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編譯局

1. 斯大林為什麼要搞大清洗

蘇聯30年代令世人震驚的「大清洗」，其餘波迴音至今仍在原蘇聯各國縈繞。千百萬「大清洗」受害者的遺孤們，每每想到父祖輩的不白之冤和悲慘命運，心裡總是波瀾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動。迄今，世界輿論界也仍對這個事件議論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過半個世紀之後，人們對它的歷史真相，對它的來龍去脈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窺見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對於「大清洗」運動的許多描述都還僅是根據一些人的回憶，只能支離破碎地說些片斷和局部情況；有關「大清洗」歷史全貌的描寫，能完全以文件為依據的論述和著作，猶如鳳毛麟角。只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由於檔案的揭密，才給我們提供了以檔案為根據，進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歷史事件，只有放在歷史過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就是這樣。它雖是發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個歷史過程當中，才能對它進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運動是以基洛夫被殺案為導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審判作動員，在1937年2～3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直接發動的。它的斗爭目標是包括所有前反對派成員及其同情者，黨政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內務部和軍隊幹部，直至社會各階層的一次大清洗、大鎮壓。或者說，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領導下，持續3～4年之久，設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標，涵括著一系列打擊對象，在運動中後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因其設定目標的多元性，打擊對象的復雜性，以及持續時間的長久性，決定「大清洗」運動的動因是十分復雜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過程，不考察黨內斗爭、社會矛盾和國際背景，是難以理清其動因和脈絡的。現僅就與「大清洗」的原因、內涵和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概略加以論述。
「大清洗」運動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不是偶然發生的。其發生、發展的基本原因都潛藏在社會積淀起來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僅從偶然事件進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對於「大清洗」運動，也應該這樣來加以認識。正是基於這一觀點，我們從分析大量資料中得出結論，「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轉變」的政治後果和黨內溫和思潮的抬頭
斯大林把反「右傾」勝利後開始的轉折——轉向超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道路，稱作「大轉變」。在當時蘇聯的特定條件下，這條道路雖對國家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負面作用和政治後果也是嚴重的。集體化中對農民採取的暴力強迫和驅趕「富農」政策，緊接著集體化而來的暴力征糧，對拒絕交糧和交糧困難戶採取的各種威逼、體罰、刑訊措施，以及伴隨而來的大規模逮捕（註：《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來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編），1995年第5輯，第9～49頁。），在農村引起了異常激烈的對抗。據俄羅斯著名農業集體化問題專家B. п.達尼洛夫的資料，在1929年全國有記載的騷動達1300次以上（註：《有文件為證——集體化前夕和集體化過程中的農村史料（1927～1932）》（B.п. 達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編），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頁。）； 僅1930年1～3月，有記錄的群眾性騷動達2700次以上（不包括烏克蘭），捲入農民達130多萬人。（註：〔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體化與消滅富農運動（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頁。）在1930年3月發表斯大林《勝利沖昏頭腦》一文後， 一份下達地方的指令中承認，「農民發動的廣泛騷動的浪潮」對體制形成了一種威脅。同時，這期間對牲畜的大量宰殺、勞動力人口逃亡和生產力的破壞，也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業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嚴重局面。其表現形式之一是，貨幣體系遭到破壞，預算完全陷入混亂。事態甚至發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價，發放義務公債，主要是發行紙幣的辦法來彌補預算的巨大虧空。這種局面造成了物價飛漲，以致貨幣貶值到了使農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農產品換取日用工業品的地步。
農業遭到破壞，而投入重工業的大量資金又靠向國外出口糧食來獲得。這種情況引起了糧食供應緊張，不得不靠糧卡定量分配，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國家經濟生活的緊張，城鄉群眾的不滿，其直接負面後果是提高了「右派」領袖們的政治威望。《真理報》不斷收到群眾來信，認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確的」，他們在台上時，「一切都充足」，「把他們一撤職，什麼都沒有了」（註：〔俄〕ю. г. 費爾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談話——對拉林娜（布哈林娜）回憶錄〈不可忘記的往事〉的注釋》，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與基洛夫被殺》，紐約1989年版。）。聯共（布）中央監委委員、歷史學家、在反「右傾」中明顯站在斯大林一邊的雅羅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給奧爾忠尼啟澤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了對這種情緒的擔憂。（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頁。）
群眾中的這種思想情緒反映在黨內，就是布哈林等「右傾」領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復，黨內幹部、黨員對其思想主張給予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這樣，就引起了黨內溫和派傾向的抬頭。廣大黨員群眾對「右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曾有明顯反映，這期間被開除出黨的近25萬黨員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因同情並支持「右傾」而被吊銷黨票的。（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啟澤——30年代政治局的沖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黨的上層在這期間出現了兩個新的反對派案件——瑟爾佐夫—洛米納澤案和柳京案，也是這種思想動向的反映。謝?瑟爾佐夫原是中央登記分配部長，他為斯大林建立官職等級名錄制度曾立過大功。為此，斯大林將他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命為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還將他作為取代李可夫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的預備人選。洛米納澤則是聯共（布）中央委員，當時擔任外高加索黨組第一書記。他們在反「右傾」中都曾積極支持過斯大林路線，但後來他們為「大轉變」的後果所震驚，開始反對斯大林的方針而站到了同「右 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針的立場上。柳京則聯合布哈林的幾個弟子，起草宣言，幾乎是用布哈林的語言闡述其政治綱領，甚至公開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號。當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處死柳京的要求時，政治局多數沒予支持，柳京及其同夥只是被開除出黨並被逐出了莫斯科。（註：〔蘇〕羅?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頁。）
這些新反對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黨內下層的思想情緒，同時也從特定角度顯示了黨內上層的某些思想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諸多事實表明，以基洛夫、奧爾忠尼啟澤為首的政治局大多數是主張溫和政策的。緊跟斯大林急進方針的，在政治局裡僅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極少數人。但是，政治局多數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領袖地位，在公開的重大問題上並沒有同他採取對抗步驟，況且，斯大林當時的權力還未發展到日後那種完全的獨斷，還得顧及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在當時困難甚至危機形勢的壓力下，政治局多數對斯大林的個人權力還具有某種制約作用。這種情況在1932～1934年間，曾一度使溫和方針佔了上風。 當時溫和方針之深得人心，從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贏得的掌聲和選票，從布哈林思想贏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從新憲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這一切，顯然都沒有逃過斯大林敏銳注視的目光。特別是十七大最後選舉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對， 支持率大大落後於基洛夫的景況，使他隱忍著領袖地位不穩的劇痛。在這種形勢下，打擊黨內溫和派思潮，扭轉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看來成了蘇維埃國家舵手所預定的航向。
2. 面臨發展模式帶來的矛盾和「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的誤區
蘇聯從20年代末期以後選擇了超高速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迅速實現工業化，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願望和要求，然而，超過客觀可能條件的過高速度，加上資金全面緊缺，以及國家科學文化和技術的落後，使這一模式背離了客觀經濟發展的規律，從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會客觀經濟需求和經濟發展的無限復雜性， 同主觀認識的滯後性與計劃能力的有限性發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計劃的失誤；（2）技術設備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負荷性產生矛盾， 不可避免帶來機器設備的損壞；（3）技術規程的嚴格科學性， 同生產者本身文化技術的落後性和一味熱情蠻干產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諸多生產事故和殘廢品的發生。尤其是從1935年秋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展開生產競賽以後，這些矛盾特別突現出來。可怕的是，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不是以冷靜的科學態度，從經濟規律方面，從技術要求和操作規程上尋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錯誤，一味從政治上去追究「破壞者」和「人民的敵人」。
蘇聯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權而又缺乏監督的幹部任命制。這種制度造成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為執行上級指令而很少顧及本單位、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也往往漠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這使官僚主義滋長蔓延；加上官職等級名錄制度賦予的特權，又使腐敗現象滋生發展。任職的無限期制以及長期的權力腐蝕，造成官場拉幫結派、裙帶風盛行，同時也帶來養尊處優、不思進取、意志消沉等等幹部作風問題。這種現象在30年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曾尖銳指出過黨內「由親近的人們結成的小家族，小團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類的現象（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怎樣解決體制上造成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斯大林自然談不到從體制上去找原因。事實表明，他也不能從階級根源上去觀察問題，因為早在1936年修改憲法的講話中他已經宣布，「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頁。）當時，他更不可能正確認識人民內部和敵我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包圍」。在他看來，在蘇維埃國家只有間諜暗害分子的「陰謀破壞」。他說：「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我們這里就會有外國代理人派遣到我們後方的暗害分子、間諜、破壞分子和殺人兇手。」（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頁。）無疑，他指出的這種現象是一種嚴酷存在的事實，但他無限擴大了這些事實，而且也把這種無限擴大的事實僅僅同國外的和黨內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聯系起來，同時又無限地擴大了對他們的斗爭。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斗爭越趨尖銳的理論誤區，就使他對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本身帶來的困難和矛盾，只能訴諸不間斷的清洗和嚴酷的打擊，從此來尋找出路。
3. 戰爭危險的逼近和對「第五縱隊」的擔憂
如果說上述兩方面是斯大林進行「大清洗」的基本動因的話，那麼，這里所談的則是他發動1937～1938年「大清洗」的較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執政後，在20年代幾乎不間斷地進行了一連串的斗爭，而且採取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1923～1929年間進行的三次黨內斗爭姑且不說，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會上和黨內就進行了多次殺伐和清洗，擇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爭：反「右傾」之後進行了清黨運動（1929～1931年），揭露了所謂「拯救烏克蘭聯盟」案、「烏克蘭青年聯合會」案（1930年春）和「勞動農民黨」案（1930年），進行了「工業黨」審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發了食品供應系統的特務組織破壞案（1930年秋），還舉行了「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審判案（1931年）；同時，在黨內又先後揭露了所謂瑟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1930年），以柳京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聯盟」案（1932年）。這期間，在社會上進行的重大斗爭，還包括集體化運動中的驅趕「富農」（1929～1931年），和緊接其後的征糧運動（1932～1933年），以及意識形態「大轉變」過程中在文學藝術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進行的一連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這些斗爭，打擊面大都波及甚廣，在黨內和社會上直接傷害並牽連了大量無辜。
經過1933～1934年一度緩和，基洛夫被暗殺案又帶來風雲驟變，使社會政治生活進一步緊張。從1935～1936年起，接連進行了一連串逮捕、審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針對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的「克里姆林宮」案（1935年1～4月），打擊少年犯罪和社會不良分子的斗爭，檢查黨證運動，以及在一些地區重新對反蘇分子或富農家庭進行的流放等等。所有這些，又在黨內外打擊了一大片幹部和群眾，這就在國內形成了極為緊張的社會政在國內社會政治氣氛不斷緊張的同時，1936年的國際政治舞台也風雲四起，開始出現戰爭烏雲。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變中尋求同德、意妥協，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棄遏製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直接相關。蘇聯領導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變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前景變得黯淡，便由對西班牙的不幹涉政策，轉而變為積極支持共和派的政策。這樣，戰爭的烏雲便開始濃密起來。在這種形勢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識到，在國內從黨內到黨外，「異己勢力」強大，深恐從最上層各反對派頭目到最底層反對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歷次社會政治運動遭到打擊的形形色色人員，在戰爭環境中聯起手來，結成「第五縱隊」，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講到過的法國政府反對派克列孟梭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顧德國人打到離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奪取政府權力的事（註：《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頁。），就不寒而慄。因此，一旦戰爭威脅來臨，他便下定了進行「大清洗」的決心。這從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幾乎在蘇聯改變對西班牙政策的同時，斯大林於1936年9月25日與同在索契休養的日丹諾夫，聯名向莫斯科發回一封被認為是發出「大清洗」信號的重要電報——以葉若夫代替雅戈達出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這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被史學家看作絕非「偶然的巧合」：顯然，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消滅在他看來是潛在的「第五縱隊」。（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 世紀俄羅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頁。）
對於「第五縱隊」的擔憂，也為莫洛托夫所證實。這位斯大林的親密戰友直到晚年都堅持認為，我們「幸虧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戰時才沒有出現第五縱隊」。（註：〔蘇〕《莫洛托夫秘談錄——與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頁。）可見，斯大林這一發動「大清洗」的意圖，在莫洛托夫心中是紮根很深的。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導因，又是復雜而具體的，可以說，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運動的台階
我國過去出版的蘇聯史著作，在講到「大清洗」的原因時，大多基本上只講基洛夫被殺事件；在敘述「大清洗」事件過程時，一般也只講述莫斯科的三次公開審判。這是蘇聯檔案揭密以前，對於「大清洗」的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
1937～1938年「大清洗」之發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還有各種具體的導因，而基洛夫被殺案只是走向鎮壓的導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審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們在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第一、第二次大審判可以說是整個「大清洗」的輿論准備和戰前動員，第三次大審判則已處在整個「大清洗」的尾聲階段。因此，它們只是作為「大清洗」中肅清三個主要反對派頭目的戰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戰役則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間發生的。這樣看來，「大清洗」運動作為蘇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國史學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認識的。
聯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殺。經過蘇聯史學界和近年俄羅斯史學界多方研究，目前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集團策劃的集團謀殺，也不是一直受到懷疑的斯大林策劃的謀殺，而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個人謀殺事件。（註：〔俄〕B.п. 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3頁。 ）但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強鎮壓，消滅原反對派和一切對他路線不滿者，成了推動「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則是俄羅斯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2（？）頁。 ）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幾個鍾頭後，斯大林親筆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草擬了一個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決議，隨後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該決議規定，偵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內完成，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付被告；不考慮對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請；極刑判決宣布以後立即執行。（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頁。）這項法令意味著完全拋棄了起碼應有的訴訟程序，也放棄了以前規定的對死刑的必要監督。這項法規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廣泛應用。
基洛夫被殺案很快被斯大林納入了指控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軌道。他明確指示，要「到季諾維也夫分子當中去尋找兇手」。（註：〔蘇〕《蘇共中央公報》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寧格勒判處直接被指控組織謀殺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蘇聯內務部特別會議審理了「列寧格勒薩法羅夫、扎盧茨基等反革命季諾維也夫集團案」。該案包括黨、政、工會和經濟界活動家，共77人，被判處各種不同期限的監禁和流放。（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頁。）一禮拜後，即1月16 日，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為「列寧格勒中心」的領導機構，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別被判處5～10年徒刑。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後，聯共（布）中央又給各地黨組織下達了一封密信，題為《關於同基洛夫同志被兇殘殺害相關事件的後果》。密信馬上斷定，謀殺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捲入的一個陰謀，號召在黨內追究一切與托、季有牽連的人員及其同情者。經過對季、加步步審訊逼供，到1935年以後，所有反對派參加者都被指控參與恐怖活動或同該活動有染。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他列舉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和「左右雜俎派」。並且指示，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於是，各地方組織便把懷疑的目標對准了所有在各個不同時期反對過斯大林領導並發表過不同意見的共產黨員。
在有關基洛夫被殺的官方說詞中，彷彿謀殺是由一個持假黨證的人潛入基洛夫辦公地點所進行的一次行凶。於是在斯大林的倡議下，便掀起了一場檢查黨證運動。
這場運動始於1935年5月，迄於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項檢查黨證及其登錄卡片真偽的工作，實際上是以審查黨員、換發黨證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黨運動。運動由以葉若夫為首的中央幹部總管理局領導，並由內務部協同行動。一些黨員經審查被開除出黨後，接著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領導對葉若夫有關運動結果的總結表示不滿，又延長了運動期限。運動的結果，審查了81％的黨員。其中9％被開除出黨。（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9頁。）中央預計驅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為只有被開除黨員總數的3％屬於這個集團。這表明，實際存在的托、 季分子並不像中央估計的那樣多，但中央領導認為，這是因為各地方黨組織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針的貫徹執行。
檢查黨證運動除收集了大量詆毀黨員的檔案材料外，肅反人員又將被開除者逐一登記造冊，立案偵查，其中許多人被以各種借口逮捕。據葉若夫向中央全會的報告，依據不完全資料，到1935年12月1日，與被開除黨籍相關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發出了上百個「敵對組織和集團」；（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頁。）在檢查黨證過程中沒收黨證幾乎達25萬張。（註：〔蘇〕奧?赫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8頁。）這樣，通過這次運動， 安全機關就在手裡實際上掌握了各個不同的時期在各種問題上對「總路線」有所異議的所有黨員的材料：這些黨員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機關拿在手裡，何時扣上只是時機問題了。同時，中央領導在運動中也掌握了各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對其方針的各種態度。這就為日後開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備和鋪墊。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過了一項懲治叛國分子家屬的法令，4月頒布了准許判處12歲以上兒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過了對任何叛逃國外的蘇聯公民判處死刑的法令，而對任何知情不報者則處以監禁。這樣，通過收集有關各類具有潛在反對派情緒的材料（主要是被開除黨籍者），通過偵查各地黨政領導人對中央採取消極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緒的情況，通過強化政治案件的律條，加上1935年秋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以後工礦企業事故連續不斷，追究「破壞分子」、「怠工行為」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這時國際局勢的緊張又使蘇聯領導人越發對聯合民主國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問號——所有這些情況，就使蘇聯最高領導人最後作出了邁向「大清洗」的決策。
「大清洗」運動的進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書記處向各地組織下達了聯共（布）中央《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恐怖活動》的密信，以此揭開了「大清洗」運動的序幕。密信以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為根據，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結，實施恐怖活動的「事實」，在審判前已經把他們「罪行」的結論昭告全黨。接著，在1936年8月19～24 日進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對「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判，只是個過場和形式而已。這個案件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理，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審判。所有被告都承認不僅是信念上，而且行動上同身處國外的托洛茨基有聯系，並參加了對基洛夫的謀殺，還陰謀殺害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他們還供認，其他前反對派成員——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達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謝列布里亞柯夫等，都參加了反革命陰謀。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
如果說上述聯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黨內對「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動員的話，那麼，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則是對蘇聯全社會所做的一次大動員。這次審判確認了托、季陰謀存在的事實，而從這一點又成了輿論動員的出發點。在這次公開審判期間或其後，全國上下舉行了成千上萬的各種群眾集會，一齊聲討托——季陰謀，並作出決議，誓同「陰謀分子」斗爭到底。這對造成既成事實，發動輿論、動員社會，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達為首的內務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對派與殺害基洛夫聯系起來是牽強附會的，而將這一謀殺案同「右傾」反對派掛起鉤來，更是捕風捉影。因此，在雅戈達內務部方面，力圖限制這次審判的政治後果。他們把這一與黨的幹部根本不相乾的「暴徒謀殺」，歸結為一場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們看來，審判舉行了，案犯懲治了，代表一個不大的托——季集團的敵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結，不能再讓事態進一步擴大。但在「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理過程中已在干擾內務部工作的葉若夫，卻力圖擴大被告 范圍，對那些被懷疑抵制中央指令的黨內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施行打擊。斯大林在以雅戈達內務部為一方，以葉若夫為另一方的這場爭執中，明確地站在後者一邊。
恰在這期間，在1936年9月23日，克麥羅沃礦區連續發生爆炸。正在索契休養的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借機於9月25 日給莫斯科發回一封聯名電報，電文說：「我們認為，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部人民委員之職是絕對必要和緊急的事情。雅戈達明顯不能勝任揭露托——季集團的任務。國家保衛局在這件事情上已經遲延了四年。」（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第33頁。）目前從現有檔案中尚無法知道這個重大任免事項，經由政治局委員表決沒有（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頁。），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岡諾維奇立即形成文件，於9月30日完成，則是一清二楚的。
對葉若夫這一任命，進一步為「大清洗」提供了組織保證。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奧爾忠尼啟澤，因和卡岡諾維奇保持著友誼關系，並在某種程度上同雅戈達的內務部有著某種默契，因而阻滯了大規模的清洗。但9月底對葉若夫的任命，打破了這種平衡。（註：〔英〕E.A.里斯：《斯大林主義與蘇聯的鐵路運輸（1928～1941）， 倫敦、 紐約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