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雪冬編譯局
㈠ 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專家隊伍
編譯系列：柴方國、尹汾海、卿學民、李京洲、沈紅文、翟民剛、蔣仁祥、邊彥耀、呂華、童孝華、楊立成、趙晶暘、章林、余小虎、李鐵軍、魯永學、夏靜、張慕良、任建華；
研究系列：何增科、季正聚、郗衛東、李惠斌、楊雪冬、賴海榕、曹榮湘、魯路、張文紅、胡長栓、陳家剛、周紅雲、馮雷、戴隆斌、郭偉偉、林德山、徐向梅、高新軍、周凡、朱艷聖、衣俊卿。 編譯系列：楊世均、蔣明煒、唐志安、楊東輝、王麗麗、劉冰、謝海靜、陳樂飛、杜雪峰、范大祺、徐燕霞、於春偉。
研究系列：丁開傑、劉仁勝、李義天、陳喜貴、李百玲、黃曉武、彭萍萍、王新穎、李姿姿、庄俊舉、姚穎。
㈡ 急求一篇好人好事的文章
我是歷史系03級博士研究生，我要對貴單位的唐亞民（動力運行服務中心）和周順菊（校園管理服務中心）二位老師對我的幫助表示感謝。
4月9日中午，我在圖書館（北區新館）不小心將手機掉進了廁所。當時我感到非常焦急，因為手機中有大量的通訊信息。情急之下我找到了周順菊老師，她又找來了唐亞民老師。二位老師急他人所急，經過一個多小時才將手機撈出。
幫助師生打撈手機本不在他們的職責范圍內，但他們卻一心為方便廣大師生著想，犧牲了寶貴的休息時間，體現了後勤集團的優良作風和優秀品質。我代表同學們向後勤集團表示敬意和我個人的衷心感謝！向周順菊、唐亞民二位老師表示感謝！
祝集團領導身體健康。祝後勤全體工作人員順利、家庭幸福。
此致
敬禮
感謝人：張安福
2004年4月10日
中國政治學年鑒》編輯部第一次開會是在2002年3月12日。從那時起，《中國政治學年鑒》的編輯工作正式開始。一年多來，年鑒編輯工作受到各方的重視和關心，受到很多單位和個人的大力支持與幫助，使得年鑒編輯工作順利完成，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感謝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北京大學政治發展和政府管理研究所的領導們，是他們決定編輯出版這部年鑒，並從有限的資金中撥出專款來資助年鑒的編輯和出版，在年鑒編輯過程中，王浦劬、謝慶奎教授始終給予極大的關心和幫助，多次召開會議研究解決編輯工作遇到的問題，對年鑒編輯稿多次進行認真的審查並提出修改意見，沒有領導的關心和支持，年鑒的完成是不可想像的。
感謝全國各地各相關單位領導的大力支持。在年鑒編輯剛剛開始時，許多單位的領導就來信表示全力支持，並且迅速確定和推薦了本單位參與年鑒工作的編委人選，這給我們展開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前提條件。我們清楚地記得在最初的一些日子裡，林尚立、徐大同、包心鑒、張永桃、任劍濤、劉玉安、朱光磊、黃衛平、徐 勇、周平、俞可平、蕭斌、周光輝、王武嶺、王臻榮、雷忠勤、陳祖為、關信基……等單位負責人給我們的回信、電子郵件或傳真，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
各地編委對於年鑒工作十分負責。能夠及時將材料收集編輯整理並發給我們。有的編委甚至幾經修改，多次補充新材料。給我們印象深刻的有李濟時、項繼權、程同順、桑玉成、焦文峰、何增科、吳敏、王耀宗、李芝蘭、林尚立、胡偉、吳春華、張賢明、楊陽、喬耀章、宋迎法、……等老師。
我們知道，各地各單位的老師們工作都非常忙，因此，編委要收齊各位老師的個人小傳就很困難，再者，許多單位的各種材料保存比較分散或者已經不易找到，這就使得編委的資料收集整理工作十分艱難，而且編委本身的教學科研工作也十分繁重，我們很能體諒編委的工作的辛苦，因此，我們萬分地感謝他們的工作。我們知道，各單位領導給我們推薦的編委都是非常優秀的學者，我們也感謝各地各單位的領導們。
其實在編委以外，各地各單位還有許多同志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辛勤的勞動。他們有的是教師，有的是行政人員，有的是研究生或者本科生。有很多人所做的工作我們無從知道。我們僅從收到的電子郵件或來信中知道一些人的名字：劉京希、汪永成、肖濱、方盛舉、於風政、林猛、楊雪冬、保峻嶸、呂芳、杜麗貞、韓福國、馬斌、陳永國……對於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所有為年鑒編輯工作付出勞動的老師和學生，我們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由於我們對全國政治學相關單位的全面了解還欠缺，有些單位我們一時不知道。當我們在年鑒網頁上公布了年鑒編輯工作開始的信息後，我們很快收到不少單位主動發來的聯系信。還有一些政治學學者個人的聯系信。有些學者身在國外進修或講學，在看到我們的網頁後也從國外來信和我們聯系。有的人還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和意見。宋迎法、夏保成、邸乘光、王佃利……等人為我們提供了本單位的情況。吳敏凱、施雪華等人就是從國外和我們聯系、為我們提供相關材料或提出建議的。
有些單位和個人由於得知信息較遲和我們聯系很晚，時間已經來不及了，這些單位和個人在這一卷的年鑒中不能收入，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但是，我們一定會在下一卷年鑒編輯時和這些單位和學者聯系。我們對這些單位和學者們說一聲，謝謝你們的關心，我們後會有期。
我們也向積極為年鑒提供專題文章的學者們致謝！他們雖然各自都有非常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但在我們向他們徵集稿件時，都能同意並且在較短時間內提供了精心撰寫的綜述文章。有的是在其他刊物刊載過的論文。由於年鑒的特殊性，不能刊載較長的文章，編輯部必須對來稿忍痛進行壓縮和改編，我們非常希望得到這些學者專家對我們這種作法的理解和同意。
中央編譯局的俞可平教授在百忙中為我們審閱了專題綜述的稿件。北京大學教授丁則勤、陳哲夫、陳恢欽等為年鑒審閱了全部稿件。徐湘林教授幫助編輯部對外聯系並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肖東發教授是年鑒學的著名專家，他作為我們的特邀編委，始終關心並對年鑒的編輯工作給予熱心的指導。對於這些專家教授的大力支持，我們是非常非常感謝的。
台灣的許多學者對年鑒的編輯工作同樣給予極大的關心和支持。只是由於一些客觀的原因，我們決定在這一卷的編輯工作中，不要求台灣的單位和學者提供任何材料，而由編輯部根據台灣各大學政治學相關單位公開發布的材料編寫對單位的介紹文字。我們對台灣的朋友們表示感謝！並且希望在今後的年鑒中能夠有機會集中地反映台灣的政治學的發展情況。
在年鑒編輯工作即將告竣之時，我們希望政治學界老一輩學者為我們的年鑒寫一些文字，這樣，就有了年鑒卷首的六篇「顧問寄語」，他們代表了政治學界的前輩們對中國政治學這一學科發展的殷切期望和鼓勵。我們相信，在他們關心的目光下，中國政治學這一學科一定會取得更大的進展，《中國政治學年鑒》將忠實地記錄下這一歷史進程。
最後我們也對我們編輯部的所有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在一年多的編輯過程中，所有人員都盡心盡力，為年鑒工作付出辛勞。所有人員都有自己的專職工作或學習任務，參加年鑒編輯大都是利用業余時間，但是沒有人叫苦，沒有人逃避。都在積極努力地工作。甚至在寒假期間還連續好多天加班。特別是在年鑒編輯的後期，北京正值抵抗「非典」的非常時期，編輯部的工作不僅始終沒有停止，反而更加緊張，經常加班加點。這些工作人員有：佟福玲、陳家俊、楊小立、崔緒奎、張桂霞、陳素婷等。
王康寧、寇建建等同學先後為年鑒製作網頁並維護更新，對於他們的精心和負責，我們也表示由衷的感謝！
㈢ 楊雪冬的介紹
楊雪冬，男，1970年10月13日出生，中共黨員，博士研究生學歷，研究員 ，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主任，「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治理評論》雜志副主編，局機關黨委委員，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全國宣傳理論系統「四個一批」稱號獲得者。
㈣ 聯系實際論述科學發展觀與政府管理創新的關系
一、關於政府創新的指導思想、目標與動力問題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原動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我國的戰略目標，其中政府創新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政府創新旨在建立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服務型政府。它是一個系統的工程，要在正確的思想指導下，系統、全面地推進。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資深教授王惠岩認為，政府創新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他在發言中說：「建設創新型國家，政府創新尤其重要。創新的前提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經濟、社會還不發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成熟。」另外關於在理論上怎麼創新的問題，他認為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認識和說明社會現象，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謝慶奎教授從三個方面對政府創新的途徑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第一，政治改革作為政府創新的前提條件，主要就是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解決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問題。圍繞這兩個中心議題，政治改革主要在四個層面上進行，一是黨政關系的改革與完善，二是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調整，三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四是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第二，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從傳統的善政走向現代的善治。善治所要求的政府是廉潔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為了實現善治的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積極推進政府改革與創新，改進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改變施政理念和施政風格。現階段行政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將過去效率優先轉變為服務優位，強調政府對止回閥系列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第三，執政黨執政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實現執政方式的法制化。
徐鴻武教授在探討政府創新問題時認為，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政府職能創新的指導思想，中國政府創新的中心環節是行政體制改革。為此，他強調應重視從科學發展觀與收入分配製度創新、政府財政職能創新、政府監督職能創新、政績考核職能創新等一系列職能創新之間關系的角度，考察中國政府創新問題。
武漢大學的施雪華教授在發言中描述了政府創新的目標。他說，創新問題是中國從傳統政府到現代政府的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政治現代化和政府現代化的問題。國際上政治現代化的四個標准：理性化、世俗化（結構部門分化）、制度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在現代化的早期容易做到，制度化、民主化是現代化的中後期應該側重的，但不是說制度化、民主化在早期就不去做，這四個標准在現代化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只是各階段的重點不同。理性化、世俗化屬於技術層面的創新，比較容易，制度化、民主化則是實質型的創新，比較難。因此，中國目前只能在技術層面上進行創新。也就是說，中國可以先通過技術層面的創新來最終實現中國政府的現代化。
在分析政府創新的動力問題時，王邦佐教授認為，創新的動力可以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進行考察。目前，在中國的國情下，宏觀上創新還很困難，但學者應以理念的創新來推動宏觀上的創新。當然，不應否認，微觀上的政府創新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因此，中國政府創新可以從微觀入手。中山大學倪星教授則從外層變數和內層變數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現代轉型，他認為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是政府管理方式的現代化，地方政府創新要求地方政府具有政治企業家的精神。同時，倪星教授還強調科層體制本身的壓力、指標放大效應、地方層層加碼、淘汰競爭機制的路徑依賴、區域間的政績競爭、政治精英間的競爭等加大了政府創新的難度。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李程偉也認為政府創新在宏觀上要從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全球化、黨的執政能力入手，在微觀上政府創新要求政府官員要具備政治企業家精神。
李景鵬教授在談到政府創新的動力問題時，提出這樣的一個觀點，政府創新的動力應首先從宏觀上認識清楚，改革成功與否的標志是能否避免回到老路上去，改革是否具有可逆性。他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成功的，中國止回閥因為它是不可逆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計劃經濟，也不可能因為人的意志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改革滯後是必然的，因為沒有來自內部的、主觀的動力。由於政府本身存在很嚴重的弊病：如政府沒有直接動力進行改革，官本位意識依然十分濃厚；政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掌握了太多的物質資源，太多的支配權，權利又不透明，缺乏監督機制；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的部門利益、小團體利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嚴重的腐敗，並存在著該作為不作為的現象；政府壟斷著人民的利益表達。另外，政治體制改革存在風險，政府本身不願冒風險。這就要求通過局部的不平衡來達到整體的動態平衡。李景鵬教授還特別強調，政治體制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外部環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體制阻礙其發展的時候，經濟發展就會從反面提出要求，不改革政治體制不行。政府創新的成果之所以比較容易延續和拓展：一是外力的壓力更容易推進政府創新成果的延續和拓展，二是對政府的特殊利益不構成損害或者損害較小，三是創新對整個體制不構成挑戰，四是從政府成員來說，付出的成本不是太大，五是跟政府的政績相聯系，六是群眾比較的支持，群眾基礎雄厚，七是跟社會的突出矛盾聯系比較的緊密。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王懂棋、王雄軍則認為，政府創新的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人民群眾改變政治環境的要求，二是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追求，三是政治領導者的進取精神；政府創新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創新目標的公共性和創新行為實施者私利性之間的矛盾，二是政治精英創新目標的開拓性與官僚機構具體執行上的保守性之間的矛盾。
二、政府創新的切入點與構建服務型的政府
深化中國政府創新，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著眼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為目標，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以服務型政府建設為切入點。建設服務型政府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改革的趨勢所在，也已成為我國政府改革和創新的中心任務。服務型政府，就是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現代政府。眾所周知，理念的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公共服務理念是政府創新的基礎與前提，公共服務理念引領政府的創新活動，驅除封建專制文化的遺毒，對塑造良好政府創新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公共服務理念不僅能指引政府創新活動朝著正確的方向快速邁進，還能為政府創新塑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對政府創新的切入點和構建服務型政府的認識。白鋼教授在發言中就政府創新的障礙進行了分析，認為政府創新有兩類，一類是體制創新，一類是技術創新。中國目前情況下體制創新存在著困境，因此只能進行增量的技術創新，以最後實現質的變化，實現體制創新。增量的技術創新將在長時間內是中國政府創新的一種常態。
中國政法大學的陳紅太教授在會議中指出，中國政府創新的出路不應是「走向論」，而應是「融合論」，即管制與服務的兼容、民本與民主相結合。北京大學的李景鵬教授認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解決政府與群眾利益表達的關系問題。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由於社會利益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利益矛盾和沖突日益尖銳、復雜。此種情況下，政府已無法再包辦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所以應該下大力氣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提供各種通暢而有效的渠道。人民群眾在表達利益上的這種轉變也是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要求。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的倪星教授認為，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矛盾突出的轉型時期，構建和諧社會任重道遠，這需要我們全面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其中政府的管理創新能力至關重要。中國政府管理創新主要包括戰略規劃、公共政策、資源管理和項目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因此，可以通過培育政治領導人的企業家精神，重視知識精英的作用，擴大公民參與，適當引入政府間競爭，充分發掘既有的政治資源，創建學習型政府等方面來全面提升中國政府管理創新能力。
南開大學的張志紅博士在討論中說，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滯礙因素的復雜化，是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的客觀現實。這就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有適應和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能力，而且要有克服和處理各種復雜政治問題的能力。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更是直接打破了政府間縱向關系中既有的政治平衡。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立足中國的具體實際。他認為，突出大型城市在政府間關系運行中的政治平衡功能，首先要加快直轄市發展，促進省際平衡發展；其次要增加大都市設置，促進城市間協調發展；最後要建設不同類型的中心城市，推動省內地區間均衡發展。
四川大學的姜曉萍教授從政府流程再造的角度對當代行政改革、提升政府績效提出了對策建議。她認為，應以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實現政府職能的合理區隔或有效整合，推動組織再造；改進公共服務質量，提升公眾滿意度；推動公共服務的信息化進程，積極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培育政府及其官員的公共服務理念，調整政府機關和公務員的服務行為，旨在強化服務意識，建設便民、高效的政府。吉林大學的彭向剛教授認為，在服務型政府的理念下，政府既要利用國有資本和國家投入，發展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服務，中國止回閥網又要利用政府必要的權威和力量，努力協調社會成員的利益，增進社會福利，健全社會保障機制，保證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和諧與穩定。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朱春奎等，以上海市寶山區處級領導幹部為研究對象，對公務員處級領導幹部勝任力模型進行了實證研究。提出了包括公共服務、業務流程、財務責任以及學習與成長四個維度的國家公務員處級領導幹部勝任力模型框架，從中提取了績效意識、公僕意識、責任意識、執行能力、監控能力、協調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戰略管理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團隊建設能力和財務控制能力等11個勝任力因子。
中共中央黨校的井敏博士則認為，在中國構建服務型的政府要處理好三組關系，即管制與服務的關系、官與民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王德高教授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鬆嚴格的行政規制，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因此，政府應廣泛採用競爭機制和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改善人力資源管理，要重視政治對行政、對公務員的影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需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結合起來進行，要讓行政人員認識到行政工作所負有的政治責任，增強對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對政策的自覺響應性，從而達到忠實地履行行政職責的目的。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許淑萍研究員在論文中則強調，「以民為本」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出發點，公共服務是政府管理的核心職能，道德行政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價值追求，網路行政應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式，績效評估是政府管理效能的基本評價體系。
三、加強法制建設與政府行政法制化
關於加強法制建設與政府行政法制化問題，武漢大學的王德高教授的看法是，我國目前尚處於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給不足的階段，因此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規章制度仍將是今後一定時期內我國行政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必須看到，制度畢竟是手段，它是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標和任務服務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時，應該同時考慮如何將法律法規及管理制度落到實處。而這一點恰是目前我國行政管理工作尤其應該加強的一個方面。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話。
吉林大學的彭向剛教授則認為，政府行為具有法律效力，但這並不等於政府行為都是合法的。法律不僅是一種對政府權力的規定，同時也是對政府行為的一種約束，以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政府行為主要是行政行為，那麼依法行政就成為建設法治政府的核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化、多元化必然導致利益的剛性化和價值標准、價值取向的多元化。要協調復雜多變的利益關系，實行合理的社會再分配，就必須依法行政，依法執法。法從根本上講就是調整利益關系的規范體系。依法調整社會利益關系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保證政府協調的權威性、合理性和穩定性。欲建設法治政府，一要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二要提高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意識；三要加強行政機關執法建設，健全執法程序，落實執法責任；四要健全監督機制，五要嚴格追究執法責任。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兼職副研究員汪波，在論文中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政府體制改革與法治建設。他認為，我國政府體制改革與法治建設進程是社會新秩序潛在需求、公共選擇、立法建設、理性博弈等多重變數復合互動的結果。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社會階層之間、社會成員之間逐漸衍生新的利益關系與社會關系，這種新的利益關系一旦萌芽、生長、形成潛在新秩序，就轉而向公共權力提出體制變革需求，進而要求國家的法加以確認。但國家權力通過國家法對社會新秩序的確認，並非是完全按照社會需求之輸入被動運作，而是涉及新舊秩序多元利益主體間理性博弈的「公共選擇」過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會民眾—企業等政治主體在社會資源分配結構方面並不存在天然一致性，彼此之間需要就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法律制定費用、法律運作費用、制度變遷的費用、利益補償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反復協商與策略博弈，從而形成制度變遷「第一時滯」與「第二時滯」。當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經過「第一時滯」與「第二時滯」完成制度變遷過程，依照新法而行政時，行政權力與社會經濟新秩序內在邏輯形成調和與一致。政府、社會、法律之間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在新的層面上獲得有條件的穩定均衡。無論政府體制還是法律制度（政府體制的法律剛性表達），猶如市場交換中的價格信號，是經濟—社會結構中多元利益主體理性博弈的外在均衡浮標。
王邦佐教授在會議發言中強調，應該推進責任政府建設，責任政府的本質是由人民與政府間的關系決定的委託與被委託的關系。責任政府可以制約權力的張性，建立法治政府。所以應積極推進依法治國，最大程度地實行政府的公開透明度。黑龍江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葉富春教授在會議發言中談到，政府創新是有范圍、有界限的。政府創新是指決策方式、政治行為、政策和技術層面上的公共行為的創新。政府創新要依法創新，政府創新不能和現行的法律、制度相違背，不能違法、違憲。此外，政府創新要顧及社會的限度，成本太大就要慎重考慮。創新主體的素質、能力、動機也會影響創新的程度。創新是對現有制度的完善。創新也要建立責任體制，創新主體不能隨意創新，以免公共權利被濫用，創新主體必須承擔相關的結果責任。創新從宏觀上講，就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創新——回歸憲政模式。
四、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中的政府管理創新
關 於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中的政府管理創新問題，與會者則各抒己見。台灣學者田昭容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胡錦濤「和諧社會」的內涵彼此相吻合。所以，兩岸間的對話，與其駐足過去的劍拔弩張，不如迎向可創造的雙贏未來。兩岸能否創造雙贏，這得考驗兩岸領導人及同胞們的智能，是否能跳脫過去「徘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的對峙，而以「和則兩利」的邏輯概念為兩岸發展的方向，放棄「零和游戲」的「軍事對峙」，兩岸分頭以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實業計劃」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的內涵為發展的方向。如此，兩岸必能走上雙贏的結局，締造理想的「和諧社會」。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施雪華教授在討論中談到，應針對民主政治中存在的問題去改革、完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加強公民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的控制和監督；二是正確處理人大制度的民主和效能之間的功能關系；三是改革全國人大代表制度，實行委任代表制和專職代表制；四是完善全國人大民主程序建設，確保全國人大代表的民主權利。
白剛教授在研討會發言中說：「和諧社會是中國政府創新的最終目標。中國政府創新有二個標准，一個是生態標准；另一個是有益於生產力的發展標准」。
五、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與加強政府科技創新
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何精華教授在談到科技體制改革與科技創新問題時說，營造和諧的創新生態是政府「科學有為」的價值體現，當代科學技術的內在發展趨勢是學科間不斷交叉、綜合和相互滲透。這種趨勢不斷產生一些新的學科、新的領域。這些新的學科領域正是創新的前沿陣地，也是競爭最激烈、最能帶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域，政府積極推動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科學文化環境對建設創新型國家極為重要。為此，一要努力減少或消除各種不必要的行政壁壘，摒棄「山頭主義」式的管理構架；二要在科研機構實施聘任制，建立公正、公平和透明的選聘機制；三要制定激勵政策，加強和促進科技系統內部的開放，包括研究人員之間的開放、專業領域之間的開放、研究機構之間的開放、以及行業之間、區域之間的開放。要營造「勇於創新、敢為人先、鼓勵競爭、容忍失敗」的創新氛圍。強化對全社會的科學普及機制。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是科技進步的兩翼。科學普及可以帶動整個民族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激發人們追求真理的獻身精神和尊重科學、崇尚理性、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念。所以，政府要把科技創新的各個環節與科技普及密切結合起來，把科技普及作為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職責，努力破除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揭去科學技術的神秘面紗，使科學技術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從神壇上走下來，走進民眾、走向社會，確保自主創新和科技發展始終為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的薛軍、楊耀武認為，政府創新應面向自主創新，服務於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針對科技資源配置的瓶頸問題，政府管理必須特別關注科技投入管理與調控缺乏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要改變分散型的科技投入管理體制，建立科技投入統一規劃、協調及資源配置機制。
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楊雪冬博士在通過對三個案例：秘密劃票間（學習型技術創新）、「廉政帳戶」（應用型技術創新）、「政府上網」（適應型技術創新）工程的分析的基礎上，梳理了治理改革與技術創新的一般理論，提出了分析地方治理改革中技術創新的基本框架。他認為，在中國的地方治理改革中，地方需要獲得更大創新空間。技術創新始終是實現制度變革的一個手段，建立良好的制度才是地方治理改革的根本目的。
六、政府創新的內部資源約束與外部社會環境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李玲玲認為，政府的自主性並非在引入市場經濟後就消失了，而且，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未必一定帶來社會力量的同等強大。政府以及合理的公共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政府成功比市場成功對社會發展的意義要大得多。中國政府在對市場和社會進行引導和調控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實現著政府管理的創新。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應用法學研究中心的王積武、王玉則認為，政府改革是以適應經濟與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為目標的職能調整，由於經濟與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因此，政府改革也必然具有階段性。地方政府在調整自身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同時，應當首先將對地區經濟狀況的分析作為改革方案的前置。只有客觀認識本地區的經濟狀態，才能發揮地方政府對區域性生產力發展的保障和促進作用。為此，地方政府的改革在遵從中央政府方針政策的情況下，應突破形式上的一致，以保證本地區經濟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更具有地方特色。
中央編譯局的楊雪冬博士在發言中指出，經濟平等和民主具有關聯性，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並不一定同步，如經濟發達廣東，雖然外來的投資很多，但並沒有形成民主改革的內在要求。此外，有的與會者認為，創新的社會環境問題，涉及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媒體的參與也會推動政治民主的發展，媒體監督、公開透明都會對維護公民權利起到推動作用。
與會學者在研討中還特別關注政府創新中應注意的問題。李景鵬教授提出，應該重視中國政府創新的成果延續和擴展問題。中國政府創新應該避免「禮花現象」和「盆景現象」，即不會因為領導人的調整或更替而夭折。創新要一屆一屆延續下去，必須橫向、縱向的擴展，從點到面，才能產生更大的社會效應。他以福建省石獅市的小政府改革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也因為領導人的更換而變得沉寂的情況為例，告誡人們應該重視中國政府創新的成果延續和擴展問題。
在談到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創新問題時，中山大學的馬駿教授說， 19世紀後期美國政府的狀況，給予目前中國政府創新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通過進行地方政府預算改革，完成政府創新的改革。他建議執政黨在整個預算的一開始就應介入管理，以實現預算的理性化。台灣學者王蘊嶠對此觀點提出了疑義，他認為，執政黨是否有這樣一種能力能夠介入或實現預算的理性化或是合理化，還是個問題。因為政黨不是一個專業性的政府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