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译文

⑴ 《尤利西斯》中有各种典故，要看哪个翻译的版本好呢

萧乾虽说是借助了不少日文版的帮助，但是那本书的重点不是语言，而是意识，认真把握意识的话，萧的译本还是不差的,至少对于一般水平是够看了。要专业的话就应该去自己翻译或者看原文来讨论译本问题了.本人没有读过金的译本，也许他的更好，不过能译出书来就很不简单了~~~ 
钱老好好一个人,又被骂了~~~真可惜.钱钟书的才华在他的着作中没有很好的反映出来,他自己也比较浪费才情,也许是和政治局势有关.不过,我想稍微了解一点钱钟书的授课情况就不会对他的外国文学水平有什么微词了.他对于外国文学的旁征博引就像陈寅恪对于国学的旁征博引一样准确.就算是不了解这一点,单单了解一点他的<管锥编>也不会对他又这么的不敬吧?
满意请采纳谢谢

⑵ 急求《管锥编》序的译文！！

我资质驽钝,妄译钱先生之文,若有谬误、不尽人意之处,还望谅解。

偶尔阅览(这么多年来的)注疏、笔记，心得感悟一点一滴地积累到现在这么多。（可叹我）在求知道路上尚未走得很远，便垂垂老矣！于是缩减挑选出其中一些比较容易订正整理的心得，（希望能像）以锥指出一点而推测全貌、用管看一部分来推测全观，先完成了一辑。（如果可以）假借我时光，我仍希望记录整理出我的读书感想来介绍给大家。又因为我从小便对西方古籍历史有着极大的兴趣，（于是）用我这粗短的绳子般鄙薄的才能来试着汲取西方古籍中的智慧之水，正好尝试着（进行）评论参证，（我）本想用英文起草，想到（已用中文）写好，就当作附论性质的文章（吧）。这部书纯当是我将家中破烂的扫帚与大家分享，将家里粗野的菜蔬献给大家，这部书作为资源的用处，难道能像豕苓桔梗这些珍贵的药材吗？有的人或许将它看作废弃的木头竹屑吧。写这部书时，我多次向周振甫先生请教，（他对我的帮助，就像）轻轻叩动却引发了大钟轰鸣，（我每次都是）空手而来却满载而归，（周先生）这位高尚的朋友对我的恩惠，（只能）缩减表达在这短短的序中了。

⑶ 钱钟书翻译作品有哪些

《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
作品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着名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着名长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⑷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做何解释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意思是夫妻们亲密无间志同道合，就好比婉转悠扬琴瑟协奏。兄弟们亲亲热热聚在一起，是那样和谐欢乐永久永久。井然有序地安排家庭关系，把老婆孩子打发得欢欢喜喜。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出自《诗经 小雅·常棣》。这是周人宴会兄弟时歌唱兄弟亲情的诗。

(4)管锥编译文扩展阅读：

《小雅·常棣》的后世影响

《小雅·常棣》是《诗经》中的名篇杰作，它不仅是中国诗史上最先歌唱兄弟友爱的诗作，也是情理相融富于理趣的明理典范。

《小雅·常棣》的“不废议论，不烦而至”，似可析而为二。一是真挚委曲，感人之至。开篇形象比兴，富于理趣；随之围绕“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旨，“丧乱”与“安宁”、“良朋”与“妻子”，及历史与现实、正面与反面，寓理于事，多层次地唱叹阐论，既感人亦服人。

全诗笔意曲折，音调也抑扬顿挫，前五章繁弦促节，多慷慨激昂之音，后三章轻拢慢捻，有洋洋盈耳之趣。委曲深至，一片真诚。二是主题恒久，深邃之至。兄弟友爱，手足亲情，这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小雅·常棣》对这一主题作了诗意开拓，因而千古传唱，历久弥新。同时，“常棣之华”、“莫如兄弟”、“兄弟阋墙，外御其务”，作为具有原型意义的意象、母题和典故，对后世“兄弟诗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隋朝常得志的《兄弟论》，在新的背景下对《常棣》诗旨作了创造性的申发。

⑸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是什么

1. 一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翻译云坛。

2. “诱”、“讹”、“化”的深刻内涵，钱钟书用“诱”、“讹”、“化”三字对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作了独特的概括。

3. 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信、达、雅”三者的辩论统一关系。

4. 坚持提倡“内容尽话为形式”及“风格如以出”

钱钟书是一代比较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化大家，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之一。他精熟于英、法、拉丁、德、意、西等国文字与艺术，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主要着作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同时，对翻译理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他在翻译学上的成就只是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 “雕栏”，但对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⑹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 ”（translation as an art）〔1:111〕两个术语；《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着述中。钱钟书对翻译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门问题，从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的性质、方法、规则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功用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对其称引颇多，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发甚少。本文拟对钱钟书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有借鉴价值的思路。

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

翻检钱钟书的翻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典雅的文言行文。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2：410〕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早在1935年，钱钟书为温源宁一本英语文集作书评，将书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译作《不够知己》，深得“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赏识，誉之为“雅切”〔3：1〕。钱钟书在书评中将《中国评论周报》的一个栏目“Intimate Portraits”译作“亲切写真”，把温源宁描写吴宓的一句话“Like nothing on earth: once seen, never forgotten.”译作：“入得《无双谱》的；见过一次，永远忘不了”〔4〕，真乃神来之笔。
选用雅言还是俗语、文言抑或白话，除了学科、文体的客观要求外，还取决于作者的偏好，然而“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5：107〕。正是基于这一公允的认识，钱钟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着述中，除了用外语写作一些论文外，一直都用典雅纯正的文言与清晰明澈的白话两种语体齐头并进。《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着作的撰写主要运用典雅文言，相应地，涉及西方文献，一律用典雅文言译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许多人对钱钟书《管锥编》的写作与翻译使用文言不明就里，甚至口出怨言。钱钟书在1934年就曾指出：“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6:331〕本文认为：从目的看，学术着述既不同于普及读物，与小说等文学创作也大相径庭；从对象看，“作者选择了什么读者，什么层次的读者，他的语言便随之而变化。”〔7:239〕从内容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典籍，用文言行文，直接深入到古人的语言天地里去，省却古汉语今译的麻烦，况且许多篇章谈论字的构造本身，繁体字写作简体、文言转换为白话后这种讨论将无法进行。因此以诗话方式衡文谈艺，探讨古代文化典籍，以典雅文言行文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另一方面，穿插其间的外语引文以古典作品或理论为主，用文言翻译，既符合原作原貌，又与上下文的汉语行文一致，更是无可厚非。如：

The man must be designing and cunning, wily and deceitful, a thief and a robber, overreaching the enemy at every point.
必多谋善诈，兼黠贼与剧盗之能〔8:188〕。
Even as I bear sorrow in my heart, but my belly ever bids me eat and drink, and brings forgetfulness of all that I have suffered.
吾虽忧伤，然思晚食。吾心悲戚，而吾腹命吾饮食，亦可稍忘苦痛〔8:239〕。
All women are the same when the lights are out.
灭烛无见，何别媸妍〔8:570〕。

以上第一句是苏格拉底弟子撰野史，记皇子问克敌之道，他的父亲教诲他的话，言者的慧黠跃然纸上；第二句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话，虽心有悲伤但不废饮食，显示出言者的洒脱；第三句是古希腊俗语，俚俗但又无伤大雅。文言译文读来亲切不隔，相反，若硬用白话迻译，令古人操今语，则有不伦不类之憾。
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也不是一味追求典雅，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如风格以出”的追求：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目的正，则手段之邪者亦正〔8:1541〕。
“Every little helps,” as the old lady said, 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
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8:1257〕

上引第一句是耶稣会标举的基督教教义，言简而意丰，意思约略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最终有评判权的还是结果。但其寓意又明显不同于汉语中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与西方“历史是统治者书写的历史”一说亦判然有别。其本意是鼓励人们为达致正义目的，不妨采取非常手段。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字面上中性的“end”和“means”分别加上“正”与“邪”两个限定成分，不折不扣地表达出原文的内涵和意蕴。而第二句则是英语俚语，译文酷肖老妪的自谑、自嘲的口吻，幽默诙谐之态毕现。
《管锥编》产生年代的严酷政治风气及作者的高龄都不允许像一般论文写作那样铺展详论。钱钟书自己也承认：“《管锥编》……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9：191〕钱钟书在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坚持在思想层面关怀学术与科研，体现了一种恢宏的悲悯情怀。其开创性贡献之一体现在《管锥编》，它激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制和发展进程。
凭借传统的典雅文言，钱钟书将大批深负卓识的西学理论要义翻译过来，与中国传统文论互相阐发。他的做法得以直接深入到与西方当下对话的内核，证明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新锐创见”，用中国的文言也完全可以明确清楚地表述。最重要的是，钱钟书从实践层面对后现代学派解构一切的方法论进行了反拨。他吸收、借鉴了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打破了原来结构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同时又有效地避免了解构主义建构性缺失的不足，破中有立。

信美兼具的翻译效果

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8:1101〕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1：113〕“雅”并不是润饰美化。被钱钟书称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8:1262〕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五失本”、“三不易”：人们不通异域之言而需要译者传达，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完全抛弃原文的语言习惯，对译文进行文饰、删削。笼统地说“文胜质”或“质胜文”都是欠妥切的，因为要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征。
尽管此前有人不止一次地标举信、达、雅，但钱钟书第一次辩证地阐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了信息与美学并重的效果。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8:1263〕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

One two three four, / we don’t want the war! / five six seven eight, / we don’t want the state!
一二三四，战争停止！ 五六七八，政府倒塌〔8:64〕！
Tomorrow come never.
明日遥无日〔8:901〕。
Two distincts, division none.
可判可别，难解难分〔8:444〕。
The smyler with the knyf under the cloke.
面上笑，衣下刀〔8:700〕。

钱钟书的创造性才能更多地体现在普通用语的创新性使用上，有时甚至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他认为：“词头、套语或故典，无论它们本身是如何陈腐丑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据着类比推理（analogy）来的，尤其是故典，所谓‘古事比 ’”。〔8:1082〕钱钟书化用现成的汉语成语或熟语，诸如 “唯唯诺诺汉”（yes-man）、“颔颐点头人”（nod-guy）、“无知即是福”(ignorance is bliss.）〔8:498〕等，准确贴切、生动传神。
一些照字面生硬翻译会引起歧义的句子，钱钟书也一样处理得游刃有余：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先王千古，新王万寿〔8:792〕。
Next dreadful thing to battle lost is battle won.
战败最惨，而战胜仅次之〔8:897〕。
Get a livelihood, and then practice virtue.
先谋生而后修身〔8:899〕。

以第一句为例，原文并没有区分两个King，倘若照字面直译，前面刚说完死，紧接着又高呼万寿无疆，令人费解；译文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先王与新王将两个King区别开来，是真正意义上的“信”。
钱钟书提倡以诗译诗，“以韵语译韵语”。译诗历来被看作是困难的，正如钱钟书指出的，“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10:421〕因为诗作兼有音韵、形式、内容与意境之美，过度关注意义的传递，而忽略了形式，则译作仅仅变成或优美或晦涩的散文，不复成其为诗。钱钟书高举“以诗译诗”的大旗，并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

Men are good in one way, but bad in many.
人之善同出一辙，人之恶殊途多方〔8:246〕。
Heard melodies are sweet, but those unheard / Are sweeter.
可闻曲自佳，无闻曲逾妙〔8:450〕。

钱钟书坚持席勒提倡的“内容尽化为形式”〔8:1312〕。既注重诗的语言形式的具体性，认为语言皆有声有义，同时也承认诗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言外之意，并将二者纳入一个对立统一体。如他将“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译作“紫雨缤纷落白花”〔11:41〕，格律谐协，意境优美，处理精当。他还将17世纪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一句诗“Then peep for babies, a new Puppet play,/ And riddle what their prattling Eyes would say.”译作：“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并称许这两句诗堪与洪亮吉“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相媲美〔8:1222〕。
钱钟书所译《名利场》结尾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神韵：

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 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 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 dead,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
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祁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8:69〕。

这种分镜头手法在影视作品中习见不鲜，通常称作“蒙太奇”技巧，据说是受中国六书中的“会意”启发而发明的〔12:24〕，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一般不会把这样两个场景捉置一处，通常的做法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而述之，表达与理解起来清则清矣，却达不到两幅图景对比冲突的效果，钱钟书的翻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钱钟书多次以自己擅长的比喻来说明翻译过程中求“尽信”的困难和不足取。因为“在腊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容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dialectic）。”〔13:125〕比如：

A pin has a head, but no hair; / A clock has a face, but no mouth there; / Needles have eyes, but they cannot see.
针有头而无发，钟有面而无口，引线有眼儿不能视〔8:41〕。
A watch has hands, but no thumb or finger;/A saw has teeth, but it does not eat.
表有手而无指，锯有齿不能吃〔8:155〕。

将翻译与比喻捉置并处，是大智慧的表现。因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这与翻译的处境何其相似！“凡喻必以非类”，以言翻译，完全的“信”是不可能达到的。解决的途径是超越比喻，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手段，辩证地对待各种方法、手段的使用。“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8:41〕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按照钱钟书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
翻译有一定的限度，即所谓“可译性限度”。翻译过程中译者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式结构障碍（formal-structural obstruction）、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presentation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正是可译性限度和翻译实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各种障碍给译者留出了更大的发挥、创造的余地。
形式结构障碍是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任何一个译者将西方语言译成汉语时，都会遇到许多基于语言习惯差异而出现的难题。比如在将欧洲语言的主从结构译成中文的并列结构时，如何处理由关系代词引导的从属句，就是一个典型困扰。钱钟书在处理这类句式时，大多将它们转换成汉语中习见的两个分句，或并列、或因果、或条件，避免用复杂的长句或复合句，关系代词往往没有形式上的体现，却丝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如：

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
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8:986〕。
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
己不能，方教人〔8:1109〕。
It’s a wise child that knows its own father.
儿必奇慧，方知父谁〔8:551〕。

惯用法障碍突出体现在格言、谚语与成语等惯用语的翻译方面。格言、谚语和成语都是语言历时形成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约定俗成并见于典籍才流传、确定下来。它们以简洁易记的形式揭示了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反映出的不仅有独特的品质，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同时它们又言简意丰，是语言惯例规范体现得最充分的例证，背后往往有一个故事表明其来龙去脉，并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紧密相联，最能代表一种语言的风格和意蕴。
格言、谚语用语诙谐形象，对比新颖，并且悦耳、直接，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趣味性。结构上的稳定性、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以及暗含的情态表达力是其共同特点，翻译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过于拘泥于字面意思的“信”，则难“达”深层意蕴，而恰恰后者才是其鲜活生命力所自。钱钟书在翻译时，以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以尺幅万里的浓缩，尽传格言、谚语和成语之妙；有时甚至直接套用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看似信手拈来，却准确传神：

If you run after two hares, you will catch either.
脚踏两只船。
After rain comes sunshine.
苦尽甘来。
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表达法障碍有多种表现。钱钟书归纳了如下几种说法：
Hymn before Sunrise.
For ever shattered and the same for ever.
The stationary blasts of waterfalls.
Ode to Liberty.
Immovabley unquiet.

将它们提炼成“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8:7-9〕，应该说不同语言中形式各异的格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当。
表达法障碍还表现在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缺乏对应词。钱钟书有时将一些西方习见的表达法换成中国耳熟能详的说法，效果不言而喻。如：

He〔Zeus〕 is humbling the proud and exalting the humble.
神功天运乃抑高明使之卑，举卑下使之高〔8:53〕。

将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万神之王宙斯译成“神功天运”，跨越了习惯表达的障碍。另一场合，钱钟书将哈姆雷特责备未婚妻的话译作“女子化妆打扮，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14:41〕，此处避免提及God，于整句意思并没有丝毫减损，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如在读者眼前，翻译自然起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功效。
文化障碍指的是“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气力加以解释”〔15:34〕。因此，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语言，而且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造成翻译当中最大的困难。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生活习俗、政治历史、思维方式等许多内容，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语言又把这些内容表达在文本中，因而对译者的困扰也较多。

结语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对进一步传承世界文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和世界文化通向多元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钱钟书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以及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具价值的思维形态是开放性和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以全球化视野，采用平视的姿态，既注重对“客体性”的了解，又强调“主体性”的能动发挥，落实到“主体间性”的价值取向，谋求中西文化交汇，进而取得一种视界融合。他把古今中外许多重要的智慧因素捉置并处，在辩证的思维中将历时的发展序列转变为共时性构成。
钱钟书的博学为译文的翔实、准确提供了保障，也为各种学术话题的互动交流搭建了平台。早在1940年代的《谈艺录》中就大量涉及西方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应该算是现代西方文论在新中国译介开先河的手笔；1970年代的《管锥编》更是大量原文引用现代西学的前沿知识，而其中有许多在新时期纷纷涌入国门，并逐渐为大家所认可。钱钟书的做法无形中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引入，他的尝试与努力事实上成为197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来自中国大陆方面唯一的强劲声音。
钱钟书在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践操作中，一方面大量吸纳现代西学的成果，通过自己的阐述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有关论断的桎梏，没有拘泥于西方阐释学理论关于语言即存在、语言即本体之类的玄言思辨，而是深具卓识地将中国传统训诂与阐释学理论相融合，突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艺美学标准。借助翻译，钱钟书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了整个文学领域，探索了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和 “文心”，而且为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际整合、译介研究等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⑺ 钱钟书《管锥篇》中的序怎么翻译

这是第一篇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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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序的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_-

⑻ 《诗经 燕燕》全文翻译

《诗经·燕燕》赏析

扬之水
燕燕子飞，差池其羽①。之子于归，远送于野②。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一章)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③。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④。(二章)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⑤。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三章)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⑥。(四章)
①姚炳：“燕燕，纪鸟，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双飞往来，遂以双声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类，最古之书凡三见，而语适合此诗及《释鸟》文。”“则旧以燕燕为两燕及曲为重言之说者，皆非也。”又“差池”，曰“当专以尾言，燕尾双岐如剪，故云‘差池’耳”。按依此说，古称燕为燕燕，不必特指双燕。不过诗中之燕燕不妨仍指双燕，如“黄鸟于飞”(《周南·葛覃》)，“仓庚于飞”(《豳风·东山》)，皆非以一鸟为言。
②毛传：“之子，去者也。归，归宗也。远送过礼。于，于也。郊外曰野。”陈奂曰：“‘于’训‘于’者，释‘于野’之于与‘于归’之于不同义。‘于归’，往归；‘于野’，于野也。‘于’犹‘之’也。”
③飞而下曰颉，飞而上曰颃。颉颃，即顾盼翱翔。
④将，朱熹曰“送也”。伫立，毛传曰“久立也”。
⑤朱熹曰：“‘送于南’者，陈在卫南。”
⑥毛传：“仲，戴妫字也。”范处义曰：“先君，庄公也。寡人，庄姜自谓也。《周官》六行信于友为任(按《周礼。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注“任，信于友道”)，庄姜谓仲氏于我相信如友，故曰‘任只’，且称仲氏之德塞实而无伪，渊深而不流，温和惠顺，终始如一，既能自善自谨其身，又当不忘先君，有以助我，相诀之辞如此，冀仲氏不遐弃也。”但“先君之思”，也可以解作是戴妫对庄姜的临别赠言。
此诗作意，序称：“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详之曰：“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不过后来也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列女传。母仪》篇曰此为定姜送子妇，王质《诗总闻》认为是国君送女弟适他国，又或曰这是咏薛女事(魏源)，又或曰“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崔述)。不过这些并不比序说更觉可信，何况末章所咏在如此解释下反倒没有了着落，则不如从序。王士稹曰：“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燕燕》诚为送别诗“导夫先路”，只是它实在太好，直令后来者再没有办法，《管锥编》举了“瞻望弗及，伫立以泣”一句，下列与此同一机杼的中、外诸例，可以让我们作这样的比较。诗中的警句，单独抽出来，固然也好，但它的好，似乎仍在于有全诗厚重、质实的情思为依托。杜甫“轻燕受风斜”，体物工细之俊句也，似由“颉之颃之”得意；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较“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更觉工巧婉丽，然而究竟嫌单薄。《燕燕》末章所叙，见性情，见境界，见一真挚诚笃而不拘拘于尔汝之私的和厚胸次。乔亿曰：“《燕燕》《雄雉》诗各四章，前三章缠绵悱恻，汉人犹能之；至后一章，万万不可企，盖性术所流者异矣。”
《燕燕》之叙事，也有一个虚与实的问题。孔疏曰诗“所陈皆诀别之后述其送之之事也”，则送别情景之种种，乃是追忆。焦琳更特以末章为说，“此言妫氏既去之后，念之而无时或已之情也”，“若以为称述戴妫之贤，纵极其佳，而意已尽于所言”，但若解得庄姜之情，乃是“妫氏虽去而姜氏目中时不绝妫氏之影，耳中时不绝妫氏之声，即戴妫之贤亦益生动，不但作评语断定其人品已也”。其实诗中所说的送别，究竟送别在何地，也很可疑。“远送于野”，郑笺：“妇人之礼，送迎不出门。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愤，尽己情。”“妇人送迎不出门”，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贺贻孙曰：“妇人送迎不出门，此常礼也。庄姜处人伦极变，盖非常之情不复能以常礼自禁，故‘远送于野’，‘远于将之’，‘远送于南’，皆以言其变也。”而“远送于南”一句，姜炳璋解作“陈在卫南，庄姜在卫，心与俱南”，则“远送于南”，思中事也。那么“远送于野”。不也可以说是心与之俱，又何必如郑、如贺，曲为之说呢·甚至为此诗兴感的燕燕，也未必当日眼中所见。焦琳以为“物类岂干人事，而人之见物，则因其心所有事，见物有若何之情形”，“故此三章各首二句起兴，亦是言情，非口中之言，必待燕燕方能引起，更非心中之想，必待燕燕方有感触也”。此说很是。诗以燕燕起兴，其意只在燕燕如此，人何不然。而燕燕原是常见之鸟，其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之象，乃人人眼中心中可见可感，则它可以是天然凑泊的眼前景致，又何尝不可以是写情寄意所谓“拟容取心”的意中之象。
《诗》写送别，又有《秦风·渭阳》：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路车乘黄”、“琼瑰玉佩”，待之厚也，“曰至渭阳”、“悠悠我思”，更有一番绸缪郑重，实有其事，实有其情，亦情深意挚之作。然而这里却没有一个载情载思的兴象来开拓出意境，于是我们喜爱它的质直，而更喜爱《燕燕》实中有虚的深婉曲折、情思无限了。

⑼ 三镜古文的现代文翻译

1.《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译文]击鼓声镗镗（震于耳旁），（将士们）奋勇演练着刀枪。土墙和漕城修筑正忙，惟有我随军远征到南方。跟随孙子仲（行旅奔波），平定（作乱的）陈、宋二国，回家的心愿得不到允可，心中郁郁忧愁不乐，（我却）身在何方，身处何地？我的马儿丢失在哪里？到哪里（才能）将它寻觅？到那（山间的）林泉之地。生生死死离离合合，（无论如何）我与你说过。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可叹如今散落天涯，怕有生之年难回家乡。可叹如今天各一方，令我的信约竟成了空话。2.这四句里只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里的文字（诗经里还有“君子偕老”的词句）。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毛《传》训“契阔”为“勤苦”，郑（郑玄）《笺》则发挥其意，谓“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沙场上军士之间相互勉励约定相互救助的盟约。不管遇到什么危难，我们都不要独自跑掉而不顾对方)。”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评价说：“《笺》甚迂谬”，又指责其“穿穴密微”，并很幽默的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等句，比较《水浒传》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身去不稳”语，断为“情境略近”。 另外两句的“共着”，“同眠”，都是拟“偕老”变化而来的，在网络文章中广为流传。"着"或许是"箸",就是筷子的意思,因为以前筷子就叫作箸,因为船家忌讳,才更名筷子的

⑽ 蒹葭《诗经》 的注释是什么

这首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讽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郑笺《毛诗序》）或惋惜渴求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与《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蒹葭》并没有具体的时间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所以，上面的那些提法因为缺少根据而难以令人信服。《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其结果却失之愈远。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观念》——英国科林武德），对《蒹葭》的阐释也应具有当代性——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情诗。
诗意的空泛虚幻给阐释带来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包容的空间。“在水一方”作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在他的《管锥编》已申说甚详；“溯洄”、“溯游”、“道阻且长”等也不过是反复追寻与追寻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能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而曹植的《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也是《蒹葭》主题的回应。把它们互相对照着看，可能使读者对这首诗及其作者的理解更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注释】：

1、蒹（音尖jiān）：草本植物，芦苇一类的草，又名荻。葭（音加jiā）：初生的芦苇。苍苍：鲜明貌。《传疏》：“蒹葭，即萑（环huán）苇之未秀者。” 《毛传》：“苍苍，盛也。”为：此处指凝结成。

2、所谓：所念。伊：是、这人、那个彼。方：边。在水一方：就是说在水的另一边。

3、溯（音素sù）：逆水而行。洄（音回hui）：水流回旋，此处指弯曲的河道。从：就。阻：难。

4、游：水游。宛：可见貌，犹言“仿佛是”。

5、萋萋：犹“苍苍”。晞（西xī）：干。

6、湄（梅méi）：水草相接之处，即岸边。

7、跻（音积jī）：上升，指道路陡起。

8、坻（音迟chí）：露出水面的小沙洲。

9、采采：茂盛的样子。一说鲜明的样子。

10、涘（似sì）：水边。

11、右：古读为“已”，迂回弯曲。

12、沚（音址zhǐ）：水中小块沙洲。

【译文】：

芦苇初生青青，白色露水凝结为霜。

所恋的那个心上人，在水的那一边。

逆着弯曲的河道寻找她，路途艰难又漫长。

逆流寻找她，仿佛走到水中间。

芦苇初生茂盛，白色露水还没干。

所恋的那个心上人，在水的那岸。

逆着弯曲的河道寻找她，路途艰难又坡陡。

逆流寻找她，仿佛走到水中的小沙洲。

芦苇初生鲜艳，白色露水还没完。

所恋的那个心上人，在水的那头。

逆着弯曲的河道寻找她，道路艰难又曲折。

逆流寻找她，仿佛走到水中的沙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