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算法帶頭人

㈠ 陳國良的個人簡介

陳國良（1938.6.3-）男，安徽潁上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56年考入交通大學，1961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系計算機專業。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軟體學院院長，國家高性能計算中心（合肥）主任，深圳大學計算機與軟體學院院長，智能感知與圖像理解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計算機學會高性能計算專業委員會主任，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
1973年起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教。1981年至1983年，在美國普度大學作訪問學者。
200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2009年起兼任深圳大學計算機與軟體學院院長。
2011年受聘為天津工業大學榮譽教授。
2013年受聘為河南大學軟體學院名譽院長及講座教授
2015年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兼職博導
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計算機科學技術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首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
安徽省計算機學會理事長，
國際高性能計算（亞洲）常務理事。
是我國非數值並行演算法研究的學科帶頭人，他圍繞著並行演算法的教學與研究，逐漸形成了「演算法理論－演算法設計－演算法實現－演算法應用」一套完整的並行演算法學科體系，提出了「結構－演算法－編程」一體化的並行計算研究方法。他率先創建的我國第一個國家高性能計算中心是我國並行演算法研究、環境科學與工程計算軟體等的科研與教學基地，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有一定的影響和地位。
80年代初在國內最早開展了非數值並行演算法的研究。在該方面取得了許多國際同期最好的成果，包括分組選擇網路、Benes網路選路演算法、VLSI平面嵌入演算法和網路最大流演算法等；改進了某些圖靈獎獲主的研究工作，包括改進Yao的選擇網路時間界、並行化Knuth的順序串匹配演算法和修正Karp的隨機串匹配為確定串匹配演算法；在國際上首次分析了(0,d]均勻分布調和裝箱演算法和二維條形裝箱NFDH演算法的平均性能。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
90年代初在國內早期開展了神經網路組合優化和遺傳演算法的研究，促進了交叉學科的研究與發展；與國際同期研製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並行神經信息處理系統，為我國神經網路的教學、研究與應用提供了良好的工具與環境。
90年代中期開展了高性能計算及其應用的研究，率先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國家高性能計算中心，推進了我國該領域的發展；開發了自主版權的國產曙光並行機「用戶開發環境」商用軟體，為推廣國產並行機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研製了基於曙光1000的安徽省防災減災決策支持系統，在安徽省災害性天氣預報和汛期淮河流域群庫優化調度中起了重要作用，產生了顯著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他為負責人的科研團隊，採用我國自主設計的「龍芯3B」八核處理器，成功研製出萬億次高性能計算機「KD－90」。
他承擔了國家級項目15項，已完成11項。發表論文170多篇（他和學生第一作者 110多篇），著作8冊，他引540餘次。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省、部級科技進步一、二等獎共12項，11項排名第一。培養了一批從事演算法研究的高級人才，已畢業博士生26名。學風正派，為人師表。

㈡ 楊振寧的個人資料及簡介100字

昨天（9月22日）是楊振寧先生的生日。楊振寧生於1922年，按照中國傳統演算法，今年已屆期頤。
數十年來，楊振寧先生一直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和知名度的華人科學家。著名華裔物理學家、MIT數學系教授鄭洪有一個形象的說明：物理學界有一個通俗的說法，諾貝爾獎分為三等，第三等的貢獻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貢獻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楊振寧與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獲得的諾貝爾獎是其中的第一等——愛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獎。
2015年，楊振寧先生放棄美國國籍，正式成為中國公民，距離他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國國籍，已逾半個世紀。離開故鄉多年的老者重回故鄉之後，遇到的並不全是溫情和善意。人們談論起他，也許首先想到的是圍繞他私人生活的種種聚訟紛紜，有關科學的美和奧秘的故事卻令人遺憾地被忽略了。真正理解楊振寧的偉大，我們需要更全面、客觀和理性是視角。
01
有些人喜歡把楊振寧和錢學森 、鄧稼先做比較，討論他們誰對於中國的貢獻更大。
錢學森先生和鄧稼先先生都是民族英雄級別的科學家，功勞自不待言，特別因為鄧稼先是楊振寧的「發小」，兩人曾有同窗之誼，在美國留學時也常在一起，然而鄧回國，楊則留美未歸，鄧後來成為中國的「兩彈元勛」，而楊卻未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給中國的科學事業。這樣一比，似乎就比出了兩人的差距。而且，有些言辭偏激的網友，喜歡動不動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層面，把能不能為中國搞科研歸結於愛不愛國的問題，這觀點就未免狹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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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攝於芝加哥大學
左起：楊振寧、鄧稼先、楊振平
我以為這樣的討論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基本事實，就是現代自然科學是有分類的，它由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組成。
錢學森在火箭和導彈方面的突破，鄧稼先在「兩彈」研究中的發明，都屬於技術科學領域的成就，而楊振寧所提出的「宇稱不守恆」理論、「規范場」理論，卻是基礎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
雖然在廣義上說，錢、鄧、楊三人的學問都和「物理學」、「力學」相關，但是實際上隔行如隔山。錢和鄧能做的，楊不一定做得了，反過來說也一樣。但是不能否認，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有兩個重大的區別。
首先，基礎科學是技術科學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沒有基礎科學，任何技術發明都沒有了依據，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視；其次，技術科學可以無國界，也可以有國界，它可以僅為一國服務，而基礎科學總是無國界的，它總是為整個人類服務的。
經過這樣的分析，再回到五十年代錢、鄧回國而楊未回國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各人的選擇，其實是各有道理。錢和鄧掌握了技術科學的專業特長，要報效祖國，回國自然是不二選擇；然而楊振寧專攻基礎科學理論，這是為人類做貢獻的研究，自然是哪裡的研究條件好，就在哪裡工作。這還只是針對一般情況而言，還沒有考慮五十年代中國的特殊情況。
當時的情況是，中國為了避免「落後就要挨打」，必然要優先發展「火箭」、「導彈」和「兩彈」，所以錢、鄧回國，是可以大顯身手的；但是對於楊振寧所主導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國家在經濟落後、「一窮二白」的狀況下，既不具備也不可能提供相應的條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預見，如果楊先生當初回到中國，那麼且不要說什麼「規范場」，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學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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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楊振寧（右一）赴北京探望鄧稼先（右二），那時鄧稼先的大出血已無法控制，未幾即病逝。
02
又有些人喜歡把楊振寧和李政道相比，說李自從70年代末期就開始，在美國大量為中國培養研究人才，後來一直在為中國科學發展出謀劃策，做了很多事情；而楊先生只是到了80歲，才定居清華大學，住在一棟花園洋房裡面，給學生講講課而已，那簡直應該說是來享福和養老的。
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大家都了解，李政道先生曾經策劃和實施過中國青年學生海外留學計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楊振寧先生幾乎是與此同時，在香港和美國籌措資金，策劃和資助了CEEC計劃（中國學者訪問項目），幫助大批中國高端學者到美國著名大學進行為時半年到一年的深造。
我曾看到一張表格，上面列明僅在1981年到1992年間，參與這項計劃到美國訪學的學者就達上百人。此後仍有學者在楊先生幫助下分批出國進修。
這些學者原本就是科技精英，訪學歸來後，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我國自然科學各領域研究的帶頭人，有多位當選兩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後來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擔任過復旦大學校長的楊福家以及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谷超豪。
同時，對於母校清華，楊先生更是傾力支持。1997年他擔任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為了落實他心目中的科研發展計劃，他從海外募集了1千多萬美元的資金，用以資助清華聘請多位海內外著名專家並蓋起專家樓公寓樓。
更為難得的是，他定居清華和翁帆結婚以後，又將他們二人的存款捐贈給清華近200萬美元。這些都表明他貢獻給清華的，比他從清華得到的多。
他和翁帆並沒用去追求豪華生活，更沒有拿200萬美元去購買豪宅，他們的家，裝修普通，陳設簡單，與一般平民無異。在這方面，我以為楊振寧先生和楊絳先生一樣，自己生活低調簡朴，卻對清華一往情深，慷慨奉獻（楊絳先生將她和錢鍾書著作的全部版稅捐給清華設立「好讀書獎學金」）。這正是他的精神境界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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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與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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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全家與李政道全家合影（1957年於普林斯頓）
03
了解楊振寧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在努力為中國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但他的貢獻，不一定都擺在明處，也不一定都能讓大家知道。
比如，在與國家領導人會面時，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問題，他的建言獻策很多。別的不說，只說他1971年作為第一個回國的華人科學家，在和周總理的會談中，不僅介紹了美國社會的有關選舉、政黨、民權、法律等等制度性問題，幫助周在中美關系改善之前，深入了解了美國的政情和輿情，而且特別重要的是，他建議中國要加強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大力培養理論人才。這在當時將所有大學和科研機構統統荒廢，將科研人員和大學教師大批送往「五 七幹校」的時代，可謂空谷足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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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周總理接見楊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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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會見楊振寧（右一）。周恩來和周培源（左二）參加了會見
我們注意到，正是從1972年以後，高等院校開始恢復招收工農兵學員，盡管選拔人才的制度仍然不正規，但這畢竟是對停止招生6年的高等教育的恢復，是「十年浩劫」從亂到治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人們不能不承認，楊先生在其中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同樣，楊先生在美國，也一直在從事著促進中美民間交流的作用。他說自己是中美之間的「一座橋梁」。在我看來，他不僅是科學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活動家。如果說，知識分子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在自己的學科專業之外，會有較多的人文關懷和現實關懷，另一類是科技知識分子，他們比較專注於自己的科技領域。那麼，我以為楊振寧先生比較傾向於前者，而李政道先生則比較傾向於後者。
長期以來，對於美國華人之中的社會活動，楊先生顯然不但樂於參加，而且非常熱心支持。
70年代初期訪問北京後返回美國，他就投身於愛國的社會活動，後來，他與歷史學家何炳棣甚至還共同發起成立 「全美華人協會」，他親任會長，何炳棣為副會長。這個組織所做的工作，無非是團結和凝聚華人，在他們中傳播熱愛新中國的思想。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小平同志赴美訪問，全美華人協會設宴接待，由何炳棣主持宴會，楊振寧致歡迎辭。從這里我們可想而知，楊、何二人當時在華人當中的威望和影響力，的確是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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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歡迎小平同志訪美
04
其實作為最有影響力的旅美華人，楊先生在政治上是需要做出選擇的。台灣方面也在拉攏他。但是他獲得諾貝爾獎以後，沒有理睬台灣，而是訪問中國大陸，此後，又以滿腔熱情歌頌新中國。
正是因此，台灣當局對於他的親共愛國十分惱怒，竟對他和何炳棣以「楊匪」、「何匪」相稱。然而，他們的作用實在是不可替代的。我在香港工作期間，曾經結識了幾位當年在美國留學而後來在香港和美國的大學里任教的學者，他們都是70年代保釣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閑談時，他們總是深情地回憶起自己在美求學期間不平凡的經歷，而對楊先生當時發揮的作用十分推崇。
所以，那些因為楊先生沒有在建國之初歸國就對他加以指責的人，實在是對他的經歷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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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楊振寧
至於有人議論清華大學接納80歲的楊先生回來「享福」和「養老」，其論更顯得缺乏見識。我在文章里已經講到，楊先生的成就並不局限於獲得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恆理論，更在於規范場理論的提出，據此，他是無愧於科學大師的稱謂的，這在國際物理學界可以得到公認。
同樣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的丁肇中先生，在楊振寧70歲生日宴會上曾這樣說：
提到20世紀的物理學的里程碑，我們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對論（愛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學（狄拉克），三是規范場（楊振寧）。
在國內，我也見到科學史專家的論文持類似觀點：
在人類科學發展史上，20世紀堪稱物理學世紀，物理學家繁若群星。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愛因斯坦是物理學的旗手，那麼下半葉當推楊振寧。正像相對論於愛因斯坦一樣，規范場是楊振寧在物理學領域的最高成就。 （高策：《楊振寧與規范場》，載《科學與中國人》1995年第3期）
所以說，清華請回來的楊振寧先生，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的理論、思想和智慧，他的榮譽和地位，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都定然使清華多多受益。這就如同請來了一位當代愛因斯坦。試想一下，如果愛因斯坦是中國人，且是一位清華校友，他早年出國，發現了廣義相對論，成就斐然，名滿天下，在他晚年之時，他的願望是葉落歸根，定居清華園，那麼清華大學有什麼理由不歡迎嗎？
我以為，只有從這樣的角度認識楊振寧先生，對他才是公平的。

㈢ 馮康的生平經歷

馮康，原籍浙江紹興，1920年9月9日生於江蘇省南京市，少年時代家居江蘇省蘇州市。父親是知識分子，文學修養較高，長年在外做文職職員。母親操持家務。全家靠父親薪金收入，生活水平算是中等。父親決心要讓自己的子女受到現代教育的主張對馮康兄弟姐妹幾人產生了影響，他們從小都很用功讀書。1926年至1937 年馮康先後在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所屬實驗小學、初中部及高中部就讀，學業一貫優異。中學以後，他對物理和數學有了濃厚的興趣，這為他以後的科學生涯定了基調。
1937年抗戰開始不久，家鄉遭受敵機轟炸，學校解散，隨後江南地區淪陷。馮康和當時大多數愛國青年一樣，痛恨日本侵略軍，對抗戰勝利抱著希望，離開淪陷區轉到後方。1939年春季他以同等學歷考入福建協和學院數理系學習，1939年秋季重新考入重慶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習，兩年後轉物理系，1944年畢業。畢業後他的科學方向轉為數學。事實上他在大學時期兼修了電機、物理、數學三系的主課，這一基礎背景對他後來的發展也起了獨特的作用。
1945年畢業後他到重慶及上海復旦大學擔任數學物理系助教，1946年到清華大學，任物理系助教，1951年轉任數學系助教。1951年調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1951年至1953年在蘇聯斯捷克洛夫數學研究所進修。這一時期中他曾有機會先後受教於當代知名而風格各異的數學家陳省身、華羅庚和蘇聯的Л.C.龐特里亞金。
1957年至1978年馮康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負責科學與工程計算及計算數學的學術指導工作，他的科研方向轉為應用數學與計算數學。馮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年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1959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1965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9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1978年至1987年任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主任，1987年後任該中心名譽主任。1978年至1986年擔任全國計算機學會副主任委員，1985年至1990年擔任全國計算數學學會理事長，1990年任該會名譽理事長。他還擔任西安交通大學數學系名譽教授，國際計算力學協會創始理事，國際力學與數學交互協會名譽成員，英國倫敦凱萊計算與信息力學研究所科學顧問，英國愛丁堡國際數學研究中心科學顧問，以及我國4種一級計算數學雜志（2種中文、2種英文）的主編，《中國科學》、美國《計算物理》、日本《應用數學》、荷蘭《應用力學與工程的計算方法》、美國《科學與工程計算》的編委，《中國大網路全書》數學卷副主編。
1957年以前，馮康主要從事基礎數學研究，在拓撲群和廣義函數論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57年根據國家12年科學發展規劃，我國要填補電子計算機研製與應用領域的空白，馮康由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調往新成立的計算技術研究所，參加我國計算技術與計算數學的開創工作，其後為科學院及全國范圍內計算數學隊伍的組建、培養及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
馮康作為計算數學這門新興學科的先行者和帶頭人，他特別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計算數學是隨著電子計算機出現而興起的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需要懂得實際應用背景及邊緣學科的知識。馮康在物理及數學方面的堅實基礎和淵博知識，為他在計算數學領域的業務指導工作及他個人也要從頭學起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當時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第3研究室達200多人，其中全國各地來進修的人員幾十名。在馮康的指導下，該室承擔了大量的國防、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實際計算任務。馮康親自講授了有關的物理、力學知識及計算數學理論，對所有的課題都親自過問，進行具體的指導；在天氣數值預報、大型水壩應力計算、核武器內爆分析與計算、核武器中子遷移方程計算、航天運輸工具的高速空氣動力學計算、大慶油田地下油水驅動問題、飛機翼氣動力顫振性計算、汽輪機葉片流場計算、流體力學穩定性計算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學術上有創見性的理論成果及實際效果，並為電子計算機及其應用的普及推廣做出了開創性的成績。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馮康在解決大型水壩計算問題的集體研究實踐的基礎上，獨立於西方創造了一整套解微分方程問題的系統化、現代化的計算方法，當時命名為基於變分原理的差分方法，即現時國際通稱的有限元方法，其總結論文被刊於1965年《應用數學與計算數學》。
70年代，在間斷有限元理論方面，馮康建立了間斷函數類的龐加萊（Poincaré）型不等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間斷有限元函數空間的嵌入理論，這在國際上是先進的。
馮康還將橢圓方程的經典理論推廣到具有不同維數的組合流形，即由不同維數子流形組成的幾何結構，在國際上為首創，為組合彈性結構理論提供了嚴密的數學基礎，解決了有限元法對於組合結構的收斂性問題。此項工作的成果，被寫進了專著《彈性結構的數學理論》，受到工程界的歡迎。鑒於諸如機器人以及空間站等高度復雜結構的出現，這一方向會有很大的發展前景，現正由他的學生和一些國外學者在繼續工作。
與此同時，馮康對傳統的將橢圓方程歸化為邊界積分方程的弗雷德霍姆（Fredholm）理論作了重要發展，提出自然歸化的概念作為邊界歸化的標准方法，形成了自然邊界元方法，它能和有限元法自然耦合而統於一體，實質上成為後來興起的適合於並行計算的區域分解法的先驅。
1984年起馮康將其研究重點從以橢圓方程為主的平衡態穩態問題轉向以哈密頓方程及波動方程為主的動態問題。他在北京國際雙微會議（1984年Beijing Symposium on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Computation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上首次提出基於辛幾何原理計算哈密頓體系的方法，即哈密頓體系的哈密頓演算法，從而開創了哈密頓體系計算方法這一新方向。由於一切守恆的物理過程都能表為哈氏形式，而其數學基礎就是辛幾何，因此這一新領域將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和廣闊的應用前景。自此以後，馮康領導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的一個研究小組，將純理論的辛幾何和現代的科學工程計算有機地結合起來，系統地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取得非常重要的國際領先的成果。
馮康在科學上的貢獻，先後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重大成果獎，全國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及全國科技進步二等獎。
馮康除了本人的研究工作外，還承擔了眾多的行政工作、各種業務指導工作，以及培養年輕優秀人才的工作。在他的指導與關懷下，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計算數學專業逐步形成了一個年輕的優秀人才梯隊，其中，1980年與1988年兩度全國最年輕的研究員都出在計算中心，都是在他的親自關懷下成長的。同時馮康還為全國計算數學學科的發展多次提出重要的指導性意見，如，創辦全國性的計算數學學術刊物，成立全國計算數學學會；向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緊急建議，呼籲社會各方面重視科學與工程計算，倡議成立科學與工程計算開放實驗室，倡議將科學與工程計算列入國家基礎研究重點項目等等。特別是，他論證了「實驗、理論、計算已成為科學方法上相輔相成的而又相對獨立，可以相互補充代替而又彼此不可缺少的三個重要環節」，指出「科學與工程計算作為一門工具性、方法性、邊緣交叉性的新科學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新發展，它包括了近年不斷形成的各個計算性學科，如計算數學、計算物理、計算力學、計算化學以及計算地震學等各種計算性工程學。計算數學則是它們的聯系紐帶和共性基礎」。說明了計算手段對於科學技術進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從而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高度上闡明了科學與工程計算的地位和作用，這將有力地促進計算數學在我國的四個現代化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後來，科學與工程計算開放實驗室建成，「科學與工程計算的方法和理論」被列為「八五」期間國家重點關鍵基礎研究項目，馮康為該項目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