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編譯局博士生

A. 吳國英的葉紅：記人民出版社編審吳國英

吳國英，浙江省餘姚人, 1925年9月生。
1944年，19歲的吳國英受到了人生巨大的打擊。本來正常的耳朵．在一星期內失聰了，本來一頭濃密的黑發，漸漸脫光了。傷寒病魔奪去了他的健康，生活迫得他只能從事盡可能不用聽覺的工作，這是使他走上文字生涯的一個外部原因。他放棄了在學校里學習的紡織科，在家一邊治療，一邊自修。由於國統區學運的高漲和解放戰爭的發展，他深感學習革俞理論的重要。為了學好馬列主義，特別是鑽研原著，他以驚人的毅力通過在學校里學到的一點英語來學習俄文。
上海解放後，他閱讀到不久前復刊的《翻譯》雜志，看到一篇對於《共產黨宣言》博古譯本的評論。他就平時閱讀《資本論》中譯本、英譯本、俄譯本時的心得，並結合當時從香港傳入的喬木校過的成仿吾譯本寫下篇文章，說明幾種版本的得失，還詳細指出恩格斯審訂過的英譯本與原文的不同處，並作了初步研究。因為他當時還沒有學習德文，其中一些問題還寫信請教一些知名學者。文章寄給《翻譯》後不久就收到鼓勵他繼續寫作的回信。於是他又寫了一篇，這兩文章都發表在《翻譯》上。
1949年底吳國英應征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翻譯局。開始是在翻譯處從事俄文翻譯。後來在編審處的《翻譯通報》工作時，他得到了主編董秋斯同志關於翻譯工作和翻譯理論的不少教導。除了審查一些翻譯書稿外，還編審《翻譯通報》的稿子，也寫稿。不到兩年的時間，為《通報》寫了近20篇文章，有評論譯書譯文的，有談翻譯理論的。他介紹了蘇聯的翻譯理論，整理了魯迅和瞿秋白的翻譯理論。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在業余時還從事一些譯校寫作。1951年《新建設》上刊登的馬恩重要著作年表，就是應陶鏞之約編寫的。北京圖書館在紀念馬克思逝世70周年舉辦展時，還將此年表翻印成小冊子。
1953年人民出版社為配合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准備出版列寧的一些著作的單行本。雖然這些譯本曾在延安等地出版過，但為了更新譯文或進一步提高譯文質量，要重新對照《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進行校訂。吳國英校了列寧的《告農村貧民書》、《論職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基的錯誤》、《左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論糧食稅》、《政論家札記》以及斯大林的《問題與答復》、《答拉辛》等十幾本書，還補譯了《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在譯校過程中，他自己又閱讀了一大批經典著作，進一步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以後的幾年，他專門編輯加工馬列主義經典。當時我們還沒有力量馬上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等書，人民出版社領導決定與編譯局合作，在《全集》未出之前，先將一批比較重要的經典著作譯校出來，出版單行本。這樣他就作了一些經典著作譯本的責任編輯，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論美國內戰》、《給美國人的信》、《論西班牙革命》，馬克思的《印度史編年稿》、《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直接生產的結果》、《博士論文》，恩格斯的《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德國古代的歷史和語言》、《論原始基督教史》、《愛爾弗特綱領草案批判》、《勞工旗幟論文集》、《<資本論>第一卷提綱》等等不下20餘種，其中有些書從選題到組稿都是他自己擔任的。這些譯本譯自英文、俄文、德文，而且譯文水平不一，對許多譯稿實際上幾乎是從頭核對原文的。雖然社領導認為翻譯書稿可以用「通讀加工」的辦法，但吳國英認為對於經典著作的譯本這樣搞總不太放心，所以總是盡可能提高譯文質量，不辭辛勞，寧肯自己多花費力氣，也不輕易放過。
工作中遇上「難啃的骨頭」，他不迴避。如剛到人民出版社時，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譯文不太好，也很難提高譯文質量。吳國英自告奮勇領了這個任務，第二編室主任陳原給了他一個助手，協助他搞書後的索引。雖然這本書的譯文不夠好，但卻是解放後第一部有人名等索引的書。
在這幾年裡他還利用業余時間譯全了恩格斯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書評7篇，先在《新建設》上發表，後來收入1957年人民版的恩格斯《<資本論>第一卷提綱》；從蘇聯大網路中譯了《卡爾·馬克思》（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別人合譯了《歷史唯物主義論地理環境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為了研究《資本論》還翻譯了羅森塔爾的《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法問題》等書籍。他原來想運用馬列主義觀點來批判資產階級現代哲學，因此譯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196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5年重印，被收入「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中）。他還參加了《列寧選集》的突擊性出版工作。
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是當時中央指定出版的30本書之一。社領導把這本書的加工整理工作交給了他。在開始具體工作之前，社領導把胡喬木同志就曹葆華譯本的若干問題寫的信交給吳同英看。胡喬木對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提出了重要的建議，不僅提出了具體的做法，還指出了做好出版工作總的精神就是要對讀者負責，即為人民服務。讀了這封信，吳國英思索著如何做好工作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這就要在編輯工作中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不照抄照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搞出適合我們需要的譯本。這樣，許多工作必須自己做，原版本書後注及書後索引只能解決一些問題。而且這本書引證的資料涉及到哲學、美學、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不僅要求編者知識范圍廣泛；還需要做大量的查證工作。擺在眼前的困難不少，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讓我們的譯本超過外國的版本。我們的版本沒有拘泥於原版本。第一，在編校過程中增加譯者注。對於1956年俄文單行本上的編者注，完全重新查證，有的加以改寫。還給原版本沒有註明出處的引文及一些間接的引證加了注。第二，對索引作了重新加工，結果單是人名索引這一項就比原版本多收入34人（原版本收入121人）。第三，統一了譯名，作了地名、人種、部落名、專名的譯名對照表。第四，對於原版的書後注也作了整理。還增加了普列漢諾夫的一些手稿。
給原版本沒有註明出處的引文查明出處是非常麻煩的。為此吳國英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不知星期日。有時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卻一無所得，有的簡直無從查起。他憑借著廣博的知識，觸類旁通獲得線索後查到有關資料；有的則要不厭其煩地跑許多圖書館，查閱許多網路辭典，一步步查出所需資料。
通過使用幾種不同版本校勘，他發現迷信洋人是危險的，洋人搞自己的東西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保險。俄文原版和英文本、法文本中，有關他們本國的材料也並不是都知道或認真去查考過的。
1964年胡喬木同志在見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沒有地址的信》後給王子野同志寫信，對吳國英的工作深為滿意，表示「為他的這種認真負責、不怕困難和麻煩、不盲從外國或權威的精神深為感動」。「這是自立更生、奮發圖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精神在編輯工作中的體現。……我很希望他的這種精神能夠為所有編輯工作者在整個編輯工作中所學習，而不限於對中央所指定要學習的經典著作。……」
想不到這件好事竟使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胡喬木的黑筆桿子」。他為此被造反派批鬥、被抄家，被拷打得昏死過去幾次。
最動盪不定的幾年過去之後，吳國英從幹校回到北京，社領導交給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校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感到「手生」多了，於是便抓緊一切機會學習。由於「文革」中身體受損傷，在幹校三年中的超強度勞動，再加上回北京後一直緊張工作，1975年他患了肝炎。後來醫生還發現他有椎間盤突出症，醫生奇怪何以這樣晚才發現。此症不能久坐。長年的不適迫使他不能像以前那樣拚命工作了，但他還是加工出了80萬字的曹葆華譯《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5卷，用了10個月的時間校改了一些譯文。由於譯者晚年患有嚴重眼疾，這部稿子留下的問題較多，吳國英為此付出了大量勞動。這個時期他編輯加工的還有不少馬列原著或研究經典的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通信集》、《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神聖家族>》等。
退休之前，他還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美學論文集。此外，他還處理了《列寧年譜》兩部稿子，每卷有七八十萬字，書中有許多是《全集》中未收入的列寧的一些簡短的批語或批註等等，譯文雖經校訂，也還是留下許多問題，編輯加工任務十分繁重。雖然這部書因為訂數少，暫不出版，但他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所付的辛苦將永遠被後人稱頌。[2]

B. 上海外國語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看到很多回答里提到了外交官和演員陳沖、章齡之一類的演員，答主則想到了去年加入聯合國維和警隊的上外學子張紫璇。

圖源和部分信息來自 official account上海外國語大學

C. 何錫麟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原顧問

1915年1月13日，出生於天津市軍糧城，曾先後在南京金陵中學和北平匯文中學讀書。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
1934年春，在蘇州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1935年6月，參與組織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後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聯，任執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北平社聯書記、北平文總執委兼黨團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平市委文委會委員、北平學委會幹事會主席。
1937年11月，到長沙臨時大學學習。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學員班學習。同年5月，調入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後兼任延安女子大學教員。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經濟研究小組組長。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從事黨報社論撰寫、教材編寫及翻譯工作。
1944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師范學校教導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組從事翻譯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後任中共東北局社會部調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傳部部長，吉林大學教育長兼文法學院院長、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團團長，軍調第33執行小組支部書記兼翻譯，吉林省民主學院教育長。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學教育長。同年6月，任東北大學（曾改為「東北師范大學」）教育長。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1964年5月，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1978年，任中央編譯局顧問。
1987年12月離休。
2002年經中央批准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2013年8月15日，何錫麟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北京師范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大學等單位，何錫麟同志的學生和生前友好分別致電或致函，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敬獻花圈。
何錫麟同志病逝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曉暉到何錫麟同志家中對其家屬表示慰問。中央編譯局領導賈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學東、陳和平、楊金海，原局領導宋書聲、韋建樺、顧錦屏等同志以各種方式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錫麟同志的親屬表示慰問，並參加何錫麟同志遺體送別儀式。
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和幹部職工，以及何錫麟同志的親友、同事、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何錫麟同志遺體送別儀式。 何錫麟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紀30年代，受進步思潮的影響，何錫麟主編了進步刊物《喪鍾》，宣傳社會主義思想。1936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何錫麟同志曾在延安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從事馬列著作、特別是列寧選集的翻譯工作，也為中央領導翻譯其他資料。1944年冬，調入中共中央外事組。在此期間，何錫麟從國外刊物中摘錄資料，譯成中文，編成《供您參考》，送中央主要領導參閱，受到肯定和表揚。延安時期，何錫麟同志主要翻譯的作品有：《馬恩叢書》中的《資本論提綱》和《政治經濟學論叢》，以及《列寧選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為黨的思想理論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後，何錫麟同志服從黨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對用馬列主義指導教育工作進行了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擔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期間，何錫麟大力提倡用馬列主義指導學校的教學和科研，並成立教職工馬列主義業余大學，同時開辦馬列主義、共運史、教育學等研究班為全國各個大學，特別是高等師范院校培養師資力量。何錫麟為全校作了題為《學習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並邀請黨和國家各條戰線的領導同志以及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到學校作報告。在何錫麟的努力下，北京師范大學於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確為中學培養政治課教師。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培養中學政治課教師的系科，成為現今我國高等師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錫麟同志在擔任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期間，身體力行，親自給學生授課，特別注意對學生進行黨的三大作風教育。何錫麟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注重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為南開大學的教師隊伍建設、學科建設和教學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何錫麟同志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期間，嚴謹治學，積極推動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動向的研究，為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制訂提供了寶貴資料。「文化大革命」期間，何錫麟同志受到沖擊，但他始終矢志不渝，堅信黨和人民的事業必將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道路上來。
何錫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編譯局顧問期間，十分關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的編譯工作，積極建言獻策，參加學術研討會。離休後，仍然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在90多歲高齡時，何錫麟每天都堅持看電視新聞，讀書學習，為編譯局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積極協助編譯局籌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展覽，接受采訪並撰寫回憶錄。何錫麟十分關心編譯局青年一代的成長進步，經常給青年同志講黨的歷史和革命傳統，鼓勵青年同志在本職崗位上努力工作。
作為一名具有7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何錫麟同志大公無私、清正廉潔、淡泊名利、嚴於律己。近些年來，在歷次為災區和貧困地區捐款捐物活動中，何錫麟都率先垂範，積極響應。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樹地震和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先後交納特殊黨費和捐款共計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幾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貴圖書捐獻給編譯局圖書館。何錫麟還捐款50萬元，用於青年人才培養。中央編譯局用此捐款設立了「何錫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錫麟青年人才獎」。何錫麟用行動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歲月中，何錫麟同志忠誠於黨和人民，始終如一地堅守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的思想理論戰線和教育戰線上無私奉獻，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何錫麟同志的逝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
何錫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