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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腳本

發布時間: 2023-12-29 07:48:34

① 連環畫的畫法的分類有哪些

連環畫雖說是一個獨立的畫種,卻能以不同的繪畫手法表現之。水墨、水粉、水彩、木刻、素描、漫畫、攝影,甚至油彩、丙烯均可加以運用,但最為常見的、最為傳統的仍是線描畫。早期的線描都是毛筆白描,《連環圖畫三國志》、《開天闢地》、《天門陣》、《梁山泊》、《天寶圖》、《忍無可忍》等等無一不是毛筆之作;陳光旭、金少梅、李澍丞、牛潤齋、沈景雲、陳光鎰、趙宏本、錢笑獃等等幾乎都是白描高手。後來的《山鄉巨變》、《鐵道游擊隊》、《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白求恩在中國》也都是這類作品。毛筆白描為國畫的傳統技法,線條流暢清晰,黑白分明,易於被接受。除此之外,鋼筆、鉛筆線描在連環畫中也有運用,但精品不多。陳儉是硬筆線描畫的高手,其鋼筆線描《威廉。退爾》、鉛筆線描《茶花女》都是精品之作。
工筆彩繪本是連環畫中的一大形式,王叔暉的《西廂記》、劉繼卣的《武松打虎》、《鬧天宮》、任率英的《桃花扇》、陸儼少的《神仙樹》都屬這類作品。由於是大師精心之作,這類作品都已成了經典之作、傳世之品。以寫意筆法繪制的連環畫也有,這其中又分水墨寫意與彩色寫意兩種,前者的代表作有人美版的《秋瑾》、《三岔口》,後者的代表作有顧炳鑫的《列寧刻苦學習的故事》、顧炳鑫和戴敦邦的《西湖民間故事》、賀友直的《白光》、姚有信的《傷逝》等。不過,為降低成本,有些彩色繪本在印製時改成了黑白版。
鋼筆、鉛筆素描作品也不少,前者的代表作有華三川的《交通站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等,後者的代表作有顧炳鑫的《渡江偵察記》、鄭家聲等的《周恩來同志在梅園新村》、湯小銘、陳衍寧的《無產階級的歌》等。

② 求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成人藝術比較,在線等

一、尋求人之為人的美
所謂審美的方式,在這里一是指採用饒有趣味而不是枯燥的形式;二是指既深入又能超出平常生活狀態,尋找人之成人的美的境界。當然,這種審美的方式,是建立在他們受過全面教養的基礎之上的。蘇格拉底和孔子雖然都出身低微,但對知識的強烈渴求和對「人是什麼」的追尋遠遠勝過衣食之求。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2](p9);蘇格拉底閱讀了許多古代哲學家的作品,去聽過許多研究其它學問的著名智者講學以及一些音樂、詩歌方面的教師的演講。[1](p45)他們轉益多師,受過當時所需要的廣博的教育。
蘇格拉底從事過雕塑,當過軍人,還擔任過文職,但他一生中主要的工作是哲學研究。他的哲學研究如話劇一樣採用與人談話的形式。他的談話講學方式是與當時的雅典人的悠閑生活方式分不開的。「蘇格拉底經常出現在公共場所。他在早上往那裡去散步並進行體育鍛煉;當市場上人多起來的時候,總可以看到他在那裡;在別的時候,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也會在那裡;他常作講演,凡喜歡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聽他。」[3](p3-4)有時他還和人赤著腳沿河流邊走邊談,或坐在河岸大樹下朗誦文章。他的講學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滿審美的愉悅。當有人譏笑他節儉又不願借教學收取酬金時,蘇格拉底回答說,不收取酬金他就可以自由選擇聽眾。他願意和有才德的人交朋友,把自己所知道的好東西都教給他,並把能夠彼此幫助看為極大的收獲。自由地講,自由地聽,自由地選擇有才德的朋友,在這自由中意識到自己在日益更好地成長起來,獲得更多的有價值的朋友,這些就是蘇格拉底意識到的快樂。
而更具有審美意味的是「蘇格拉底式的諷刺」。他說,他母親是一個接生婆,他也努力追隨母親的足跡,做一個精神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生產出他們自己的思想。他把這個方法稱為接生術。
蘇格拉底式的諷刺與現代所謂的諷刺不同,它是一種談話方式,一種自由愉快的社交。蘇格拉底提出問題,誘導別人思索、回答,以便對自己想說的話存疑和對別人自由思索加以等待。例如在《美諾篇》里,蘇格拉底問美諾:什麼是美德?美諾立刻就分別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麼,女人的美德是什麼,等等,蘇格拉底諷刺他說:「當我只問你一種美德時,你就把你所留著的一窩美德都給我端出來了」,而這並不是他所要問的,他要問的是「美德本身」。因為美德「不論他們有多少種,而且如何不同,它們都有一種使它們成為美德的共同本性」。蘇格拉底就這樣以「無知者」的身份一步步引導美諾進行推導,從具體的感性經驗,指導出構成美德概念的部分概念(正義、勇敢,等等),最後推出美德是一種「知識」。這就引導人開始了意識對自身的反思,尋找從每個人中都可以找到的普遍的道德本質。
蘇格拉底的方法始終堅持一個論點,標准始終如一,被問者必須嚴格遵守言說本身的邏輯層次,所使用的概念都必須建立在明確的嚴格的「定義」之上。他用這樣的方法盤問人,正像他希望暴露自己的無知一樣,也暴露別人的無知。他的目的是否定錯誤,追求真理。他的這種方式本身就含有人與人在對話中互相陶鑄的成分,以此培養自我意識、理性的發展,增強對普遍概念的認識。
在《會飲篇》里,蘇格拉底借第俄提瑪之口,說出人之為人不能僅僅憑借生育子女使自己得到不朽,還必須是有自我意識能思維的人。人有心靈,有頭腦,必須孕育心靈所特宜孕育的東西——思想智慧以及其它心靈的美質,使自己得到不朽。例如梭倫備受人崇敬,是因為他生育了雅典的法律。這樣的心靈的子女比起肉體子女能替父母博得更大的榮譽。一個人怎樣才能生育出美麗的精神兒女呢?他先從人世間個別的美的事物開始參悟,從愛美的形體,到學會把心靈美看得比形體的美更珍貴,再應學會見到行為制度的美、學問知識的美,最後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而這是一個人最值得過的生活境界。看到這種境界的人,「憑臨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觀照,心中起無限欣喜,於是孕育無量數的優美崇高的道理,得到豐富的哲學收獲」,就會知道比起它來,黃金、艷服、美男、美女等等一切使許多人醉心迷眼常守著的心愛物,都卑卑不足道。看到此境界的人,生育出真實功德,從而達到不朽。在《斐德若篇》里,蘇格拉底和斐德若坐在河邊大樹下說到:「你和我所要追攀的」人,「是把真善美的東西寫到讀者心靈里去」的人;他認為書籍會使人懶於思索,強不知以為知。所以大思想家不把自己的思想寫在紙上,而把它寫在心靈里,自己的心靈里和弟子的心靈里。我們由此可以體會到蘇格拉底「述而不作」的原因。
與蘇格拉底一樣,孔子講學的方式也是採用對話的形式。孔子與人的對話如詩篇一樣,語言簡潔、明快、生動,特別是比喻、對比手法的運用,使其內蘊豐厚,有很多的話就是人生格言。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2](p65)「君子坦盪盪,小人常戚戚。」對語言的錘煉,是與他對人的修養要求分不開的。
孔子曾說:教育應當「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他認為一個人的修養開始於學詩,自立於學禮,完成於學樂。詩、禮、樂在孔子那裡,不僅是詩教,也是一種人生的審美方式。南容由於經常反復誦讀《詩經》中關於白圭的四句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比喻人處世謹慎),孔子便把自己哥哥的女兒嫁給了他。在孔子那裡,學詩既是個人修養的方式,也是衡量人的標准。他曾對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他還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從對《詩》的學習中,不僅可以錘煉語言,而且可以陶冶性情、感奮精神。
什麼是禮呢?禮就是保證「仁」(愛人)實施的道德規范和制度規范。「仁」是目的,「禮」是手段。孔子所有言論都是為了人,都是為了解決如何「愛人」的問題。如果不愛呢?這就要用一定的道德規范和制度規范來保證和限制。「『禮』就是節(約),所以『禮』叫『禮節』。什麼叫『制度』?『制』就是節制、剋制。」
孔子提倡「以禮讓為國」,即是用禮讓的原則來治理國家,實現「仁」政。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各諸候國在戰爭中進行殘酷的掠奪和殺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野。」因此,孔子反對戰爭,提倡「不爭」。在孔子倡導的「謙讓」的禮節中,有許多象徵的意蘊。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是作揖,表謙讓,是中國古代或今人賓主相見的禮節。作揖的動作,是將自己的拳頭握住,象徵不動武,向對方致敬,是一種具有古典美的行為藝術。孔子似乎站在雲端,指點人間曰:「君子沒有什麼可爭的事情。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參加射箭比賽這一類的體育競賽活動吧!即使是參加射箭比賽,也是先互相作揖,謙讓,然後上場,射完箭之後走下場來,又互相敬酒。這才是君子之爭啊!這樣看來,孔子的思想不是倒退而是超前,他為我們描繪出一幅人類藝術人生的遠景之圖。
禮以行為藝術的形式表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樂以聲樂藝術的形式表達人內心的情感。因此,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禮呀禮呀,只是說的玉帛之類的禮器嗎?樂呀樂呀,只是說的鍾鼓之類的樂器嗎?」在孔子看來,禮樂這些外在的規定是和內心的道德情感緊密相連的。齊之以禮的基礎是道之以德。所以他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沒有仁心,他怎麼實行禮呢?一個人沒有仁心,他怎麼運用樂呢?可見仁與禮樂不可分離而應融和為一。「寓仁於樂」、「寓仁於禮」,這是孔子對人實行禮、樂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評價禮、樂的標准。他認為《韶》樂「盡善盡美」,是因為它不僅曲美舞美,而且表現了舜「以聖德受禪」之美;認為《武》樂「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因為它雖然曲美舞美,但是卻表現了「取天下」之武力,這有違孔子的「仁愛」思想。所以,「樂則《韶》、《舞》」是治國和教民之方,它寄寓了孔子對善政和善人的美好理想,而這也是人類的理想。
在孔子最欣賞的學生顏回的理想里,也疊印著這種理想的境界。據《孔子家語》記載,有一次孔子要子路、子貢、顏回各述其志。子路說,如果齊楚交戰,他願在兩軍交戰中,奮力拚殺克敵制勝。子貢說,如果齊楚交戰,他願陳說利害使之休戰。孔子評價說,子路是勇者,子貢是辯者。他問顏回為什麼不說話,顏回說,香草與臭草不在同一個器皿里貯藏,堯與桀不在同一個國家裡當君王,那是由於他們不是同類啊!他願意輔佐聖王,「施行禮樂孝悌的教化,使人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把劍戟改鑄成農具,把戰馬放回南山,使室家無曠怨之思,千載無戰斗之志,使子路的勇敢和子貢的辯才都找不到用處。」孔子聽了很是贊賞。孔子的理想在「吾與點也」一章中,更得到詩情畫意的描繪。曾皙的理想是願繼承師業,他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為什麼贊同曾皙的理想呢?曾皙的理想是師與生、人與人、人與天、學與游、學與美的高度和諧,這就是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藝術的人生。
孔子所贊嘆的這種浪漫主義的理想,是建立在「齊之以禮」、以「仁」為己任的人生藝術實踐之上的。「仁」就是「愛人」。如果不愛就要用「禮節」去提示或約束他。如前面提到與人見面的「作揖」禮節,右手握拳,左手伸出將之擋住,優雅、瀟灑、獨特,內蘊豐富,它時時在提醒你要「克制」、要「愛人」,使你不得不贊嘆中國古人創造出的這個美與理融合的人生的行為藝術。孔子深諳「愛人」的行為藝術,因此,當臣見君的禮節由原先的「拜下」(先在堂下君王看不清的地方拜,升堂之後面對君王再拜),改為直接到堂上去拜時,孔子說:「今拜上,泰(是驕縱的表現,——引錢遜注)也;雖違眾,吾從下。」「禮,與其奢也,寧儉。」就禮節儀式來說,孔子反對奢侈排場,但卻維護他認為有重要意義的禮節。「從下」這一禮節是否象徵著這樣的意義呢?當君王的眼睛看不到臣子的時候,臣子也應該「愛人」和「節制」,而不要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這是「樂節禮樂」(以用禮樂調節自己為快樂)的一個具體的行為藝術展現。
孔子還用很多精闢的格言來教誨人,如「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思」、「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但如果碰到一個像木頭一樣的人,他根本不去思不去樂不去戒不去畏,怎麼辦?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對這種只吃不思不把自己當人的「病」,開出的單方是「去做做下棋的游戲」,從游戲中感受智力活動的愉快。也就是說,孔子認為人之為人,應「用心」思索,應有意識。在這一點上,他與蘇格拉底相同,只不過「思索」的方向與層次不同。他認為完美的人首先就是有「智」。「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一個人有智慧、清廉、勇敢、多藝,再加上禮樂修養使之有文采,這就可算一個完美的人。但這要求太高,能見利思義,遇到危險能獻出生命,長久處於窮苦還不忘平日的諾言。這樣的人也可以說是完美的人。
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來,人之美在孔子那裡,幾乎全部是「男性」之美。女性在《論語》中出現過幾次(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孔子見南子、齊人歸女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父母在不遠游。雖然作為「母」的女性因為有「愛子」的美德受到尊敬,但由於有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一句,全部女性便無「美」可言,僅僅成為「好色之徒」(「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追尋的對象。中國女性二千多年來悲劇性的命運就此啟幕。但事實上女性中也有「以美德化天下」的,如武王十個治國之臣中就有一個是女子,但孔子卻因「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有人說因為她是武王的母親,孔子不敢把她看作武王的臣子,但同時她也是女子,豈不同時又與「小人」並列了嗎?與孔子相反,在蘇格拉底的對話中,女性受到尊重。在《會飲篇》中,與蘇格拉底對話的女子第俄提瑪「對愛情問題,對許多其他問題,都有真知卓見。」蘇格拉底經常講到傳達神明旨意的德爾福的女祭司的預言,還說在紡織方面婦女懂得怎樣紡織,所以統治著男人。他還教育他的兒子要尊敬自己的母親。特別是他把自己稱為「助產婆」,將他的對話法稱為精神的「助產術」,並將達到最高的美的境界的人生產出思想比喻為「精神嬰兒」出生,都可看出女性在他那裡不僅受到尊重,而且分享有他所追尋的「人之美」。而蘇格拉底的這些比喻和贊美,在孔子那裡是不可思義的。女性之美沒有出現在孔子的「人之美」中,孔子其實也已作出了解釋:「親近了,他們(女人和小人——引者)就不知遜讓;疏遠了,就會怨恨你。」孔子是否已觸及到獨立人格問題呢?大多數女性生存的依附性,造成了性格上的依賴性和情緒不穩性,有時不僅制約了自己,也約束了他人。我的家鄉流傳的民謠「三莫惹」中,就有「女子家莫惹」一條,女性應引以為戒。但這一人格上的缺陷,不應成為以偏概全否定女性的充足理由。
綜上所述,全面地來看孔子,他以詩、禮、樂等形式,以與弟子之間展開對話的形式來追尋人之為人的美。孔子認為完美的人是有仁愛之心的能「愛人」的人。他倡導群體意識,倡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嚮往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藝術的人生。
與蘇格拉底比較,他們共同之處都是以審美的方式不倦地追求人之為人的完美。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兩人主要從不同的方向進行思索。一個從人的「自我意識」,喚醒人的「反思」;一個從人的「群體意識」,呼喚人們之間的「仁愛」。一個從人的內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維,去求得對普遍概念的認識;一個從人的外在的行為方式,躬行「仁」與「禮」。一個追攀心靈的真、善、美;一個實行「仁」與「禮」融合的盡善盡美,而在對人之為人的美的追尋中,他們也開始了對自己的塑造。
二、把自己雕塑成藝術品
與有的思想家把「思想」視為頭腦中的冥想不同,蘇格拉底與孔子共同的一個特點是,他們的思想成為他們人生的「腳本」,他們集「編、導、演」三位為一體,不僅以審美的方式追尋人之為人的美,而且以審美的方式,把自己雕塑成獨特的人的藝術形象。這種對人類自身之美的塑造,是懷著一個藝術的目的,以追尋中的人之美為尺度,將現實的人生改造成藝術的人生,將普通的常人提升為獨特無二的藝術品。藝術不再僅僅是藝術,它融入生活之中,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存狀態。在這樣的對美的設計與改造中,他們點燃了自己一生的光陰,很明亮,也很悲壯。
在蘇格拉底的追尋中,完美的人不僅是有腦袋的人,而且是善於用腦袋思維、「孕育無量數的優美崇高的道理」的人。他通過不斷地肯定自身而否定原有的認識,一步步地「好象升梯,逐步上進」。在蘇格拉底那裡,人的思維活動是人的最高最美的活動。「蘇格拉底的原則就是:人必須從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職、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終目的、真理、自在自為的東西,必須通過他自己而達到真理。」這就是意識復歸於自己,它要擺脫它的特殊主觀性、克服它的偶然性、任意性。這就是蘇格拉底的沉思。
蘇格拉底說:「哲學就是最偉大的藝術,我一直在實踐它。」因此,他以藝術家一樣投入的獨特的審美方式進行「沉思」。他說:「我像獵狗追逐食物一樣追逐真理。」這種對人的精神的追求,使他超出生活,「疏忽了自己的職業——他是一個雕塑家——甚至忽視了自己的家庭。他潑悍的妻子贊蒂普從未放過一次機會提醒他的這種疏忽。」他的行為特別是他沉思時的行動被人認為古怪而又有趣。他「時常一個人走開,在路上挺直地站著」思考。即使在從軍中,他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個問題,就在一個地點站著不動,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陽出來,他「才扯腳走開」。這讓人驚訝不已,有人還搬出鋪席睡在露天里,看他是否站著過夜。他的「思」已成為一種行為藝術被人觀賞。又有一次,他邀人去阿伽通家裡參加慶賀晚宴,走在路上時他想到一個問題,便落在後面站在路上凝神默想。當僕人去找他時,發現他「已退隱到鄰家的門樓下,在那裡挺直地站著,請他進來他又不肯。」他就這樣地沉思默想,苦心經營,難怪他在《會飲篇》中討論哲學問題時,能立即「口佔一文」,談出那麼一大篇高妙的「愛神頌」來。可見思之不深,談則不高;人若成人,立之思之。蘇格拉底就以「立之思之」在路上「挺直站著」思考的姿態,以眾人為之新奇古怪的行動,把自己雕塑成「思想者——人」的形象。
蘇格拉底的「立之思之」,極富象徵意味。它讓人領悟人應站起來思考,人應抬起頭以向前的姿態不斷地尋找真理,而不是低著頭五體投地乞求真理。
蘇格拉底長得像森林神一樣醜陋,而舉止卻像聖徒一樣文雅。有一個相面家梭庇如斯說,從蘇格拉底的臉上看出了邪惡與淫盪的慾望。他的學生反對這種說法,蘇格拉底表示認可,他說:「梭庇如斯說得不錯,不過,這些慾望都被我的理智克服了。」據他的學生回憶,「他的實際行動比他的言說更好地表現了他是一個能自製的人。因為他不僅制服了身體的私慾,而且也戰勝了與金錢有關的一切事情。」他「把私事置於腦後,拋棄天倫之樂,」「像父兄一樣默默地照顧」、敦促人「專心向善」。他「執行馬虻一樣的職責」,刺激雅典這匹「日趨懶惰」、「巨大的純種馬」他說:「我確信神指派我的職責是度過愛智的一生,檢查我自己和他人,如果我由於懼死或怕擔其他的風險而放棄神所委派的職責,這將極大地違背我的本性」。他雖然「到處奔走,勸人從善,為人效力,」然而「從不在大庭廣眾下公開講演,從不對國事冒險進言。」這是因為他「時常感到有一種聲音在召喚」、「勸阻」他不要「涉足公共生活」。他說:「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試圖從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難保了。」他認為這樣對雅典和他自己「都沒有任何好處」。因為「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試圖堅決阻止他們所屬的國家裡很多錯誤行動和非法活動的發生,都難逃一死。」蘇格拉底唯一的一次參加城邦政治活動,是擔任「五百人會議」的值日主席。時眾人提出了要處死十將軍的提案(罪狀是因風浪大沒有把在海戰中喪身的戰士的屍體帶回來),只有他一人投票堅決反對。他不怕眾人發怒,不怕權勢恫嚇,不怕「牢獄之災和死亡危險」、「堅定不移站在法律和正義一邊」。但這十位將軍還是被處死了。後來執政官們也都承認,審訊十將軍是不合法的。還有一次,在「三十僭主」執政時,僭主們命令蘇格拉底與另外四人一起去把逃亡在外的勒昂抓來處死。其他幾個人都抓人去了,而蘇格拉底「卻回家了」。他說:「我再度不用語言、而用我的行動」來說明不怕死,不受脅迫去作「不義之事」。蘇格拉底用他的行動闡釋、證明他的思想——只有在理性的駕馭下,人的行動才合乎正義;只有「懂得怎樣統治的人」才能擁有權利,而不是「那些中了簽」「由群眾選舉出來的人」。
蘇格拉底還以「從容赴死」的形式,證明自己的無辜和理性精神必勝,證明「他們卻因為邪惡和道德敗壞而被真理宣判死刑」,從而給走向極端的「雅典民主」宣布了不可磨滅的罪行。他拒絕了友人幫他逃走的建議,從容赴死,也為公民作出了恭行正義,服從法庭的榜樣。最後,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預言家的口氣對陪審團說:「現在我該走了,我去赴死;你們去繼續生活;誰也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當時在場的阿波羅多傷心地對蘇格拉底說:「可是,蘇格拉底,看到你這樣不公正地被處死,真讓我們不能忍受。」蘇格拉底拍拍他的腦袋,微笑著說:「親愛的阿波羅多,難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被處死,而不是不公正地被處死嗎?」在他被處死的那一天(太陽落山後便令他服毒酒),他還在和人討論「靈魂」問題,研究「關於未來生活的看法,設想未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他的從容與胸襟,他的睿智與幽默,由此可見一斑。與蘇格拉底一樣,孔子也把「死」看作人生最後的一種行為藝術。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為,無勇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他在周遊列國十四年中,歷經磨難。在生死關頭,他仍能保持「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的氣度。只不過孔子是「殺身以成仁」,蘇格拉底是「赴死以證思」。
蘇格拉底認為,完美的人是心靈美與身體美的和諧,這從上文蘇格拉底的一個「奧林匹亞競賽」的比喻中即可以看到。蘇格拉底除強調從「思」陶鑄人,還注重「情」的陶冶。他傾聽音樂、詩歌、美文,欣賞戲劇、風景。在「情感」上用藝術陶冶自己,這也是蘇格拉底成人的又一條途徑。在他生命的旅途中,他經常做一個相同的夢,告訴他:「蘇格拉底,實踐和修習藝術吧!」在監獄中他寫了二首詩:阿波羅頌;還將一個伊索寓言改寫成詩。蘇格拉底還認為體育鍛煉對身心都有益,因此應該注意體育鍛煉。他說:「因為人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用身體的,既然一切事都需要用身體,那麼,盡可能使身體保持最良好的狀態,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即使在你認為需要身體最少的思維活動中,誰不知道有許多人由於健康不良而大大失敗了呢?」特別令人警醒的是,他還提出了「不鍛煉身體可恥」的觀點。他說:「使得本來可以通過鍛煉而變得極其美好和矯健的身體竟因自己的疏忽而致孱弱衰老,這也是非常可恥的。」把個人的身體提高到道德的層面,可見蘇格拉底對「人」的尊重,顯示出他的倫理哲學以人為本的人性份量。蘇格拉底對體育鍛煉的重視是和古希臘人的社會生存有關的。「當時城邦之間戰爭頻繁,需要健壯的公民去保衛它,強健有力是當時英雄的標志。另外,由於希臘地處地中海沿岸,氣候四季如春,競技是裸體進行的,這又孕育了希臘民族崇尚人體美的社會文化心理環境」。
蘇格拉底的身體奇特地好,又有非凡的耐力,即使是在北方的嚴冬中打仗,他「穿著他原來常穿的那件大衣,赤著腳在冰上走,比起穿鞋的人走著還更自在,叫兵士們都斜著眼睛看他,以為他有意輕視他們。」他這種耐力是與平常有意識地鍛煉分不開的。他經常不穿鞋子,光著腳滿街找人辯論;時時不顧別人的驚訝靠跳舞來減肥。在生活方面,蘇格拉底認為不應過分考究。特別獨特的是,他提出「一個受過教養的人要像奴僕那樣能吃苦」的觀點。他推崇儉朴的生活,隨遇而安,粗茶淡飯皆可果腹。他說,食慾本身就是最好的調味品;禁食是醫治厭食的良方。他注意在生活中磨練自己,「准備應付對於身體可能臨到的任何考驗」。簡朴的生活,頑強的鍛煉,也是蘇格拉底成人的重要方式。總之,蘇格拉底不僅從「思維」、而且從「情感」,同時還從「身體」三方面刻意地、執著地導演著自己,雕刻著自己,塑造出「思沉、情深、身健」的自我形象,這是令人心神往之的完美的「人」的形象。
讓我們再來看看孔子。一個有趣的相似,在如何「思」的問題上,孔子也曾像蘇格拉底那樣不吃不喝地進行過思考。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冥冥之中,在不同的時空,兩位哲人似乎在進行一場「思」的行為競賽,從而引發了至今仍在進行的「思」的接力賽。孔子以「無益」為由退出,進入「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道。成為身體力行「仁愛」之人。
「行」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他說:「聽其言而觀其行」,「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見「行」是他評價他人和自己的最高標准。「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說,你熟讀《詩三百》,但卻辦不了一件政事;出使在外,又不能很好地對答,你雖然學得多,又有什麼用呢?可見「行」又是對「學」的檢驗。「德之不行,學之不講,聞義而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該行而不「行」已成為國家、社會、民眾中突出的問題,孔子為之憂心忡忡。「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侮人不倦」,孔子以己之「行」力挽「不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行」是君子的美德,「不行」是人之恥辱。因此,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桴於海。」「周遊列國之後如果我的主張還不能實行,只好坐一隻木筏子到海外去!」果真如此,說不定孔門弟子還能遇到青年蘇格拉底,出演一場「答蘇格拉底問」呢!可見固守傳統的人的傳統,也是「反傳統」的。而蘇格拉底一生從沒離開過雅典,而且至死不願離開母邦。由此可見兩人的精神指向不同,一個深入人之心,一個游於國之間。一個「立」於自我之意識,一個「行」於群體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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