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任命中央編譯局

1. 尹承東的介紹

原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主審，西班牙語翻譯專家，現任中央編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中國翻譯資格考試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翻譯服務委員會主任。現任大連外國語大學西葡語系西班牙語教授。

2. 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專家隊伍

編譯系列：柴方國、尹汾海、卿學民、李京洲、沈紅文、翟民剛、蔣仁祥、邊彥耀、呂華、童孝華、楊立成、趙晶暘、章林、余小虎、李鐵軍、魯永學、夏靜、張慕良、任建華；
研究系列：何增科、季正聚、郗衛東、李惠斌、楊雪冬、賴海榕、曹榮湘、魯路、張文紅、胡長栓、陳家剛、周紅雲、馮雷、戴隆斌、郭偉偉、林德山、徐向梅、高新軍、周凡、朱艷聖、衣俊卿。 編譯系列：楊世均、蔣明煒、唐志安、楊東輝、王麗麗、劉冰、謝海靜、陳樂飛、杜雪峰、范大祺、徐燕霞、於春偉。
研究系列：丁開傑、劉仁勝、李義天、陳喜貴、李百玲、黃曉武、彭萍萍、王新穎、李姿姿、庄俊舉、姚穎。

3. 斯大林1938年基於什麼考慮發動大清洗

蘇聯30年代令世人震驚的「大清洗」，其餘波迴音至今仍在原蘇聯各國縈繞。千百萬「大清洗」受害者的遺孤們，每每想到父祖輩的不白之冤和悲慘命運，心裡總是波瀾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動。迄今，世界輿論界也仍對這個事件議論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過半個世紀之後，人們對它的歷史真相，對它的來龍去脈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窺見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對於「大清洗」運動的許多描述都還僅是根據一些人的回憶，只能支離破碎地說些片斷和局部情況；有關「大清洗」歷史全貌的描寫，能完全以文件為依據的論述和著作，猶如鳳毛麟角。只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由於檔案的揭密，才給我們提供了以檔案為根據，進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歷史事件，只有放在歷史過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就是這樣。它雖是發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個歷史過程當中，才能對它進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運動是以基洛夫被殺案為導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審判作動員，在1937年2～3月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直接發動的。它的斗爭目標是包括所有前反對派成員及其同情者，黨政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內務部和軍隊幹部，直至社會各階層的一次大清洗、大鎮壓。或者說，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領導下，持續3～4年之久，設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標，涵括著一系列打擊對象，在運動中後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因其設定目標的多元性，打擊對象的復雜性，以及持續時間的長久性，決定「大清洗」運動的動因是十分復雜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過程，不考察黨內斗爭、社會矛盾和國際背景，是難以理清其動因和脈絡的。現僅就與「大清洗」的原因、內涵和與之相關的幾個問題，概略加以論述。
「大清洗」運動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都不是偶然發生的。其發生、發展的基本原因都潛藏在社會積淀起來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僅從偶然事件進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對於「大清洗」運動，也應該這樣來加以認識。正是基於這一觀點，掘李緩我們從分析大量資料中得出結論，「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轉變」的政治後果和黨內溫和思潮的抬頭
斯大林把反「右傾」勝利後開始的轉折——轉向超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道路，稱作「大轉變」。在當時蘇聯的特定條件下，這條道路雖對國家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判模，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負面作用和政治後果也是嚴重的。集體化中對農民採取的暴力強迫和驅趕「富農」政策，緊接著集體化而來的暴力征糧，對拒絕交糧和交糧困難戶採取的各種威逼、體擾悔罰、刑訊措施，以及伴隨而來的大規模逮捕（註：《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來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編譯局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室編），1995年第5輯，第9～49頁。），在農村引起了異常激烈的對抗。據俄羅斯著名農業集體化問題專家B. п.達尼洛夫的資料，在1929年全國有記載的騷動達1300次以上（註：《有文件為證——集體化前夕和集體化過程中的農村史料（1927～1932）》（B.п. 達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編），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頁。）； 僅1930年1～3月，有記錄的群眾性騷動達2700次以上（不包括烏克蘭），捲入農民達130多萬人。（註：〔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體化與消滅富農運動（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頁。）在1930年3月發表斯大林《勝利沖昏頭腦》一文後， 一份下達地方的指令中承認，「農民發動的廣泛騷動的浪潮」對體制形成了一種威脅。同時，這期間對牲畜的大量宰殺、勞動力人口逃亡和生產力的破壞，也達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業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嚴重局面。其表現形式之一是，貨幣體系遭到破壞，預算完全陷入混亂。事態甚至發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價，發放義務公債，主要是發行紙幣的辦法來彌補預算的巨大虧空。這種局面造成了物價飛漲，以致貨幣貶值到了使農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農產品換取日用工業品的地步。
農業遭到破壞，而投入重工業的大量資金又靠向國外出口糧食來獲得。這種情況引起了糧食供應緊張，不得不靠糧卡定量分配，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國家經濟生活的緊張，城鄉群眾的不滿，其直接負面後果是提高了「右派」領袖們的政治威望。《真理報》不斷收到群眾來信，認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確的」，他們在台上時，「一切都充足」，「把他們一撤職，什麼都沒有了」（註：〔俄〕ю. г. 費爾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談話——對拉林娜（布哈林娜）回憶錄〈不可忘記的往事〉的注釋》，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與基洛夫被殺》，紐約1989年版。）。聯共（布）中央監委委員、歷史學家、在反「右傾」中明顯站在斯大林一邊的雅羅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給奧爾忠尼啟澤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了對這種情緒的擔憂。（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頁。）
群眾中的這種思想情緒反映在黨內，就是布哈林等「右傾」領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復，黨內幹部、黨員對其思想主張給予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這樣，就引起了黨內溫和派傾向的抬頭。廣大黨員群眾對「右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曾有明顯反映，這期間被開除出黨的近25萬黨員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因同情並支持「右傾」而被吊銷黨票的。（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啟澤——30年代政治局的沖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黨的上層在這期間出現了兩個新的反對派案件——瑟爾佐夫—洛米納澤案和柳京案，也是這種思想動向的反映。謝?瑟爾佐夫原是中央登記分配部長，他為斯大林建立官職等級名錄制度曾立過大功。為此，斯大林將他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命為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還將他作為取代李可夫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的預備人選。洛米納澤則是聯共（布）中央委員，當時擔任外高加索黨組第一書記。他們在反「右傾」中都曾積極支持過斯大林路線，但後來他們為「大轉變」的後果所震驚，開始反對斯大林的方針而站到了同「右 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針的立場上。柳京則聯合布哈林的幾個弟子，起草宣言，幾乎是用布哈林的語言闡述其政治綱領，甚至公開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號。當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處死柳京的要求時，政治局多數沒予支持，柳京及其同夥只是被開除出黨並被逐出了莫斯科。（註：〔蘇〕羅?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頁。）
這些新反對派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不僅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黨內下層的思想情緒，同時也從特定角度顯示了黨內上層的某些思想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諸多事實表明，以基洛夫、奧爾忠尼啟澤為首的政治局大多數是主張溫和政策的。緊跟斯大林急進方針的，在政治局裡僅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極少數人。但是，政治局多數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領袖地位，在公開的重大問題上並沒有同他採取對抗步驟，況且，斯大林當時的權力還未發展到日後那種完全的獨斷，還得顧及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在當時困難甚至危機形勢的壓力下，政治局多數對斯大林的個人權力還具有某種制約作用。這種情況在1932～1934年間，曾一度使溫和方針佔了上風。 當時溫和方針之深得人心，從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贏得的掌聲和選票，從布哈林思想贏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從新憲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這一切，顯然都沒有逃過斯大林敏銳注視的目光。特別是十七大最後選舉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對， 支持率大大落後於基洛夫的景況，使他隱忍著領袖地位不穩的劇痛。在這種形勢下，打擊黨內溫和派思潮，扭轉黨和國家的發展方向，看來成了蘇維埃國家舵手所預定的航向。
2. 面臨發展模式帶來的矛盾和「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的誤區
蘇聯從20年代末期以後選擇了超高速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發展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迅速實現工業化，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願望和要求，然而，超過客觀可能條件的過高速度，加上資金全面緊缺，以及國家科學文化和技術的落後，使這一模式背離了客觀經濟發展的規律，從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會客觀經濟需求和經濟發展的無限復雜性， 同主觀認識的滯後性與計劃能力的有限性發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計劃的失誤；（2）技術設備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負荷性產生矛盾， 不可避免帶來機器設備的損壞；（3）技術規程的嚴格科學性， 同生產者本身文化技術的落後性和一味熱情蠻干產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諸多生產事故和殘廢品的發生。尤其是從1935年秋開始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展開生產競賽以後，這些矛盾特別突現出來。可怕的是，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不是以冷靜的科學態度，從經濟規律方面，從技術要求和操作規程上尋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錯誤，一味從政治上去追究「破壞者」和「人民的敵人」。
蘇聯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權而又缺乏監督的幹部任命制。這種制度造成各級幹部只對上級負責，為執行上級指令而很少顧及本單位、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也往往漠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這使官僚主義滋長蔓延；加上官職等級名錄制度賦予的特權，又使腐敗現象滋生發展。任職的無限期制以及長期的權力腐蝕，造成官場拉幫結派、裙帶風盛行，同時也帶來養尊處優、不思進取、意志消沉等等幹部作風問題。這種現象在30年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曾尖銳指出過黨內「由親近的人們結成的小家族，小團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類的現象（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怎樣解決體制上造成的這些矛盾和問題？斯大林自然談不到從體制上去找原因。事實表明，他也不能從階級根源上去觀察問題，因為早在1936年修改憲法的講話中他已經宣布，「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頁。）當時，他更不可能正確認識人民內部和敵我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包圍」。在他看來，在蘇維埃國家只有間諜暗害分子的「陰謀破壞」。他說：「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我們這里就會有外國代理人派遣到我們後方的暗害分子、間諜、破壞分子和殺人兇手。」（註：《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頁。）無疑，他指出的這種現象是一種嚴酷存在的事實，但他無限擴大了這些事實，而且也把這種無限擴大的事實僅僅同國外的和黨內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聯系起來，同時又無限地擴大了對他們的斗爭。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斗爭越趨尖銳的理論誤區，就使他對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本身帶來的困難和矛盾，只能訴諸不間斷的清洗和嚴酷的打擊，從此來尋找出路。
3. 戰爭危險的逼近和對「第五縱隊」的擔憂
如果說上述兩方面是斯大林進行「大清洗」的基本動因的話，那麼，這里所談的則是他發動1937～1938年「大清洗」的較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執政後，在20年代幾乎不間斷地進行了一連串的斗爭，而且採取的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1923～1929年間進行的三次黨內斗爭姑且不說，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會上和黨內就進行了多次殺伐和清洗，擇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爭：反「右傾」之後進行了清黨運動（1929～1931年），揭露了所謂「拯救烏克蘭聯盟」案、「烏克蘭青年聯合會」案（1930年春）和「勞動農民黨」案（1930年），進行了「工業黨」審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發了食品供應系統的特務組織破壞案（1930年秋），還舉行了「孟什維克中央聯盟局」審判案（1931年）；同時，在黨內又先後揭露了所謂瑟爾佐夫—洛米納澤「反黨集團」案（1930年），以柳京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聯盟」案（1932年）。這期間，在社會上進行的重大斗爭，還包括集體化運動中的驅趕「富農」（1929～1931年），和緊接其後的征糧運動（1932～1933年），以及意識形態「大轉變」過程中在文學藝術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進行的一連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這些斗爭，打擊面大都波及甚廣，在黨內和社會上直接傷害並牽連了大量無辜。
對於「第五縱隊」的擔憂，也為莫洛托夫所證實。這位斯大林的親密戰友直到晚年都堅持認為，我們「幸虧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戰時才沒有出現第五縱隊」。可見，斯大林這一發動「大清洗」的意圖，在莫洛托夫心中是紮根很深的。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導因，又是復雜而具體的，可以說，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運動的台階
我國過去出版的蘇聯史著作，在講到「大清洗」的原因時，大多基本上只講基洛夫被殺事件；在敘述「大清洗」事件過程時，一般也只講述莫斯科的三次公開審判。這是蘇聯檔案揭密以前，對於「大清洗」的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
1937～1938年「大清洗」之發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還有各種具體的導因，而基洛夫被殺案只是走向鎮壓的導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審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們在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第一、第二次大審判可以說是整個「大清洗」的輿論准備和戰前動員，第三次大審判則已處在整個「大清洗」的尾聲階段。因此，它們只是作為「大清洗」中肅清三個主要反對派頭目的戰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戰役則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間發生的。這樣看來，「大清洗」運動作為蘇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國史學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認識的。
聯共（布）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殺。經過蘇聯史學界和近年俄羅斯史學界多方研究，目前學術界居主導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集團策劃的集團謀殺，也不是一直受到懷疑的斯大林策劃的謀殺，而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個人謀殺事件。（註：〔俄〕B.п. 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3頁。 ）但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強鎮壓，消滅原反對派和一切對他路線不滿者，成了推動「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則是俄羅斯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看法。（註：〔俄〕奧?奧列弗紐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權機制》，第142（？）頁。 ）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幾個鍾頭後，斯大林親筆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草擬了一個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決議，隨後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該決議規定，偵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內完成，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付被告；不考慮對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請；極刑判決宣布以後立即執行。（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 庫，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頁。）這項法令意味著完全拋棄了起碼應有的訴訟程序，也放棄了以前規定的對死刑的必要監督。這項法規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廣泛應用。
基洛夫被殺案很快被斯大林納入了指控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軌道。他明確指示，要「到季諾維也夫分子當中去尋找兇手」。（註：〔蘇〕《蘇共中央公報》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寧格勒判處直接被指控組織謀殺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蘇聯內務部特別會議審理了「列寧格勒薩法羅夫、扎盧茨基等反革命季諾維也夫集團案」。該案包括黨、政、工會和經濟界活動家，共77人，被判處各種不同期限的監禁和流放。（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頁。）一禮拜後，即1月16 日，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為「列寧格勒中心」的領導機構，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別被判處5～10年徒刑。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後，聯共（布）中央又給各地黨組織下達了一封密信，題為《關於同基洛夫同志被兇殘殺害相關事件的後果》。密信馬上斷定，謀殺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捲入的一個陰謀，號召在黨內追究一切與托、季有牽連的人員及其同情者。經過對季、加步步審訊逼供，到1935年以後，所有反對派參加者都被指控參與恐怖活動或同該活動有染。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他列舉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和「左右雜俎派」。並且指示，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於是，各地方組織便把懷疑的目標對准了所有在各個不同時期反對過斯大林領導並發表過不同意見的共產黨員。
在有關基洛夫被殺的官方說詞中，彷彿謀殺是由一個持假黨證的人潛入基洛夫辦公地點所進行的一次行凶。於是在斯大林的倡議下，便掀起了一場檢查黨證運動。
這場運動始於1935年5月，迄於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項檢查黨證及其登錄卡片真偽的工作，實際上是以審查黨員、換發黨證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黨運動。運動由以葉若夫為首的中央幹部總管理局領導，並由內務部協同行動。一些黨員經審查被開除出黨後，接著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領導對葉若夫有關運動結果的總結表示不滿，又延長了運動期限。運動的結果，審查了81％的黨員。其中9％被開除出黨。（註：〔俄〕B.п.德米特連柯主編：《20世紀俄羅斯史》，第379頁。）中央預計驅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為只有被開除黨員總數的3％屬於這個集團。這表明，實際存在的托、 季分子並不像中央估計的那樣多，但中央領導認為，這是因為各地方黨組織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針的貫徹執行。
檢查黨證運動除收集了大量詆毀黨員的檔案材料外，肅反人員又將被開除者逐一登記造冊，立案偵查，其中許多人被以各種借口逮捕。據葉若夫向中央全會的報告，依據不完全資料，到1935年12月1日，與被開除黨籍相關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發出了上百個「敵對組織和集團」；這樣，通過這次運動， 安全機關就在手裡實際上掌握了各個不同的時期在各種問題上對「總路線」有所異議的所有黨員的材料：這些黨員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機關拿在手裡，何時扣上只是時機問題了。同時，中央領導在運動中也掌握了各地組織及其領導人對其方針的各種態度。這就為日後開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備和鋪墊。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過了一項懲治叛國分子家屬的法令，4月頒布了准許判處12歲以上兒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過了對任何叛逃國外的蘇聯公民判處死刑的法令，而對任何知情不報者則處以監禁。這樣，通過收集有關各類具有潛在反對派情緒的材料（主要是被開除黨籍者），通過偵查各地黨政領導人對中央採取消極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緒的情況，通過強化政治案件的律條，加上1935年秋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以後工礦企業事故連續不斷，追究「破壞分子」、「怠工行為」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而這時國際局勢的緊張又使蘇聯領導人越發對聯合民主國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問號——所有這些情況，就使蘇聯最高領導人最後作出了邁向「大清洗」的決策。
「大清洗」運動的進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書記處向各地組織下達了聯共（布）中央《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恐怖活動》的密信，以此揭開了「大清洗」運動的序幕。密信以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為根據，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結，實施恐怖活動的「事實」，在審判前已經把他們「罪行」的結論昭告全黨。接著，在1936年8月19～24 日進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對「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判，只是個過場和形式而已。這個案件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理，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審判。所有被告都承認不僅是信念上，而且行動上同身處國外的托洛茨基有聯系，並參加了對基洛夫的謀殺，還陰謀殺害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他們還供認，其他前反對派成員——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達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謝列布里亞柯夫等，都參加了反革命陰謀。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槍決。
如果說上述聯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黨內對「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動員的話，那麼，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則是對蘇聯全社會所做的一次大動員。這次審判確認了托、季陰謀存在的事實，而從這一點又成了輿論動員的出發點。在這次公開審判期間或其後，全國上下舉行了成千上萬的各種群眾集會，一齊聲討托——季陰謀，並作出決議，誓同「陰謀分子」斗爭到底。這對造成既成事實，發動輿論、動員社會，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達為首的內務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對派與殺害基洛夫聯系起來是牽強附會的，而將這一謀殺案同「右傾」反對派掛起鉤來，更是捕風捉影。因此，在雅戈達內務部方面，力圖限制這次審判的政治後果。他們把這一與黨的幹部根本不相乾的「暴徒謀殺」，歸結為一場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們看來，審判舉行了，案犯懲治了，代表一個不大的托——季集團的敵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結，不能再讓事態進一步擴大。但在「托——季反蘇聯合中心」案的審理過程中已在干擾內務部工作的葉若夫，卻力圖擴大被告 范圍，對那些被懷疑抵制中央指令的黨內幹部和經濟管理人員施行打擊。斯大林在以雅戈達內務部為一方，以葉若夫為另一方的這場爭執中，明確地站在後者一邊。
恰在這期間，在1936年9月23日，克麥羅沃礦區連續發生爆炸。正在索契休養的斯大林和日丹諾夫，借機於9月25 日給莫斯科發回一封聯名電報，電文說：「我們認為，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部人民委員之職是絕對必要和緊急的事情。雅戈達明顯不能勝任揭露托——季集團的任務。國家保衛局在這件事情上已經遲延了四年。」（註：〔蘇〕《恢復名譽——30～50年代政治審判案》，第33頁。）目前從現有檔案中尚無法知道這個重大任免事項，經由政治局委員表決沒有（註：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使用中心檔案館，第17庫，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頁。），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岡諾維奇立即形成文件，於9月30日完成，則是一清二楚的。
對葉若夫這一任命，進一步為「大清洗」提供了組織保證。

4. 常乾坤的榮譽記事

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飛行員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於山西省晉南王屋山下的垣曲縣毫城村。常乾坤7歲入私塾，聰明好學，15歲時以第5名的成績考進縣城高小。17歲想報考太原中學，因學費太貴，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業中學，實際上是閻錫山的一個初級軍官學校。1925年畢業時，常乾坤與同學一起到達廣州，恰逢黃埔軍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義無反顧地報考黃埔軍校，分配在炮兵隊學習。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黃埔軍校受到中共黨組織的重視和培養，由范洪亮、曹汝謙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時期，黃埔軍校學生要集體加入國民黨，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常乾坤成為具有國民黨黨員身份的共產黨員。1926年1月，常乾坤從黃埔軍校畢業。1926年春，廣東航空學校第2期招生。這所由蘇聯政府援助的軍事飛機學校，學生的來源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冊余。中國共產黨為了掌握航空技術，決定選派常乾坤等進入廣東航空學校學習。同年6月，常乾坤作為學校的代表，由當時的國民政府派往蘇聯學習飛行。在蘇聯，常乾坤主要是學習航空理論，比較系統地學習了空中領航學和空中射擊學等專業知識。1930年1月，常乾坤進入蘇聯空軍獨立航空隊，開始認真地對待每一次飛行，一直保持了優異的訓練成績，成為中國共產黨幾個最早的飛行員之一。
1932年12月，常乾坤又到蘇聯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學院學習，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畢業設計時，常乾坤曾設計了一台發動機州鏈滾和一架偵察飛機。雖然沒有達到製造的水平，還是受到專家的表楊，並獲得航空工程師和空中領航員的技術職稱。這期間，常乾坤通過學習《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念。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國發動全面進攻，常乾坤再也坐不下去讀書了。他找到共產國際中國代表任弼時要求回國參戰，得到的答復是：要他繼續學習，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時才通喚正知常乾坤說：「共產國際已同意你回國，何時動身尚難確定，你准備吧！」
1938年9月初，為了趕赴國內參加抗戰，常乾坤沒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學院的畢業典禮，就匆匆告別了年輕的蘇聯籍妻子和孩子回國。從莫斯科回國到達新疆迪化時，因這里有中國共產黨員參加的航空隊，常乾坤曾力爭進航空隊當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學報效祖國。由於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是個多疑善變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等留蘇人員任教，一直到1940年12月，常乾坤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乾坤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學校的建議。毛澤東主席非常重視，親自接見並給予鼓勵。中央軍委根據常乾坤等的建議和當時延安的條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團軍工程學校的決定，校址在陝北安塞，並指定常乾坤等負責建校籌備工作。創辦工程學校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航空技術人才。選拔學員的具體條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軍齡、黨齡，表現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體健康。1941年3月6日，中央軍委任命常乾坤為工程學校校教務主任。3月10日，已經選調了100多名學員的工程學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開始上課。10月，根據中共中央「精兵簡政」的精神，工程學校奉命撤銷，改組為工程隊，隸屬於延安抗大3分校。後來，抗大3分校又改編為延安軍事學院，工程隊改為軍事學院的一個俄文工程大隊。這個隊就住在延安寶塔山附近，常乾坤為大隊長，並主持俄文教學工作。北京第一外語學院的創建時間，就是從常乾坤在延安創辦俄文大隊算起的。
1942年夏天，軍事學院遷往緩德，俄文工程大隊改為總參俄文學校。10月，常乾坤被任命為軍委編譯局編譯處長，主要從事軍事條令的編譯和俄文教學工作。1943年2月，延安軍事學院改為抗大總校，工程隊隨之撤銷。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學校。1944年5月，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在第18集團軍總參謀部下成立航空組，常乾坤任副組長，擔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調查研究工作和處理有關的事宜。這一年7月，航空組組織了延安機場的工程建設，機場竣工後，保障了飛機在延安的起降。 日本投降不久，黨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到東北創建東北革命根據地。當時，在延安航空小組的常乾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決定。一天清早，葉劍英參謀長把常乾坤找去說：「棗園有電話來，要你去，想是談你們去東北的問題。」聽到這話，常乾坤高興得連早飯都沒有顧得吃，就急忙趕往棗園。9點來鍾，一個同志把常乾坤帶到任弼時同志住的窯洞里。任弼時同志像是早在等常乾坤的到來，他和常乾坤握手後，直截了當地說：「你們的願望快要實現了。中央要你們馬上趕到東北去，設法創辦一所航空學校，培養一批技術骨幹。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你看怎麼樣？」常乾坤激動地連忙回答：「這對我們搞航空的人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是我們早就盼望的，……我們一定堅決地按照中央的決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任弼時同志又說：「我記得1940年你們剛剛從蘇聯學習回國的時候，就寫信給毛主席，建議籌辦一個航空工程學校。……只怪那時候的條件太差了，這個航空工程學校後來不得不並在抗大三分校里。俄文，有的當了農業合作社的主任，還有的當了木匠、鐵匠，有的去趕大車……」任弼時聽了常乾坤的介紹笑了笑，接著又說：「把這些木匠、鐵匠、農業合作社的主任都帶到東北去吧，你們還需要什麼人，寫個名單交給中央組織部。」任弼時還囑咐：「赤手空拳辦航校，有許多料想不到的困難有待你們去克服它，……遇到難解決的問題要多請示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
吃中午飯的時候，劉少奇同志也來了。他一再叮嚀：「這次到東北創辦航校是件大事，是黨和中國人民創建航空事業的一個開端。要有堅強的信心和決心，要有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勇氣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一定把航校辦起來，而且要把它辦好。」1945年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餘人啟程的那天，周恩來前來送行，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放出去的鷹，遇到事要多動腦子。」肩負著黨的使命，懷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常乾坤一行告別了革命聖地延安，星夜趕赴東北。
經過1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常乾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節到達東北。常乾坤首先到東北局報告了黨中央關於創建航校的決定，東北局根據局勢的發展，對建校的方針、原則和具體作法都作了許多重要的指示。當時，日寇丟棄的航空器材散布東北各地，許多機場和飛機、器材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僅留下來的一些飛機也是殘缺不全。為了不使這些器材落到國民黨軍隊的手裡，或被土匪特務搶走，東北局要求常乾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黨、政機關的領導，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來。
為此，常乾坤等把東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組織在一起，進行緊急動員。大家冒著大風大雪，不分晝夜地四處尋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尋找器材時誤入原日寇遺留下來的毒氣場，中了毒；有的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然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飛機、發動機、油料、航空器材等，收獲也是巨大的。就是這些全部家當，成了航校進行飛行訓練的物質基礎。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學校，習稱東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報了個代號為「三一部隊」。在開學典禮上，通化軍區司令員何長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東北局講話，並宣布了航校領導班幹部的任職命令，通化軍區後方司令員朱瑞兼任校長，常乾坤為副校長。
爭取盡早開始訓練，培養我們自己的飛行員和航空技術人才，這是黨中央和東北局的意圖，也是常乾坤等同志的光榮任務。但航校訓練需要有個比較穩定的環境，可航校成立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搞了兩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戰役吃緊的情況下，航校由通化搬遷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領導幹部進行緊急動員，決定從空中、地面同時進行轉移。4月20日，常乾坤在通化機場指揮飛機轉移。突然，國民黨空軍15架轟炸機，在戰斗機的掩護下，轟炸掃射半個小時之久，老航校有7架飛機受損和幾個人受傷。經過全體同志的努力，終於在短短的幾天內，把絕大部分能飛的飛機從空中轉到了牡丹江，不能飛的飛機和器材也陸續搶運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轉移到牡丹江後，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領導，常乾坤任校長，王弼為政委。航校的代號從6月1日也改稱「六一部隊」在硝煙滾滾的戰爭環境中，創辦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對東北解放區再次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敵人逼得很緊，有向牡丹江一帶進犯的態勢。於是，學校趕快抽出大部分人員搶修東安機場，於1946年11月間，航校又從牡丹江搬到東安。國民黨為了消滅人民航空事業這個剛剛萌芽的嫩苗，經常派飛機偵察、轟炸、掃射，妄圖把人民的航空事業扼殺在襁褓中。航校遷東安不久，國民黨空軍又出動飛機追到東安機場轟炸。為了避免不必要有損失，常乾坤又組織部分飛行人員遷到更偏僻的千鎮。
訓練終於開始了，一連串的難題也擺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飛機上天，首先要有各種航空技術人才，要有飛行教員，要有教領航、機務、維修、氣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為解決教員和教材問題，常乾坤等校領導確定了飛行教員和機械教員訓練班，由留用日籍人員擔任教員，加緊訓練。常乾坤自己帶頭並動員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論和飛行技術的幹部兼任一些課程，並動手編寫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術人員比較復雜，有駕機起義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員，以後又從新疆航空隊回來的老紅軍。常乾坤嚴格遵照上級的指示和黨的政策精神，以中國共產黨人的模範行動和胸懷去教育和爭取人，團結人。對駕機起義歸來的同志，常乾坤本著革命不分先後，只要參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歡迎，使起義歸來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例如，劉善本是國民黨空軍第一位駕機起義的飛行員，被任命為老航校副校長。在校長常乾坤的支持和鼓勵下，劉善本積極工作，把自己的技術毫無保留地奉獻給航校的訓練。當時，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術人員有300多。常乾坤等校領導對這些人以誠相待，尊重他們的人格，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技術專長為航校工作。同時，啟發教育他們認清過去的歷史，將功贖罪。日本航空技術人員，在東北老航校和後建的空軍第7航空學校工作10多年之久，為航校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積勞成疾在中國逝世，安葬在被他們稱為第二故鄉的牡丹江。
常乾坤和東北老航校的建設者們，帶著黨中央的囑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艱難險阻，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終於在炮火硝煙的戰爭環境里把航校辦起來了。三年多的時間共培養出各類技術幹部560人。其中飛行班5期126人，機械班4期322人，領航班24人場站等保障人員88人。不少人都成為人民解放軍空軍建設事業中的骨幹力量。
致力新中國空軍建設
1949年初，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三大戰役先後勝利結束，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軍殲滅。人民解放軍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建立人民空軍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為殲滅殘敵，保衛新中國的需要，黨中央即著手組建軍委航空領導的機構。同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決議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們應當爭取組成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及一支保衛沿海沿江的海軍。」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為了使黨中央、中央軍委具體了解東北航校的建設情況，經劉亞樓兼校長提議，常乾坤、王弼於3月上旬從北平乘汽車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長匯報。走前，按劉亞樓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黨委委員召開專門的會議，集體討論研究向中央匯報的內容。常乾坤、王弼從石家莊回來後，傳達說：「他們到西柏坡時，二中全會還沒有開完。等了幾天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接見了他們，聽取了匯報。」 當常乾坤等談到東北創辦的這所航校所走過一段艱苦歷程，並取得了很大成績。毛主席興致很濃，聽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暫時離開一下，也要讓常乾坤休息一下，等他回來再講。當常乾坤匯報到航校已經培養出空、地勤人員500多名時，毛主席高興地連聲稱贊說：「了不起！了不起！」周恩來副主席則眉飛色舞地說：我們的學生很不錯嘛！為黨爭了氣，立了功（常乾坤在黃埔軍校學習時，曾是周恩來的學生）。
當匯報到航校現有的飛機裝備和數量時，毛主席詢問：你們現有的飛機，能不能趕上我去重慶談判時坐的那種飛機？常乾坤回答說：現在飛機缺少零備件，都是拆東補西，飛機的安全系數還不是很高。毛主席興奮地說：等著以後我坐你們開的飛機。毛主席還說：「很好，過去在延安辦不到的事，今天辦到了。你們為今後正式建立空軍做了准備工作，培養出了一些種子。」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了解情況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時就提到過建立空軍的事，那時有人建議請蘇聯援助飛機，成立航空隊。毛主席說，延安只有碗口那麼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麼多，飛機要燒汽油，暫時還沒有條件成立空軍。
建立全軍性航空機構
中央領導同志根據當時的形勢，為了有組織、有領導地接收新解放區的機場、航空設備與國民黨空軍人員，加強航校建設，加速培養航空人員，為創建人民空軍作好准備，決定建立一個全軍性的航空機構。
3月17日，中央軍委即電告4野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軍委決定成立航空局，人員由東北航校抽調。19日，軍委又電東北軍區、4野：航空局長望由常乾坤、王弼兩人中選一人擔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擔局長、政委。3月30日，中央軍委任命常乾坤為軍委航空局局長兼老航校副校長、王弼為軍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航空局下設作戰教育處，由方槐任處長；航空工程處，由蔣天然任處長，朱火華任政委；民航處，由油江任處長；以及情報科、供給科等機構，暫編60多人。以後，由於航空業務增多，工作范圍的擴大，又增設了政治處、航行管理處、秘書處。全局170餘人，辦公地點在北平的燈市口同福夾道。軍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務是：組織接收國民黨空軍遺留下來的機場、設備，收容其空、地勤人員；組織修復航空工廠，盡早恢復生產；加強機場管理，開辟空中航線；加速培養航空人才，為正式組建人民空軍創造條件。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個全國性的航空管理機構，是人民空軍的雛形。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中央軍委機關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領導下，已於3月25日勝利進駐北平。從此，北平成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指揮中心。4月21日，軍委航空局接到中央軍委的通知，說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絕在《同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毛主席、朱總司令已於當日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戰軍已於21日晨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長達500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成功。軍委向航空局發出指示：由於南京政府拒絕和平解決問題，不存在整編其陸海空的問題了，應立即組織得力幹部隨軍過長江，到寧滬杭和華中地區接管國民黨空軍，准備近日南下。常乾坤和王弼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討論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幹部名單。4月22日，周恩來副主席親自接見南下幹部。常乾坤局長向周副主席介紹了從東北老航校抽調人員的情況後，周恩來副主聽後高興地說：「好嘛！派得力幹部，建立接管機構是很重要的問題。渡江的解放軍進展很快，國民黨軍隊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竄，李宗仁也坐飛機走了，解放軍已經兵臨南京城下，估計今明兩日就可完全佔領。你們應盡快到達，爭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員，物資少受損失。」各航空接收組按軍委航空局的統一部署，在各軍區、野戰軍首長的領導和支持下，接收工作進行的很順利。
國民黨反動派不甘心失敗，於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轟炸機，對剛剛解放的北平實施空襲。國民黨的空襲給北平人民和黨的領導機關造成嚴重威脅，也給本來就忙碌的軍委航空局帶來沉重的工作壓力。6月的一天，周恩來副主席在中南海的辦公室召見常乾坤局長。周副主席說：「黨中央決定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保衛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羅瑞卿同志負責，來自空中的，你們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局長回答說：「我們可以組織一個能擔負作戰任務的飛行隊！」 周副主席非常高興地詢問有多少名能駕機起飛的飛行員？有幾架可用來打仗的飛機？並且問「能否組織起一支可以擔負防空作戰的飛行部隊？」 常乾坤局長如實地作了匯報，周副主席聽到後說：「你們回去後擬定一個計劃，向軍委報告。」並且一再囑咐「要爭取時間。」 經過反復討論，確定飛行隊的組成架構和飛行員的選調方案。確定從各軍區航空處和東北老航校「抽調9架戰斗機與必要的飛行人員，集中北平訓練一個月，於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執行防空任務。」「必要時協助陸、海軍解放長山列島。」並確定將這9架飛機「組成一個混合中隊，建制屬華北航空處，作戰指揮統一由軍委航空局負責。」隨即開始調集飛機和空地勤人員，同時決定由徐兆文任飛行隊隊長。後因徐兆文飛行訓練負傷住院，臨時從東北老航校調戰斗訓練大隊邢海帆代理隊長。經中央軍委批准後，人民解放軍第一個飛行隊，於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機場正式成立，轄4個飛行分隊，1個機械分隊。同年9月5日起正式擔任保衛北平的防空作戰任務。以後，又成立了第4運輸機分隊。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局長帶方槐、油江等參加了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召集的開國大典准備會議，華北軍區和北平市的有關領導均有人參加。會上，聶代總長傳達了黨中央關於開國大典組織群眾和閱兵的重要指示。隨後，聶代總長詢問航空局能否組織機群編隊通過天安門上空接受毛主席、朱總司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常乾坤當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聶代總長聽了非常高興，並要求回去後很好地做准備。第二天上午，聶代總長又專門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辦公室，詳細地詢問了現在的多少飛機、設備和飛行員？還問有沒有困難？大家表示：「頭一回，沒有經驗。」油江想到上個月，自己接待過蘇聯民航代表團，便說：「蘇聯民航談判代表團團長過去是蘇聯空軍中將，搞過莫斯科紅場閱兵。」聶代總長說：「可以向他們請教，向他們學習。」聶代總長最後說：「你們先搞個計劃出來，過兩三天再來向我講一下。」 那時，人民空軍還未能正式成立，要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空中受閱，從組織領導上來說困難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閱使用的飛機全是從國民黨空軍那裡繳獲過來或是起義歸來的。飛行員雖然是以飛行隊的為主，但飛行隊剛剛成立，大多數人是從國民黨空軍駕機起義或國民黨中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過來的，中國共產黨自己培養的飛行員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進、姚俊、王洪智、王恩澤等。按空中受閱的需要，在飛行技術上要過硬，在政治上也要純潔，因為稍有差錯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一點是航空局領導考慮最多，也是承擔最大的關鍵問題。常乾坤作為具體領導負責的軍委航空局長，為圓滿完成受閱飛行任務廢寢忘食，費盡了心血。
在組織飛行訓練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隊嚴格編隊隊形訓練。他親自主持機群編隊長機在地面進行沙盤作業，把飛機按空中規定的間隔、距離擺好，組織飛行員反復觀看，牢記長機在自己風擋玻璃上的投影與位置，並掌握判斷偏差和修正的要領。然後，反復進行空中演練和預演。為了使整個機群在天安門上空便於中央首長觀看，達到最隹的效果，常乾坤親自登上天安門城樓實地觀看確定飛行航線。經過預演，常乾坤覺得航線偏北則太靠近天安門，觀看者仰頭太厲害，不便觀看，甚至於會被天安門城樓的大屋頂擋住視線而看不到飛機；航線偏南則起不到與地面通過的裝甲部隊協調一致，達不到檢閱指揮部的要求。所以，機群必須保證在金水橋以南，南紅牆（當時天安門對面長安街南面有一道紅牆）以北通過，西面對正復興門才是最好的航線位置。
10月1日，凌晨5點，南苑飛行隊的受閱飛行員就進入了機場的各個工作崗位，擔任戰斗值班的飛行員已做好了隨時升空的准備。常乾坤、油江處長等進入天安門城樓下的大會總指揮部，對受閱部隊和各項保障工作做了受閱前的最後檢查。16時，受閱指揮部通過常乾坤給油江下達起飛命令，油江立即通過設在華北航空處對空無線電指揮室，通知南苑飛行隊受閱飛行梯隊起飛。常乾坤人在天安門城樓，心系受閱飛機，直到受閱任務的圓滿完成其心情才輕松下來。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閱飛行員參加黨和國家領導人舉行的國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長的精心組織安排下，航空局設計製造了人民空軍的機徵、軍徵，報經中央軍委批准，於開國大典當日實行。同時，盡快恢復了航空工廠的生產，修復40多個機場，開辟北京——長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線。
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軍委任命常乾坤為空軍副司令員兼訓練部長。常乾坤在東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電報時，心情非常激動。常乾坤立即給劉亞樓司令員復電說：「我願誠心 誠意地協助您，兢兢業業地為中國人民空軍而努！」在人民空軍的創建中，常乾坤在空軍的軍事訓練、院校建設、科學研究、武器裝備及民航事業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5. 延安大學的延大名人

艾青男（1910－1996）， 原名蔣澄海，浙江金華人。1932年回國，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同年7 月被捕入獄。以在獄中寫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詩成名。1941年3 月赴延安，任教於魯藝文學系，主編《詩刊》。1945年10月任華北聯大文學院副院長、華北大學第三部副主任等職。1949年，曾任中央美術學院軍代表、中國文聯籌備委員會常委、中國作協理事、中國美協理事、《人民文學》副主編等職。1979年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品有《大堰河》、《北方》、《黎明的通知》、《向太陽》、《火把》、《歡呼集》、《寶石的紅星》、《海岬上》、《黑鰻》、《春天》、《歸來的歌》、《彩色的詩》、《雪蓮》、《域外詩集》等。著有理論集《詩論》、《艾青談詩》、《艾青論創作》等。
艾思奇男（1910.3.2-1966.3.22）， 原名李生萱，生於雲南省騰沖縣和順鄉水碓村，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早年留學日本，193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8年，任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教員。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書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中國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安波（1915─1965），劇作家、音樂家，原名劉清祿，山東牟平人。1937年，在濟南師范畢業。1937年10月到延安，11月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2月，就讀於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音樂系。畢業後留校，從事歌曲創作及民族音樂研究，後任教務科長、研究員等職。1943年2月，魯迅藝術文學院演出了由安波作曲，王大化、李波、路由等作詞的著名新歌劇《兄妹開荒》，後來流傳到其它抗日根據地和國統區，影響深遠。建國後，歷任東北魯迅文藝學院黨委副書記及音樂部長、東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遼寧分會主席、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及省委文化部長。1964年，安波調任中國音樂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5年，安波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
布赫男，蒙古族，1926年3月生，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4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 年7 月參加工作，延安大學民族學院畢業，大學文化。1939年至4 6 年在延安陝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民族學院學習。歷任內蒙古文工團副團長、黨支部書記、團長。1 9 5 4 年至197 4 年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副局長、黨組書記兼自治區文聯主任，自治區黨委代常委，自治區文委黨委代書記、主任。1974 年起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1978 年起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常委，國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1 年至1983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1983年至1993 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自治區主席。1993年至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蔡暢女（1900～1990），原名咸熙，湘鄉縣永豐鎮人。1919年10月，與向警予等一起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 1923年，加入共產黨。1925年8月，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副書記。1934年10月，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翌年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央陝甘省委委員、統戰部長、組織部長。1937年9月，組建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1948年，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常委，任女工部長。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新中國成立以後，蔡暢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她是中共八、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全國婦聯第一、二、三屆主席。
蔡誠原名伍毅鴻，廣東省普寧縣人。歷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中共深圳口岸黨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副部長、部長。 蔡誠是老一輩革命家伍治之和蔡楚吟的後代。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了革命的需要，他與父母一直未能生活在一起。青年時代，曾就讀於延安大學自然科學學院。1949年，蔡誠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副科長。1950年任廣州市公安局副科長。1952年調廣東省公安廳，先後任科長、辦公室主任等。1965年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曾兼任中共深圳口岸黨委書記。1978年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研究室主任。1985年調任司法部副部長，1988年任中國司法部部長。
蔡若虹原名蔡雍， 筆名雷萌、張再學。 1910年1月生於江西九江人，漢族，共產黨員。1921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同年參加上海左翼美術家聯盟。1939年開始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後兼系主任，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後離開延安。1954年開始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歷時整整40年。此間，主要從事美術理論研究和評論工作，所作部分論文收入《蔡若虹美術論集》。 著作有《蔡若虹文集》、《理想的美比實際生活更美》，詩集《靈犀小唱》，回憶錄《上海亭子間時代風習》及《赤腳天堂》。
陳昌浩，（1906-1967），紅軍高級指揮員。1906年1月生於湖北省漢陽縣。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10月，陳昌浩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1937年6月赴延安。曾兼任陝北公學教員。回到延安後不久，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被批准到蘇聯治病。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初，經過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批准，1952年陳昌浩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劉少奇等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回國後，陳昌浩被任命為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後又調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1967年7月30晚，受文革迫害，陳昌浩自殺。
陳荒煤，原名陳光美，湖北襄陽人。1932年參加武漢左翼戲劇家聯盟和反帝文化總同盟，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在魯藝文學系任教。解放後，他長期在文化、電影、文學等部門和學術團體擔任領導工作，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陳荒煤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寫作生涯中，先後創作出版了20多部小說、報告文學、散文、文學評論和電影評論等著作，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和電影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還擔任著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家》主編、中國夏衍電影學會會長等職務，並於1996年 5月在重病期間創立並首次頒發了「夏衍電影榮譽獎」。

6. 常艷的書名叫什麼

《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是常艷實名在網上發表長達12萬字的長文，詳述自己與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17次在酒店開房。

常艷目的是希望調入北京工作拿到北京戶口。常送錢幾萬給衣，才得以陪睡，而衣至少有兩個姘頭。常戶口無望，就向衣要封口費。衣給了100萬後，常發出長文引發震撼。

(6)最新任命中央編譯局擴展閱讀：

作者真實姓名常艷，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員，2010年7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央編譯局博士後，曾供職於山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曾任黑龍江大學校長，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長，2010年2月任現職。

楊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編譯局秘書長，我的博士後合作導師。

曹榮湘：原為中央編譯局人才處處長，後被提拔為編譯局辦公廳副主任。

董瑩：編譯局人才處博士後管理辦公室工作人員。

張萌萌：中央編譯局戰略所博士後，英國海歸博士，我的室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7. 公務員最新的工資標準是多少

根據《公務員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公務員實行羨帆扮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工資制度。這一規定奠定了公務員工資制度的基本框架，為今後改革和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公務員工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歸並簡化兄灶現行基本工資結構, 將基本工資確定為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兩部分，適當拉開不同職務的工資差距；強化工資級別與待遇掛鉤；在清理整頓各地轎旅區、各部門、各單位自行建立的津貼、補貼的基礎上，實施地區附加津貼；實行分類管理的工資制度，以適應公務員分類管理的需要；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制度和特殊崗位津貼制度。

詳情《2006年公務員職級工資制改革》的網路
http://ke..com/view/9792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