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馬列著作編譯機構
㈠ 「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哪一卷多少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和領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匯集，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遺產，也是全人類思想精華的一座寶庫。
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過出版他們著作全集的嘗試。1848—1849年革命後不久，馬克思曾試圖把他的文章編為一部兩卷集出版，但因故未能成功。恩格斯晚年曾著手准備出版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但這一工作因他的逝世而停止。
1921年根據列寧的倡議，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開始系統收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書信。1924年，根據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會的決定，著手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開始出版，1941年基本結束。它共有28卷（33冊）。這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全集，它收集了1250篇著作和3300封書信，其中首次發表的有460篇著作和約800封書信。
在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同時，從1924年起還出版《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刊登了許多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其中一部分後來刊入《全集》俄文第1版和第2版，也有一些僅僅在《文庫》中刊載過。
1955年至1966年，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39卷（42冊）。這個版本共收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書信5500件，比第1版多收了近1000件（其中書信約600封）。例如，馬克思的《資本論》第4卷手搞、恩格斯寫的《（資本論〉第1卷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紐約每日論壇報》和其他報刊上發表過的大批文章，以及有關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第一國際中活動的許多材料和文件。後來，又出版了11卷補卷（第40—50卷），收入了一大批迄今未曾發表過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文章和書信，以及一些第1—39卷未刊入的文章。
1968年，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共39卷（41冊）和1個補卷（2冊）。由於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和書信大部分是用德文寫作的，因此，在這個版本上它們是用原文發表的。
以上是兩個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廣泛傳播的版本。在這兩個版本的基礎上，又出版了多種文版的《全集》，如保加利亞文版、日文版、朝鮮文版、波蘭文版、羅馬尼亞文版、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計劃出版50卷，將收進俄文第2版的以及補卷的材料，並包括近幾年新發現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著作和書信。根據英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義大利文版也開始出版。此外，法文版的書信全集已出版，並准備出版法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特別要指出的是，根據蘇共中央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達成的一項聯合決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已開始出版。原文版按原文形式收入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著作遺產，其中包括著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由他們起草的工人運動的文件、書信和筆記、摘要、摘錄以及他們在書籍中所作的邊注。用原著文字印行的優點，是能夠最大限度地再現正文的可靠性，使人們更加准確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文版原定出版100卷，但根據現在材料，將超過120卷。
1953年1月29日，經毛主席批准同意成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有計劃地系統翻譯和整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按照俄文第2版翻譯出版的。從1956年到1974年陸續出版，共39卷（41冊）。1979年至1985年，又翻譯出版了俄文版補卷11卷（12冊），即第40至50卷。實際到1983年，中文版《全集》50卷（53冊）全部出版，約3200萬字，被稱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與此同時，編譯局100來位同志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在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譯出版，共13卷，約300萬字。1959年將《列寧全集》38卷全部譯成中文出版，約1600萬字，「向國慶十周年獻禮」。
1986年7月，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已著手准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譯出版工作。第2版擬編60卷左右，分4個部分：第1部分為論著（《資本論》除外），第2部分為《資本論》及其手稿，第3部分為書信，第4部分為筆記。預定90年代初開始出書，用20多年時間全部出齊。現已經出版50卷（61冊）。
與第一版相比較，第二版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原來的《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點著作外，絕大部分都是從俄文轉譯的。雖然俄文版的質量相當好，但不根據馬恩原著文字翻譯，譯文質量總有不少不盡如人意之處。二版決定根據原著文字重新校訂。馬恩著作60％左右是用德文寫的，30％左右是用英文寫的，還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寫的。
第二，在第一版中誤收了一些非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馬志尼和科蘇特的活動。同路易－拿破崙的聯盟。——帕麥斯頓》（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報＞得賄賂，——聯合內閣的預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饒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從萊比錫給他寫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樣造謠的》、《論美國資本的積累》（收入第19卷）。還有一些文章，如《西西里和西西里人》（收入第15卷）、《費·威·克魯馬赫爾關於約書亞的講道》、《參加巴登議會的辯論》、《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國的高等貴族＞》、《柏林雜記》、《集權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經過考證，沒有充分證據確認這些文章是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它們當然不能收入《馬恩全集》。
第三，還有一些馬恩著作沒有收入第一版。
第四，從編輯體例來說，第一版分正卷和補卷，這重編法不科學。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為《資本論》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為書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為筆記卷（編多少卷尚未確定）。
㈡ 全民族抗日正面戰爭取得的成就
在抗日根據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得到大力發展。
有領導、有計劃地組織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為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月在延安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簡稱馬列學院),並在院內成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著作的專門機構———編譯部。這個機構編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共32種,達幾百萬字。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深入的傳播。
進行廣泛的研究。延安馬列學院是一所專門從事馬列學習、研究和宣傳的幹部學校,設有馬列主義、中國問題、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為了加強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研究,9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務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我、友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1941年12月17日,中央發布《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規定「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4](P473)經過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長的時間就涌現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歷史研究室範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上冊)、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教育研究室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的平民教育促進會、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論述,文藝研究室的《中國新文學史綱》,等等。
成立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延安的社會科學研究團體主要有抗日戰爭研究會、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歷史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等。各研究會積極開展研究活動和學術交流活動,並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問世: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抗日戰爭叢書》,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社會科學概論》,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回回民族問題》,歷史研究會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陝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民主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的時事問題叢書《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等等。
在國統區,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得到一定發展。中共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抗日民主宣傳,領導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支持進步文化運動的發展,團結進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論著,用唯物史觀闡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對於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這一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黨領導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為黨領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㈢ 何錫麟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原顧問
1915年1月13日，出生於天津市軍糧城，曾先後在南京金陵中學和北平匯文中學讀書。
1933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
1934年春，在蘇州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1935年6月，參與組織成立北平左翼青年大同盟（後改名「北平反帝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北平社聯，任執委。
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北平社聯書記、北平文總執委兼黨團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平市委文委會委員、北平學委會幹事會主席。
1937年11月，到長沙臨時大學學習。
1938年3月，到抗大第三期學員班學習。同年5月，調入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後兼任延安女子大學教員。
1941年秋，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經濟研究小組組長。
1943年春至1944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從事黨報社論撰寫、教材編寫及翻譯工作。
1944年2月，任陝甘寧邊區師范學校教導主任。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中共中央外事組從事翻譯及研究工作。
1945年6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
1946年1月起，先後任中共東北局社會部調查研究室主任，吉林省永吉地委宣傳部部長，吉林大學教育長兼文法學院院長、教授，汪清吉林省政府工作團團長，軍調第33執行小組支部書記兼翻譯，吉林省民主學院教育長。
1948年3月，任吉林大學教育長。同年6月，任東北大學（曾改為「東北師范大學」）教育長。
1952年11月至1961年10月，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
1961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
1964年5月，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1978年，任中央編譯局顧問。
1987年12月離休。
2002年經中央批准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
2013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2013年8月15日，何錫麟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深痛哀悼，向其家屬表示深切慰問。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北京師范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大學等單位，何錫麟同志的學生和生前友好分別致電或致函，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敬獻花圈。
何錫麟同志病逝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曉暉到何錫麟同志家中對其家屬表示慰問。中央編譯局領導賈高建、俞可平、魏海生、王學東、陳和平、楊金海，原局領導宋書聲、韋建樺、顧錦屏等同志以各種方式對何錫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向何錫麟同志的親屬表示慰問，並參加何錫麟同志遺體送別儀式。
中央編譯局的專家學者和幹部職工，以及何錫麟同志的親友、同事、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何錫麟同志遺體送別儀式。 何錫麟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20世紀30年代，受進步思潮的影響，何錫麟主編了進步刊物《喪鍾》，宣傳社會主義思想。1936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何錫麟同志曾在延安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1943年初，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從事馬列著作、特別是列寧選集的翻譯工作，也為中央領導翻譯其他資料。1944年冬，調入中共中央外事組。在此期間，何錫麟從國外刊物中摘錄資料，譯成中文，編成《供您參考》，送中央主要領導參閱，受到肯定和表揚。延安時期，何錫麟同志主要翻譯的作品有：《馬恩叢書》中的《資本論提綱》和《政治經濟學論叢》，以及《列寧選集》第一、十一、十六、十七等卷，為黨的思想理論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後，何錫麟同志服從黨的安排，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對用馬列主義指導教育工作進行了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在擔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第一副校長期間，何錫麟大力提倡用馬列主義指導學校的教學和科研，並成立教職工馬列主義業余大學，同時開辦馬列主義、共運史、教育學等研究班為全國各個大學，特別是高等師范院校培養師資力量。何錫麟為全校作了題為《學習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報告，並邀請黨和國家各條戰線的領導同志以及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到學校作報告。在何錫麟的努力下，北京師范大學於1953年9月成立了政治教育系，明確為中學培養政治課教師。這是中國第一個專門培養中學政治課教師的系科，成為現今我國高等師范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系科。何錫麟同志在擔任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期間，身體力行，親自給學生授課，特別注意對學生進行黨的三大作風教育。何錫麟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注重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為南開大學的教師隊伍建設、學科建設和教學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何錫麟同志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期間，嚴謹治學，積極推動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動向的研究，為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制訂提供了寶貴資料。「文化大革命」期間，何錫麟同志受到沖擊，但他始終矢志不渝，堅信黨和人民的事業必將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道路上來。
何錫麟同志任中共中央編譯局顧問期間，十分關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的編譯工作，積極建言獻策，參加學術研討會。離休後，仍然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在90多歲高齡時，何錫麟每天都堅持看電視新聞，讀書學習，為編譯局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積極協助編譯局籌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展覽，接受采訪並撰寫回憶錄。何錫麟十分關心編譯局青年一代的成長進步，經常給青年同志講黨的歷史和革命傳統，鼓勵青年同志在本職崗位上努力工作。
作為一名具有7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何錫麟同志大公無私、清正廉潔、淡泊名利、嚴於律己。近些年來，在歷次為災區和貧困地區捐款捐物活動中，何錫麟都率先垂範，積極響應。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樹地震和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發生後，先後交納特殊黨費和捐款共計28000元。2009年，把自己幾十年收藏的一批珍貴圖書捐獻給編譯局圖書館。何錫麟還捐款50萬元，用於青年人才培養。中央編譯局用此捐款設立了「何錫麟青年人才基金」及「何錫麟青年人才獎」。何錫麟用行動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歲月中，何錫麟同志忠誠於黨和人民，始終如一地堅守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的思想理論戰線和教育戰線上無私奉獻，努力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何錫麟同志的逝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
何錫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獻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