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有哪些
1. 一般人力资源配置情况不合理有哪几种表现形式
人力资源配置工作，不仅涉及到企业外部，更多的、更困难的工作存在于企业内部。从目前的实际表现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人力资源配置形式：
1.人岗关系型
这种配置类型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来保证企业内各部门各岗位的人力资源质量。它是根据员工与岗位的对应关系进行配置的一种形式。就企业内部来说，目前这种类型中的员工配置方式大体有如下几种：招聘、轮换、试用、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当企业内的员工数多于岗位数，或者为了保持一定的竞争力时，在试用过程或竞争上岗过程中，对能力最差者实行下岗分流。这便是一种末位淘汰配置方式）、双向选择（当企业内的员工数与岗位数相当时，往往先公布岗位要求，然后让员工自由选择，最后以岗选人。这便是一种双向选择的配置方式）。
2.移动配置型
这是一种从员工相对岗位移动进行配置的类型。它通过人员相对上下左右岗位的移动来保证企业内的每个岗位人力资源的质量。这种配置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晋升、降职和调动。
3.流动配置型
这是一种从员工相对企业岗位的流动进行配置的类型。它通过人员相对企业的内外流动来保证企业内每个部门与岗位人力资源的质量。这种配置的具体形式有三种：安置、调整和辞退。
2. 如何加强乡镇文化队伍文化阵地建设
针对当前农村文化建设较为薄弱，特别是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进展缓慢，农民文化生活单一枯燥，给发展繁荣农村文化带来了一定困难的现实问题，宾县县委宣传部利用一个月时间，专门组织开展了调研工作。通过现场走访、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表等多种形式，深入到宾县乡镇农村地区，对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和利用阵地开展活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等进行了全方位了解，结合现实的成功经验，探索一些能够加强和改善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有效措施。 农村文亿阵地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宾县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推动了农村文化的繁荣，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1、公益性文化阵地不断完善 宾县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新建成210平方米的中共北满分局史迹陈列馆一处；争取哈尔滨市文化建设专项资金20万元，新建了300平方米的县文化馆多功能展厅，功能及配套设施齐全，并对外开放；建有图书馆一处，露天体育场一处。同时，重点在全县部分乡镇开展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和农村体育健身工程。2006年以来新建了建筑面积300平方米的宾西综合文化站和建筑面积460平方米的新甸综合文化站两处。全县新建农民党校和新型农民学校(综合活动室)10余所，年培训人数近万人次。投资近20万元在休闲广场建文化长廊一处，便民阅报栏两处。 2、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加强 通过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全县农村环境卫生有了新改善、社会风气有了新变化、文化阵地建设有了新突破。除了传统的黑板报、宣传橱窗、广播等阵地外，又增加了有线广播电视、新型农民学校、农家书屋、阅报栏和科技文化中心户等，其中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达到96％，活动室和示范户创建率分别达到76％和78％，到2008年农村文化活动室和农家书屋创建达46个，建阅报栏46个，新添置图书4万多册、乒乓球桌等设备；自2006年以来，分别在全县各乡镇建设了农村体育健身工程。该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标准化篮球场地一处，标准化篮球架子一付，7件套健身路径一套。2007年在宾西镇、平坊镇、民和乡、满井镇等4个乡镇分别建设了城市路径工程。该工程项目主要包括：11件套健身路径一套。这些农村文化阵地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供了条件，为繁荣农村文化夯实了基础，为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创造了机会，利用率较高，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 3、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深化 多年来，宾县自上而下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以现有文化场所和设施为阵地，以各乡镇文艺骨干为核心，以村级文化中心户为主体，以县级专业文艺人员为保障，建成三级文化网络，自编自演以歌颂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为主题，宣传党的好政策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绩，既注重思想教育性、群众参与性、艺术欣赏性，又有地方特色、乡村特色和群众特色的各种贴近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同时，开展“三下乡”、送电影下乡、广场文艺汇演、文化大篷车下乡等活动不断，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全县共举办各类群众性广场文艺活动130多场。仅2008年就有大型文艺活动13项近30场，小型文艺活动近50场，观众达20余万人次。节庆活动有声有色，重大活动主题鲜明。2008年开展了“迎奥运、迎大冬”为主题的系列文体活动，掀起农民体育运动新高潮，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全县农村和民间得到推广。此外，基层各地组织建起了篮球队、乒乓球队、巧手编织队、读书小组、书画小组、文艺演出队、乡间乐队等队伍。群众性广场文艺活动逐步形成了组织网络规范化、内容特色多元化、参与对象社会化、表演形式系列化的格局。做到“乡乡有活动，村村有歌声”，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让公民道德行为走进千家万户。创建失地农民培训学校，根据农民自身和企业的需求，对失地农民开展技能培训。2008年对全县就业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基本上轮训一遍，引导农民“洗脚上岗”、“洗脑进城”，至今已有多批农民从学校结业走上了致富之路。为做好服务“三农”这篇文章，县电视台开设了集政策性、知识性、服务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专题节目《这方热土》，每周一期，每期15分钟，至今已播出50多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也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村里无文化活动场所，无文娱活动设施，更谈不上良好的文化氛围；农村文化的滞后，导致封建迷信及腐朽没落的黄色、黑色文化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精神生活空虚。具体表现出以下“三少三低”的现象： 1、文化场所少，阵地使用率低。比如有一个乡镇共有7个村、56个自然屯、23000口人、农家书屋3个、文化活动室2处、村级休闲活动场所2处，活动室有的就是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张报纸，图书类型比较单一，很多内容都已经过时陈旧，适合当代农民阅读的书刊极少，因此文化活动很少，许多场所长年处于闲置状态，农村文化阵地的使用率极低。 2、资金投入少，资源利用率低。由于基础相对薄弱，乡村两极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发展农村文化事业，造成乡村文化事业经费严重短缺，活动室无力充实，图书室的藏书更是有减无增，正常的文化活动无法开展。与此同时，现有文化资源配置又不合理，使用效率不高，多年来，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投入，建立了一些文化阵地，添置了一些文化设施，但是，这些建设都是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管理，致使农村有限的文化资源过于分散，难于发挥作用。以图书为例，彼此互不交流，其结果是除少数图书室使用效率较好，大多数图书长年无人问津，利用率极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形式创新少，活动吸引力低。随着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对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但目前农村的文化生活仍比较单调、乏味，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打麻将、看牌，还是许多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目前大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自下而上依次为：看电视、打牌、闲聊、参加文体活动。不能说我们没有开展文化活动，而是我们对农民文化需求的特点研究滞后，文化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多少创新，给农民提供的活动缺乏时代性和吸引力。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受地域因素影响。有些乡镇相对闭塞，经济上并不很富裕，政府目前根本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2、受认识因素影响。一些基层领导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还不到位，思想上重视不够，农村文化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 3、受主体因素影响。由于各种因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乡村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妇女和小孩群体，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使农村文化建设难有更大进步。 4、受载体因素影响。当前，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呈现多样性，但一些文化干部对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够，不善于运用新手段、创建新载体，组织活动过于简单和老套，对群众缺乏吸引力，社会效益不佳。 加强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1、思想促动，把握群众文化需求方向。一是以先进文化引导农村文化。要把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在政治思想上要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与教育，在社会伦理上要突出“和”、“美”的观念，在人文精神上要突出文明健康向上的特征，在社会价值观体系上突出个体发展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理想。二是注重从满足农民需求出发建设农村文化。当前，农民的文化需要出现了“求富、求知、求乐”的特点，探索农村文化发展的新思路，我们就必须尊重和适应农民文化需求的新变化，综合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2、投入拉动，建立多元化的筹资体系。经费投入问题，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国家、社会一起办的方针。实践证明，在政府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由政府包办农村文化建设，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而由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有巨大的潜力，而且具有日益高涨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建立以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投资的多元化筹资渠道。一方面，当地政府要根据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将农村文化建设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优先加大投入力度，保证农村文化阵地的设备更新、图书资料订阅、活动开展等必要的经费开支；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和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为农村文化建设投资或通过集体、个人联建、联办等形式，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3、队伍带动，建立健全长效运行机制。目前农村文化建设最困难的问题不是阵地如何建起来，而是如何确保阵地的永续利用。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覆盖面广、牵涉领域多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管理运行机制，才能摆脱“一年轰轰烈烈，两年四分五裂，三年自生自灭”的窘境。首先，要稳定和充实文化工作队伍，各乡镇文化站要保证有一名专职文化干部，同时要配齐各文化场所的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并保证他们的各种待遇。其次，要着力培养文化人才，积极扶植农村专业和业余文化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一支业余文艺队伍，同时特别要充分发挥老人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和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等的余热，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农村文化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文化部门要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培训，为农村培养文化人才。再次，要健全必要的奖励机制，对文化工作开展得好的乡镇、村予以奖励，对长期在农村工作并做出一定贡献的文化工作专业人员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最后，要建立内部规章制度，根据农村文化阵地的特点，及时建章立制.完善措施、规范管理，使农村文化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管理轨道。 4、管理驱动，发挥现有文化资源的作用。农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投入，建好阵地，完善设施，另一方面还要注重现有文化资源作用的发挥。一是要充分发挥现有阵地的作用，要走出“建阵地红红火火，搞活动冷冷清清”的怪圈，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广大农民群众从庙堂里、从牌桌上吸引到文化阵地里来。可以借鉴居仁镇三合村把文化阵地交给老年协会管理、使用的做法，将乡村文化阵地与老年协会、教师、妇女、青少年等文化活动比较活跃的群体联合使用与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二是要发挥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对图书、音像制品进行整合，可以成立“中心图书室”或“文化超市”将全乡镇的图书、音像制品全部集中起来，并建立“流动文化服务站”，定期在各站所和各村开展图书借词、音像播放等文化服务，使有限的文化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5、创新推动，提高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农村文化要做到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不断创新。要注意研究新时期农民文化需求的新特点，设计一些符合农村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来提高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一要创新文化阵地建设。根据目前农村的实际，要重点抓好以农家书屋、农村活动室、农村休闲广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文化阵地工程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将互联网引入乡村文化阵地，添置一些电脑。免费让群众在网上查找一些需要的信息，农民群众同样可以享受免费的上岗服务。同时，管理人员还可定期将在网上获得的有关信息在固定的“信息栏”中发布。二要创新文化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催化剂”，要摒弃过去那种“地点老在集镇，节目吹拉弹唱，时间都在晚上，观众政府组织，领导上台讲话，群众远远观望”的陈旧模式，成立一支老教师、老干部、老艺人组成的文艺小分队，开展村头文化、田头文化、庭院文化活动。同时。要抓好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将当地流传的传统文化搬上舞台，这些文化遗产不仅富有生活气息。而且对村民最具有召唤力，可以极大地提高文化活动的吸引力。
3. 我国文化资源曾出现过哪些问题
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根基和依托。先不说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资源是何其丰富多样，仅就区域文化资源而言，就包括区域环境内的地理、人文、人力资源。...
4. 2、结合你所掌握的材料试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流动方面存在哪些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象，并提出改善途径。
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和谐发展
一、我国社会分层及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已经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一是上层阶级化和下层碎片化。上层阶级逐渐成为“实体”，权力、财富、知识精英结盟的现象有增无减。李强曾将我国社会划分为四大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底层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中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素质较高的集团称之为“经济精英集团”。但精英集团绝非仅指经济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逐渐与经济精英结成联盟。从社会资本的观点来看，即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经济上成功的人很容易进入政治领域获取政治权力，不少大权在握者也试图攫取物质财富，知识精英也不甘寂寞，不惜为经济精英摇旗呐喊。他们的利益已经纠集在一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精英集团已经形成。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都在向上集中，仅以物质财富为例，最上层的20%的人占据了超过50%的财富。当然，精英集团的形成也未必全是坏事，他们的壮大对中国经济的腾飞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也已形成。据统计，200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2002年增加200万，在经历了多年的扶贫攻坚之后，第一次出现增加之势。在城市，低保人员、流入的无业人员以及一部分非法（非正规）就业人员也落入底层社会。这个底层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底层，他们只占有少量的社会资源，最下层的20%的人口所占据的财富只有3%。（李强，2003、2000：101-122）与上层社会实体化不同，底层社会正在碎片化，他们不会形成统一的行动。碎片化的底层社会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群众闹事，这也使得上层阶级实体化的同时，整个社会仍能保持稳定状态。
二是中间阶层（阶级）的形成。中间阶层（阶级）指一个社会中介于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群体，它们是上层阶级（阶层）和底层社会间的缓冲区。对于这个群体的界定，一直存在两条研究路线。继承马克思传统的分层理论包括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为代表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古格利尔莫·卡切迪（G . Carchedi）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论”和赖特为代表的“矛盾阶级地位论”，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个靠工资谋生的“新小资产阶级”，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F.Engels）当年所讲的旧小资产阶级。继承韦伯传统者主要以职业来界定中间阶层，即所谓的白领（white collar），此外还有基于主观评价的中产阶级（张宛丽，2002）。目前国内主要按照职业、收入和教育标准来界定中间阶层（阶级）。一般而言，采用的标准不一样，计算出来的规模也不一样。陆学艺（2001：73）为首的课题组认为目前能够归入中间阶级的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为15%左右；郑杭生（2004a：164-168）带领的课题组发现，在城市里从职业身份来看，将近一半的人已经跨入中间阶层，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来看，这一比例仅有25.7%和22.5%（甚至16.2%）；李强估计中间阶级约占总人口的17.94%，包括传统的中间阶级（主要指各类管理者，约占1.3%）、知识分子阶层（约占5.7%）、新生的年轻人阶层（约占2%）、效益好的企业职工（约占3%）和个体、私营的经营者（约占5.94%）6。
三是阶层（阶级）结构定型化。我国新的阶级结构已经成型，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开始清晰，具体表现为：第一，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少。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减小，代际继承性增强，社会开放度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性障碍仍然阻碍着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王春光，2004）。第二，产权、资格证书等的排他性增加。白领职业一般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资格从事，以公务员为主体的社会管理者阶层进入的门槛不断增高。第三，住宅地和子女入学的区隔制开始出现。各阶层之间居住分化，高档社区、普通住宅、经济适用房等已形成区隔，富人社区、中间阶级社区和贫民窟开始成片集中出现。学区和居所紧密相连，因而形成子女入学的区隔，学校的不同意味着对教育资源的占有有异，教育再生产着阶层差异。第四，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形成。“小资情调”、“布波一族（BoBo）”等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中间阶级的生活方式，消费分层日益明显。第五，各阶层内的联系网络形成。精英联盟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间阶层和底层社会基本上都只和本阶层内的人交往。
上述层级结构所呈现的趋势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中间阶层开始成型，忧的是社会的纵向分层无可回避。其实，社会的纵向分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纵向分层变成了惟一的分层，各层之间缺乏流动的可能，所有的分层日趋两极化，因为这样的结构将给社会和谐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一般而言，从平面来看，如果社会结构是“龟板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社会被分成若干相互联系、利益相通的集团，这是最稳定的，整个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如果是“对折的硬纸板型”，社会结构就比较容易断裂。从立体来看，如果社会结构呈“橄榄型”，中间阶级数量庞大，成为社会的缓冲区，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但如果呈“哑铃型”，社会结构也比较容易断裂。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在城乡关系上呈平面的“龟板型”，在收入差距上呈立体的“橄榄型”，将是最理想的和谐状态。
二我国社会流动及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社会流动是指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由个人或群体所能决定的。在相对开放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相对容易和频繁，分层体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教育或技术这些后天的自致性特征所决定，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阶级体系（class system）。而在相对封闭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相当困难，分层体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先赋性特征而非自致性特征所决定，这就是通常所讲的等级体系（caste system）。一般而言，阶级体系比等级体系稳定，相对容易与频繁的社会流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下层社会的愿望，消除部分的社会摩擦和矛盾。但也并非绝对，在等级体系中，由于人们的参照系仅限于本等级，相对缺乏“妄想”，有时也能保持稳定。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套相互对应的机制。前者保证了社会的有效运转，后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此带来的不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稳定的机制：君权神授、家国同构的等级制确保了整体性社会的生存，同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保住了变革的种子；封建等级制确保了各阶级阶层安分守己，同时科举制又提供了知识精英向上流动的渠道；人治与礼制确保了上层统治者的特权，同时守孝制又保证了上层官员了解下层民众的可能。自古至今，必要的社会分层和相应的社会流动都是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不二法门。
恩格斯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形成和稳定依赖于最低投资额的提高；由于穷人无法筹措到进行投资所需要的最低款额，所以他们才永远不能改变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局面，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无产阶级队伍。”（恩格斯，1845/1957：297）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如果有相当多的成员其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则比较可能避免两极分化，比较有可能为低收入者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想由社会分层达成社会和谐，社会流动和中间阶级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静态的角度来讲，庞大的中间阶级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较高的社会流动率也依赖于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因为下层阶级不可能一步上升到上层阶级，必须先经过中间阶级的过渡。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可以分为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还不稳定，中上层与“高收入”缠绕，很快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而中下层很容易被挤到下层，其资源与占有能力几乎与下层接近。（张宛丽，2002）
三、加强社会流动，发展中间阶层是推动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间阶级的培育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其本质还是一个社会流动问题，即需要一种流动机制能够让庞大的底层社会中的一部分流动到中间阶层。因此，增强社会流动，壮大中间阶层，是实现由社会分层到社会和谐的宏观路径。基于我国国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增强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一是要减少社会成员不公平的感受。社会分层总是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关于社会分配，人们总有两种心理倾向：绩效主义和平均主义。前者注重投入与收益的关系，追求有差别的境界；后者注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追求无差别的境界。一般而言，起点的公平重于过程、结果的公平，机会的均等强于收入的均等。因此要在竞争的起点和规则上讲求平均主义，在竞争的结果上讲求绩效主义，再辅以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人道主义）。
二是要防范社会动乱。稳定高于自由，分化过大的社会很容易出现动乱，最终受损的仍然是老百姓。亨廷顿（S. P. Huntington）（1968/1989：41）曾提出三个着名的公式：
社会不满=社会动员/经济发展
政治参与度=社会不满/流动机会
政治动乱=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
社会不满与社会动员成正比，与经济发展成反比；政治参与度与社会不满成正比，与流动机会成反比；政治动乱与政治参与度成正比，与政治制度化成反比。因此，只有适度社会动员，推动经济发展，增加流动机会，控制政治参与，加快政治制度化进程，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是社会流动要实现由“身份取向”到“成就取向”的转变。帕森斯（T. Parsons）曾提出过区分传统与现代的五对“模式变量”，其中之一便是“先赋性”与“自致性”。对此，各种现代化定义几乎都有所提及，如英克尔斯（A. Inkeles）关于现代人的四条准则之一就是“个人功效意识明显”，金耀基（1999：98-103）关于现代性的六条标准之一为“普遍的成就取向”，钱乘旦（1987：46-47）等人概括的现代化九项内容中就有“个人行为方面的普遍成就取向”、“社会成员关系方面的自由流动性”、“社会等级层次方面的人身自由与机会均等”这样三条。只有实现了“身份取向”向“成就取向”的转变，开放的社会才能建立，大规模的个人性流动才能发生，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出现。
四是要重视教育公平。教育提供前程，知识改变人生。当然，教育并不总能减少社会不平等，终结阶级分裂。布尔迪厄（P. Bourdieu）（1989/2004：587）就认为文化资本的传承与积累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教育可能再造或复制阶级不平等。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原来中央财政负担2%、省级财政负担9%、市级财政负担11%，其余78%都要由县乡两级自筹。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政策调整，自2002年起中央财政负担了西部省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2/3。
五是拆除阻止流动的藩篱。承认国民的自由选择权，消除各种人为的隔离，如城乡分治，招工招考中的身份限制，福利保障待遇中的身份差别等等，并要坚决遏制既得利益集团。
5.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及解决办法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存的问题有：
一、在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变化、变革、变动，面对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的坚定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三、如何提高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的问题是功利化和低俗化。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因为追逐暴利、见利忘义，于是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道德底线。
解决当前文化建设问题的方法：
一、专设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机构
我国应设立专门统筹机构，制定文化产业规划，完善产业经济政策，提供财政支持，打破各行业界限，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生产经营等方面逐步加强机制建设，对文化产品的研发、制作、经销、出口，实施系统性扶持。在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同时，可采取先行委托统筹管理的专门部门，逐渐在改革深入的过程中整合各部门功能。
二、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
法律制度的健全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文化产业的全球流通、交易与创新，是以文化、知识、信息、技术为内容的产权交易与版权经济的产权资本流通。中国一方面要推进全球版权经济中建立自己的文化版图及版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在国内立足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构建统一开放的现代文化市场
制定支持和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办法，形成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事业，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大力加强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加大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力度。
只有构建统一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才能真正促进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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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一是提升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素养，影响个人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的确立，主要包括审美观、文化品质和自我创造能力、创新精神等。通过培养个人对于各种艺术形式的爱好和欣赏能力，提升国民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是文化建设的归宿和价值性成果。
二是提高文明素质
文明素质主要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强的意志力和文明的行为习惯，其核心是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对公民人格塑造、社会文明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促进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是公民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物质基础。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传递积极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我国文化建设三大前沿问题
6.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试论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摘要：本文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国外在文化产业投资问题上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克服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办法。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
一、投资不足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与进步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投入的保障。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源动力，文化要实现产业化，其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质的投入会呈现出更为大量的需求。因此，从法律、政策与事实上确认必要与充分的投资，这是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而投资不足必然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入的不足，进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政府）的文化投资、民间文化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许多重大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资金，其建设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多实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门”、“我行业”、“我地区”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才能优先进入市场，这就把部门出身、行业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变成了文化市场准入的条件，由此导致民间资本的产业进入壁垒比较高，使得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难以向文化产业靠拢，急需资本扶持的文化项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资由于在文化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资本的进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资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和一些文化经济优惠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间，全国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财政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如文化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长14 .96%，至2000年达到67 .03亿元；但是，对一些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产出不相协调。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投资方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较低，在融资手段上比较原始，即以资金方式投入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筹资方式，如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
（三）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制环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资效益的体现也是影响资金向文化产业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者只对其所投资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文化的知识产权投资和用于培育文化战略后备资源的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二、国外文化产业投资情况简介
（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等。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 .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
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 .5%增长到约17 .9%.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美国文化产业之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实现了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而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1997年文化艺术业的经费总额为175 .83亿美元，其中社会赞助为37. 6亿美元，政府直接资助20 .96亿美元。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之所以向前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商业赞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赞助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参与文化活动，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只靠传统形式上的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和文化机构的目光均逐渐转移到了企业，寻求赞助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组织登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这些已登记的文化组织（目前已有将近1000个）提供赞助，便可免纳相应数额的收入所得税。同时澳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澳大利亚人文基金会）为企业和文化机构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咨询；出版期刊宣传和指导；实施有关减免税政策。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提供无偿捐赠或商业赞助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国内私人企业和财团投资文化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闻社、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图书发行，演出团体等主要文化产业部门都采用了官办、民办多种形式。如印度报业托拉斯这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就是一家私人机构，而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时报系、印度教徒报系、印度快报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资，这些报系不仅发行出版报纸杂志，而且涉足更广泛的文化产业领域。
（三）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较高，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必定会扩大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和影响，广告效应自然增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资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资助文化事业的行列，资金高达近亿英镑。
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2001年韩国电影振兴公社通过“电影专门投资组合”融资3000亿韩元，保障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四）投资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拿大强调立法，用法律进行行业的宏观管理。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主要文化投资领域采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开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投资者所面对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健全，通过法律法规调控文化市场的手段已经逐渐机制化；在文化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就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着作权法》，迄今已经修改20次。该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类着作物作者的所有权利，以及对有关部门作品和表演、唱片、广播电视等的权利及相关权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这些文化成果的同时，有效维护作者的权利，使文化产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近些年来，智利也不断适时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法律条款，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使智利的文化产业走上了一条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政府对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为使智利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智利政府于2001年着手对原《文化捐赠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并获国会通过，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文化捐赠法》拓宽了文化机构筹集资金的渠道，灵活了捐赠方式，扩大了受益群体，提高了捐赠资金的免税百分比，进一步刺激了捐赠人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企业办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风气。
三、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一）改革文化产业融资办法，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
我国金融专家汪保健、肖瑞林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大金融的介入力度，假如没有金融的全方位的介入，文化不可能真正走向产业建设。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受资金短缺制约的情况下，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加强文化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为此：
1 应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完善融资手段。在投资来源上，鼓励企业、个人、境外资金兴办文化企业。在投资方式上，采取独资、合资、合作、合营等多种途径；既可以资金方式投入，也可以土地、无形资产和技术方式投入入股；还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债券以及文化彩票等方式筹措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流动资金的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联营股本贷款、循环贷款、产权市场上的溢价转让和拍卖、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提升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亦可大胆引进外资。
2 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壁垒还比较高，民间投资进入的深度明显不足，这不仅体现在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市场准入条件上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我国对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区别对待。为了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广开投资渠道，笔者认为：首先，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支持民间力量投资文化项目，实现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让市场在长期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主要和关键作用。国家（政府）主要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对文化市场进行引导，再由市场引导分散的企业投资，构建众多的民间投资主体。目前要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切实按照国家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特点和文化市场供求情况，将文化产业建设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真正确定企业是基本的投资主体地位，政府尽快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型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主要让位于民间投资。通过制定相关税收政策，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与捐赠，鼓励工商企业和社会人士对文化产业的赞助。其次，对加入WTO以后，我国已承诺对外资开放的文化领域，应同时向民间资本开放，改变文化产业领域当中存在的外来资本“超国民待遇”的状况。凡外资准入的，原则上可视为允许国内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领域。同时，我国对外资准入时间上的限制，不适用于国内民间资本。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
鉴于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投资现状的分析，目前应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对文化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与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制定有关的文化投资法规、章程、实施细则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监督实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文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文化产业投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大力推进，许多地区都遇到了文化投资的短期效益和长远回报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如何衔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担投资的风险和分享投资效益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3 合股参与，共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与文化企业等投资主体合股参与共同进行投资，不但为企业等投资主体分摊了风险，同时也在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方面的压力。
4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对国内的投资者还是对外商来说，投资环境是他们所最为关注的一大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实际是改善播种与收获的联系。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政府就必须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既是政府一项长期的任务与工作，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彭立勋。2003年深圳文化发展蓝皮书[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丁邦开等。科技进步的法律环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3]乐后圣。21Century黄金产业———文化产业经济浪潮[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4]胡惠林。文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5]花建。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战略的思考[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2）。
[6]谭震。我国文化产业融资方式的创新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3，（9）。
[7]赵伯乐。浅析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产业[J].南亚研究季刊，2002，（3）。
[8]黄明哲，方良平。我国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江西财经，2002，（12）。
7. 如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
优化文化资源配置 提高有效文化需求
案例介绍[注
之一：北京市的国营、民营企业同台竞争，多元主体优势互补，盘活了文化资源。
1993年，在北京市政府和市宣传部的关心下，民营企业家钱程与中央乐团签约，出资45万元承包了北京音乐厅。承包方除保证中国交响乐团演出场地之外，主要以出租场地、承办国内外演出为经营方向。96年起，北京音乐厅向社会承诺："我们天天要有音乐会，是真正的365音乐厅。"音乐厅自承包以来，既把握住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民族文化的大方向，又大胆探索演出市场规律，充分挖掘国际国内文化资源的潜力，力争最佳的投入产出效果。94年3月至同年底，音乐厅共演出162场，演出收入达50.5万元；95年演出248场，演出收入209万元；98年演出猛增至581场，演出收入高达700万元；99年提高了演出节目的档次与品位，共演出488场，演出收入850万元；现音乐厅与承包前年均演出60场相比，演出场次与演出收入呈几何级上升。音乐厅的承包者的经营策略是：一是广开投资渠道，分摊投资风险。经纪人、其他经营者都可参与音乐厅经营，音乐厅主要致力于品牌设计与收取场租费，二是在演出市场参与演出节目的竞争，投资于创新性剧目设计，如连续推出的《中国唐代名篇音乐朗诵会》等优秀节目，各界观众蜂拥而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临观看。2000年，北京市政府与民营企业家钱程签约，同意他以自然人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资上亿元的北京市标志性文化建筑--中山音乐堂。钱程坦言："我做的一切是音乐厅原来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民营企业家和民营资本在激活文化市场方面发挥出的独特作用，使文化资源的功能得以复位。
长期以来，一个城市有影响的大型文化设施，总是抓在政府文化部门手里，主要是政府部门担心这类文化设施的经营权一旦落入旁手，很难保证它的社会效益。但这种垄断式的经营往往缺乏开拓市场的激情，忽视投资回报。北京市敢于突破禁区，以个体承包方式吸引民营资本经营大型文化设施，多元所有制主体同台竞争、优势互补，为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启迪：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个适合多元经营主体介入，让社会和市场在优化配置文化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环境。
之二：广州市的舆论工具以需求为导向做活主流新闻，突显服务功能，寻找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经营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
一、做活主流新闻。新闻媒体必须将党和国家的意旨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广州日报》作为一份党报概不能外，但报业的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报业的立足点在市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为了找到舆论导向与市场基础的最佳结合点，经营者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的两种资源，形成了以主流新闻打市场的经营特色。报社从全国各地吸引优秀人才，建立了一支高效的新闻队伍，他们追踪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最权威的新闻来源和最快捷的传播方式来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此外，报社还根据市场的特点，以丰富多彩的版面设计来吸引读者。特别是"即拼新闻版"，将消息和独家采访拼成醒目的新闻版块发表，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注重新闻的即时性、准确性和吸引力，使《广州日报》的新闻版成为该报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和最大的市场卖点。
二、突显服务功能。报纸不但是舆论载体，更是服务工具，为了拓宽市场，集团千方百计地作好读者的服务工作，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建立了150多家连锁店，这些连锁店除收订、零售报纸外，还销售各类书刊和文化用品，甚至还经营便民百货，以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各连锁店还实现了计算机网络，使订报售报、广告服务等业务运转速度大大加快。为了让读者在早餐桌上看到《广州日报》，公司还自办发行，添置了130多辆运输车，每天在方圆300公里的广东省境内和两广交界地区密集穿梭，将报纸及时送至每一层楼的读者手中。报社还将潜在的读者按住宅、地区分片做调查，有的放矢，制定出将潜在读者转化为常年订户的实施计划。据《广州日报》的一项调查，报纸自费订阅者已占到总订阅户数的81.4%，表明党报已一改昔日指令性订阅的旧面貌，进入了良性的市场运转轨道。96年，中国大陆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广州成立，99年总资产达33亿元，报刊收入由91年1.22亿上升到18亿元，广告收入从91年3.96亿元上升到9.72亿元，99年上缴税收1.53亿元，成为广州市的纳税大户，集团还拓展了信息服务等相关产业，拥有多种所有制合资的多家企业实体，成为中国报业界的巨人。
之三：深圳市的文化资源和企业家的有机结合、企业资本和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的制度创新，为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深圳华侨城集团是一个拥有70余家合资、控股和参资企业，以家电、电子、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为主导产业的控股企业集团。99年集团总资产达238亿元，净资产达101.8亿元，销售收入158亿元。集团将文化软资源、资金、技术和旅游概念紧密结合，以资本形式投入市场营运，形成集人造主题公园、演艺业和相关产业开发为一体的文化服务经营实体。10年中，集团用于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共25亿元，其中对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主题公园投入约13亿元，10年中华侨文化旅游度假区接待中外游客6000多万人次，营业收入60多亿元，实现利润12亿元。并创造了一个1：8的锦绣中华效应，即游客平均每在华侨度假村消费1元，社会相应地在深圳市区连带消费8元，以主题公园为中心，产业还配套经营各类星级宾馆，开发了具有文化特色的"皮皮王"系旅游产品，并控股深圳航空公司，创办了旅游教育产业--暨南大学中旅学院，成为一块"立足国内，辅射海外"的世界区域性文化旅游的着名品牌。
华侨城集团的成功归功于企业决策层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华侨城集团决策层利用了世界、中国的文化资源、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成长空间，并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不断发现、引入和整合新的生产要素，灵活机动的开拓新市场。集团的《华侨城集团宪章》以未来10年为时间跨度，以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为宏观背景，以制度创新为主题，确定了集团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选择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如"内部产权革命"，旨在通过企业内部的产权多元化，从根本上解决集团下属各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如"分享经济"，突出了以智力劳动为特征的经营性文化生产的价值；如"经营者选拔考核市场化、外部化"和"经营者选拔的连带责任机制"等，可以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经营者发生更迭时，确保后继者的延续性和创造性。此外，《宪章》拟定的一系列超前性的企业价值理念如："知识就是优势，创新就是未来"等，也为文化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打开了广阔的上升空间。
之四：魔术大师商业魔法大揭秘，大卫中国行酬金是多少？
据2002年7月30日CCTV经济半小时报道：大卫·科波菲尔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本时代的魔术巨人"，而他高超的商业运作技巧同他梦幻般的表演一样，让人叹服。他能把自由女神像变得无影无踪，能让观众当场消失，能穿越长城城墙，同时也能变来无穷的商机。
大卫平均每年在全球的演出超过了500场，他拥有了自己的专业制作队伍，在世界各地都有雇员。魔术上的巨大成功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根据2001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大卫一年的收入为6000万美元，在世界娱乐名人排行榜中名列第五。
大卫此前在深圳和广州的演出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票房成绩。在上海，7场演出的门票已提前售出了80%，而最高票价现在已被炒到了2400元。大卫在上海的票房收入目前已经达到1300万元。
早期大卫起步时，尤其是变飞机，变自由女神像消失，大部分费用应该都是由电视台来出，大卫享有的就是影碟版权。但是伴随着电视演出的广告收益和其他一些收入，都完完全全是电视台来分的。大卫羽毛渐渐丰满以后，更多的是这种现场表演，那纯粹是他自己企业的收入，与电视没有太多关系。其实是有一个商业体系在支撑着大卫。美国这种商业体系，本身在魔术以外已是非常的健全。比如说魔术师协会、魔术商店、魔术展览、魔术比赛，还有一些交流等等，这已经成了系统。在魔术界里专业分工很细，它们的不断创新也源源不断地给大卫提供创新的基础。就像生物链一样，大卫的链不断地变粗、变多，别人不断地供血，整个产业的链就变得很好。
之五：投资于文化的上市公司正在显现顽强的生命力。
涉足文化的上市公司
公司名称 涉中文化产业概况 流通盘 总股东 2000年每股净资产
北方五环 兴建了现代、综合化的大型现代化体育基础设施--五环广场 1.06亿股 2.89亿股 1.118
电广传煤 依托大股东湖南电广集团，全面进军影视制作和经营 1.18亿股 2.58亿股 9.062
诚成文化 投资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影视、光盘、文化用品制作、印刷和发行 1.09亿股 2.08亿股 1.73
上海强生 投资1.6亿元发起创立上海强生传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新财经》、《财经周刊》 1.50亿股 2.81亿股 3.035
东方明珠 主营业务包括广播电视传播服务、电视塔设施租赁和广告经营等 1.57亿股 6.88亿股 2.55
目前，已掀起一股投资文化的热潮，新一代文化投资者和文化经营者已经意识到资本和文化结合的重要性。中国证鉴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纳入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中。广州日报集团、广东有限电视台、文化新民报业集团、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电脑报、新华书店、北影、西影集团等都加快了进军资本市场的节奏，准备通过股份制改造，直接上市挺进证券市场，以期在更大更深层次上冲击文化领域。
[注]案例来源：《广东艺术》2001年5期，13期-21期
关于优化文化资源配置
提高有效文化需求的思考
之一：体制改革是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提高有效文化需求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与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早或迟会导致上层建筑的调整与变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以市场机制作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基本取向的经济运转方式，这就给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模式管理文化，还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管理文化？
"计划文化"的模式我们早已熟知，其所有制形式全部为国家所有制，文化资产由政府进行统一的计划管理，政府既是文化资产的所有者，同时又是文化资产的占有者、支配者、使用者和分配者。表现在文化单位中，就是文化单位的领导人由政府委派；文化单位的各项活动、人事管理由国家统一安排，文化单位没有自主财务权，所需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安排，支出也有严格的标准，实行的是财政的统一预算管理。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文化资源造成了相当大的浪费，压抑了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历史的教训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先行的地区已有实践，它是以全社会消费者的有效文化需求为导向，多种所有制结构投资于文化事业，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根据文化事业的导向性、公益性、消费娱乐性的性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营造各种所有制文化的平等竞争环境。文化的导向性也要能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文化的公益性也应考虑市场的有效文化需求。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共同作用下，确保文化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之二：关于导向性、公益性等社会文化的优化资源配置与提高有效需求问题。
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管理模式的影响，我们总是将文化看属意识形态范畴，对导向性、公益性文化更是审慎对待，采取了国家包揽的办法。导向性、公益性文化资源全部由国家按计划进行配置，设施建设及日常管理机构支出全部列入财政预算，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的重复建设，有效利用程度极差，造成大量的浪费。(民建常州市委 常州市文化局、汪志 光)
http://mjyz.gov.und.cn/show.php?id=288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效益提升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它们不仅是强劲的经济增长极，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长三角”城市群所拥有的文化传统资源，特色化程度高，形态丰富，构成了互补整合的重要条件，在文化资源的流动条件，资源培育的社会投入等方面，不断扩大增量，加强了优化整合的物质基础；还具有体制改革上的互补性，制度创新上的多向性，区域协作的前景非常广阔。在21世纪新一轮的发展中，“长三角”城市群要以体制创新作为突破口，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大都市圈的强大文化合力。要以层次配置作为抓手，通过项目、院线、市场、信息等的分层合作，形成突破重点，进一步带动全局。更要以发展作为重心，建立平等的共享协作机制，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扩大社会投入，增强“长三角”文化发展的后劲。
一、城市群发展成为文化中心的基本条件
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区域经济的协作发展。而大都市圈以密集的城市群与大规模的产业带相结合，相互推动又相互渗透，使区域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学术界给予“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 的基本定义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者两个超大或者特大型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
大城市群是一个区域空间、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登要素组成的有机体，是一个大系统中具有比较强大活力的子系统，无论在区域层次上，还是在相互联系的空间上，都具有网络性的基本特征。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比如美国的大纽约地区，大旧金山湾地区，洛杉矶地区，英国的大伦敦地区，日本的大东京地区，加拿大的多伦多地区等，其中，根据1999年的统计数字，大纽约地区的GDP总量为87088亿美元 ，约占美国GDP总量的15％，伦敦的GDP占全英国的40％，巴黎的GDP占全法国的25％，东京的GDP占全日本的15％，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GDP总量，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心 。
许多大城市群不仅仅是强劲的经济增长极，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指的文化中心包括文化产品的消费中心、文化资源的配置中心、文化内容的创造中心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心。它们具有以下的重要特征：
1，城市群必须具有区域内外的连接性和开放性，才能集中各种人群的文化需求，刺激文化市场的迅速扩大。文化消费市场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而消费市场的扩大有赖于大量的人口和支付能力。只有大城市群才能形成超大容量的、经常性的人流和文化消费需求。如果说：小城镇以人的步行为半径，小城市以自行车的骑行为半径，大城市以公共汽车和轿车的行驶为半径，那么，大城市群以高速公路、铁路、地铁、轻轨为半径，以航空港、海港或者河港、信息港与外界连接，以现代通讯网络为延伸，能够在短时间内汇集大量的人流，形成文化消费市场的巨大空间。
2，城市群必须具有文化资源的互补性，才能促进城市之间的密切交流和合作，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地区有丰富的要素为另一些地方所需要的时候，而信息、运输、服务等条件又满足了这些需求，那么，这两地就有了互补性。比如：多伦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加工、金融、贸易中心，企事业管理层和员工的人均收入高，每年大约有100万员工和大中学校的师生需要度假，但是多伦多市区缺乏以自然风光为主的旅游资源，必须靠尼加拉亚大瀑布等周边的风景名胜来满足；而从尼加拉亚大瀑布过境的游客，又希望到多伦多欣赏世界第一高塔等都市风光，从而形成了大多伦多城市群之间的巨大人流。
3，城市群的文化基础设施，必须形成多层次的空间网络结构，才能提高文化资源使用的有效性。社会化的大规模文化活动，必须在大量文化设施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投资文化基础设施，具有资本大、时间长、回报慢的特点。而提高使用效率的最好办法，就是选择一个良好的空间网络结构，这就迫使政府和企业的文化投资，总是选择在具有多层次空间网络结构的城市群中。比如：就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而言，根据1997年的数据，纽约有204座，伦敦有415座，东京有194座，而巴黎有83座，香港也有52座 ，而90年代后期，美国大费城地区为了重振经济活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先后兴建和修缮了70个博物馆、120个表演场所、51个画廊和展览馆、39个艺术中心和其他文化机构 ，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文化基础设施群，高低错落，相互搭配，各有所长，为发展文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4，城市群必须培育大量文化组织和机构，增强文化活动的分工协作，才能扩大相互之间的吸引集聚和扩散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大型文化活动，特别是文化产业，都具有高度的社会组织性，需要金融、科技、制造、教育、环境、行政、和各种专业文化机构的密切配合。越是现代化社会背景下的文化活动和文化项目，其汇集的资源就更加多样，分工协作的程度就越复杂。 以洛杉矶为例，作为国际级的电影产业中心，汇聚了20多个行业120多个门类的文化机构，包括剧本创作、演员培训、风险投资、中介代理、电脑特技、仿生制作、特种运输（包括特大型道具和动物等）、专业爆破等服务机构，仅职业和半职业演员就有58000多人，演员工会有40多个，形成一个分工明确、高度有序的“蜂房”。
由此可见：城市群的文化发展，必然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即便它已经是人口聚集的中心，或者经济发展中心，制造加工的中心，也不一定就能成为文化中心。只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积极创造吸引集聚和扩散辐射的网络结构，满足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成为文化产品的消费中心、文化资源的配置中心、文化内容的创造中心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心，并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强大的文化聚集和文化辐射作用。
二、“长三角”文化资源优化整合的现实基础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由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15个城市组成，位于我国着名的东部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土地肥沃，水量充沛，城市密集，路网纵横，襟江面海，宜工宜农宜商，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人民最富饶的经济重点地区之一，构成了我国“外通大洋，内联腹地”两个辐射扇面的战略枢纽点和中国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从经济实力看，这一地区占全国1％的土地，6％的人口，却产出了全国17％的GDP, 200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近2000亿美元，人均GDP2300美元，在全国名列前茅，从具体产品和服务看，这一地区的信息、汽车、钢铁、石化、电气、大型成套设备等一系列产品和提供的金融、保险、商贸、航运、电讯等服务，在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发展角度看，在“十五”期间， 它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到2005年该地区GDP将达到25000亿元人民币，合3250亿美元，略多于台湾2000年的水平。到2015年，它的GDP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合6500亿美元，超过台湾同期水平。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它要成为21世纪中国和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群，必然要以文化发展的活力，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以强大的推动。而“长三角”具有的文化资源的丰富形态和巨大存量，包括自然资源、实物资产、金融货币、专利技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等，又提供了“十五”期间进一步优化整合的重要基础。
（一）“长三角”城市群所拥有的文化传统资源，特色化程度高，形态丰富，各有千秋，构成了互补整合的重要条件。
从经济总量规模来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特大型城市上海，GDP总量约占整个区域的29％，二是大型城市，按经济规模为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GDP总量约占41％强，平均每一个城市为8％，三是中等城市，即其余9个城市包括舟山，GDP总量不到30％，每一个城市约占3％。有趣的是：这15个城市的形成历史相差非常大，在时间的综向座标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长江三角洲重点城市形成时间一览表
年代城市 南京 杭州 苏州 上海 宁波
公元前472年 建越城 建于秦朝
（钱塘） 秦代：吴郡治（公元前22年）
221－280年 金陵 渔村
317－420年 建邺 东吴 青龙镇 公元400年建宁波
420－589年 建康 开六井 苏州 唐天宝（746年）
937－975年
（南唐） 金陵 苏州 上海镇（1250年）
1421年后（明）
1853－1864年
1911年 南京
天京
筑城（1359年）
杭州城（1620）
青龙镇
上海港（明）
上海市 宁波港
宁波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仅仅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五个大城市，就分别在公元前400多年， 公元400多年，和1400年之后，才逐渐形成了基本的雏形，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又把不同历史背景上的城市文化发育得非常充分。当古老的石头城在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以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大规模城市建设， 使之成为当时中国南方乃至全国最繁荣稳定的城市，此时，上海和宁波的大部分还淹没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当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建筑、航海、天文、纺织、文化和艺术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长江以南的杭州和苏州则以优美绝伦的山水风光，成为无数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常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委婉迷人，恰恰与“东尽钟山，西踞石头，南贯秦淮，北控后湖”的雄伟壮阔遥遥相对；而最年轻的大都市上海，原先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港。在开端口后的100多年里，它利用连接海内外的独特区位优势，迅速崛起为远东的大都市，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具有近代以来中国发育得最充分的都市形态。古都、名胜、海港、园林、商端口，大江、深湖，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如此地丰富多彩，对比鲜明，高度集中在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为彼此之间的资源互补特别是旅游文化的资源互补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长三角”城市群在文化资源的流动条件，资源培育的社会投入等方面，不断扩大增量，加强了优化整合的物质基础。
大量事实说明：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其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它包括：1，资本资源, 它是文化生产的动力; 2，技术资源, 它包括文化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技术和装备等;3，自然资源, 它包括自然人文景观和历史的积淀等; 4，智能资源,其中又含有三种形态：符号化的文化信息，经验型的文化技能, 创新型的文化能力，特别是后者更是以人为载体的活资源。这种资源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城市中，只有形成了复合的网络体系，才能使各种资源迅速地汇集，形成集约化的优势。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五种运输方式俱全，其密度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城市群，其中大型民用8座（包括两座国际机场），大型港口10座，机场公路里程将近3万公里，公路网密度将近30公里/百平方公里，每1万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以上海为例，2001年联接国内各省市的国内出口已经形成2个2500兆的高速通道; 城域宽带网已经覆盖到了全上海90%以上的大楼和小区, 具备了“千兆到社区, 百兆到大楼, 十兆到用户”的服务能力。全市互联网用户达到200万, 有线电视用户达到310万, 固定电话用户达到550万, 移动电话用户也突破了400万，为各类文化资源的快速流通，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长三角”城市群不但具有文化资源的流动基础，而且在培育资源的社会投入方面，也正在形成巨大的增量优势。国内外城市群的发育经验说明：地区文化的整合方式及其程度，与其经济文化发展的均质化和特色化程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内的文化发展程度差异太大，也就无法整合。而“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均质化程度比较高，该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大约占全国的1/6，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占全国的1/5, 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占全国的约1/3, 大中企业的科研经费大约占全国的1/4强 。与其人口数占全国的1/10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艺术专业人才数量约占全国的1/5, 高级和中级专业人才约占全国的1/5,说明该地区的文化人才具有数量和质量上的较大优势。跨入90年代，“长三角”城市群加大了文化投入，推进特色文化工程，造就了大批新的有形文化资产。比如：2001年5月18日，发源于江苏常州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性遗产代表作”，经过江苏省的全力争取，国家文化部正式确定中国昆剧节固定在常州举办,成为传承历史、弘扬国粹、辐射世界的一颗艺术明珠。截止2001年底，江苏省有28个市、县、区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在全国名列第一；全省有国家一级图书馆27个，位居全国各省市最前列；有13个国家级儿童文化园，约占全国总数的1/4, 有29个县市，荣获“全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占全国同类乡的1/10; 全省有21个县、市、区，实现乡乡镇镇建成万册以上图书馆，同样是全国最多的省份 。与江苏的文化投资
8. 举出4个不合理,不科学,利用资源的现象
围湖造田 滥用地下水（地面沉降） 过度放牧（土地盐渍化，沙漠化） 乱砍乱伐树木（水土流失 沙漠化）
9. 如何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在80~90年代的农村，文化生活的几大标志性事件——“看电影”、“看大戏”、“逛庙会”、“祭祖先”，其中与思想相关的“看电影”、“看大戏”这两样牢牢的吸引了农村人的心，每逢这样的机会出现，总是会出现人山人海。
到了2000年以后，农村的生活随着网络的接入和智能手机的覆盖，弱化了“看电影”、“看大戏”的吸引力，而且现代农村的文化生活与生活节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农忙、农闲、传统节假日时的文化生活各不相同，打麻将、赌博成了农村的习俗。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点要说的清楚，如果是一味的控制思想，那么以前很难，现在信息获取这么容易怕是难上加难，但如果是拉近思想的距离，加强思想的丰富程度，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但总归一点——【趋利避害】，凡是都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考量，或游戏、或比赛、或激励，均可一试。
10. 中国文化建设存在哪些问题，成因如何
缺乏结合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传统文化全面、科学、系统的挖掘。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文化挖掘方面缺乏科学整体的规划，研究梳理工作各执一派，学贯中西、通古知今的新一代传统文化研究大家非常少。这必然带来很大问题，首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和范畴缺乏明确界定，比如有国学、儒学、新儒家、儒教等称谓；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阐释不清，存在各种各样观点；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容对象不清晰，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极其博大，究竟哪些属于优秀的，哪些是糟粕，需要明确界定。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利用不足和“建设性破坏”的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对做好新形势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创新之举不多，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自觉性不够，存在“死保死守，保而不用”的现象：部分地区的珍贵文物没有得到有效展示，博物馆策展布展能力较弱；有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有得到及时发掘整理和合理利用，有些项目展示也还局限于节庆、会展活动，深度开发利用不够；部分地区优秀传统戏剧面临失传危险，剧本创作和演出与新时期要求不对接；部分地区传统文化元素挖掘不够，无法有效地和文化产业对接等。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薄弱。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规划牺牲文物文化的现象时有发生。
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机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涉及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建设、文物、公安、工商、旅游、宗教等多个部门，具体工作也往往归属多个部门。受部门职能分割和权限不同的影响，条块、区域分割还比较严重，没有完全角成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传承保护工作机制，相关监管工作不够有力。
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还不健全。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对文化遗产保护措施规定比较原则，特别是关于经费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刚性不够，影响了实际执行效果。
相关保障措施执行不力。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与实际需要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保护资金缺口较大；基层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欠缺现象严重，“三缺”（缺编制、缺人才、缺经费）现象普遍；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不足，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后继乏人，存在人走艺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