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好资源的配置与公平问题
㈠ 企业如何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
企业资源的配置一般表现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源在时间上、 空间上和数量上的要 求， 其实质就是选择不同资源构成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 也可以认为企业资源配置是企业根 据企业的目标将资源的用途在不同的时间上、空间上和数量上进行合理配置。
1．合理调整生产一线，特别是采掘一线的人员结构。
2．要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参照生产一线的人员数量和工作量，按比例配置辅助人员。
3．对地面和机关岗位的人员配置，要杜绝因人设岗现象的发生。
4．要公开、公平、公正地让每个职工凭自己的能力竞争上岗。
5.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要打破工人、干部的身份界限，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6．在配备各个岗位的生产(工作)人员时，应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㈡ 公平开放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如何才能做到社会资源公平共享
经济学家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模型，理想情况、社会由一个个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构成的情况下，消费者、采购商，会作出最佳判断、去买物美价廉的商品、货物；
如此一来，就能帮助达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资源逐渐更多配置给更为合适的生产者。
更高效配置资源，我们的最终目标，除了生产力增长、让产能尽可能达到最大之外，其实还考虑到各行其道各得其所、而让彼此间免于各类冲突。
这两者，构成人类自由不可分割两部分。
㈢ 稀缺资源怎样分配才合理
1、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率的机制
在现代社会中，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是最为常见的分配稀缺商品的机制。同时，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也是最有效率的机制。由于人们对同一商品的评价不同，因此愿意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不同。评价高的人，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而评价低的人就只愿意付出较低的价格。
通过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可以让这些商品分配到对它们评价最高的人手中，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某种社会“最优”配置。关于这种社会最优配置，更学术性的表述是：在均衡状态时，不可能在没有使任何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境况变得更好，这即为经济学中有名的“帕累托效率”。
然而，仅仅遵循帕里托效率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的什么目标，最常见者，例如公平。价格机制非常有效率，但却不一定公平。由于先天或者其他原因，人们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分化，从而人们所能支付的价格就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在价高者得的分配机制中，稀缺商品可能分配给了有钱的，但是对这一商品评价并不是最高的人手中；而那些对这些商品评价非常高的人，却可能因为没有钱，而无法获得这些商品。这里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两个不同的人的主观效用评价是可以比较的：穷人的一块面包和富人的一块面包可以带来不同的满足感。
越是必需品，分配的公平感越重要，因此越有可能存在其他“更优”的机制。如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如果纯粹根据价格机制来分配医疗和教育资源，可能生小病的人受到了较好的医疗服务，不够聪明的人受到了较好的教育；而生大病的人却享受不起优质的医疗服务，聪明的人可能受不起优质的教育。
因此除了价格机制，人们还常用其他一些机制来分配稀缺商品。常见的有配给、排队、抽签等等。当然这些机制的存在，皆因为有权者（主要是政府）对商品的出售价格设置了上限，否则价格机制将自动发挥作用，实现有效率但不一定公平的分配。余下，我们一一简述这几个常见非价格机制的优劣。
2、配给机制，非常适用于非常时期
配给制是非价格机制中常见的一种机制。前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曾利用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在全国大部分资源配置上都采取过这种配给的、计划的分配方式，例如，粮票、菜票，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配给制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公平。
特别是在地震、灾害等特殊时期，这种以强制性为后盾的配给制，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而不至于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因此即便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已经被抛弃，但我们仍可以在很多场合看到配给制的影子。
例如在地震、灾荒等非常时期，如果有人违背这种配给原则，采取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出售生活必需品，他必然会受到道德谴责。
这种行政分配机制，在地震、灾荒等特殊时期，可以采用，但长时期施行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商品稀缺的固化。此外，这种行政分配机制的另一个明显缺点是拥有分配权的人无法知道不同的人对稀缺商品的主观评价，因而无法将这些商品分配给最需要它的人手中，实现物尽其用。特别是在日常时期，这一点缺陷显得更为突出。
一个可改良的办法就是在资源配给之后，允许人们根据市场机制自由交易这些商品或其凭证。在自愿交易下，这些商品可以根据人们主观评价的不同，实现进一步优化配置，从而改进效率，增加社会总福利。只要是自愿发生的交易行为，一定会同时改进交易双方的效用（不考虑短视等因素）。
3、排队机制在人们社会观念中根深蒂固
价格机制和政府配给之外，另一个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是“排队”。由于商品供给者（或第三方干预者，主要是政府）对商品的出售设置了价格上限，因此在该价格水平上，需求远超供给，引发“排队”现象。这在现实社会中非常常见，餐厅排队、医院排队、银行排队、春节购票也要排队（线上线下皆如此）。
排队使得对该商品评价较高，但支付能力更弱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付出更多的排队时间来获得该商品（穷人排队的时间成本要低于富人）。相对于价格机制的“价高者得”，排队实际上是“先到先得”。而“先到先得”这种占有资源的方式其实在人类演化史和所有权起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些情形下，如果一人“先占”了某种资源，且一段时间内无人提出异议，那么该人就获得了该资源的所有权。相对于依赖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依赖政府的配给机制，排队机制实际上依赖的是社会习俗。因此，排队机制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人们会将不按照先到先得原则而插队的人视为缺少社会公德。
不过排队也有自己的缺点。排队花费了时间，但却没有创造价值。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租值耗散”。从而，为节省或者获得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又有很多制度创新涌现。举其小者，餐厅、银行的“叫号”制度就是节省了排队者的成本。
排队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其他有价值的事情，而不用担心其依赖“先到先得”习俗获得的优先权会丧失掉。消费者获得效用改进的同时，商家也因为人性化的处理赢得了商誉，这些都可以视为重新获取了本来会消耗在排队中的租值。
此外，“黄牛党”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为了攫取这些被耗散的租值。黄牛党首先付出了时间和金钱，批量购入了车票，然后就按照供求关系，在车站外灵活应变，不断地调整价格，以求在最后一刻把所有的车票出手，因而原本用来排队的成本就被黄牛党所攫取。
但是，黄牛党往往内外勾结，形成垄断票源后就大肆提价，因此严重干扰了资源分配机制的正常运作，从而为社会道德乃至法律所不容。
当然，为减少“租值耗散”而涌现的技术创新也不一定都是公平的。例如，火车票网络售票，由于黄牛党等的干扰，价格管制产生的稀缺火车票的排队分配模式实际上已经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了，因此网络实名购票应运而生，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在2014年春节期间，技术黄牛党再次死灰复燃）。
但这一技术创新又带来了新的不公，资源分配规则由排队中的“价格+排队时间”，演变成了此时的“价格+网络技术+运气”，那些不熟悉电脑，没有网络支付手段的农民工，显然处于新的严重不公之中。
4、无法解决抽签对象的抽签机制
为了减少稀缺商品非价格分配时无谓的“租值耗散”，抽签制应运而生。特别是信息技术出现后，使得抽签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其中，北京的车辆牌照抽签制就是一个典型。由于大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因此各城市都会对每年新增车辆牌照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导致汽车牌照成为严重稀缺的资源。
与上海根据价高者得的拍卖机制不同，北京就采取了摇号抽签制来分配汽车牌照，成为两种分配机制的鲜明对照。此外，在新股发行、保障房分配、奥运会门票分配等情形中，都可以看到抽签制的身影，有人甚至建议春运火车票购票都应该采取抽签制。
显然，以拍卖机制分配稀缺的汽车牌照资源避免了无谓的租值耗散，并且拍卖所得资金还可以用于修路、保护环境等。
但由于城市交通是公共资源，因此纯粹的价高者得的拍卖机制其实是不公平的。能够支付这些费用的人就可以享受城市交通带来的便利，而无力负担的人就不能享受，尽管他们可能已经为城市的交通建设缴纳过税收。抽签制则保证了公平，且如果不考虑抽签成本，也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无端浪费。
但机械的摇号抽签机制也不一定是最佳的，因为跟行政分配、票证制一样，这种分配机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商品的主观评价和需求存在不同，而没有使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购车者的具体情况不同，如家庭与单位之间的距离、从事工作的性质、个人健康程度等，都决定了不同程度的购车需求，而对此，抽签制只能视而不见。
一个可改进方式就是允许抽签后，抽中者可以根据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进行二次调节分配，以便评价高的人可以获得该商品，而评价低的人则可以赚取其他分配机制中被无端耗散的租值。然而，在现实中，抽签制的设计者很少允许人们在抽得该稀缺资源后进行自由交易。
原因在于这种改进后的额外收益被抽中者获得，而不是设计者。此外，如果一个人得到了该稀缺商品，却又不需要，而转让出去赚钱，则说明他可能本就不该属于抽签的范围，进而动摇了这种机制的设计初衷，因而遭到设计者的反感和限制。
5、陷入悖论的价格+补贴机制
当然一些市场派经济学家从来就对这些非价格机制不满，他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通过价格机制来分配稀缺资源，但可以通过其他补充机制来弥补价格机制造成的不公。例如，由于春节期间，中国人回家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一票难求现象持续了很多年。
一些市场派经济学家就认为，可以通过提高车票价格来使得车票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而基于维护公平感，则可以在提高火车票价的同时，给穷人发放货币补贴。
类似建议不仅仅出现在春运火车票购票时，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还建议拥堵费要自由浮动、电价要自由浮动、房价要自由浮动，并给予那些经一定程序被认定为值得补贴的人以货币补贴，并认为这一机制比配给、排队、抽签等非价格机制有效得多。
然而，这个建议只能是“看上去很美”。发放补贴等于使分配稀缺资源（的货币等价物）的权利转移给了有权者（主要是政府）。即便我们不考虑有权者获得分配补贴的权力之后，如何避免徇私舞弊、贪污腐败（这实际上是市场派经济学家对非价格机制的最重要质疑之一）。
但其中的悖论我们也不得不注意：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一方面认为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该由价格机制来分配稀缺资源，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有权力进行二次收入调节：给买不起火车票的人补贴，给买不起房的人补贴等等。
再如引起广泛争议的“住房限购令”，一些人反对行政性限购令，但不反对开征房产税，认为前者就是非市场调控手段，后者就是市场调控手段。然而，后者是通过价格机制对住房资源进行一次调节，同时通过征收到的税收补贴穷人或者建设保障房，进行二次调节。
但是，如何征税，如何补贴穷人，如何建设和分配保障房，这又会涉及到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发挥。究竟是一次调控好，还是二次调控好，其实并无一定结论。当然征税还有将存量房逼入市场的作用，如果多套房拥有者众多，则影响可能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另当别论。
㈣ 面对资源的稀缺性,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更好的合理配置资源和充分利用资源
水资源匮乏是一个需要切实面对的问题，合理配置水资源需要通过采取工程措施对水资源进行调蓄、输送和调配，达到合理配置的目的。
通过行政措施进行水资源配置，调配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调节地区、部门等各用水单位的用水关系，实现水资源的统一优化管理调度。
建立合理的水使用权分配和转让的经济管理模式，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利用市场加以配置。科学分析用水需求，加强需水管理，采用优化调度决策系统进行优化决策，提高调度系统的现代化水平，科学、有效、合理地进行水资源配置。
大力宣传和鼓励居民，企业用水的节约，出台相关规定对个人与企业浪费水资源进行法律上的约束，以此达到节约用水。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城市绿化灌溉，消防等使用中水，海水淡化。
(4)怎么处理好资源的配置与公平问题扩展阅读
中国水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人均量并不丰富。水资源的特点是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组合不平衡；年内分配集中，年际变化大；连丰连枯年份比较突出；河流的泥沙淤积严重。
这些特点造成了中国容易发生水旱灾害，水的供需产生矛盾，这也决定了中国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江河整治的任务十分艰巨。
当前，政府和企业所采取的方式卓有成效，而社会民间力量效果次之。政府推动大范围污染治理，净水器企业推动家庭饮水治理。两者不从由面到点，顾全大局又兼顾个体。
实际上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民间力量经过引导可以发挥成为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的饮水困境有赖点线面三个方向综合推进，只有这样，困扰中国几十年的饮水之患才能迅速得到解决。
㈤ 如何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第一，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在劳动、土地、资金等要素交换上获得平等权益。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点。基本要求是“三个保障”，即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现行体制机制下，农民生产要素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劳动要素方面，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实现同城镇职工的同工同酬，相同劳动岗位农民工所得收入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一半左右。土地要素方面，城乡土地交换农民得到的补偿较少。资金要素方面，农村存款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农民长期面临“贷款难”。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必须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就是要改革城乡不平等的就业和劳动报酬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城镇职工同等的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就是要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就是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渠道和体系，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发展。
第二，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方面。由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市场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不足，与工业品等其他产品相比缺乏市场价格优势，相同数量的土地和资金从事粮食等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少于其他产业。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就是要进一步从资金投入、价格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完善政策机制，加大支持保护力度，形成支持保护农业的长效机制。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补贴对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的促进作用，调整补贴方式，改变实践中存在的不管种不种粮食以及种多少粮食，农业补贴都按承包地面积平均发放的简单做法。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的使用要向种粮农民等粮食生产者集中，特别是新增补贴资金要向粮食主产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倾斜，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农业补贴真正发挥支持粮食生产的作用，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同时，积极探索新增农业补贴资金集中使用、集中用于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途径，发挥补贴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稻谷、小麦等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弥补粮食生产在经济上的弱势，使粮食主产区人均公共财力和收入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确保种粮农民和产粮大县在经济上不吃亏，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种粮和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重要形式和途径。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有利于弥补农村储蓄资金、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外流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弥补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持农村建设，企业和社会组织要采取投资筹资、捐款捐助、人才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在农村兴办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事业，以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积极支持农村发展。
第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目标。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加大公共财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力度，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施农村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体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