故事,新式作文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着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着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借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象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着）、《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着）、《读〈烹调原理〉》（张起钧着）、《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着）、《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着）。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着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着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着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❺ 列举中国近代史上30历史人物主要事迹，影响或贡献

1、林则徐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

史学家认为，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成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2、李鸿章等人兴洋务运动，开中国近代化先河。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

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

3、孙中山创兴中会，辛亥革～命，建中华民国。

至辛亥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梁启超于1905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与“排满”思潮决裂。

孙因现实需要（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与梁启超的意见已颇为相近。

自此之后，保有“满洲主权”也成为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4、关天培，抗击洋人。

穿鼻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中英战斗。道光十九年（1839年11月3日）英舰在穿鼻洋（广州虎门口）进行挑衅，清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抗击。伤英舰一艘。英军败退，落海数十人。

5、薛岳，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后，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夕大火”却把即将成为抗日前线的长沙付之一炬。

铁血将军薛岳临危受命，赴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他曾经的对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彭中华，则奉中共中央之命，主动上门献计献策，与薛岳并肩尽抗敌守土之责。

经历悲壮惨烈的恶战，薛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湖湘群众的密切配合与支持下，指挥三湘虎贲将士先后逐退了冈村宁次、阿南惟几对长沙的三次进攻。

当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抗战还任重道远，但中国人民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论断：“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❻ 陈可忠的先生生平

陈可忠，生于1899年10月25日，福建闽县胪雷村（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陈可忠最幼。在兄长们的支持下，1914年陈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1920年陈可忠于清华学校毕业，获公费资送美国留学，是为清华庚申级，同学中有陈岱孙、萨本铁、曾昭抡、萧公权等。留美六年，陈可忠先后于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作为我国早期化学学者，陈可忠对于引进西方近代化学，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最早的科学活动，可追溯到美国留学时期。1924年4月，留美学生庄长恭、王箴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陈可忠等9人为征求会员委员会委员，负责联络海内外热心者共同推进会务。次年6月1日，中华化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有留美学生数十人参加，这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团体之一。
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被广州的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0年一年中完成两篇关于辨认有机酸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与年刊中宣读发表。在陈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学成为当时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并驾齐驱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陈可忠因患肺病离粤易地疗养，同时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使两地的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唯一中心，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之后才有所改观。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科学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奋斗不为功”。1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时任国立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建议在南京召开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三大问题，共有53名化学学者参加。开会之中，群情激奋，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咸期各以所长，贡献国家而日臻自强之域”，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科学家行事，条理加上毅力，功效极高，几天之中，他们草拟了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创办会刊、组织专门委员会等重要事项。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与陈裕光、吴承洛、王琎、曾昭抡、郑贞文等共11人当选为理事，又与曾昭抡、萨本铁、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立编译馆是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量的外国科学书籍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涌现了许多官方的及民间的翻译出版机构。民国时期沿袭清廷旧规，也设立了政府编译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直属教育部，掌理关于学术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的编译与教科书教学设备的审查事宜。
国立编译馆的首任馆长为生物学家辛树帜，馆内主要设自然、人文两组，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42年1月，国立编译馆实施改组扩大，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兼任馆长，陈可忠转任副馆长。1944年2月，陈立夫辞去馆长兼职，陈可忠复任馆长。1948年5月，陈可忠辞职离任。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权威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作为化学专家，陈可忠以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亲自参与了化学译名的审订。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内迁重庆，陈可忠与避居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段特别的交往。1939年，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这对于陈独秀当时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帮助。陈独秀晚年以乡居老病之身，投入几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一书。陈独秀对这部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书稿非常看重，一再请陈可忠向陈立夫及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编译馆所编书籍多由商务出版）交涉，希望能够尽早付印，但由于陈立夫等作梗，此书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陈可忠应陈独秀的要求由编译馆油印了五十份用于分送学界友好和各文化机构，遗憾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1948年5月，陈可忠被任命为中山大学代理校长，8月任校长。这是陈可忠第二次任职于中山大学，但其时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内风潮不断。应陈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广州这半年，我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这或许也是陈可忠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1949年6月，陈可忠辞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
不久陈可忠转赴台湾，受聘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出任理学院院长。当时台湾师范大学除了陈可忠掌理理学院，文学院院长梁实秋和教育学院院长田培林亦俱称一时之选，三院院长阵容的坚强，是当时师大最引以为豪的事。原本藉藉无名的师大也自此发展成为公认学术水准很高的大学。
1956年1月，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处在台北成立，陈可忠被聘为主任，清华在台复校工作由此开始。当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次年秋季开始在新竹校址上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后，陈可忠即出任教务长，并一度兼任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1962年5月19日，任清华校长达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贻琦在台北病逝，陈可忠代理清华大学校务。1965年1月正式任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7月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初期只原子科学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设数学研究所，后又分别于1966年、1968年增设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并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华大学恢复大学部，到1966年先后设置核子工程、数学、物理和化学四个学系。在陈可忠掌理校务期间，通过不断的滋长扩大，新竹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具有理工特色的较为完整之大学。
陈可忠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于宾州兰得斯维镇家中，享年93岁。

❼ 近代中国科学家的事迹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中国近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和金钱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中国普及科学的先驱，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

郑贞文（1891年—1969年)字幼坡，号心南，福州长乐县人。1891年3月2日出生于福州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12岁时考取秀才，15岁赴日本留学。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郑贞文是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发起人。翻译和编着了多种自然科学着作，积极将近代科学知识向国内广为传播，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普及科学的先驱。将错综复杂的外国有机化学名词，译成统一的中文用语。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

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

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

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双奠基人

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

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学一代宗师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州闽侯县。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最高荣誉金钥匙奖；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北大致词， “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这是他一生的写照。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历史学说等方面，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

中国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近代和现代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最高荣誉会员。为报效中国，谢绝校方和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载入具有世界权威性辞典的唯一的中国人。

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

郑作新（1906.11.18-1998.6.27），出生于福建福州，生物学家，鸟类学家。1927年和1930年分别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获最高荣誉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郑作新先生是享誉世界的鸟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鸟类学和动物学界的一代宗师。

福州是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
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出生于上海，父母福州人，原籍福建省福州市。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他为中国科昆虫系统分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
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开拓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奠基人，物理学开拓者和奠基人。

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萨本栋是中国物理学最早成就者，于1937年获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萨本栋比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旱被中国中央研究院承认的物理学家，他用英文撰写成专着，被誉为物理学巨着。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着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

近代和现代中国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
中国最早生物化学家先躯，开拓者，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着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着，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

近代和现代中国电信网络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

因刘宜伦，1913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县谭头镇一个小商家庭。电信网络理论家、教育家。我国电信网络教学的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1933年 到美国入普度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36年，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37年又在该校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转入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学习。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硕士学位。 于1977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技术标准的30／32路脉码调制系统设备及配套专用仪表，为我国通信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开辟了新时代的道路。
中国近代和现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学家。

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市人。我国近代和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中外思想文化学家。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我国中外，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使他深感到“以为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深感于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

中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

中国近代和现代石油石化的创造者，石油炼油技术的奠基人

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开创地球物理教育事业，地球物理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国际地震波传播先驱者。

傅承义（1909年10月7日—2000年1月8日），福建福州闽侯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名誉所长。 1940年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系进修；1941年获得麦吉尔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6年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助理教授；1947年回国到中央气象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并兼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傅承义主要从事固体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包括地震体波、面波、首波、地震射线及地震成因的理论等研究 。

近代和现代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

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

创建中国人体科学者，核弹和导弹结合技术开拓，奠基者，国防超级电脑开拓，奠基者。

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祖籍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近代和现代小麦育种与遗传开创者，倡导三交和杂交育种科学家之一，小麦肓种奠基者。
庄巧生（1916.8.5-）福建福州闽侯县人，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 被选为美国“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被授予“最高荣誉金钥匙”奖， 1946年10月到北平农业试验场任技正兼麦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毕生从事小麦育种与遗传研究，主持育成10 多个冬小麦优良品种；积极探索改进育种方法，是国内倡导使用三交和杂交的少数育种学家之一，在推动数量遗传学和计算机在中国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研究及倡导改良小麦加工品质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主持“六五”和“七五”全国小麦育种攻关，参加主编《中国小麦学》《中国农业网络全书农作物卷》和《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系谱分析》等专着，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和繁荣作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河海大学创始人，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海岸工程奠基者。

严恺(1912.8.10--2006.5.7)，祖籍福建褔州闽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墨西哥科学院三冕院士，世界着名的水利海岸工程学家。河海大学创始人、校长、名誉校长，水利部交通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他致力于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和海岸带综合开发利用，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研究事业，为建立海岸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枢纽工程建设、长江口和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为江苏和全国水利建设及水利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黄河下游的治理计划》， 站洪水流量计算方法之研究《河槽过渡曲线之规划》，《潮汐问题》，《华东水利》。1957年《天津新港回淤问题的研究》。1963年《关于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问题的报告》，《三峡工程——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中国海岸带的开发利用》，《中国的水利建设》，《中国海岸工程》，《海港工程》， 《中国南水北调》，《海岸工程》科研成果奖励，1992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近代和现代中国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粉末冶金科学创建人，中国粉末冶金科学奠基者。

黄培云（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学术顾问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1941年抵达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在该院从事博士后工作；为了报效祖国，谢绝导师挽留，于1946年底偕夫人回到中国；1947年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命赴长沙参加中南矿冶学院筹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黄培云在中南矿冶学院相继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个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座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以该所为依托建设“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黄培云创立了粉末压制理论和烧结理论，研制成功多种用于核子、航天、航空、电子等领域的粉末冶金材料，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引起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黄培云是国际上最早采用粉末流变理论来研究粉末压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体应变推迟、应力松弛、粉末体变形充分驰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论，不仅对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贡献，而且对力学、流变学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这一理论因而被称为“黄氏压制理论 。为我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高超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技术，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他的理论水平领先国际。科研成果奖励截至2012年，在黄培云的主持和领导下，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0余项，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其他国家奖共7项，省部级奖47项。

中国近代和现代射电天文学开创者，射电天文学奠基者，中国光纤光谱望远镜建立者。

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近代和现代中国化学会创立者之一，开创了化学研究实验，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执掌国立编译了中国80个学科领域的统一译名首要奠基者。

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

❽ 陈伯吹（作者简介）

陈伯吹: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原名陈汝埙。上海宝山人。16岁当小学教师，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活动。1927年出版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1930年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并编辑《小朋友丛书》。九一八事变后，创作了中篇童话《阿丽思小姐》、《华家的儿子》，小说《火线上的孩子们》，童话《波罗乔少爷》。1934年起，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并在上海幼儿师范学校任教职。1942年去重庆在编译馆工作，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开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1949年以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等职。他的作品塑造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少年儿童形象，语言流畅，故事生动曲折，富于浪漫色彩。有童话《一只想飞的猫》、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等。此外，尚有散文集《三门峡工地两少年》及《儿童文学简论》、《作家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等理论着作。为奖励优秀作家、促进创作发展，1981年起由他出资倡办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曾用笔名夏雷。上海宝山县人。小学毕业后辍学，当过学徒。后在乡村小学教书多年，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生活记》。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四·一二'事变后，流亡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1931年，在北新书局主编文艺综合性期刊《小学生》，同时编辑《小朋友丛书》《北新小学活页文选》。'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先后写了讽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童话《爱丽思小姐》和讽刺剥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话《波尔乔少爷》，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等。1934--1937年，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立报》《译报》《文汇报》先后写了《新流亡图》《缠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诉日寇侵华罪行，反映国难中儿童生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并致力于翻译欧美儿童文学，先后出版了《伏象神童》《出卖心的人》《绿野仙踪》《空屋子》等十多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1942年离开上海赴四川，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从事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者队伍组织工作。1945年，担任《小朋友》主编。1946年，与李楚材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儿童文学联谊会'。1947年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同年，加入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热情投入中小学教师'反饥饿，争生存'的民主活动。这时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有：诗歌《下雪了》《童话》《小鸡出壳》《老虎尾巴》；童话《不勇敢的稻草人》《甲虫的下场》《井底下的四只小青蛙》；小说《亲爱的山姆大叔》，散文《希望的塔》《光明的烛》以及翻译作品《小夏蒂》等。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把全副精力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课程。1949--1959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连续不断为孩子们写了近百篇作品，出版了《一只想飞的猫》《中国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等童话、小说、散文集。

文革'十年中，他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后，又连续创作数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说集《飞虎队和野猪队》《一场比赛》《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

陈伯吹还出版了大量的儿童文学理论专着。如《作家和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简论》等。

1980年，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会上，小说选《飞虎队和野猪队》获荣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伯吹坚持不懈地在儿童文学园地上耕耘不息，不仅写下了近七十种着作，而且还在1981年献出5 万5千元存款，作为评奖基金，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为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❾ 袁珂简介

简介

袁珂(1916.7.12—2001.7.5），四川新都人，生于四川新繁县。神话学家。本名袁圣时，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
袁珂先生着述颇丰。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着《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着，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神话传说》、《古神话选释》、《神话论文集》、《袁珂神话论集》、《中国神话百题》、《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神话故事新编》、《中华文化集粹丛书·神异篇》》、《山海经校注》、《巴蜀神话》(合着)等20多部着作以及800余万字的论文。袁珂先生的大多数着作在香港、台湾均多次翻印，在国外有俄、日、英、法、意、西班牙、捷克、韩国、世界语等多种译本。其作品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课本。
1941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中文系。1946年后历任台湾省编译馆编辑，台湾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编审，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讲师，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专业作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县新繁镇人，1946年到台湾省编译馆就职，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神话传说。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一直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工作；1987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2001年7月14日逝世。
袁珂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举世皆知，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神话传说当成学问来研究，是建立中国神话学的主力学者。第二、对神话学资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话学知识方面的工作和着述甚丰，其中《中国古代神话》一书，改变了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者所谓的中国神话资料贫乏的误解和谬见；而《中国神话大词典》一书则是神话传说（包括对民间故事的提炼）资料集大成的巨着，笔者的论文《我们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就是从该词典中找出79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们记录了一次天外星体撞击地球的全部过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神话的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四、袁珂先生长期鼓励、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神话学研究，而且这种指导是客观的科学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由于时逢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后并未从事专业或与专业挂点边的工作。此后对神话传说中记录的远古自然和社会信息的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解读社会文化现象，这得益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经校注》一书，1984年成立中国神话学会，袁珂先生任主席，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参加有关的活动。
此后袁珂先生编着《中国神话大词典》，欲选用《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的部分插图，特意写信征求笔者同意，并在《中国神话大词典》的凡例中注明：本书插图用及“当代王红旗、孙晓琴《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等典籍。”1998年出版《中国神话大词典》。
1999年，袁珂住四川省人民医院。2001年7月5日病逝。

编辑本段着作《女娲造人》
天地开辟以后，天上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地上有了山川草木，甚至有了鸟兽虫鱼了，可是单单没有人类。这世间，无论怎样说吧，总不免显得有些荒凉寂寞。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女神，叫做女娲。据说，她一天当中能够变化七十次。有一天，大神女娲行走在这片莽莽榛榛②的原野上，看看周围的景象，感到非常孤独。她觉得在这天地之间，应该添一点什么东西进去，让它生气蓬勃起来才好。
添一点什么东西进去呢？
走啊走的，她走得有些疲倦了，偶然在一个池子旁边蹲下来。澄澈的池水照见了她的面容和身影；她笑，池水里的影子也向着她笑；她假装生气，池水里的影子也向着她生气。她忽然灵机一动：世间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有了，单单没有像自己一样的生物，那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像自己一样的生物加入到世间呢？
想着，她就顺手从池边掘起一团黄泥，掺合了水，在手里揉团着，揉团着，揉团成了第一个娃娃模样的小东西。
她把这个小东西放到地面上。说也奇怪，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地面，就活了起来，并且开口就喊：
“妈妈！”
接着一阵兴高采烈的跳跃和欢呼，表示他获得生命的欢乐。
女娲看着她亲手创造的这个聪明美丽的生物，又听见“妈妈”的喊声，不由得满心欢喜，眉开眼笑。
她给她心爱的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
人的身体虽然小，但据说因为是神创造的，相貌和举动也有些像神，和飞的鸟、爬的兽都不同。这样，看起来似乎有一种管理宇宙的非凡的气概。
女娲对于她的作品，感到很满意。于是，她又继续动手做她的工作，她用黄泥做了许多能说会走的可爱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在她的周围跳跃欢呼，使她精神上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安慰。从此，她再也不感到孤独、寂寞了。
她工作着，工作着，一直工作到晚霞布满天空，星星和月亮射出幽光。夜深了，她只把头枕在山崖上，略睡一睡，第二天，天刚微明，她又赶紧起来继续工作。
她一心要让这些灵敏的小生物布满大地。但是，大地毕竟太大了，她工作了许久，还没有达到她的意愿，而她本人已经疲倦不堪了。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创造人类的方法。她从崖壁上拉下一条枯藤，伸入一个泥潭里，搅成了浑黄的泥浆，向地面这么一挥洒，泥点溅落的地方，就出现了许多小小的叫着跳着的人儿，和先前用黄泥捏成的小人儿，模样一般无二。“妈妈”“妈妈”的喊声，震响在周围。
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工作，果然简单省事。藤条一挥，就有好些活人出现，不久，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踪迹。
大地上虽然有了人类，女娲的工作却并没有终止。她又考虑着：人是要死亡的，死亡了一批再创造一批吗？这未免太麻烦了。怎样才能使他们继续生存下去呢？这可是一个难题。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些小人儿分为男女，让男人和女人配合起来，叫他们自己去创造后代。这样，人类就世世代代绵延下来，并且一天比一天加多了。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课文是根据《风俗通》有关“女娲造人”的记载改编的。作者以大胆新奇的想象，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富有人性化的演绎与扩充，使得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充满生活气息，焕发出迷人的色彩。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曾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由此可知，神话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
课文详细叙述了女娲造人的具体过程，表现了原始初民对人类自身来源的好奇、追索，以及在当时社会生活条件下所做出的极富想象力的解释。
文章清新、质朴，洋溢着一种天真的新鲜感。女娲完全是在一种极自然的、无意识的状态下萌发了造人的念头。课文中说她“感到非常孤独。她觉得在这天地之间，应该添一点什么东西进去，让它生气蓬勃起来才好”。当她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就“忽然灵机一动：世间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有了，单单没有像自己一样的生物，那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像自己一样的生物加入到世间呢?”这种口吻非常孩子气，带有原始洪荒时代的稚拙与朴素，读者通过字里行间，仿佛看到女娲本身就是一个活泼、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孩子，并非一个神。
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文章重点描写的内容。女娲揉团黄土造成第一个小人儿，这个“人”一落下地就具有了生命，开口叫她“妈妈”；女娲不知疲倦地造人，为了加快速度，她就藤条一挥；为了解决人类延续的问题，女娲“把那些小人儿分为男女，让男人和女人配合起来叫他们自己去创造后代”……作者娓娓道来，如同一条不断流淌的小溪，一路唱着欢歌不断前进，使人读来仿佛置身于那个生命初创的原始世界中，感受着人类诞生后的欢欣与愉悦。
二、问题研究
《风俗通》里的有关文字非常简略，作者又进一步就女娲为什么要造人，怎样造人，怎样造更多的人，怎样让人类自己繁衍生息，作了丰富的想象。想象是大胆的，也是真实而合情合理的。
女娲是神，具有非凡的能力，她造人的手段、方法体现了“神”的威力，而在细节的处理上，作者又赋予了她人的心理，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体验，从而使想象内容既显“神威”，又合人情事理。
广阔的天地，莽莽榛榛的原野，死寂的气氛，使神通广大的女神，感到了寂寞孤独，造人的愿望就显得自然而真实；水中映出的或“喜”或“生气”的面容，诱发了她的“灵机”，想象巧妙而富于人类经验；“妈妈”的呼喊，使死寂的天地间获得了生机，更充满了人间的温情爱意，以及天伦之乐。“人”的产生，使女娲得到做母亲的自豪和欣慰；晚霞里，星光下。女娲的忙碌疲倦，正显露出一位母亲勤劳、智慧、伟大的身影。这正是这篇童话真实感人的地方。
【练习说明】
一.这篇课文是根据《风俗通》里的两则短文改编的，下面是这两则短文的译文。
通常说天地开辟以后，还没有人类。女娲揉团黄土造成人。这项工作太费力了，女娲忙不过来，就把一根绳子放到泥浆中，拉出来，溅出的泥点子就成了人。
女娲在神祠里祷告，祈求神任命她做女媒。于是女娲就安排男女婚配。
解题思路：先从文章中标出神话故事中的内容，其余就是丰富补充的内容。
参考答案：增加了：①女娲造人的具体过程；②人造出来之后欢欣喜悦场面；③女娲像人一样具有心理活动和喜怒哀乐等情绪；④作者的评述。
其中女娲造出小人之后欢欣鼓舞的场面以及对女娲的人性化描写最见作者的想象力。
二.本文处处洋溢着人类诞生的喜悦感。找出有关词句，说说你对这一喜悦感的体会。
设题意图：对人类诞生的喜悦感的描述，是比较能体现作者合理丰富想象力的地方，也是动人的地方。练习的目的是让学生加深对这部分的理解和感受。
解题思路：标画出文中的以下描写：人落地后开口就喊：“妈妈”；“妈妈”女娲的心理及神态描写；女娲给孩子命名；许多小人的欢呼跳跃；女娲的辛劳。
体会，可让学生各抒己见，答案不求统一。要点提示：人的产生给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人类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爱”，产生了人间的温暖……
【教学建议】
一、神话毕竟是神话，既要让学生体会神话的魅力，又要让学生明白科学事实与科学道理──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并让学生谈谈神话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深了解神话的特点。
二、全文浅显易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熟读的基础上复述故事，然后加以点拨，让学生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激发起探索科学知识的兴趣。
三、教学重点放在激发学生想象力上，可以通过其他类似的神话故事加以引导，更可以让学生对女娲造人的动机、方法等，作另一种推测，进行想象的训练。

• 参考资料：1.
  

  http://www.xiaoshuo.com/book/yuankezuopinji.html

  http://www.xiaoshuo.com/book/yuankezuopinji.html

❿ 谨詹于的典故

中国长兴网民风民俗专栏的《婚礼》写道：“经男女双方商定同意成亲后，由男方请人选择吉日，用红绿帖写上“谨詹于某年某月某日，为令嫒与小儿合卺，恭请台洽”等字样，送给女家；女方必具回帖，上书“谨遵台命”，送回男家，名曰“道日”。是日男女双方各宴请至亲长辈，俗称“道日酒”。”
那么，什么是“谨詹于”？
上网搜索一下，发现有人说：“古时候的结婚日期，通常皆经星命家占卜所决定。按《康熙字典》载：詹与占通，“詹尹”乃占卜之官名。”所以，“谨詹于，似宜改为“谨于……”或“谨订于……””。
“詹尹”是占卜的官名，有此一说。但是，“谨詹于”相当于“谨订于”？那就未必了。静一在历史小说《弓舒》中写道：“昔平王东迁，王叔封于詹，厉肃忠耿，出力不少；又，詹侯性严谨，诸侯有事不能决，皆往问詹侯；俟后，凡有一事二说，若有出言“谨詹于”，则为詹侯所言，必不为虚、其事必履，遂成惯语。”
静一引用的是一个典故：周宣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继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被犬戎所灭。宣王的小儿子至弘拥立幽王的儿子即位为平王，建立了东周。周平王感念王叔，赐他为监国王，封给詹城，并说“有朝必有詹，无詹不成朝”。在当时，凡是詹侯说的，就是可信的。
这个典故在台湾省的“国立编译馆”有记载。
公元前807年，周宣王21年，周宣王封庶子姬至弘，字文，为詹侯，邑安西。詹侯文，史称詹文侯，首封于詹，尊为詹氏始祖。
詹文侯约生于宣王继位年（公元前827年），黄帝第38代，为王族，处于特殊的历史时代，从小接受周朝文、武、礼、孝、仁、义的教育，又经历激荡的社会变革和各种争斗风云的磨砺，显露出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宣王时期，他曾征战在伐戎的沙场，屡建奇功，封为安西侯，食采于詹。
不知从何时起，有人把“詹”与“占”混了，还说是相通的。在我老家尤溪，姓“詹”的就多把自己的姓写作“占”。其实，詹、占是两个姓。“詹尹”是占卜官，詹氏并非占氏。浙江衢州出了个举重世界冠军，名叫詹旭刚，体重77公斤，挺举起207.5公斤，在悉尼奥运会上破了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报道时，许多媒体把他误写成占旭刚，从而引起争议，探寻，结果发现，浙江真有姓“占”的，但与姓“詹”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谨詹于”，未必就是“谨占于”，改为“谨于……”或“谨订于……”可能有违原意。抄自台湾省的“国立编译馆”的资料有这样的话：“谨詹于，其詹字系做定江山解，就是天灾地变，皇帝下旨都不能变，或是无詹字出门做不成事，应在“有朝必有詹，无詹不成朝””。这说，显然含有姓氏的荣誉感，未必可信。
但是，民俗有这“谨詹于”，总不会没有民族心理吧？“谨詹于”，可能是以詹侯的名义发誓，表示诚心诚意，此约郑重，雷打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