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編譯局日記

⑴ 黃遠生《慘痛之外交》全文

黃遠生的新聞生涯雖然短暫，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人他說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鍔「為國民爭人格」的槍聲已在西南響起，而在遙遠的異鄉、大洋彼岸，黃遠生卻像一顆耀眼的流星般地劃落了。歷經多少年的風霜雨雪之後，閱讀他那些吸引過、打動過無數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彷彿依稀看到了流星劃落前剎那的光華。

一

1915年12月27日晚，美國舊金山唐人街，一聲槍響，年僅32歲的中國記者黃遠生倒在血泊之中。他遇害的噩耗傳來，海內震驚；他的死因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暗殺者到底是誰，暗殺出於何故，曾經成了一個謎。
他的生命雖然短暫，卻以他卓越的才華和首創的新聞文體———通訊而名滿天下，被戈公振譽為「報界之奇才」。他的新聞思想和實踐，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他以筆為槍反對專制黑暗、為爭取社會進步而不倦奮斗的經歷和勇於自我反省的精神，至今仍感動著後來者。
黃遠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政局動盪、新舊思潮交匯的時期。他17歲進南潯公學就讀時，常寫下自認為大逆不道的「悖謬之文字」，熱烈地談論革命、自由、民權等字眼。他和同學在《中外日報》電賀南洋公學學生的罷課運動，恭賀他們「全體脫離專制學校之苦」。他自己後來卻主動投考南洋公學。對此他曾自我解嘲：「昔日電賀他人之脫離專制，今乃自己脫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專制之校且不可得，無主義，無理想，無節操，自余少時蓋已然矣！」他一方面熱衷新學，另一方面又一再踏入科舉的陷阱。他16歲中秀才、20歲中舉人，21歲即成為清末最後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個，可謂春風得意。鋪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一條坦途，可他卻不願做官，經再三請求被派往日本留學，進日本中央大學專攻法律，同時學習英文、日文。
1909年，他學成回國，被授予郵傳部員外郎兼參議廳行走、編譯局纂修官等職，他也常給《東方雜志》等京、滬報刊寫稿。同鄉李盛鐸（1905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的一席話對他下決心做職業記者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洋方面那些熟識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的撰述人員。你如果做個新聞記者，那一定是個名記者。」辛亥革命後，他立意告別官場，不做官、不做議員，自願做一個記者、律師。他之所以不願做官，而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奔走呼號，為社會鳴不平，就是期望在改造社會中改造自己，通過改造自己去改造社會。
他中過進士，留過學，新、舊學貫通，又做過清廷的官兒，對國際時事和國內政治都十分熟悉。他先後擔任過上海著名的《時報》《申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等報刊特約通訊員或撰述，比一般「訪員」有更多的便利。他的筆下以政治、財政、外交等國家大事的記載和評論為主，其中包含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意見和批評。
他社會交往廣闊，平易近人，博聞強記，健談工辯，他的性情近於消極，卻並不頹唐。他在聊天時一旦有了感觸，能立即動筆寫論說或通訊，一揮而就。他的文字和他的為人一樣，天真活潑，有什麼說什麼，質朴、親切、自然，什麼樣的雜亂無章的議論、談話，到了他的筆下都那麼有條有理，或觸類旁通，引申出許多深刻的道理來。
他在赴美途中寫的《國人之公毒》，認為辛亥革命後政治專制依舊，官場腐敗依舊，人心頹唐依舊，在於中國專制傳統長久、科舉制度流毒至深，沒有真正探討新學問，沒有睜眼看清世界科學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他的結論是：「（一）負面，籠統，故專制，故武斷，故尚形式，故沉滯，故腐敗。（二）正面，明畫，故懷疑，故研究，故自由，故實驗，故改良，故進步。」①揭露這個「負面」、展現「正面」，就是他從事新聞事業的動機。
雖然他正式從事新聞工作不過三四年時間，但在新聞界早已名聲斐然，與劉少少、丁佛言同被譽為「新聞界三傑」。梁啟超的《中國三少年》一文曾對民初三個年輕人大加贊賞，第一人就是他，其餘二人是張君勱和藍公武。梁漱溟稱他「在輿論界的影響僅次於梁啟超、章太炎諸先輩」②。他的政論，像一把鋒利的解剖刀，犀利深刻，深入淺出，京、滬各大報爭相載閱；他的通訊，生動活潑，發人深省，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新聞文體；他的采訪，消息靈通，才思敏捷，筆勢縱橫，為新聞界所稱頌；他的辦報思想，要求資料確鑿，判斷切實，指斥時弊。他身後搜集整理的《遠生遺著》四卷包括論說、通訊、時評、雜著等共223篇，其中通訊153篇，佔了2／3。他的通訊是民初政治風雲真實而詳盡的記錄，既是新聞，也是信史，對研究民初政治史、財政史、外交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的友人在紀念他時說：「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

二

黃遠生在《庸言》《少年中國》《東方》等雜志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明確表達了他的辦報思想：主持公理，指斥時弊。在《少年中國之自白》文中，他主張辦報應「主持正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而以公明督責，督責此最有權力者」。他回憶辛亥革命前雖然「文字禍烈，專制淫威」「酷法嚴刑」，尚能「指斥權貴」，不料到了民國，講真話的自由、批評的自由反而不及當年，禁不住發出了「顧其自由不及前清遠甚」的慨嘆。在為《亞細亞報》創刊周年寫的《祝之歟詛之歟》中，他直截了當地說那些不揭露社會黑暗、不為人民說話而「以社會耳目口舌美譽自贊的報人」，比起農夫「實在是芻狗之輩」。
他在新聞報道上力求客觀、真實、公正、全面、超然，在為《庸言》發表的《本報之新生命》中他指出：「吾曹此後，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故吾曹對於政局，對於時事，乃至對於一切事物，固當本所信，發揮自以為正確之主張。但決不以吾曹之主張為唯一之主張，決不以一主張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張。且吾曹有所主張，以及擷取其他之主張之時，其視綜合事實而後下一判斷之主張，較之憑恃理想所發揮之空論，尤為寶貴。若令吾人所綜合事實，尚未足令吾人下筆判斷之時，則吾人與其妄發主張，貽後日之懺悔，不如僅僅提出事實，以供吾曹及社會異日之參考資料，而決不急急於有主張。蓋吾人此後所發表者，演繹的理論，決不如歸納的事實之多。」在《三大勢力之警告》《個人勢力與國家權力之別》等文中，他沒有因為當時隸屬進步黨、朋友中進步黨人居多而袒護進步黨，他在比較進步、國民兩黨之後，認為進步黨之弊在於「保守」；對袁世凱，他指出：「扶植個人之勢力……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他主張記者要善於調查研究、認真思考，敢於講真話，互相尊重彼此人格，反對憑空杜撰和誣陷無辜，他提出「新聞記者須有四能」，即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調查研究，有種種素養，是謂能想；交遊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之存在，以時訪接，是謂能奔走；聞一知十，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紳士之態度，是謂能寫」。他一貫不輕信，不盲從，不憑道聽途說，而是深入采訪。其觀察之敏銳、調查之細致，令人感嘆不已。日本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條件，提出「二十一條」，他寫了《日本人之心心念念》《中日交涉近聞》《日人慾以我為墨西哥耶》等通訊；袁向各國借款，他寫的《大借款波折詳記》《借款裡面之秘密》《借款內脈之解剖》《斷送蒙古聲中的大借款》《痛苦之新年》《慘痛之外交》《奈何橋上之大借款》等一系列通訊，都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礎之上。

三

黃遠生首創了通訊這一獨立的新聞文體，並成功地運用這一文體進行新聞報道，這是一種比消息更詳細、更生動地報道客觀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聞體裁，他當時採用的大部分是日記體，他在《新聞日記》開場白中說每日以日記體登通訊一篇：「是日有獨特之新聞則紀新聞，無新聞則取內外之新聞而評論之，至並評論之新聞而無之時，則以吾自身為此通信之主人翁，吾所懷之感想，吾友朋之談話，乃至吾夙昔所記憶之零星瑣碎，皆一一筆之，又吾此後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一一做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格。」黃流沙《從進士到記者的黃遠生》、宋雲彬《民初名記者———黃遠生》都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黃天鵬在《新聞學概論》中也說：「自黃遠生出，而新聞通訊放一異彩……為報界創一新局面。」他追求通俗活潑的文風，一掃黑壓壓幾千年形成的暮氣，打破了晦澀深奧、矯飾造作的積弊。他主張寫實，在《消極之樂觀》一文中說：「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為限，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他把文學手法引進了新聞寫作，如《遁甲術專門之袁總統》《喬裝打扮之內閣》《奈何橋上之大借款》等，單是標題就奇特新穎。在他的筆下，政治外交的內幕、統治者的暴戾、侵略者的兇悍、流亡者的痛苦、飢民的哀號、妓女的辛酸淚……一一躍然紙上。有人甚至稱他為「印象派大師」「後世報告文學草創的鼻祖」。
他的通訊亦庄亦諧、繪聲繪色，有著鮮明的特色。他寫的大多是政壇上的人和事，因為他深知其中的腐敗與黑暗，隨見、隨聽、隨感、隨議，不拘一格，揮灑自如，所以無論是寫「開國大典」還是議會黨爭，或是社會新聞，無不嬉笑怒罵，淋漓盡致，如《喜喜日日記》《外交部之廚子》等，刻畫人物則「須眉畢現，影無遁形」，針砭時弊則「發聵振聾，暮鼓晨鍾」，對民眾的啟迪實在不下於政論、時評。他說：「文藝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
由於他的通訊鞭辟入裡，妙語天成，所以名聲鵲起，一時有洛陽紙貴之譽。鄒韜奮評論他的文風「流利、暢達、爽快、誠懇、幽默」。由他創造、使用的通訊文體後來被人們廣泛接受、採用。他活躍在中國新聞界的短短四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轉型時期，新舊交替，希望與絕望並存，黑暗與混亂沒有結束，光明和安定沒有到來，他和無數關心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一樣，苦苦地探索著出路。正是在那樣的大時代，他登上新聞界的舞台，揮動三寸羊毫，成為反對社會黑暗和政治專制的鬥士。他說：「我國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無明幕。」面對內憂外患，他寫下了《我意今尚非高談建設之時》。他的報道以財政、外交兩方面的問題居多，他認為大借款是「飲鳩止渴」，警告當政者不要做「亡國之罪人」，正告他們「多行不義必自斃」。他認為辛亥革命後「不過去一班舊食人者，而換取一班新食人者」「官僚之侵蝕如故，獨夫之荼毒如故」「袁世凱作總統固無效，袁世凱即使有人推戴作皇帝，亦決無效」。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之日趨險惡，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自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命運可二言定之，蓋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他對「置多數人民利害於不顧」「私人利害重於國家」的「黨爭」「黨禍」深惡痛絕，主張「不許此兩派私人之勢力，假政治為口實，而相與賭民國之基礎為勝負」，要重在討論與國家前途有關的政治、法律問題。
他在《新舊思想之沖突》文中說：「吾國秦漢以來，推崇一尊，排斥異說，閉關自守，習常蹈故，以至今日，余焰不死。」「吾國所有一切現象，莫非八股。」「政治家無主張以戰勝輿論，則最後之手段，惟有專制。」他痛心疾首，不斷揭露袁世凱「扶植個人之勢力」「慣以收養遊民為得策，雞鳴狗盜之士，天下以袁門為最多」「國體既變，而專制之官樣文章，則愈接愈厲」。
他的《官迷論》專門分析了專制官僚體制下的社會心理病———「官迷病」，認為官迷的由來是由於政治腐敗，「民國時代之內外紛紛以爭權奪利為詬病。爭者何權，官權是也。奪者何利，官利是也。有直接而爭者，有間接而爭者，有用舊勢力舊資格而爭者，有用新勢力新資格而爭者。」「而惡劣之心理，遂影響於一切政治。」「今有官迷，則社會之人，各欲奴隸人而魚肉人，則其去政治之軌道也遠已。」無論是分析現實，還是概括歷史都是入木三分。
他說：「以中國社會制度言之，無復個性之存在。大抵人之一身，為其祖父之奴隸，為其家族之奴隸，為其親黨之奴隸，為其同鄉之奴隸……忍！忍！忍！一切皆忍，是可名為忍的籠統主義。故由家而國，乃以相忍為國也。」正是他看到了社會的積弊，所以他主張批評、懷疑、比較以至必要的破壞，主張盡快沖破過渡時期的悲哀和彷徨，打碎「往日所奉為權威之宗教道德學術文藝」，而以「同等權威之宗教道德學術文藝起而代興」。這是歷史轉折關頭超前、清醒、理性的聲音。面對民國初年的黑暗，他在《懺悔錄》結尾清楚地提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夫欲改革國家，必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須改造個人。社會者，國家之根柢也；個人者，社會之根柢也。」因此他大聲提倡「個人修養」「獨立自尊」「神聖職業」「人格主義」。這些見解即使放在今天依然讓人觸目驚心，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是他留下的珍貴思想遺產。

四

黃遠生被暗殺前夕在《東方》雜志發表《反省》一文稱：「世間一切唯心所造，故歷史乃人類心靈之所集成。」他以自己敏感的心靈體會到社會的不平、政治的腐敗、統治者的暴戾。「一方面警告袁總統勿慣用此等惡辣政策，一方面警告今日社會之賢者，勿自甘為遊民，而為人所利用也。夫必有獨立之生計，而後其人乃能獨立自尊。然生計之道，在勤儉而寡慾。故夫哲人有言，寡慾者改革家之要素。今日社會，第一當去奢存朴，第二在獨立生計，第三益以必要之道德，第四獨立自尊」。他自己就實踐了這樣的人生理想，他擺脫官場的誘惑，甘願做一個記者，首先是作為「獨立之生計」，尋求經濟自立。也只有不依附於權力或任何特殊勢力，才有可能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獨立自尊的人格，堅持獨立的社會批判。
他非常不滿袁世凱不尊重法律的暴虐統治，而主張法治，提倡人權，認為：「人人服從相當之法律……袁總統泄溺於途，警察得而執之，罰金幾角至幾元，乃與吾輩等。」對這個在日本學法律、中國最早期的律師來說，追求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會，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了。但這些在古老的中國只是水月鏡花，所以他說律師不可為，一是沒有司法獨立，二是社會誤解，三是律師流品太雜。
他早年深受梁啟超的影響，曾參加過進步黨，目睹了民初黨爭的禍害，他認為政黨是「萬惡之傀儡」，因此在1913年登報公開聲明不參加任何政黨，「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與一切黨會斷絕連貫的關系」。他決心靠自己手中的筆獨立奮斗，以保持新聞記者超然的地位。他一再痛斥各政黨只知一黨之私，不以國脈民命為念，認為政黨的作用只是誤國。這些直率無忌的言論只能招來各黨派的忌恨，說他後來為中華革命黨派人所殺也沒什麼奇怪。
雖然他一度對袁世凱抱有幻想，稱袁「並非不可與為善之人」，還舉出袁的「五點長處」，給袁上過條陳，但和那些趨炎附勢、利慾熏心、獻媚邀寵者不同。袁稱帝的陰謀尚在醞釀之時，他即在《申報》的「京華通訊」專欄做了一些大膽披露和警告。1915年，袁稱帝的呼聲甚囂塵上，鑒於黃遠生在輿論界的聲望，袁指使人直接找他，要他寫一篇表態支持帝制文章。他為此苦惱不已，拖了七八天，袁那邊天天催逼，無奈之下他只好寫了一篇語意模糊、似是而非、顧左右而言他的文章以應付。對此，他後來曾兩次致函《甲寅》雜志（章士釗在日本創辦）：「直言不諱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見解，痛陳衷曲，公布袁氏見逼之情狀。」「表示渴望得到海內人士的諒解，承認那篇論國體問題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雖有一些東拉西扯的話，但『劈頭便言此事（國體問題）在法律上不得討論』，即雖有違心之處，仍堅持了不得改變國體的大原則，可說『主旨尚未過於沒卻良心』。」③這樣的文章袁世凱看了當然不滿意，又叫人逼他重寫，試圖以種種手段迫他變節入其轂中。他進退維谷，陷於痛苦之中，知道這文章不能再寫，寫了，有違他的道德、良心，不寫袁黨的人決不會放過他，事後他曾以「圖窮匕見」來形容當時的處境。這是他「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在權勢和良心之間他最終選擇了良心，9月3日，他倉皇離開北京，隻身南下上海。
當時，上海各報赫然登著袁的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滬版）的預告，說黃遠生是該報主筆，袁的人還到處散布他贊成帝制的說法，他發表《黃遠生致〈大陸報〉書》予以澄清：「《大陸報》曾刊載新聞說遠生已擔任《亞細亞日報》主筆，實際系傳聞之誤。」同時，他在上海各大報登出《黃遠庸啟事》：「鄙人現已離京，所有曾擔任之《申報》駐京通信員及承某君預約上海某報之撰述，一概脫離。至鄙人對於時局宗旨，與《申報》近日同人啟事相同，謹此。」④《申報》把他的啟事放在第一張第一版報頭左側，以大字刊出，連登9天。這一啟事，對袁的打擊不小。
不久，他就動身赴美，「其動機不是遠離是非之地尋求個人安全，而是經過一番沉思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標」⑤。他臨行前發表的《懺悔錄》充滿了內心的痛苦與掙扎，靈魂與軀殼的沖突，他說一身分為二截，一是「傀儡」，一是「他人之眼光」。這種人格分裂多年來一直折磨他的精神，他的自責「痛切而真實」，他的懺悔出自真誠。在給《甲寅》的公開信中，他表示：「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期於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二』。」⑥在權勢者一手遮天的中國，做一個不依附於任何勢力的獨立記者談何容易，他彷徨過，痛苦過，他不想得罪袁世凱，所以才寫了那篇模稜兩可的文章，最終也過不了關。所以，他只能憧憬著在異國他鄉「一意做人」，開始全新的生活。
不料幾個月後，他在舊金山遭暗殺殞命。直到1985年，廣州博物館前館長黃流沙掌握確鑿證據，才揭開黃遠生被殺之謎：他是被中華革命黨旅美支部派人刺殺的。國民黨極力遮掩這一真相。其實，事發當時，舊金山的報紙就有報道。
他的新聞生涯雖然短暫，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雖文筆犀利、閃爍著鋒芒，但他一生中少有私敵，他死後國內各大報刊都做了顯著報道，不同政治傾向的人都始終懷念他。直到他被害12年後，1927年12月，北京新聞學會還專門召開紀念會。
有人說他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鍔「為國民爭人格」的槍聲已在西南響起，而在遙遠的異鄉、大洋彼岸，黃遠生像一顆耀眼的流星般劃落了。歷經多少年的風霜雨雪之後，閱讀他那些吸引過、打動過無數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彷彿依稀看到了流星劃落前剎那的光華。

注釋：
①引自《遠生遺著》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文中引文未註明出處者，均引自該書。
②③⑤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628、630、631、631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申報》1915年9月6日。

⑵ 歷史上徐錦熙.楊昌濟是怎麼樣的人

黎錦熙(1890年2月2日—1978年3月27日)，字劭西。出生於湖南湘潭。語言文字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建九三學社，並被選為監事。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委。

黎錦熙生在一個官宦之家，其祖父黎世緩宦遊兩粵、湖北、山西、熱河、安徽等省，父親黎培鑾是清代貢生。黎錦熙幼承家學，從塾師誦讀諸經、《文選》、唐宋諸大家詩文。他興趣廣泛、喜好作詩、繪畫、篆刻和音樂。15歲即考取了秀才。不久，以秀才的資格考入湖南優級師范學堂史地部，22歲畢業。從此開始他近70年的研究、教育事業。

黎錦熙童年和少年時代適逢甲午中日之戰、庚子八國聯軍的侵略。國家的內憂外患給他幼小的心靈帶來震動，也給他灌輸了一種憂患意識。受當時「西學東漸」(即所謂新學、維新思想)影響，他不再埋頭於「子曰」、「詩雲」，而是開始關注國家命運，渴望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

他認為救國必須振興教育，而教育之振興，尤在於普及教育，開發民智。他在湖南省立編譯局編寫小學教科書時，把《西遊記》的某些章回選入課本，這在當時是個創新之舉，引起教育界一片驚駭。

1915年，26歲的黎錦熙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他潛心研究語言文字，認為中國文字必須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議和組織下，1916年成立了「中華國語研究會」。他為該會擬定的宗旨是：一、國語統一，即規定標准語。我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方言復雜，進行國語的統一工作，意義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話文。

「五四運動」前夕，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如《狂人日記》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話文學作品，顯示了新文學的生命力。一些封建衛道士們攻擊說：白話文學雖有「文學」，卻無「文法」，有「文」無「法」，終是無以為「文」。為了反擊這種謬論，1920年，黎錦熙與同仁在北京開辦了第一屆國語講習所，並把他寫的《國文文法系統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編為《國語文法系統表草案》，之後他又將其改為《國語文學》，在北京高等師范(即北京師大的前身)國文系及女高師等校首創講授這門課程。他用大量例證闡明白話文不僅有「法」，而且這個「法」十分縝密，足以指導為文。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國語文法》一書。它第一次科學地、系統地揭示了我國白話文內在的語言規律，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獨特體系的、將傳統語法體系應用於現代漢語的專門著作。這部我國「五四」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語法專著，至1959年已連續再版了24次之多。黎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對書中觀點、體例、例句等進行修改，以求與新時代共進。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並廢除小學「讀經」。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後的幾年，初中、高中的「國文」也改為了「國語」。他還發起領導蘇、浙、皖三省焚燒小學文言教科書運動，這場反對封建文化的斗爭，震動了全國，影響很大。與此同時，他與錢玄同創辦了《國語周刊》。黎錦熙對祖國神聖領土台灣省的國語運動的關懷和貢獻，更是功不可沒。他認為台灣淪陷於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一定能夠光復。台灣的方言極為復雜，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響，因此台灣最需要開展國語統一運動。1944年5月，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西北師院(蘭州)、女子師院(白沙)、社會教育學院(壁山)創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在台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後來，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台灣的學者達100多人，對於推進國語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錦熙對祖國統一的熱忱和遠見卓識。

屬於國語運動范圍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黎錦熙、錢玄同的策劃下組織起來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內就有「《國語辭典》之編訂」一項。他建議編纂《國語辭典》以填補群眾閱讀白話文學作品遇到難解之詞無書可查的空白。幾經努力，終在1923年促使「國語統一籌備會」設立了「國語辭典編纂處」。1928年他領導的「國語辭典編纂處」改名為「中國大詞典編纂處」，下設搜集、調查、整理、編著、統計五個部。計劃到1948年成書三大冊，共三十卷。那時流行的工具書只有《辭源》、《中華大字典》等幾種，至於編纂專以語言文字為內容的能給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出現的詞作一系統總結的《中國大辭典》還沒有人提起，當然就更不會有編纂這樣詞書的專業單位了。

他們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詞和金元的戲曲、明清小說、從古到今的字書、詞典所沒有收錄的詞語，統統加以搜集、整理、注釋。規模宏大，頭緒紛繁。盡管他們做了充分准備和大量工作，並已先後印出了《中國大辭典樣本稿》、《中國大辭典長編》，卻由於經
費不足、戰亂頻仍而未能成書，著實令人扼腕嘆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們的辛勤勞動沒有白費：黎錦熙把所剪錄的數百種書報、依音序裝屜儲存排定整理的300多萬張卡片完好地保存下來，在解放後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這些歷盡千辛萬苦的珍貴檔案，發
揮了巨大作用，為我國編纂大型辭書辭典提供了異常豐富的資料和極其寶貴的經驗。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在黎錦熙的領導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後編輯出版了《國語詞典》、《增注國音常用字匯》、《新部首國音字典》、《增注中華新韻》、《北平音系十三轍》等以及
解放後應社會之需編寫出版的《學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漢語詞典》等多部工具書；培養了一批精熟編纂字典、詞典的專門人才；還為出版事業開辟了一條編輯與出版分工的新路。這也是我國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記載的一頁。黎錦熙一直想編一部網路全書式的《中國大辭典》，直到晚年，他還向中共中央寫了「請中央組織《中國網路大辭典》的編寫工作的建議」。

為了推進中國的文字改革，黎錦熙在1922年便與錢玄同、楊樹達等人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把中國的新文字定名為國語羅馬字。1923年，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等11人組成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會，研製國語羅馬字。1926年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錦熙、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6人組成的「數人會」共同擬定的。這是現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錦熙提出建議由國家鑄造「漢字注音銅模」。這個建議於1935年獲得實行。他主選「注音漢字」6788個，並多方奔走呼號，委託商人承鑄。這樣，小學課本、兒童課外讀物、民眾讀物就可以用「注音漢字」字模排印，這對掃盲運動和兒童識字幫助很大。但由於1937年「七七」事變的發生，國難當頭，華北危急，辛辛苦苦製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佔領區，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為了泡影。但後來台灣實行了他的主張：《國語日報》和很多注音讀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經常出版，銷售量很大。台灣是我國第一個普及國語的省份，在這里部分地實現了黎錦熙的理想和願望。

黎錦熙長期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他與趙元任、錢玄同等人確定了北京話為國語標准音。他在推廣普通話，從事文字改革運動中，十分注意推廣「標音字母」標音，用他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匯》查字、認字，能很順利地掌握四聲。按音序去查他主編的《國語辭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詞找出來。黎錦熙的名字，黎錦熙的生命緊緊和文字改革連在一起。從最初的倡導、組織到規定標准音與標准語，制定符號、音標；從注音字母、注音符號到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從南北協議定音，京音、京語到普通話；從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雙拼」等等，無役不從，或主持，或參與，實際調查，采擇眾議，審古酌今，不斷加以修訂、改進，日臻完善，務期既合於音理，又便於實際應用。近70年來我國有關國語運動、文字改革的工作前進的每一步，都熔鑄著黎錦熙的心血與汗水。

1949年，北京剛解放，黎錦熙就被毛澤東指定和吳玉章、馬敘倫、範文瀾、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會上，吳玉章在開幕詞中指出：「1926年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人在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這就使中國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進了一步。」1958年，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里又說：「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人制定『國語羅馬字』的功勞是不能不承認的。」對文字改革工作，黨和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與支持。

「文革」期間，黎錦熙雖受到黨中央保護，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諸方面受到干擾、迫害，但即使是在艱苦的條件下，他也並沒有停止研究，還寫下了近30種學術論著。1972年，他將自創的「漢語雙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說」親自交給周恩來。粉碎「四人幫」後，他歡欣鼓舞，渴望在科學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寫了《崢嶸歲月中的偉大革命實踐——回憶建黨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動》；1978年，他上書黨中央，提出在發展自然科學的同時盡快發展社會科學的建議，又向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匯報了漢字與機器相結合的具體方案。沒過多久，他因病住進醫院。病中他仍時刻關心著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進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艱難地舉著插有輸液針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審訂著他在北京地區語言學科規劃會上的書面發言稿，他在發言稿末尾深情地寫道：「我今年已滿八十九歲，風燭殘年，但我要活到老，學習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貢獻給祖國的語文教育事業!」他計劃著出院後的科研工作，憧憬著科學春天的美麗藍圖。然而，僅過了十多個小時，他就溘然與世長辭了。他對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黎錦熙從事語文教學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討的領域很廣，對於語言學、文字學、詞典學、語法學、修辭學、教育學、目錄學、地理學、史學、佛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和豐富的著述，僅有關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著作，計論文就有300多篇，專著30餘部。他在文字改革、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和辭典編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數十年來，他還為祖國培養了許多語言文字工作者和專家，影響所及，遍於海內外。黎錦熙不僅是一個語言學家，一個學者，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改革家，一個始終為了中國的富強、進步，貢獻了其畢生精力並做出巨大貢獻的人。

黎錦熙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學社監事，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屆中央常委。

楊昌濟
楊昌濟
（1871-1920）
倫理學家,教育家。
湖南省長沙縣人,名懷中,字華生,1871年出生。兩次鄉試不中,後在家設館授徒,常與密友楊守仁討論國事,認為「非改革不足以圖存」。1898年就讀於嶽麓書院,不顧山長阻撓,毅然加入進步團體南學會,努力宣傳新學、新政,贊同譚嗣同的「以民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變失敗後,避居家鄉,研究經世之學。無論是研究學問還是做人,都具有堅忍精神,他說：「吾無過人者,惟於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他的這種精神,學子們稱為「達化齋法門」而競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費留日學生,在弘文學院、東京高等師范攻讀教育學6年。身處扶桑,不忘祖國,改號懷中,以求心懷中土。對日本老師誣蔑中國人的言論予以指斥,說日本「不懷好意」、「有入主中國之思想」。還參加了拒俄運動。1909年,由日本赴英國,入蘇格蘭愛伯汀大學,攻讀哲學、倫理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到德國考察教育,立志獻身教育,報效祖國和人民。1913年回到長沙,被湖南省政府聘為教育司司長,他斷然謝絕,表示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他先後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第一師范任教。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學生,領受教誨頗多。他對國事頗為關注,曾設法營救被袁世凱迫害的楊德麟,規勸楊度不要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參加新文化運動,為創建湖南大學奔走呼號,等等。還為《新青年》撰寫論文,推薦文章。與徐特立、黎錦熙等組織編譯所,編輯出版中小學各科教科書,翻譯了《西洋倫理學史》,編輯了《論語類抄》、《教育學講義》等書。《達化齋日記》、《楊昌濟文集》為其傳世之作。
他對教育提出過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主張知行統一,注重實踐,反對空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中心,德、智、體全面發展,提出「立志、理想、愛國、殉國、勤勉、存誠、立功、勇敢、堅忍、貴我通今」等10個方面內容,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張教育普及應與提高相結合；主張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反對趕時髦的留學之風；注重發現、愛護和培養人才,此乃「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主張洋為中用,反對全盤西化。他認為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學海外,欲歸國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瞭然於心,確有把握而後可以適合本國之國惰,而善應宇宙之大勢」。
1918年6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籌措經費,推薦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促成了愛女楊開慧與毛澤東的婚戀關系。五四運動時,發表《告學生》一文,表達對青年的熱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於北京,終年49歲。歸葬長沙縣板倉。

毛澤東對他評價極高,稱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發展教育為己任,「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他最鍾愛的兩個學生：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名聞天下,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們實現了導師的「欲栽大木拄長天」的宏願。

⑶ 王國維的履歷

王國維（1877—1927）

王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是我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他早年追求新學，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把西方哲 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研究哲學與美學，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後又治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學無專師，自辟戶牖，成就卓越，貢獻突出，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學等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留下了廣博精深的學術遺產。

一、家世淵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開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傳，遠祖王圭、王光祖、王稟、王荀四世，均以戰功顯赫，其中王圭、王稟及王荀死於國難，尤以王稟於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敵而殉國，是一位勛績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稟之孫王沆隨宋高宗南渡，襲安化王爵，賜第鹽官，遂定居於此，已有八百餘年的歷史。到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海寧舊有安化王祠，始於明弘治年間，嘉靖壬子年毀於火，後又重建，移之邑治之東，今舊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將王稟及襲封前爵、賜第鹽官的王沆，在海寧受到當地人民的長期敬仰。王國維對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補家譜忠壯公傳》。

二、治學活動及主要經歷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清光緒三年舊歷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於浙江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讀農學社及東文學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海寧故鄉度過的。四歲時，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字與言，號蒓齋，早年讀書並習賈於茶漆肆，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治學精進不窮，尤於書法、畫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里，從小聰穎好學。1883年，他七歲起，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涉獵了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並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維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讀書的志向和興趣。

1892年，王國維入州學，名在第六十餘名，同年赴杭應府試未取。1893年，又赴杭應科試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書院。他自從考入州學後，並未用主要精力准備應試，而是從博覽群書中產生了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的興趣。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向中國輸入，王國維接觸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願望。雖然因為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遊學，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匯編》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很不安心在家鄉為人作家庭教師，由其父為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嚮往出國留學。

1898年正月，王國維由父親王乃譽親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學的航程，由水路抵滬，入《時務報》館。二月，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其時在《時務報》社師事維新派人士歐榘甲，在東文學社從師日本教師藤田八豐、四崗佐代治，學習日文之餘，兼學英文及數理等。是年戊戍變法，六君子遇害，王國維深感不平，「頗有扼腕槌胸、搔首問天之慨」（據王乃譽《日記》）。1900年春，王國維為參加出洋考試及安排赴日留學事奔波，在羅振玉的資助及藤田、田崗兩位日本教師的幫助下，於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因病於次年農歷四月二十六日由東京返國抵滬，五月返家養病。八月後，赴武昌農學校任譯授。王國維的編譯工作，始自王氏在東文學社時期，日本留學後，他又在羅振玉辦的《教育世界》發表了大量譯作，繼而成為該刊的主筆和代主編，通過編譯，並加以自己的論述，介紹了大量近代西方學人及國外科學、哲學、教育學、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