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文編譯程序

『壹』 譯密碼，按以下規則將電文編譯成密碼（把字母變成其後的第4個字母）ABCD........Z

你這個就是凱撒加密法！應該不難，自己試著寫！

『貳』 恩尼格瑪密碼機的弱點

在一次大戰其間，英國的情報機關非常嚴密地監控了德國方面的通訊，丘吉爾的書和英國海軍部的報告中透露的消息只不過是一鱗半爪。事實上，將美國引入一次大戰的齊末曼（Arthur Zimmermann，1916年起任德國外交部長）電報就是由著名的英國40局破譯的。在此電報中德國密謀墨西哥對美國發動攻擊，這使得美國最終決定對德宣戰。但是英國人的障眼法用得如此之好，使得德國人一直以為是墨西哥方面泄漏了秘密。
戰後英國仍舊保持著對德國通訊的監聽，並保持著很高的破譯率。但是從1926年開始，他們開始收到一些不知所雲的信息——ENIGMA開始投入使用。德國方面使用的ENIGMA越多，40局破解不了的電文就越多。美國人和法國人碰到的情況也一樣，他們對ENIGMA一籌莫展。德國從此擁有了世界上最為可靠的通訊保密系統。
一次大戰的戰勝國很快就放棄了破譯這種新型密碼的努力。也許是出於自信，在他們看來，在凡爾賽條約約束下的德國已經造成不了什麼危害。由於看不到破譯德國密碼的必要性，盟國的密碼分析專家懶散下來，干這一行的頭腦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平庸。在科學的其他領域，我們說失敗乃成功之母；而在密碼分析領域，我們則應該說恐懼乃成功之母。普法戰爭造就了法國一代優秀的密碼分析專家，而一次大戰中英國能夠破譯德國的通訊密碼，對失敗的極大恐懼產生的動力無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歷史又一次重演。因為在歐洲有一個國家對德國抱有這種極大的恐懼——這就是在一戰灰燼中浴火重生的新獨立的波蘭。在她的西面，是對失去舊日領土耿耿於懷的德國，而在東面，則是要輸出革命的蘇維埃聯盟。對於波蘭來說，關於這兩個強鄰的情報是有關生死存亡的大事，波蘭的密碼分析專家不可能象他們的英美法同事那樣愛干不幹——他們必須知道這兩個大國都在想什麼。在此情況下波蘭設立了自己的破譯機構，波軍總參二局密碼處（Biuro Szyfrow）。密碼處的高效率在1919-1920年波蘇戰爭中明顯地體現出來，軍事上屢嘗敗績的波蘭在密碼分析方面卻一枝獨秀。在蘇軍兵臨華沙城下的情況下，1920年一年他們破譯了大約400條蘇軍信息。在對西面德國的通訊的監控方面，波蘭人也保持了同樣的高效率——直到1926年ENIGMA登場。
波蘭人想方設法搞到了一台商用的ENIGMA機器，大致弄清楚了它的工作原理。但是軍用型的轉子內部布線和商用型的完全不同，沒有這個情報，想要破譯德軍的電報可謂難如登天。波蘭人使出了渾身的解數，甚至病急亂投醫，請了個據說有天眼通功能的「大師」來遙感德國人機器里轉子的線路圖——當然和所有的「大師」一樣，一遇上這種硬碰硬的事情，神乎其神的天眼通也不靈了。
這時事情有了轉機。
漢斯-提羅·施密特（Hans-Thilo Schimdt）於1888年出生在柏林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里，一次大戰時當過兵打過仗。根據凡爾賽條約，戰敗後的德國進行了裁軍，施密特就在被裁之列。退了伍後他開了個小肥皂廠，心想下海從商賺點錢。結果戰後的經濟蕭條和通貨膨脹讓他破了產。此時他不名一文，卻還有一個家要養。
和他潦倒的處境相反，他的大哥魯道夫（Rudolph）在戰後春風得意。和漢斯-提羅一樣都是一次大戰的老兵，可魯道夫沒有被裁減，相反卻一路高升。到了二十年代，他當上了德國通訊部門的頭頭，就是他正式命令在軍隊中使用ENIGMA。和大哥的成功比起來，漢斯-提羅自然覺得臉上無光。
可是破產後漢斯-提羅不得不放下自尊心來去見大哥，求他在政府部門替自己謀個職位。魯道夫給他的二弟在密碼處（Chiffrierstelle）找了個位置。這是專門負責德國密碼通訊的機構——ENIGMA的指揮中心，擁有大量絕密情報。漢斯-提羅把一家留在巴伐利亞，因為在那裡生活費用相對較低，勉強可以度日。就這樣他一個人孤零零地搬到了柏林，拿著可憐的薪水，對大哥又羨又妒，對拋棄他的社會深惡痛絕。
接下來的事情可想而知。如果把自己可以輕松搞到的絕密情報出賣給外國情報機構，一方面可以賺取不少自己緊缺的錢，一方面可以以此報復這個拋棄了他的國家。1931年11月8日，施密特化名為艾斯克（Asche）和法國情報人員在比利時接頭，在旅館里他向法國情報人員提供了兩份珍貴的有關ENIGMA操作和轉子內部線路的資料，得到一萬馬克。靠這兩份資料，盟國就完全可以復制出一台軍用的ENIGMA機。
不過事情並不象想像的那麼簡單。要破譯ENIGMA密碼，靠這些情報還遠遠不夠。德軍的一份對ENIGMA的評估寫道：「即使敵人獲取了一台同樣的機器，它仍舊能夠保證其加密系統的保密性。」就算有了一台ENIGMA，如果不知道密鑰（就是轉子自身的初始方向，轉子之間的相互位置，以及連接板連線的狀況）的話，想破譯電文，就要嘗試數以億億計的組合，這是不現實的。
「加密系統的保密性只應建立在對密鑰的保密上，不應該取決於加密演算法的保密。」這是密碼學中的金科玉律。加密演算法可以直接是某個抽象的數學演算法，比如通用的DEA和RSA演算法，也可以是實現某個演算法的象ENIGMA這樣的加密機械或專門用於加密的電子晶元等加密器件，還可以是經過編譯的在計算機上可執行的加密程序，比如在互聯網通信中被廣泛使用的PGP（Pretty Good Privacy）。因為對加密演算法的保密是困難的。對手可以用竊取、購買的方法來取得演算法、加密器件或者程序。如果得到的是加密器件或者程序，可以對它們進行反向工程而最終獲得加密演算法。如果只是密鑰失密，那麼失密的只是和此密鑰有關的情報，日後通訊的保密性可以通過更換密鑰來補救；但如果是加密演算法失密，而整個系統的保密性又建立在演算法的秘密性上，那麼所有由此演算法加密的信息就會全部暴露。更糟糕是，為了使以後的通訊保持秘密，必須完全更換加密演算法，這意味著更新加密器械或更換程序。比起簡單地更換密鑰，這要耗費大量財富和管理資源（大規模更換加密器械和程序會使對手更有機會乘虛而入！）。
正如前面所言，ENIGMA的設計使得搞到了它的秘密的法國人也一籌莫展。法國密碼分析人員斷定這種密碼是不可破譯的。他們甚至根本就懶得根據搞到的情報去復制一台ENIGMA。
在法國和波蘭簽訂過一個軍事合作協議。波蘭方面一直堅持要取得所有關於ENIGMA的情報。既然看來自己拿著也沒什麼用，法國人就把從施密特那裡買來的情報交給了波蘭人。和法國人不同，破譯ENIGMA對波蘭來說至關重要，就算死馬也要當作活馬醫。現在他們總算能邁出最初的一步了。
在施密特提供的關於ENIGMA的情報中，不僅有關於ENIGMA構造和轉子內部連線的描述，還有德國人使用ENIGMA進行編碼的具體規定。每個月每台ENIGMA機的操作員都會收到一本當月的新密鑰，上面有此月每天使用的密鑰。比如說，第一天的密鑰可以是這個樣子：1.連接板的連接：A/L-P/R-T/D-B/W-K/F-O/Y。2.轉子的順序：2,3,1；轉子的初始方向：Q-C-W。
當操作員要發送某條消息時，他首先從密鑰本中查到以上信息。然後按照上面的規定，首先用連線把連接板上的A字母和L字母，P字母和R字母……連接起來；然後把2號轉子放在ENIGMA的第一個轉子位置上，把3號轉子放在第二個位置上，把1號轉子放在第三個位置上；最後，他調整轉子的方向（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每個轉子的邊上都刻著一圈字母用來顯示轉子所處的方向），使得三個轉子上的字母Q、C和W分別朝上。在接收信息的另一方，操作員也進行同樣的准備（他也有一本同樣的密鑰本），就可以進行收信解碼的工作了。
調整好ENIGMA，操作員可以開始對明文加密了。但是我們看到每天只有一個密鑰，如果這一天的幾百封電報都以這個密鑰加密發送的話，暗中截聽信號的敵方就會取得大量的以同一密鑰加密的信息，這對保密工作來說不是個好兆頭。我們記得在簡單替換密碼的情況下，如果密碼分析專家能得到大量的密文，就可以使用統計方法將其破解。
盡管不知道對ENIGMA是否可以採用類似的統計方法，德國人還是留了個心眼。他們決定在按當日密鑰調整好ENIGMA機後並不直接加密要發送的明文。相反地，首先發送的是一個新的密鑰。連接板的連線順序和轉子的順序並不改變，和當日通用的密鑰相同；想反地，轉子的初始方向將被改變。操作員首先按照上面所說的方法按當日密鑰調整好ENIGMA，然後隨機地選擇三個字母，比如說PGH。他把PGH在鍵盤上連打兩遍，加密為比如說KIVBJE（注意到兩次PGH被加密為不同的形式，第一次KIV，第二次BJE，這正是ENIGMA的特點，它是一種復式替換密碼）。然後他把KIVBJE記在電文的最前面。接著他重新調整三個轉子的初始方向到PGH，然後才正式對明文加密。
用這種方法每一條電文都有屬於自己的三個表示轉子初始方向的密鑰。把密鑰輸入兩遍是為了防止偶然的發報或者接收錯誤，起著糾錯的作用。收報一方在按當日密鑰調整好ENIGMA機後，先輸入密文的頭六個字母KIVBJE，解密得到PGHPGH，於是確認沒有錯誤。然後把三個轉子的初始方向調整到PGH，接著就可以正式解密其餘的密文了。
如果不使用對每條電文都不同的密鑰，那麼每天很可能總共會有幾千條電文也就是幾百萬個字母的消息以同一個密鑰加密。而採用每條電文都有自己的密鑰這個方法後，當日密鑰所加密的就是很少的幾萬個字母，而且這些字母都是隨機選取，和有意義的電文性質不同，不可能用統計方法破譯。
乍一看來這種方法無懈可擊。可是波蘭人鐵了心，必須在這厚厚的護甲上撕出一個口子來。
在此以前，密碼分析人員通常是語言天才，精通對語言方面特徵的分析。但是既然ENIGMA是一種機械加密裝置，波蘭總參二局密碼處就考慮到，是否一個具有科學頭腦的人更適合於它的破譯工作呢？
1929年1月，波茲南大學數學系主任茲德齊斯羅·克里格羅夫斯基（Zdzislaw Krygowski）教授開列了一張系裡最優秀的數學家的名單，在這張名單上，有以後被稱為密碼研究「波蘭三傑」的馬里安·雷傑夫斯基（Marian Rejewski），傑爾茲·羅佐基（Jerzy Rozycki）和亨里克·佐加爾斯基（Henryk Zygalski）。波茲南大學並非當時波蘭最有名的大學，但是它地處波蘭南部，那裡直到1918年還是德國領土，所以所有這些數學家都能講流利的德語。
在三位被密碼局招聘的數學家中，雷傑夫斯基的表現最為出色。當年他是個架著一副近視眼鏡，臉上略帶羞色的二十三歲小夥子。他的在大學里學的專業是統計學，打算以後去干保險業行當，也許在此之前他從未想到會在密碼分析方面大展身手。在經過短期的密碼分析訓練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破解ENIGMA的工作中去。
雷傑夫斯基深知「重復乃密碼大敵」。在ENIGMA密碼中，最明顯的重復莫過於每條電文最開始的那六個字母——它由三個字母的密鑰重復兩次加密而成。德國人沒有想到這里會是看似固若金湯的ENIGMA防線的弱點。
德方每封密文最開始的六個字母，是此信密鑰的三個字母重復兩遍，由當日密鑰加密而成。比如說這封信的密鑰是ULJ（這是開始加密明文時由操作員臨時隨機選取的），那麼操作員首先用當日通用的密鑰加密ULJULJ，得到六個字母的加密後序列，比如說PEFNWZ，然後再用ULJ來作為密鑰加密正文，最後把PEFNWZ放在加密後的正文前，一起用電報發給收信方。
雷傑夫斯基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截獲的德國電報，所以一天中可以得到許多這樣的六個字母串，它們都由同一個當日密鑰加密而成。比如說他收到四個電報，其中每封電報的開頭的六個字母為：第一封電報：L O K R G M；第二封電報：M V T X Z E；第三封電報：J K T M P E；第四封電報：D V Y P Z X。對於每封電報來說，它的第一個字母和第四個字母都是由同一個字母加密而來，同樣地第二和第五個字母以及第三和第六個字母也是分別由同一個字母加密而來。比如說在第一封電報中，字母L和R是由同一字母加密而來。這個字母之所以先被加密成L，然後又被加密成了R，是因為在此期間轉子向前轉動了三個字母的位置。
從L和R是由同一個字母加密而來這點，雷傑夫斯基就有了判斷轉子的初始位置的一條線索。當轉子處於這個初始位置時，字母L和R在某種意義下具有緊密的聯系。每天截獲的大量電文能夠給出許多這樣的緊密聯系，從而使雷傑夫斯基最終能夠判斷出轉子的初始位置。在上面的第二、三、四封電報中，我們看見M和X，J和M，D和P都有這種聯系：
第四個字母：___P_____M_RX_____________
如果雷傑夫斯基每天可以得到充分多的電報，他就可以把上面這個關系表補充完整：
第四個字母：FQHPLWOGBMVRXUYCZITNJEASDK
光憑這個對應表格，雷傑夫斯基還是沒辦法知道當天的通用密鑰。可是他知道，這個表格是由當天的通用密鑰決定的，而且只由它決定。如果密鑰不同，那麼這個表格也應該不同——那麼，有沒有一種辦法可以從這個對應表來推斷出當日的通用密鑰呢？雷傑夫斯基對這樣的表格進行了仔細觀察。從字母A開始看，它被對應成F；而F在此表中又被對應成W，接下去它被對應成A，我們又回到了最先開始的字母，於是就有了一個循環的字母圈A→F→W→A。如果考慮所有的字母，雷傑夫斯基就能寫出關於此對應表的所有的循環圈：A→F→W→A。
3個字母的循環圈B→Q→Z→K→V→E→L→R→I→B；9個字母的循環圈C→H→G→O→Y→D→P→C；7個字母的循環圈J→M→X→S→T→N→U→J。
7個字母的循環圈這里我們只是考慮了第一和第四個字母形成的對應表。同樣地對第二和第五、第三和第六個字母形成的對應表，我們也可以寫出類似的字母循環圈。由於每天的密鑰都不同，雷傑夫斯基得到的循環圈也各不相同。
雷傑夫斯基觀察到，這些循環圈長短不一。這使他有了一個重要的靈感：雖然這些循環圈是由當日密鑰，也就是轉子的位置，它們的初始方向以及連接板上字母置換造成的，但是每組循環圈的個數和每個循環圈的長度，卻僅僅是由轉子的位置和它們的初始方向決定的，和連接板上字母交換的情況無關！
假定在上面這個例子中，原來在接線板上字母S和G由一根連線相連。轉子的位置和它們的初始方向保持不變，去掉這根連線而將字母T和K連在一起，那麼第一和第四個字母的對應表就會變成：
第一個字母：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第四個字母：FQHPLWKSBMNRXUYCZIOVJEAGDT（原來的G對應O，S對應T，去掉G和S的連線後，G就對應T，但是T被新的連線接到了K，所以G最終對應著K。其他受影響的字母還有H、K、S、T、X、Z）。而循環圈表就變成了：A→F→W→A。
3個字母的循環圈B→Q→Z→T→V→E→L→R→I→B；9個字母的循環圈C→H→S→O→Y→D→P→C；7個字母的循環圈J→M→X→G→K→N→U→J。
7個字母的循環圈某些循環圈中的字母變了，但是循環圈的數目仍舊是四個，每個循環圈的長度也沒有改變。應用置換變換的理論，雷傑夫斯基可以從數學上嚴格證明這一點對於任何的連線變化都是成立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進展。我們知道，如果要強行試遍所有的密鑰來破解密文，那得要試一億億個密鑰之多；但是ENIGMA的數量巨大的密鑰主要是由連接板來提供的，如果只考慮轉子的位置和它們的初始方向，只有105456種可能性。雖然這還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試驗一遍，已經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波蘭人按照漢斯-提羅·施密特提供的情報復制出了ENIGMA樣機。到了1934年，他們有了十幾台波蘭造ENIGMA。雷傑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每天都在ENIGMA前工作，一個接一個地試驗轉子的不同位置和初始方向，然後產生相應的字母對應表並構造相應的字母循環圈，並把它們記錄下來。比如說其中的一個記錄可以是這樣的：第一和第四字母對應表中有4個循環圈，長度分別為3，9，7，7；
第二和第五字母對應表中有4個循環圈，長度分別為2，3，9，12；
第三和第六字母對應表中有5個循環圈，長度分別為5，5，5，3，8；
當對所有105456種轉子位置和初始方向都編好記錄以後，破譯ENIGMA生成的密文就比較容易了。首先要取得足夠的當日電文來構造字母對應表並且寫出字母循環圈；然後根據循環圈的數目和它們的長度從記錄表中檢索出相對應的轉子位置和初始方向：這就是當日的密鑰（連接板的情況還未知）。循環圈的個數和長度可以看作是這個密鑰的「指紋」——通過建立密鑰「指紋」檔案，雷傑夫斯基就能及時地把當天的密鑰找出來。通過分離轉子的狀態和連接板的狀態，雷傑夫斯基大大簡化了破譯ENIGMA的工作。建立這樣一個檔案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工作相當艱苦，有時工作人員的手指都被磨出血來。
必須指出的是，上面對雷傑夫斯基的工作的介紹是極其簡單化的，只以舉例的形式介紹了其中最重要的思路。雷傑夫斯基對於ENIGMA的分析是在密碼分析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整個工作都是嚴格地數學化了的（求解關於置換矩陣的方程），決非上面所舉例子可以包含。比如說，找到當日密鑰中轉子狀態後，還需要找到連接板狀態，才能真正譯出密文。另外，ENIGMA中轉子中的線路並非總是固定不變，雷傑夫斯基的理論允許從密文和密鑰倒推出轉子內部的連線狀態。即便是施密特提供的情報也未明確指出轉子內部的連線狀態，雷傑夫斯基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成功地判斷出軍用型ENIGMA的轉子上字母以字母表順序排列，而不是如商用型那樣，字母以鍵盤上的順序排列。另外還要指出的是，雷傑夫斯基的同事，尤其是另兩位數學家羅佐基和佐加爾斯基在破譯工作中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佐加爾斯基還設計了用在紙上鑽孔的方法來迅速查詢對應於某類字母循環圈的轉子狀態的方法。
在雷傑夫斯基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下，波蘭情報部門在後來的幾年裡成功地掌握了大量德國方面的情報。據估計，在1933年1月到1939年9月這六年多的時間里，波蘭方面一共破譯了近十萬條德方的消息，其中最重要的有德國在包括蘇台德地區兵力重新部署的情報，這對波蘭的安全是極大的威脅。對ENIGMA的破解即便在總參二局領導層內部也屬最高機密，軍官們會收到標有「維奇爾」（Wicher，破譯ENIGMA行動的代號）的情報，他們被告知這些情報絕對可靠，但來源絕密。1934年，納粹德國元帥赫爾曼·戈林訪問華沙，他怎麼也沒有懷疑波蘭人已經掌握了他的機密。當他和德國高級官員向位處波蘭密碼處附近的無名戰士墓獻花圈時，雷傑夫斯基正透過辦公室的窗子望著他們，心中為自己能知道他們最機密的通訊而狂喜不已。
當德國人對ENIGMA轉子連線作出一點改動以後，花了一年功夫建立起來的密鑰「指紋」檔案就變得毫無用處了。但是雷傑夫斯基和羅佐基有了一個更好的主意。他們在ENIGMA的基礎上設計了一台能自動驗證所有26*26*26=17576個轉子方向的機器，為了同時試驗三個轉子的所有可能位置的排列，就需要6台同樣的機器（這樣就可以試遍所有的17576*6=105456種轉子位置和初始方向）。所有這6台ENIGMA和為使它們協作的其他器材組成了一整個大約一米高的機器，能在兩小時內找出當日密鑰。羅佐基把它取名為「炸彈」（La Bomba），可能是因為它運轉起來震耳欲聾的聲響；不過也有人傳說，製造這樣一台機器的主意是雷傑夫斯基一次在飯店裡吃叫做「炸彈」的冰淇淋時想到的。無論如何，「炸彈」實現了密碼分析機械化，它是對ENIGMA機械加密的一種很自然的回應手段。
30年代的大部分日子裡，雷傑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不斷地從事著尋找密鑰的工作，時不時地還要修復出了故障的「炸彈」。他們不知道的是，在密碼處處長格維多·蘭傑（Gwido Langer）少校的抽屜里，已經有了他們正在絞盡腦汁試圖尋找的東西。
事實上，在提供了兩份極其重要的關於ENIGMA的情報後，漢斯-提羅·施密特還在繼續向法國情報機關提供關於德國通訊的情報。在1931年後的七年中，他和法國情報人員接頭二十次，每次都提供若干德國通訊用密碼本，上面記載著一個月中每天使用的當日密鑰。漢斯-提羅·施密特總共提供了三十八個月的密碼。蘭傑少校通過法國密碼處（「第二處」）負責人居斯塔夫·貝特朗（Guistav Bertrand）上尉得到了這些密碼本。如果雷傑夫斯基能夠預先知道這些密碼，無疑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從而進行其他的同樣十分重要的破譯工作。
但是蘭傑少校覺得雷傑夫斯基的小組應該習慣於單獨工作，以便在將來得不到密碼本的時候，也能同樣破譯ENIGMA。我們的確不知道，如果自1931年來沒有這樣的壓力，雷傑夫斯基是否能夠有上面所述的重要工作。
波蘭密碼局的破譯能力在1938年的十二月達到了極限，德國人加強了ENIGMA的加密能力。每台ENIGMA機增加了兩個可供選擇的轉子。原來三個轉子不同的排列方式有6種，從五個轉子中選取三個裝入機器中的方式達到了5*4*3=60種。這就意味著要達到原來的效率，「炸彈」中必須有60台機器同時運轉，而不是原來的6台。建造這樣一台「炸彈」的價格是密碼處總預算的十五倍！在1939年一月，連接板上的連線又由六根增加到十根，這樣就只剩6個字母不會被交換。密鑰的總數達到了一萬五千九百億億個，是原來的一萬五千九百倍。
雖然波蘭數學家們成功地推斷出了第四和第五個轉子中的連線狀態，雷傑夫斯基也證明了ENIGMA並非象德國人或盟國密碼分析專家想像的那樣堅不可破，但是他的方法終於也不適用了。這時蘭傑少校應該從他的抽屜里拿出施密特提供的密碼本來——但是正是德國人增加轉子個數的時候，施密特停止了和法國情報部門的接頭。七年中施密特不斷地提供給波蘭人能靠自己的力量破譯的密鑰，波蘭人急需這些密鑰，他們卻再也搞不到了。
這對波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ENIGMA不僅僅是德國秘密通訊的手段，更是希特勒「閃電戰」（blitzkrieg）的關鍵。所謂的「閃電戰」是一種大規模快速協同作戰，各裝甲部隊之間，它們和步兵、炮兵之間必須能夠快速而保密地進行聯系。不僅如此，地面部隊的進攻還必須由斯圖卡轟炸機群掩護支援，它們之間也必須有可靠的聯絡手段。閃電戰的力量在於：在快速的通訊保證下的快速進攻。
如果波蘭不能知道德軍的通訊，那麼想要抵擋德國的入侵是毫無希望的，現在看來這在幾個月里就會發生。1939年4月27日德國撕毀同波蘭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侵佔了蘇台德地區；在德國國內，反波蘭的聲浪不斷高漲。在此情況下，蘭傑少校決定把直到現在還對盟國保密的關於ENIGMA的破譯方法告訴盟國同行，以便在波蘭遭到入侵後，擁有更大人力物力財力的盟國還可以繼續對雷傑夫斯基的方法進行研究。
蘭傑少校致電他的英國和法國同行，邀請他們來華沙緊急討論有關ENIGMA的事項。英法密碼分析專家到達波蘭密碼處總部，全然不知波蘭人葫蘆里賣的什麼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會面中用來交流使用的語言是……德語——這是唯一的在場三方所有人都懂的語言。蘭傑少校將他們領到一間房間，在那裡有一個被黑布蒙住的東西，當黑布被揭開時，英法的密碼分析專家目瞪口呆。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台雷傑夫斯基的「炸彈」。當聽到雷傑夫斯基破譯ENIGMA的方法時，他們意識到波蘭在密碼分析方面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先進至少十年。法國人尤其吃驚，他們以為他們得到的情報用處不大，所以很慷慨地把它們轉給了波蘭人，他們卻讓波蘭人一直瞞著。英法密碼分析專家對波蘭同行的感激是無以言表的，直到那時，他們在破譯德國密碼的方面毫無進展。
蘭傑少校給英法密碼分析專家的最後驚喜是宣布贈送給他們兩台ENIGMA的復製品，以及「炸彈」的圖紙，它們由法國密碼處的貝特朗（他是個少校了）通過外交郵包寄往巴黎。在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渡船上有兩位看似平常的旅客：英國作家沙夏·居特里（Sacha Guitry）和他的太太女演員依弗娜·普林坦普斯（Yvonne Printemps）。但是在他們的旅行箱里卻藏著當時英國最高的機密：一台波蘭製造的ENIGMA。為了避開無所不在的德國間諜的耳目，ENIGMA就這樣來到了英國，在那裡等待它的將是它的徹底滅亡。
兩星期後的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發動「閃電戰」入侵波蘭。9月17日，蘇聯入侵波蘭。9月28日，德軍佔領華沙，波蘭不復存在。

『叄』 斯大林為什麼要搞大清洗

蘇聯30年代令世人震驚的「大清洗」，其餘波迴音至今仍在原蘇聯各國縈繞。千百萬「大清洗」受害者的遺孤們，每每想到父祖輩的不白之冤和悲慘命運，心裡總是波瀾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動。迄今，世界輿論界也仍對這個事件議論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過半個世紀之後，人們對它的歷史真相，對它的來龍去脈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窺見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對於「大清洗」運動的許多描述都還僅是根據一些人的回憶，只能支離破碎地說些片斷和局部情況；有關「大清洗」歷史全貌的描寫，能完全以文件為依據的論述和著作，猶如鳳毛麟角。只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由於檔案的揭密，才給我們提供了以檔案為根據，進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歷史事件，只有放在歷史過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就是這樣。它雖是發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個歷史過程當中，才能對它進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運動是以基洛夫被殺案為導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審判作動員，在1937年2～3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直接發動的。它的斗爭目標是包括所有前反對派成員及其同情者，黨政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內務部和軍隊幹部，直至社會各階層的一次大清洗、大鎮壓。或者說，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領導下，持續3～4年之久，設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標，涵括著一系列打擊對象，在運動中後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因其設定目標的多元性，打擊對象的復雜性，以及持續時間的長久性，決定「大清洗」運動的動因是十分復雜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過程，不考察黨內斗爭、社會矛盾和國際背景，是難以理清其動因和脈絡的。現僅就與「大清洗」的原因、內涵和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概略加以論述。
「大清洗」運動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不是偶然發生的。其發生、發展的基本原因都潛藏在社會積淀起來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僅從偶然事件進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對於「大清洗」運動，也應該這樣來加以認識。正是基於這一觀點，我們從分析大量資料中得出結論，「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轉變」的政治後果和黨內溫和思潮的抬頭
斯大林把反「右傾」勝利後開始的轉折——轉向超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道路，稱作「大轉變」。在當時蘇聯的特定條件下，這條道路雖對國家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負面作用和政治後果也是嚴重的。集體化中對農民採取的暴力強迫和驅趕「富農」政策，緊接著集體化而來的暴力征糧，對拒絕交糧和交糧困難戶採取的各種威逼、體罰、刑訊措施，以及伴隨而來的大規模逮捕（註：《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來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編），1995年第5輯，第9～49頁。），在農村引起了異常激烈的對抗。據俄羅斯著名農業集體化問題專家B. п.達尼洛夫的資料，在1929年全國有記載的騷動達1300次以上（註：《有文件為證——集體化前夕和集體化過程中的農村史料（1927～1932）》（B.п. 達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編），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頁。）； 僅1930年1～3月，有記錄的群眾性騷動達2700次以上（不包括烏克蘭），捲入農民達130多萬人。（註：〔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體化與消滅富農運動（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頁。）在1930年3月發表斯大林《勝利沖昏頭腦》一文後， 一份下達地方的指令中承認，「農民發動的廣泛騷動的浪潮」對體制形成了一種威脅。同時，這期間對牲畜的大量宰殺、勞動力人口逃亡和生產力的破壞，也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業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嚴重局面。其表現形式之一是，貨幣體系遭到破壞，預算完全陷入混亂。事態甚至發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價，發放義務公債，主要是發行紙幣的辦法來彌補預算的巨大虧空。這種局面造成了物價飛漲，以致貨幣貶值到了使農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農產品換取日用工業品的地步。
農業遭到破壞，而投入重工業的大量資金又靠向國外出口糧食來獲得。這種情況引起了糧食供應緊張，不得不靠糧卡定量分配，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國家經濟生活的緊張，城鄉群眾的不滿，其直接負面後果是提高了「右派」領袖們的政治威望。《真理報》不斷收到群眾來信，認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確的」，他們在台上時，「一切都充足」，「把他們一撤職，什麼都沒有了」（註：〔俄〕ю. г. 費爾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談話——對拉林娜（布哈林娜）回憶錄〈不可忘記的往事〉的注釋》，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與基洛夫被殺》，紐約1989年版。）。聯共（布）中央監委委員、歷史學家、在反「右傾」中明顯站在斯大林一邊的雅羅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給奧爾忠尼啟澤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了對這種情緒的擔憂。（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頁。）
群眾中的這種思想情緒反映在黨內，就是布哈林等「右傾」領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復，黨內幹部、黨員對其思想主張給予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這樣，就引起了黨內溫和派傾向的抬頭。廣大黨員群眾對「右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曾有明顯反映，這期間被開除出黨的近25萬黨員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因同情並支持「右傾」而被吊銷黨票的。（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啟澤——30年代政治局的沖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黨的上層在這期間出現了兩個新的反對派案件——瑟爾佐夫—洛米納澤案和柳京案，也是這種思想動向的反映。謝?瑟爾佐夫原是中央登記分配部長，他為斯大林建立官職等級名錄制度曾立過大功。為此，斯大林將他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命為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還將他作為取代李可夫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的預備人選。洛米納澤則是聯共（布）中央委員，當時擔任外高加索黨組第一書記。他們在反「右傾」中都曾積極支持過斯大林路線，但後來他們為「大轉變」的後果所震驚，開始反對斯大林的方針而站到了同「右 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針的立場上。柳京則聯合布哈林的幾個弟子，起草宣言，幾乎是用布哈林的語言闡述其政治綱領，甚至公開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號。當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處死柳京的要求時，政治局多數沒予支持，柳京及其同夥只是被開除出黨並被逐出了莫斯科。（註：〔蘇〕羅?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頁。）
這些新反對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黨內下層的思想情緒，同時也從特定角度顯示了黨內上層的某些思想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諸多事實表明，以基洛夫、奧爾忠尼啟澤為首的政治局大多數是主張溫和政策的。緊跟斯大林急進方針的，在政治局裡僅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極少數人。但是，政治局多數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領袖地位，在公開的重大問題上並沒有同他採取對抗步驟，況且，斯大林當時的權力還未發展到日後那種完全的獨斷，還得顧及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在當時困難甚至危機形勢的壓力下，政治局多數對斯大林的個人權力還具有某種制約作用。這種情況在1932～1934年間，曾一度使溫和方針佔了上風。 當時溫和方針之深得人心，從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贏得的掌聲和選票，從布哈林思想贏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從新憲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這一切，顯然都沒有逃過斯大林敏銳注視的目光。特別是十七大最後選舉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對， 支持率大大落後於基洛夫的景況，使他隱忍著領袖地位不穩的劇痛。在這種形勢下，打擊黨內溫和派思潮，扭轉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看來成了蘇維埃國家舵手所預定的航向。
2. 面臨發展模式帶來的矛盾和「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的誤區
蘇聯從20年代末期以後選擇了超高速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迅速實現工業化，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願望和要求，然而，超過客觀可能條件的過高速度，加上資金全面緊缺，以及國家科學文化和技術的落後，使這一模式背離了客觀經濟發展的規律，從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會客觀經濟需求和經濟發展的無限復雜性， 同主觀認識的滯後性與計劃能力的有限性發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計劃的失誤；（2）技術設備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負荷性產生矛盾， 不可避免帶來機器設備的損壞；（3）技術規程的嚴格科學性， 同生產者本身文化技術的落後性和一味熱情蠻干產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諸多生產事故和殘廢品的發生。尤其是從1935年秋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展開生產競賽以後，這些矛盾特別突現出來。可怕的是，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不是以冷靜的科學態度，從經濟規律方面，從技術要求和操作規程上尋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錯誤，一味從政治上去追究「破壞者」和「人民的敵人」。
蘇聯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權而又缺乏監督的幹部任命制。這種制度造成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為執行上級指令而很少顧及本單位、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也往往漠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這使官僚主義滋長蔓延；加上官職等級名錄制度賦予的特權，又使腐敗現象滋生發展。任職的無限期制以及長期的權力腐蝕，造成官場拉幫結派、裙帶風盛行，同時也帶來養尊處優、不思進取、意志消沉等等幹部作風問題。這種現象在30年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曾尖銳指出過黨內「由親近的人們結成的小家族，小團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類的現象（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怎樣解決體制上造成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斯大林自然談不到從體制上去找原因。事實表明，他也不能從階級根源上去觀察問題，因為早在1936年修改憲法的講話中他已經宣布，「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頁。）當時，他更不可能正確認識人民內部和敵我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包圍」。在他看來，在蘇維埃國家只有間諜暗害分子的「陰謀破壞」。他說：「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我們這里就會有外國代理人派遣到我們後方的暗害分子、間諜、破壞分子和殺人兇手。」（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頁。）無疑，他指出的這種現象是一種嚴酷存在的事實，但他無限擴大了這些事實，而且也把這種無限擴大的事實僅僅同國外的和黨內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聯系起來，同時又無限地擴大了對他們的斗爭。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斗爭越趨尖銳的理論誤區，就使他對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本身帶來的困難和矛盾，只能訴諸不間斷的清洗和嚴酷的打擊，從此來尋找出路。
3. 戰爭危險的逼近和對「第五縱隊」的擔憂
如果說上述兩方面是斯大林進行「大清洗」的基本動因的話，那麼，這里所談的則是他發動1937～1938年「大清洗」的較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執政後，在20年代幾乎不間斷地進行了一連串的斗爭，而且採取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1923～1929年間進行的三次黨內斗爭姑且不說，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會上和黨內就進行了多次殺伐和清洗，擇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爭：反「右傾」之後進行了清黨運動（1929～1931年），揭露了所謂「拯救烏克蘭聯盟」案、「烏克蘭青年聯合會」案（1930年春）和「勞動農民黨」案（1930年），進行了「工業黨」審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發了食品供應系統的特務組織破壞案（1930年秋），還舉行了「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審判案（1931年）；同時，在黨內又先後揭露了所謂瑟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1930年），以柳京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聯盟」案（1932年）。這期間，在社會上進行的重大斗爭，還包括集體化運動中的驅趕「富農」（1929～1931年），和緊接其後的征糧運動（1932～1933年），以及意識形態「大轉變」過程中在文學藝術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進行的一連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這些斗爭，打擊面大都波及甚廣，在黨內和社會上直接傷害並牽連了大量無辜。
經過1933～1934年一度緩和，基洛夫被暗殺案又帶來風雲驟變，使社會政治生活進一步緊張。從1935～1936年起，接連進行了一連串逮捕、審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針對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的「克里姆林宮」案（1935年1～4月），打擊少年犯罪和社會不良分子的斗爭，檢查黨證運動，以及在一些地區重新對反蘇分子或富農家庭進行的流放等等。所有這些，又在黨內外打擊了一大片幹部和群眾，這就在國內形成了極為緊張的社會政在國內社會政治氣氛不斷緊張的同時，1936年的國際政治舞台也風雲四起，開始出現戰爭烏雲。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變中尋求同德、意妥協，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棄遏製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直接相關。蘇聯領導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變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前景變得黯淡，便由對西班牙的不幹涉政策，轉而變為積極支持共和派的政策。這樣，戰爭的烏雲便開始濃密起來。在這種形勢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識到，在國內從黨內到黨外，「異己勢力」強大，深恐從最上層各反對派頭目到最底層反對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歷次社會政治運動遭到打擊的形形色色人員，在戰爭環境中聯起手來，結成「第五縱隊」，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講到過的法國政府反對派克列孟梭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顧德國人打到離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奪取政府權力的事（註：《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頁。），就不寒而慄。因此，一旦戰爭威脅來臨，他便下定了進行「大清洗」的決心。這從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幾乎在蘇聯改變對西班牙政策的同時，斯大林於1936年9月25日與同在索契休養的日丹諾夫，聯名向莫斯科發回一封被認為是發出「大清洗」信號的重要電報——以葉若夫代替雅戈達出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被史學家看作絕非「偶然的巧合」：顯然，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消滅在他看來是潛在的「第五縱隊」。（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 世紀俄羅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頁。）
對於「第五縱隊」的擔憂，也為莫洛托夫所證實。這位斯大林的親密戰友直到晚年都堅持認為，我們「幸虧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戰時才沒有出現第五縱隊」。（註：〔蘇〕《莫洛托夫秘談錄——與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頁。）可見，斯大林這一發動「大清洗」的意圖，在莫洛托夫心中是紮根很深的。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導因，又是復雜而具體的，可以說，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運動的台階
我國過去出版的蘇聯史著作，在講到「大清洗」的原因時，大多基本上只講基洛夫被殺事件；在敘述「大清洗」事件過程時，一般也只講述莫斯科的三次公開審判。這是蘇聯檔案揭密以前，對於「大清洗」的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
1937～1938年「大清洗」之發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還有各種具體的導因，而基洛夫被殺案只是走向鎮壓的導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審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們在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第一、第二次大審判可以說是整個「大清洗」的輿論准備和戰前動員，第三次大審判則已處在整個「大清洗」的尾聲階段。因此，它們只是作為「大清洗」中肅清三個主要反對派頭目的戰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戰役則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間發生的。這樣看來，「大清洗」運動作為蘇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國史學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認識的。
聯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殺。經過蘇聯史學界和近年俄羅斯史學界多方研究，目前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集團策劃的集團謀殺，也不是一直受到懷疑的斯大林策劃的謀殺，而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個人謀殺事件。（註：〔俄〕B.п. 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3頁。 ）但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強鎮壓，消滅原反對派和一切對他路線不滿者，成了推動「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則是俄羅斯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2（？）頁。 ）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幾個鍾頭後，斯大林親筆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草擬了一個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決議，隨後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該決議規定，偵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內完成，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付被告；不考慮對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請；極刑判決宣布以後立即執行。（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頁。）這項法令意味著完全拋棄了起碼應有的訴訟程序，也放棄了以前規定的對死刑的必要監督。這項法規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廣泛應用。
基洛夫被殺案很快被斯大林納入了指控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軌道。他明確指示，要「到季諾維也夫分子當中去尋找兇手」。（註：〔蘇〕《蘇共中央公報》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寧格勒判處直接被指控組織謀殺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蘇聯內務部特別會議審理了「列寧格勒薩法羅夫、扎盧茨基等反革命季諾維也夫集團案」。該案包括黨、政、工會和經濟界活動家，共77人，被判處各種不同期限的監禁和流放。（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頁。）一禮拜後，即1月16 日，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為「列寧格勒中心」的領導機構，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別被判處5～10年徒刑。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後，聯共（布）中央又給各地黨組織下達了一封密信，題為《關於同基洛夫同志被兇殘殺害相關事件的後果》。密信馬上斷定，謀殺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捲入的一個陰謀，號召在黨內追究一切與托、季有牽連的人員及其同情者。經過對季、加步步審訊逼供，到1935年以後，所有反對派參加者都被指控參與恐怖活動或同該活動有染。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他列舉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和「左右雜俎派」。並且指示，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於是，各地方組織便把懷疑的目標對准了所有在各個不同時期反對過斯大林領導並發表過不同意見的共產黨員。
在有關基洛夫被殺的官方說詞中，彷彿謀殺是由一個持假黨證的人潛入基洛夫辦公地點所進行的一次行凶。於是在斯大林的倡議下，便掀起了一場檢查黨證運動。
這場運動始於1935年5月，迄於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項檢查黨證及其登錄卡片真偽的工作，實際上是以審查黨員、換發黨證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黨運動。運動由以葉若夫為首的中央幹部總管理局領導，並由內務部協同行動。一些黨員經審查被開除出黨後，接著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領導對葉若夫有關運動結果的總結表示不滿，又延長了運動期限。運動的結果，審查了81％的黨員。其中9％被開除出黨。（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9頁。）中央預計驅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為只有被開除黨員總數的3％屬於這個集團。這表明，實際存在的托、 季分子並不像中央估計的那樣多，但中央領導認為，這是因為各地方黨組織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針的貫徹執行。
檢查黨證運動除收集了大量詆毀黨員的檔案材料外，肅反人員又將被開除者逐一登記造冊，立案偵查，其中許多人被以各種借口逮捕。據葉若夫向中央全會的報告，依據不完全資料，到1935年12月1日，與被開除黨籍相關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發出了上百個「敵對組織和集團」；（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頁。）在檢查黨證過程中沒收黨證幾乎達25萬張。（註：〔蘇〕奧?赫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8頁。）這樣，通過這次運動， 安全機關就在手裡實際上掌握了各個不同的時期在各種問題上對「總路線」有所異議的所有黨員的材料：這些黨員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機關拿在手裡，何時扣上只是時機問題了。同時，中央領導在運動中也掌握了各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對其方針的各種態度。這就為日後開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備和鋪墊。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過了一項懲治叛國分子家屬的法令，4月頒布了准許判處12歲以上兒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過了對任何叛逃國外的蘇聯公民判處死刑的法令，而對任何知情不報者則處以監禁。這樣，通過收集有關各類具有潛在反對派情緒的材料（主要是被開除黨籍者），通過偵查各地黨政領導人對中央採取消極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緒的情況，通過強化政治案件的律條，加上1935年秋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以後工礦企業事故連續不斷，追究「破壞分子」、「怠工行為」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這時國際局勢的緊張又使蘇聯領導人越發對聯合民主國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問號——所有這些情況，就使蘇聯最高領導人最後作出了邁向「大清洗」的決策。
「大清洗」運動的進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書記處向各地組織下達了聯共（布）中央《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恐怖活動》的密信，以此揭開了「大清洗」運動的序幕。密信以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為根據，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結，實施恐怖活動的「事實」，在審判前已經把他們「罪行」的結論昭告全黨。接著，在1936年8月19～24 日進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對「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判，只是個過場和形式而已。這個案件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理，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審判。所有被告都承認不僅是信念上，而且行動上同身處國外的托洛茨基有聯系，並參加了對基洛夫的謀殺，還陰謀殺害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他們還供認，其他前反對派成員——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達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謝列布里亞柯夫等，都參加了反革命陰謀。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
如果說上述聯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黨內對「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動員的話，那麼，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則是對蘇聯全社會所做的一次大動員。這次審判確認了托、季陰謀存在的事實，而從這一點又成了輿論動員的出發點。在這次公開審判期間或其後，全國上下舉行了成千上萬的各種群眾集會，一齊聲討托——季陰謀，並作出決議，誓同「陰謀分子」斗爭到底。這對造成既成事實，發動輿論、動員社會，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達為首的內務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對派與殺害基洛夫聯系起來是牽強附會的，而將這一謀殺案同「右傾」反對派掛起鉤來，更是捕風捉影。因此，在雅戈達內務部方面，力圖限制這次審判的政治後果。他們把這一與黨的幹部根本不相乾的「暴徒謀殺」，歸結為一場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們看來，審判舉行了，案犯懲治了，代表一個不大的托——季集團的敵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結，不能再讓事態進一步擴大。但在「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理過程中已在干擾內務部工作的葉若夫，卻力圖擴大被告 范圍，對那些被懷疑抵制中央指令的黨內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施行打擊。斯大林在以雅戈達內務部為一方，以葉若夫為另一方的這場爭執中，明確地站在後者一邊。
恰在這期間，在1936年9月23日，克麥羅沃礦區連續發生爆炸。正在索契休養的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借機於9月25 日給莫斯科發回一封聯名電報，電文說：「我們認為，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部人民委員之職是絕對必要和緊急的事情。雅戈達明顯不能勝任揭露托——季集團的任務。國家保衛局在這件事情上已經遲延了四年。」（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第33頁。）目前從現有檔案中尚無法知道這個重大任免事項，經由政治局委員表決沒有（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頁。），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岡諾維奇立即形成文件，於9月30日完成，則是一清二楚的。
對葉若夫這一任命，進一步為「大清洗」提供了組織保證。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奧爾忠尼啟澤，因和卡岡諾維奇保持著友誼關系，並在某種程度上同雅戈達的內務部有著某種默契，因而阻滯了大規模的清洗。但9月底對葉若夫的任命，打破了這種平衡。（註：〔英〕E.A.里斯：《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的鐵路運輸（1928～1941）， 倫敦、 紐約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