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編譯馬列
⑴ 中國傳播馬列第一人是誰
李大釗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的十月革命，在當時的中國，知道者並不乏其人。但是，從這場革命中發現其偉大的歷史意義，並看到其對中國的作用，這一歷史功績非李大釗莫屬。李大釗是熱情歌頌並宣傳十月革命偉大意義的第一人。
他在1918年所寫的幾篇論文中，即開始用馬克思義的觀點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原因：「原來這回戰爭的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世界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
此外，李大釗熱情歌頌了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變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變成強盜的機會。」並高呼「人道的警鍾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第一個編譯馬列擴展閱讀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上，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做了系統的闡述，並說「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
在此前後，李大釗大量撰文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相繼寫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再論問題與主義》、《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等等，系統介紹並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不僅主張用馬克思的學說去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而且積極提倡與各國的實際相結合。
⑵ 馬列主義的起源
馬克思列寧
⑶ 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團體是
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團體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3月31日成立。1921年11月17日， 《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示，公開宣布這個組織的成立，徵求會員。
後來會員發展到一百二十餘人，不僅有學生，而且有工人參加。1922年2月19日，該會組織了第一次公開講演會，李大釗作《馬克思經濟學說》專題報告。後又組織過紀念馬克思誕辰一百零四周年、支援唐山煤礦工人的罷工斗爭等活動。
(3)第一個編譯馬列擴展閱讀：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將組織公開。「啟事」指出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對於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趣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都可以做本會的會員。
入會手續，由會員介紹或自己請願，但須經會中認可」；研究的方法為搜集、編譯、刊印馬克思主義文獻，開討論會、講演會等。
為擴大馬克思學說的研究和宣傳，"啟事"公布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規約。隨後，研究會還成立成了"勞動運動研究"、"共產黨宣言研究"、"遠東問題研究"、三個特別研究組。
⑷ 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是
李大釗。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是從十月革命後開始的。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就是當時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革命先驅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大釗經過不斷地求索和鑒別，逐漸擺脫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思潮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新紀元》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對於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獨俄羅斯人心變動之顯兆，實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之顯兆」，這一勝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是二十世紀革命的先聲。」他滿懷信心地說：「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凱歌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范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他還參加了《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主編《每周評論》，成為「五四」前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為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馬克思主義專號」上發表了全面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專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所闡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這期間，李大釗還在《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月刊》《新生活》《晨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8月，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地批駁了胡適的觀點。他首先公開表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號召不僅要宣傳主義，而且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行動。他激烈抨擊改良主義的社會改造方案，運用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強調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作指導，通過革命實現經濟結構的改造。「問題」與「主義」之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對於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決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范圍的傳播。
李大釗在「黑暗的中國」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火炬，如同竊來天火的「普羅米修斯」，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荊斬棘地開出一條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傑出的共產主義者，加速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打破了封建專制制度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息，讓思想沖破牢籠，民族精神獲得極大振奮。李大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⑸ 全民族抗日正面戰爭取得的成就
在抗日根據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得到大力發展。
有領導、有計劃地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簡稱馬列學院),並在院內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著作的專門機構———編譯部。這個機構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共32種,達幾百萬字。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深入的傳播。
進行廣泛的研究。延安馬列學院是一所專門從事馬列學習、研究和宣傳的幹部學校,設有馬列主義、中國問題、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為了加強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研究,9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務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我、友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1941年12月17日,中央發布《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規定「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4](P473)經過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長的時間就涌現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歷史研究室範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教育研究室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論述,文藝研究室的《中國新文學史綱》,等等。
成立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延安的社會科學研究團體主要有抗日戰爭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歷史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等。各研究會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並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問世: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抗日戰爭叢書》,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社會科學概論》,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回回民族問題》,歷史研究會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陝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的時事問題叢書《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等等。
在國統區,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得到一定發展。中共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抗日民主宣傳,領導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團結進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於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這一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為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⑹ 柴方國的個人經歷
柴方國，男，漢族，1963年7月出生，198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碩士學歷，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譯審，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2010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 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文本研究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編譯工作。
先後負責或參與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多個卷次的編譯工作。柴方國同志負責編譯了第5卷《德意志意識形態》專卷，依據德文、英文多個版本基本完成全卷譯文修訂；參與譯校和審定了第14、15、48、49卷等多個卷次，審定了哲學、經濟學部分文章和書信，修訂了多個卷次的前言。其中有的卷次已出版，其他卷次已完成付排准備工作。
積極參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編輯和譯文審核修訂工作。編譯《馬恩文集》十卷本，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柴方國同志作為課題組主要成員、編委會成員，和課題組全體同志一道，按照中央的要求，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嚴格科學的態度參與了文集各卷的篇目選編、題注編寫、重要譯例審定和各卷說明的撰寫。另外，柴方國同志還負責編譯和審定了第10卷（書信專卷）全卷的正文和資料，參與審核和修訂了其他卷次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自然辯證法》等重要哲學著作的譯文。《馬恩文集》已在去年12月出版，得到中央領導和中央理論工程咨詢委員會專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盡力培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人才。《馬恩全集》中文第2版的編譯任務十分繁重，而編譯人員嚴重短缺。作為中央編譯局馬列著作編譯部領導班子成員，柴方國同志多年來一直把加強編譯隊伍建設作為工作重點和首要任務，在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時，努力為加快培養年輕業務骨幹出主意想辦法，積極推動人才培養機制的改革和完善，並通過校改譯稿、相互切磋、共同研討等方式，引導年輕同志在實踐中盡快熟悉並勝任編譯工作。多年來，柴方國同志校改年輕同志譯稿近百萬字，對於推動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編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在編譯過程中，柴方國同志努力貫徹科學精神，採取科學態度，認真鑽研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努力掌握多種學科的知識；選擇最權威可靠的外文版本作為依據，充分吸收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對原著字斟句酌，從語言、理論和歷史事實等方面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力求吃透原文內涵並用中文確切地表達出來，盡力使譯文達到忠實准確而又明白通暢的要求。《德意志意識形態》卷是唯物史觀的奠基之作，內容豐富，文字艱深，原文殘缺散失之處很多，譯校和編輯難度很大，是《馬恩全集》中文版編譯工作的重點和難點。為了做好譯校工作，柴方國同志不僅反復研讀《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八九個中外文版本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早期著作，而且仔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論戰對手的著作和觀點，以求徹底弄清原著的背景、語境、邏輯結構和理論要義。針對該卷的編輯問題，柴方國同志系統研究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史和版本史，在認真比較各種版本優劣的基礎上，提出中文新版編排方案。新版編排方案得到國際《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編委會專家的贊同，《〈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作過程和兩種編排方式比較》被評為中央編譯局優秀課題結項報告。
經典著作編譯要求細致嚴格，考驗每一位編譯者的耐心和毅力。為提高編譯質量，確保譯本充分反映經典作家的原意，柴方國同志在文獻考證、資料編纂和校樣審讀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仔細核查，反復推敲，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一百多年，加上語言文化上的隔閡，他們的著作所涉及的許多內容現在查考起來相當困難，瑣細繁復，費心耗時。在編譯和研究工作中，柴方國同志為了確認某篇文獻或某個確切時間，往往像大海撈針一樣查閱多種外文辭書，核對大量相關資料。遇到原文版本有疏漏的地方，柴方國同志便利用多種外文版本加以參證，或通過網路與外國同行進行討論，盡量把工作做得扎實可靠。《馬恩文集》編譯工作啟動以後，為落實中央領導關於「確保譯本的准確性和權威性」的指示，柴方國同志長期加班加點，節假日也難得休息，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一連幾個月沒有休過周末。2009年夏天，《馬恩文集》工作進入關鍵階段，母親生病住院時也沒有顧得上回去看望，囑咐弟弟妹妹照顧好母親，自己留下來堅持工作。幾年來，柴方國同志先後校改《馬恩文集》有關卷次的譯稿多達十幾遍，大到重要理論表述問題，小到字詞和標點符號的使用，都作了認真負責的修訂，盡最大努力使《馬恩文集》成為經典著作編譯的精品。
⑺ 李大釗翻譯過馬克思的著作嗎
客觀地講，李大釗曾參與翻譯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
1920年3月，李大釗倡導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 學研究會」，並集體翻譯了德文版《宣言》的全文，印發了少量油印本在當時的先進分子中傳閱。
⑻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哲學家的著作都是哪些人翻譯的
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就已經有學者開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建國之後，大規模翻譯馬恩著作。至於具體從事翻譯以及相關注釋、校勘工作的人員，他們的姓名無從得知，在馬恩選集、全集的扉頁上，他們被統稱為「中央馬列編譯局」。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與意識形態相關的工作，畢竟不是一般的學術活動。至於「困難和差錯」，那就要看你是指什麼意義上的了。作為譯著，與原著的偏離肯定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什麼大錯誤應該不會有。
⑼ 誰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翻譯到中國的
第一個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產黨宣言》片段文字介紹到中國的人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時為1899年2月，見諸上海《萬國公報》。
⑽ 何錫麟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原顧問
1915年1月13日，出生於天津市軍糧城，曾先後在南京金陵中學和北平匯文中學讀書。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
1934年春，在蘇州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1935年6月，參與組織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後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聯，任執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北平社聯書記、北平文總執委兼黨團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平市委文委會委員、北平學委會幹事會主席。
1937年11月，到長沙臨時大學學習。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學員班學習。同年5月，調入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後兼任延安女子大學教員。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經濟研究小組組長。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從事黨報社論撰寫、教材編寫及翻譯工作。
1944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師范學校教導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組從事翻譯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後任中共東北局社會部調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傳部部長，吉林大學教育長兼文法學院院長、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團團長，軍調第33執行小組支部書記兼翻譯，吉林省民主學院教育長。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學教育長。同年6月，任東北大學（曾改為「東北師范大學」）教育長。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1964年5月，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1978年，任中央編譯局顧問。
1987年12月離休。
2002年經中央批准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2013年8月15日，何錫麟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北京師范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大學等單位，何錫麟同志的學生和生前友好分別致電或致函，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敬獻花圈。
何錫麟同志病逝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曉暉到何錫麟同志家中對其家屬表示慰問。中央編譯局領導賈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學東、陳和平、楊金海，原局領導宋書聲、韋建樺、顧錦屏等同志以各種方式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錫麟同志的親屬表示慰問，並參加何錫麟同志遺體送別儀式。
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和幹部職工，以及何錫麟同志的親友、同事、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何錫麟同志遺體送別儀式。 何錫麟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紀30年代，受進步思潮的影響，何錫麟主編了進步刊物《喪鍾》，宣傳社會主義思想。1936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何錫麟同志曾在延安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從事馬列著作、特別是列寧選集的翻譯工作，也為中央領導翻譯其他資料。1944年冬，調入中共中央外事組。在此期間，何錫麟從國外刊物中摘錄資料，譯成中文，編成《供您參考》，送中央主要領導參閱，受到肯定和表揚。延安時期，何錫麟同志主要翻譯的作品有：《馬恩叢書》中的《資本論提綱》和《政治經濟學論叢》，以及《列寧選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為黨的思想理論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後，何錫麟同志服從黨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對用馬列主義指導教育工作進行了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擔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期間，何錫麟大力提倡用馬列主義指導學校的教學和科研，並成立教職工馬列主義業余大學，同時開辦馬列主義、共運史、教育學等研究班為全國各個大學，特別是高等師范院校培養師資力量。何錫麟為全校作了題為《學習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並邀請黨和國家各條戰線的領導同志以及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到學校作報告。在何錫麟的努力下，北京師范大學於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確為中學培養政治課教師。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培養中學政治課教師的系科，成為現今我國高等師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錫麟同志在擔任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期間，身體力行，親自給學生授課，特別注意對學生進行黨的三大作風教育。何錫麟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注重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為南開大學的教師隊伍建設、學科建設和教學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何錫麟同志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期間，嚴謹治學，積極推動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動向的研究，為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制訂提供了寶貴資料。「文化大革命」期間，何錫麟同志受到沖擊，但他始終矢志不渝，堅信黨和人民的事業必將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道路上來。
何錫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編譯局顧問期間，十分關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的編譯工作，積極建言獻策，參加學術研討會。離休後，仍然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在90多歲高齡時，何錫麟每天都堅持看電視新聞，讀書學習，為編譯局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積極協助編譯局籌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展覽，接受采訪並撰寫回憶錄。何錫麟十分關心編譯局青年一代的成長進步，經常給青年同志講黨的歷史和革命傳統，鼓勵青年同志在本職崗位上努力工作。
作為一名具有7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何錫麟同志大公無私、清正廉潔、淡泊名利、嚴於律己。近些年來，在歷次為災區和貧困地區捐款捐物活動中，何錫麟都率先垂範，積極響應。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樹地震和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先後交納特殊黨費和捐款共計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幾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貴圖書捐獻給編譯局圖書館。何錫麟還捐款50萬元，用於青年人才培養。中央編譯局用此捐款設立了「何錫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錫麟青年人才獎」。何錫麟用行動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歲月中，何錫麟同志忠誠於黨和人民，始終如一地堅守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的思想理論戰線和教育戰線上無私奉獻，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何錫麟同志的逝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
何錫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