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譯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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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誰第一個把英語翻譯成中文的（不知道請不要回答，謝謝）

第一個學習英語的人已經不可考．第一個學習外語的人也不可考。
原因是追溯到元或者以前,就有中國的商人去海外,逐漸的也就產生了移民。語言永遠都只是工具,當你在國外呆久了你就會了當地的語言,而你的親戚在中國,你自然而然就會用進行雙語的翻譯溝通,不可能象你那樣說的有那麼開始的一個人~~
但是如果是正規的話,我國最早的外語學校，是成立與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的「同文館」。它培養出嚴復、汪鳳藻等一批翻譯人才，還編譯了一些外語辭典和外語文法書籍。
第一是個懂漢語的人在英語環境中生活，從實踐中領略英語的用詞及用法，將英漢兩者相通的單詞進行互換，就成了翻譯。那當然是個漸進的過程，由具體名詞到抽象名詞，由簡單的日常用語到深奧復雜的思維。

第二種情況是個同時接觸漢英兩種語言的牙牙學語的小孩，他們能同時吸收這兩種母語，到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成熟了，就可以自然的互譯了。
這個問題估計無從考證 傳說中 中國最早的翻譯是 一種名叫「角端」的怪獸,此獸日行1萬8千餘里,走遍世界各方,通曉天下語言,明外方幽遠之事,是最早的「同傳譯員」吧.呵呵
以下列出具體中國翻譯發展史：
我國的翻譯有著數千年的歷史.打開這一翻譯史冊,我們可以看到翻譯高潮迭起,翻譯家難以計數,翻譯理論博大精深.了解這一歷史不僅有助於我們繼承我們的先人的優秀文化遺產,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今天更加深入認識和發展我們的翻譯事業.簡單說來,中國的翻譯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漢代-秦符時期； 二、隋-唐-宋時期； 三、明清時期； 四、五四時期； 五、新中過成立至今.
一、漢代-秦符時期
中國的翻譯活動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諸侯國家相互之間交往就出現了翻譯,如楚國王子去越國時就求助過翻譯.當然這種翻譯還談不上是語際翻譯.中國真正稱得上語際翻譯的活動應該說是始於西漢的哀帝時期的佛經翻譯.那時有個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國來口傳一些簡單的佛經經句.到了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經翻譯就正式開始了.譯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後來月支人支婁迦讖（又叫婁迦讖）來到了中國,他翻譯了十多部佛經.支婁迦讖譯筆生硬,基本上是字對字、句對句地翻譯,中國讀者不易看懂.中國翻譯界現在的直譯和意譯之爭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支婁迦讖有個學生叫支亮,之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三人號稱"三支",是當時翻譯佛經非常有名的譯者.與"三支"同時從事佛經翻譯的還有竺法護.他也是月支人,是當時的佛經翻譯名家,總共譯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經,對佛經在中國的流傳貢獻不小.竺法護和"三支"一道被人稱作月之派.不過,這一時期的佛經翻譯活動還只是民間私人事業.
到了符秦時代,佛經翻譯活動就組織有序了.當時主要的組織者是釋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設置了譯場,開始了大規模的佛經翻譯.由於釋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譯文失真,因此他主張嚴格的詞對詞、句對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譯.當時的佛經《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從梵文譯成漢語的.為了把握好譯文的質量,釋道安在此期間請來了著名的翻譯家天竺（即印度）人鳩摩羅什.鳩氏考證了以前的佛經翻譯,批評了翻譯的風格,檢討了翻譯的方法.他主張意譯,糾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提倡譯者署名,以示負責.他翻譯了三百多卷佛經文獻,如《金剛經》、《法華經》、《十二門論》、《中觀論》、《維摩經》等.其譯文神情並茂、妙趣盎然,堪稱當時的上乘之譯作,至今仍被視為我國文學翻譯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時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學者真諦（Paramartha,499-569）到中國來翻譯佛經.真諦在華期間共翻譯了四十九部經書,其中尤以《攝大乘論》的翻譯響譽華夏,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較大.
二、隋-唐-宋時代
從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這段時間是我國翻譯事業高度發達時期.隋代歷史較短,譯者和譯作都很少.比較有名的翻譯家有釋彥琮（俗姓李,趙郡柏人）.他是譯經史上第一位中國僧人.一生翻譯了佛經23部100餘卷.彥琮在他撰寫的《辨證論》中總結翻譯經驗,提出了作好佛經翻譯的八項條件：1）誠心受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誠心熱愛佛法,立志幫助別人,不怕費時長久）；2）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品行端正,忠實可信,不惹旁人譏疑）；3）荃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博覽經典,通達義旨.不存在暗昧疑難的問題）；4）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涉獵中國經史,兼擅文學,不要過於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度量寬和,虛心求益,不可武斷固執）；6）耽於道術,淡於名利,不欲高炫（深愛道術,淡於名利,不想出風頭）；7）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精通梵文,熟悉正確的翻譯方法,不失梵文所載的義理）；8）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兼通中訓詁之學,不使譯本文字欠准確）.彥琮還說,"八者備矣,方是得人".這八條說的是譯者的修養問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在彥琮以後,出現了我國古代翻譯界的巨星玄奘（俗稱三藏法師）.他和上述鳩摩羅什、真諦一起號稱華夏三大翻譯家.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從長安出發去印度取經,十七年後才回國.他帶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組織最為健全的譯場,在十九年間譯出了七十五部佛經,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僅將梵文譯成漢語,而且還將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是第一個將漢語著作向外國人介紹的中國人.玄奘所主持的譯場在組織方面更為健全.據《宋高僧傳》記載,唐代的翻譯職司多至11種：1）譯主,為全場主腦,精通梵文,深廣佛理.遇有疑難,能判斷解決；2）證義,為譯主的助手,凡已譯的意義與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譯主商討；3）證文,或稱證梵本,譯主誦梵文時,由他注意原文有無訛誤；4）度語,根據梵文文字音改記成漢字,又稱書字；5）筆受,把錄下來的梵文字音譯成漢文；6）綴文,整理譯文,使之符合漢語習慣；7）參譯,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誤,又用譯文回證原文有無歧異；8）刊定,因中外文體不同,故每行每節須去其蕪冗重復；9）潤文,從修辭上對譯文加以潤飾；10）梵唄,譯文完成後,用梵文讀音的法子來念唱,看音調是否協調,便於僧侶誦讀；11）監護大使,欽命大臣監閱譯經.玄奘在翻譯理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理解和翻譯實踐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准,意即"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他還在翻譯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了多種翻譯技巧.據印度學者柏樂天和我國學者張建木的研究結果顯示,玄奘運用了下列翻譯技巧： 1）補充法（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增詞法）；2）省略法（即我們現在常說的減詞法）；3）變位法（即根據需要調整句序或詞序）；4）分合法（大致與現在所說分譯法和合譯法相同）；5）譯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種譯名來改譯常用的專門術語）；6）代詞還原法（即把原來的代名詞譯成代名詞所代的名詞）.這些技巧對今天的翻譯實踐同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與玄奘同時的還有失義難陀、義凈、一行、不空等譯者,也都譯了許多佛經.唐末無人赴印度求經,佛經翻譯事業逐漸衰微.
到了宋代,佛經翻譯已遠不如唐初的極盛時期.在北宋的乾德開寶年間,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經,印度也派名僧東來華夏傳法.宋太祖也曾在開封的太平興國寺內興修了譯經院,專事佛經翻譯.雖譯場組織極其完備,譯經種數幾乎接近唐代,但質量卻不如唐代.當時有名的僧侶譯者主要有天息、法護等人.在翻譯理論方面頗有貢獻的要數贊寧（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歸納了以往譯經的各種情況,提出了解決翻譯過程中各類矛盾的六種辦法.這是對我國唐代翻譯理論的繼續和發展,是我國翻譯論庫中的寶貴財富.到了南宋,由於社會動盪等原因,佛經翻譯已是寥寥無幾,史書的記載中無一例翻譯.在其後的元代,統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譯佛經,但譯作只有十幾部,翻譯理論方面的探討更是無從談起.翻譯事業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三、明清時代
在明代的二百多年歷史中,佛經翻譯呈現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經譯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譯了幾部經書.但到了明代萬曆年間直至清朝"新學"時期,我國出現了以徐光啟、林紓（琴南）、嚴復（又陵）等為代表的介紹西歐各國科學、文學、哲學的翻譯家.明代徐光啟和義大利人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測量法義》等書.清代的林紓（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筆記的方式翻譯了一百八十四種西方文學作品,達一千萬字以上.所譯小說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林紓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譯作刪減、遺漏、隨意添加之處甚多.但是林紓的翻譯對於中國讀者了解西方文學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嚴復（1954.1.18-1921.10.27）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他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三年（公元1898-1911）這三十年間翻譯了不少西方政治經濟學說,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亞當·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鳩（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賓塞爾（H.Spencer）的《群學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等.嚴復每譯一書,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義,常借西方著名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表達自己的思想.他譯書往往加上許多按語,發揮自己的見解.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魯迅《二心集》）,在參照古代佛經翻譯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在《天演論》（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准.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有人因此認為嚴復偏重於"達",把"信"、"達"相互對立起來.事實上,嚴復曾緊接著解釋道："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所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這說明嚴復並沒有把"信"、"達"割裂開來,他主張的"信"是"意義不倍（背）本文","達"是不拘泥於原文形式,盡譯文語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顯,為"達"也是為"信",兩者是統一的.但嚴復對"雅"的解釋今天看來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採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嚴復自己在翻譯實踐中所遵循的也是"與其傷雅,毋寧失真",因而譯文不但艱深難懂,又不忠實於原文,類似改編.有人說嚴復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這個批評不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嚴復重視譯文文字潤飾這一點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盡管嚴復對"信、達、雅"翻譯標準的解釋因時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許多年來,該標准始終沒有被我國翻譯界所廢棄,原因在於：這三個字的提法簡明扼要,又有層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達二者之中,信猶為重要.因此有些翻譯工作者仍然沿用著三個字作為當今的翻譯標准,但舊瓶裝新瓶,已賦予新的內容和要求.例如,他們認為"雅"已不在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風格"問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嚴復出版《天演論》前數年,《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於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寫的《擬投翻譯書院議》中已發揮了他所認為的"善譯"的見解.馬建忠的"善譯"標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譯者先要對兩種語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異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義、精神和語氣,把它傳達出來；第三、譯文和原文毫無出入,"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於他本人專研究語法而沒有搞翻譯的工作,因此他對"善譯"的見解,被後人忽略了.
四、五四時期
"五四"是我國近代翻譯史的分水嶺."五四"以前的最顯著的表現是以嚴復、林紓等為代表翻譯了一系列西方資產階級學術名著和文學作品."五四"以後,我國翻譯事業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始介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共產黨宣言》的譯文就發表在"五四"時期.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變化.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作品,特別是俄國和蘇聯的作品,開始由我國近代翻譯史上卓越的先驅者魯迅、瞿秋白等前輩介紹進來.魯迅是翻譯工作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兩人關於翻譯問題的通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應遵循的基本翻譯原則.他譯過許多俄國和蘇聯的優秀文學作品,如《毀滅》、《死魂靈》等.他和瞿秋白通過翻譯實踐,總結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魯迅對翻譯標準的主要觀點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著原文的風資."魯迅竭力反對當時那種"牛頭不對馬嘴"、"削鼻剜眼"的胡譯,亂譯,他針對有人所謂"與其順而不信"而提出了"寧信而不順"這一原則.當然,魯迅這條原則有"矯枉必須過正"的意味,但與藉此作擋箭牌的"硬譯"、"死譯"實無共同之處.魯迅主張直譯,是為了照顧輸入新表現法和保持原作的風貌,這於借直譯作擋箭牌的"死譯"也是絲毫無共同之處的.他們二人對待翻譯工作的態度都十分嚴肅,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五、新中國成立至今
一九四九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翻譯事業也得到了解放.從那時起,翻譯工作在黨的領導下,一直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斷迅速發展,取得巨大成績,在翻譯理論方面也日益充實完善.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翻譯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進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搶譯、亂譯和重復浪費的現象；
（二） 翻譯作品質量大大提高,逐漸克服了粗枝大葉、不負責的風氣；
（三） 翻譯工作者為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開展了批評於自我批評,逐漸消除了過去各種不良現象和無人過問的狀況；
（四） 翻譯工作者不僅肩負者外譯漢的任務；
（五） 對翻譯標準的認識日趨統一,有效的推動了我國的翻譯工作.特別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國廣大翻譯工作者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通過認真的辛勤的翻譯勞動,介紹和交流先進科技知識、優秀文藝作品以及民族文化,為我國四個現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其實身為譯員,我自己覺得哪位祖先聖賢最早譯出了英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輩已經給我們用辛勤和汗水留下了這份瑰寶,我們就要更好的去傳承它,完善它,從而更好的利用它創造更大的價值.
個人的見解 希望能幫到您一點 祝開心

3. 歷史上，有四次翻譯活動，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一是古代以玄奘，鳩摩羅什等為代表的佛經翻譯；二是

歷史上，有四次翻譯活動，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
360問答
中國翻譯歷史上五次高潮和世界翻譯歷史上的六次高潮分別是什麼樣的，求簡答。

永遠的MOW LV9
2013-09-18
滿意答案

yioh961h
LV10
2013-09-19
資料如下，簡答時只列綱要。

一、中國的翻譯事業迄今已經歷了五次大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時期的西學翻譯、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東西方文學翻譯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譯在各個領域全面開花的時期。

1．兩漢至唐宋的譯經時期

從兩漢至唐宋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的儒、道糅合。伴隨著佛經的翻譯入傳，印度的哲學、文學藝術對我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印度的醫學、天文、算術乃至語言在我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佛經翻譯對於發生在我國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還是以傳播宗教為主。雖然在佛經譯著中也夾帶有少量描述外國科學知識的書籍，但不能說在我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科學翻譯活動。因此這一時期的科學翻譯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譯的附庸。

兩漢至唐宋時期一批著名的譯者就翻譯方法發表了不少論說，初步構築了中國早期的翻譯理論。例如，釋道安主張直譯，譯文不增不減，只是在詞序上作些調整；鳩摩羅什則傾向於意譯，常對原文加以改動，以適應中國的文體。他們關於翻譯方法的主張，對我國後來的翻譯理論發生過持久的影響。比如清代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三字標准，就可從這一時期的翻譯方法的論說中找到淵源。

中國翻譯史上有「譯經三大家」的說法，指的是：鳩摩羅什、真諦和玄奘。

1) 鳩摩羅什（344-413）：東晉後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譯了《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中觀論》和《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評論說，鳩摩羅什的譯著「有天然西域之語趣」，說明在譯文中仍然可見原作之神情。鳩摩羅什的譯文為我國的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

2) 真諦：南北朝時，印度佛教學者真諦應梁武王之聘來到中國，譯經達49部，其中《攝大乘論》對中國佛教思想影響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稱唐僧。貞觀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經，17年後回國，帶回佛經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規模的譯場，用19年時間譯經75部1335卷。此外，他還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語，是第一個把漢語著作介紹到國外去的中國人。唐代之後，譯經在中國雖不曾中斷，但規模均無法與唐代的盛況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時期

明代萬曆年間，徐光啟與利馬竇合作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標志著中國譯著的方向性轉變。以崇禎皇帝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於修歷的目的，對翻譯西方歷算書籍感興趣。1629年朝廷設立了歷局，組織傳教士與我國歷算知曉人士系統編譯數學和天文書籍。徐光啟、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識之士，一方面自身喜愛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則力圖以科學技術改變我國的經濟狀況。他們除了奉旨參與歷局譯書之外，還翻譯了西方幾何、測量、算學、農業、水利、機械及哲學等有關書籍。

明末科學翻譯活動啟動了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觸。明末科學翻譯是中國少數有識之士企圖沖破長期封建保守與夜郎自大的氛圍，自覺睜眼看世界之始，不僅與西方傳教士熱衷傳教的翻譯目的不同，還不斷面臨保守官吏頑強的阻力。由於朝廷支持不夠，譯人不足，民間翻譯出版機構尚未形成，致使當時已傳入我國的一大批西方書籍未能得到譯傳，使我國錯過了一次全面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極好機會。

嚴格地說清初的科學翻譯活動主要是圍繞康熙皇帝的個人興趣開展的。他利用傳教士翻譯了少量關於天文裝置、歷表及地理、數學等書籍。但這些譯稿僅束之內廷高閣，對民間絲毫未產生影響。清初中國翻譯唯一有影響者是薛鳳祚。他與傳教士穆尼閣合作，翻譯了一些有關對數、天文和三角方面的書籍，使這些知識在民間得以及時傳播。

3．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西學翻譯時期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譯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紓和嚴復。林紓（1852-1924）字琴南，光緒年間的舉人。他與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譯出歐美文學名著達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復仇記》（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紓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給他聽，然後由他筆錄並整理出來。林紓的譯著中遺漏刪減之處甚多，但可讀性很強，對介紹西方文學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些譯作第一次使中國讀者接觸到西方文學作品，引起了他們對西方文學的興趣，同時也打破了章回小說的舊格式，對中國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嚴復（1853-1921），字又陵，是中國歷史上的翻譯大家。從光緒24年戊戌變法失敗到宣統三年，嚴復潛心譯書，譯作多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學說，顯然有向國人介紹西方進步思想之意。所以，嚴復又被稱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的譯著主要有《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嚴復提出的「信、達、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譯標准，流傳至今近百年仍為許多譯者所推崇，可見其生命力之強。

五四運動至建國前時期，我國的翻譯活動為馬列主義和世界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比如馬列主義經典《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陳望道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達譯），世界文學名著《莎士比亞劇本》（梁實秋譯）和蘇聯文學作品《死魂靈》、《毀滅》（魯迅譯）。該時期譯作的典型特徵是以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從而使東西方各國的優秀文學作品擁有了更多的讀者。對翻譯理論的研究也擴大到了語言學、哲學、美學和心理學的范疇，為我國翻譯理論的系統化和科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