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歷史第一個編譯馬列
A. 中共一大的時間，地點及意義是什麼
時間：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地點：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後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和浙江嘉興南湖
意義：
1、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2、制定了黨綱等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共產黨人有了行動綱領。
3、中國共產黨有了組織。陳獨秀雖然沒出席大會，但由於他當時在宣傳社會主義方面的影響和威望，以及他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所作的貢獻，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的另兩位領導人是李達和張國燾，他們分管組織和宣傳工作。
(1)黨的歷史第一個編譯馬列擴展閱讀：
共產黨一大的歷史背景
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把它與中國正在發展的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講解革命道理，組織工人進行斗爭。
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先後成立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這些地方分別是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成立了這樣的組織。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後，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因此，一次正式的共產黨的會議的舉行迫在眉睫，需要將各地的黨組織團結起來，一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舉行的。
B.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地是哪裡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後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和浙江嘉興南湖召開。
會議背景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幹中開始醞釀。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系，並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李達、李漢俊在征詢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並獲得同意後，分別寫信給各地黨組織，要求每個地區派出兩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2)黨的歷史第一個編譯馬列擴展閱讀：
歷史意義
一大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941年6月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黨的一大開幕日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由黨史工作者考證清楚，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和考證成果，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C. 全民族抗日正面戰爭取得的成就
在抗日根據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得到大力發展。
有領導、有計劃地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簡稱馬列學院),並在院內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著作的專門機構———編譯部。這個機構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共32種,達幾百萬字。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深入的傳播。
進行廣泛的研究。延安馬列學院是一所專門從事馬列學習、研究和宣傳的幹部學校,設有馬列主義、中國問題、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為了加強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研究,9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務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我、友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1941年12月17日,中央發布《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規定「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4](P473)經過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長的時間就涌現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歷史研究室範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教育研究室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論述,文藝研究室的《中國新文學史綱》,等等。
成立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延安的社會科學研究團體主要有抗日戰爭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歷史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等。各研究會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並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問世: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抗日戰爭叢書》,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社會科學概論》,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回回民族問題》,歷史研究會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陝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的時事問題叢書《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等等。
在國統區,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得到一定發展。中共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抗日民主宣傳,領導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團結進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於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這一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為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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