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昇編譯器

『壹』 畢昇為什麼是布衣能手

沈括畢昇是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的創始人。由於有關的歷史記載太少，所以畢昇的身份始終沒有搞清。他到底是刻字工人，還是鍛工，或者是讀書人，乃至書商，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對其活字是何物製成，學者也有爭論。

沈括《夢溪筆談》中有兩處分別提到畢昇和畢升，其一是卷十八載：「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是說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用膠泥刻成一個個「薄如錢唇」的活單字，用火燒硬，然後用一塊鐵板，上面敷上松脂、臘和紙灰，再放一個鐵框，把活單字按要求一個個排進去，密布滿鐵框後，放在火上加熱，使松脂和臘熔化，同時用一板壓平活字，冷卻後，鐵框中的活字變得堅固而平整，即可上油墨印刷了。印刷完畢，也可再用火使脂臘熔化，活字便從鐵板上脫落，按音韻裝在專用木格中，以備下次使用。

其二是卷二十載：「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是說畢升是個熟練的冶金能手，曾在宮廷中為方士鍛金，其方法是先造好爐灶，使人隔著牆鼓風，因為不想讓人看到爐子的啟閉和鍛造運作。煉好的金，初從爐子中出來時，顏色尚黑，凡百餘兩為一餅，每餅可輻解為八片，稱作「鴉嘴金」者即是，當時人就有收藏此金者。

上述一人是印刷高手，一人是冶金能手。兩人生活的年代略有差距，一個在慶歷年間(1041～1048)，一個在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兩人的名字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別，一個升字有日字頭，一個升字沒有。那麼兩人有什麼關系嗎？

有學者認為他們倆是一人，身份是布衣，職業是鍛工。如王國維、胡適等。馮漢庸在《畢昇活字膠泥為六一泥考》中還提出更為詳盡的考證，他否定了畢昇用粘土製活字的流行說法，認為用粘土製成的活字，再經火燒加硬，便成了陶活字或瓷活字，瓷的吸水率近於零，陶的吸水率僅百分之二十，都是不能著油墨印刷的。而煉丹時封爐鼎用的「六一泥」，是由七種礦物研細活合後再入醋攪拌而成的泥狀物，此種泥用火燒硬後，可以著油墨印刷。而作為鍛工的畢升，曾和方士一起煉丹和冶金，掌握了「六一泥」的製作方法及其特性，才將它採用到活字印刷方面。所以，印刷高手的畢昇，也曾經是個鍛工和冶金能手。

有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運用多種旁證材料證明以泥土鑄成的字是能夠印書的。《夢溪筆談》記畢昇在印書過程中，遇到「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革火燒，瞬息可成。」其泥字瞬息即可燒成，用的又是溫度很低的草火，估計並未將膠泥字燒成陶字或瓷字，只燒成瓦字，其吸水率較高，可以著油墨印刷。葉德輝《書林清話》中介紹自己藏有畢異活字版印成的《韋蘇州集》十卷，書中「字廁時若嚙缺」，說明應是瓦字印成的，因為瓦字不夠堅固，造成筆畫時有斷缺。元朝農學家王禎自著自印的《農書》，就是用了工匠製造的三萬余個陶活字(《造活字印書法》)。就是在朝鮮、日本，用陶活字印書之記載也不乏其例。此外，歷史上學畢昇造活字印書的事跡中，我們還時可見有瓷活字的記載，其印刷質量也非常清晰。如清代印《周易說略》和《蒿庵閑話》兩書，所用磁字稱「泰山磁版」。因此，泥活字無論燒成瓦字、陶字、瓷字，都能印刷，且印得很好。所以，畢昇不是鍛工，也沒有為道家方士做助手煉丹，自然不知道什麼「六一泥」的製作。

也有學者從其他有關方面推斷，他們完全是兩個人。首先，古代「昇」和「升」是同音異字，而古代人名用字，一般不會通假。治學嚴謹的沈括，不可能將一人的名字寫成兩個字。其次，從時間上看，大中祥符和慶歷相差二三十年，在大中祥符年間已經「老」了的鍛工，說他在二三十年後居然發明了活字印刷，似乎也可能性不大。再次，從地域上看，鍛工畢升在宮禁中和方士冶金，那是在汴京開封；而造活字的畢昇是在沈括的家鄉，印刷業發達的杭州。一南一北，相隔幾千里，也很難是一個人。所以劉國鈞、胡道靜、徐仲濤等學者，都認為畢昇就是一位刻字工人，這種說法還頗為流行。

也有學者認為，活字印刷術從鑄造單字、鐵板排檢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鑄造出數以萬計的單字，其中哪些字應各造多少，然後採用當時較為先進的「音韻分類排檢法」按規律編排起來，其中的工作操作起來是非常復雜的，沒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勝任的。同時，其工作量不小，需要僱用工匠，甚至花費數年的時間進行試驗和改進，如從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進過程定有不少困難，它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是難以辦到的。如元代王禎為印《農書》，單用工匠制活字就花費了兩年時間。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個人力，經三十年才造出十幾萬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賤，一般很少讀書識字，不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同時收入微薄，生活艱難，不擁有一定的經濟財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難以完成這項艱巨工作的。

那麼，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畢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創造了這項技術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為如果真是如此，其發明成果必然會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關印刷器材也必然歸主人所有。而《夢溪筆談》最後說：「昇死，其印為余群從所得，至今保藏。」由此，從發明、試驗和使用活字印刷術所必須具備的文化素質、資金財力及技術助手等方面的條件分析，畢昇決非是一般工匠，而應該是有殷實家底和熱心圖書出版事業，並有一幫「群從」的實力人物，可能就是書商。《夢溪筆談》說畢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頗具文化素養的讀書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鄉紳，有可能是民間的文化出版商人。

總之，種種說法其實都拿不出確切可靠的證據，而只能作一些猜想罷了。

『貳』 誰能給我畢升和王選的資料。急啊！！！

畢升（？-約1051）北宋發明家。徽州（今安徽歙縣）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

我國是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圖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

的，現在的木板水印畫仍用此法，統稱為「刻版印刷術」。刻版印刷術的前身是

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紀出現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紙和制墨等生產技術

出現以後，逐漸發明了刻板印刷術。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國已非常盛行，並

先後傳至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伊朗等國，影響到非州和歐州。公元十一

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印刷術出現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和發明。宋代慶

歷（公元1041年）間，畢升首創泥活字版，使書籍印刷更為方便。據沈括的《夢

溪筆談》記載，畢升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為燒硬後，便成活字。

排版前，先在置有鐵框的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攙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

上面，加熱，使蠟稍溶化，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即因著在鐵板上，可以象雕板

一樣印刷。此外，他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經濟

方便。
王選同志（1937-2006）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科學家、中國計算機漢字激光照排技術創始人，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出生於上海，生前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

獻身科學 勇於創新

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王選，自小熱愛科學，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祖國和人民需要的科學工作者。1954年，王選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6年分專業時，由於堅信計算技術在未來將大有作為，他毅然決定攻讀當時「冷門」的計算數學專業。
1961年，王選參與北大自行研製的中型計算機「紅旗機」的邏輯設計和系統調試任務。緊張的工作和嚴重營養不良使他患上重病。 但是，王選沒有消沉，他撐著虛弱的身子，從事ALGOL60高級語言編譯系統研究，終於在1967年和同事們一起完成了這一大型軟體，為在我國推廣計算機高級語言發揮了積極作用。
1975年春，王選開始著手漢字精密照排系統的研究。在充分研究國際技術發展方向後，大膽提出了跳過正在攻關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機，直接研製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這在當時是一個令世人震驚的大膽決策，充滿了創新精神，許多人對此很難理解，甚至開始非議他。但是，王選和他的夫人陳堃銶沒有氣餒。經過多次嚴密科學的論證，最終贏得了北京大學和電子部、新華社等部門以及協作單位的支持。
1979年到1984年，是王選科研道路最艱難的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發展，英、美、日等國的著名廠商大舉進入中國，爭奪漢字照排印刷領域這塊巨大市場。我國產品在市場上受到猛烈沖擊，專家論證會也作出了主張引進國外產品的論斷。這時，幾乎身臨絕境的王選毅然作出了決戰市場的選擇。他和同事們排除干擾，不分晝夜，埋頭苦幹。1979年7月，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原理性樣機研製成功。後來，王選稱自己從1975年到1993年這18年的研發過程，「逆潮流而上」，「九死一生」。
正是這種勇氣和精神，王選和他的團隊才有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方正彩色出版系統的相繼推出和大規模應用，從而實現了中國出版印刷行業「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技術革命，成為我國自主創新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傑出典範。
王選對科研項目的市場前景有著敏銳的洞察力，積極倡導產學研相結合，在北大方正集團中建立起中遠期的研發和銷售服務的一條龍體制，還力主由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與北大方正集團共同成立方正技術研究院，走出了一條科研成果產業化的成功道路。他的努力，引發報業和印刷業三次技術革新，使得漢字激光照排技術佔領99%的國內報業市場以及90%的海外華文報業市場。
取得這些驚人成就後，王選並不滿足。他認為，只有開發出非中文領域的出版系統打入發達國家，才算真正國際化。在他的策劃和組織下，1997年，一個運用了獨特的軟插件技術、高集成度、擴展性強的新型日文出版系統面世。該系統應用後，被認為是日本同類系統中最先進的產品，並在日本報社、雜志社、印刷業和廣告製作業推廣。不僅如此，以柵格圖像處理器RIP為核心的產品已銷往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日等發達國家。

淡泊名利 甘為人梯

在科研成果和榮譽面前，王選始終強調成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他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從不以學術權威自居。他曾說，「老驥伏櫪」，最好是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實現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壯志，今後衡量自己貢獻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發現了多少年輕才俊。
王選深刻認識到，經濟競爭在於科技競爭，而科技競爭在於人才競爭。他認為，在計算機信息技術這類新興學科領域內，技術發展十分迅速，年輕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思維敏捷，具有明顯優勢，應大力支持。
作為一名計算機應用專業的博士生導師，王選十分注重通過教學和實踐鍛煉學生能力。他特別重視為學生選擇好正確的科研方向和技術路線，鼓勵和幫助他們選擇國內從未做過、具有挑戰性且未來應用前景光明的課題。在成果署名上，王選一直提倡：工作具體誰做就署誰的名，導師不要拿學生的成果當作自己的成績。
王選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他在56歲時，就決定退出科研第一線，放手給年輕人。平時只要一有時間，他會走進機房和大家聊天，隨手帶著個筆記本，上面記著他了解到的情況和問題。他的抽屜里有一個花名冊，每個學生和員工都附有照片，他不但能說出他們的名字，還把了解到的每個人的科研和學習情況，甚至家庭背景寫在旁邊，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都是經過深入調查和接觸後才抓住的個性特點。
王選最推崇的一句話是：「獻身於科學研究就沒有權力再像普通人那樣活法，必然會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樂趣，但也會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樂趣。」 他說：「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他最初的動力，決不是想要拿個什麼獎，或者得到什麼樣的名和利。他之所以狂熱地去追求，是因為熱愛和一心想對未知領域進行探索的緣故。」他曾堅持自己不申請院士，後來因北京大學積極推薦，他才去填表。
2000年，王選身為兩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但始終不願搬入院士樓，仍然居住在北大分配的70平米的單元房裡，地上鋪著地板革，最主要的傢具是書櫃，沒有什麼 擺設。
他夏天一身白衫黑褲，冬天外罩一件夾克，為數不多的幾套西裝只在正式場合穿，很長時間領帶也只有一條。他寫字列印的紙張都是兩面使用，他的手稿大多寫在廢紙背面，而且寫得密密麻麻，不留空白，一些內部文件傳送使用的也是舊信封。
王選對學校和方正，對科研事業，卻慷慨大方，一擲千金。2002年，王選用獲得的國家最高科技獎獎金及學校的獎勵金共900萬元，設立「王選科技創新基金」。他在海內外獲得的其他獎金，也捐贈給了北大。
他心裡總是想著別人，對他人、對同志充滿了關愛。在他患病期間，還自費幫同事患病的愛人從國外買葯，每月2萬元，並勸慰患者和家屬不要在意費用。這件事他一直堅持，除了幾個當事人，知道的人很少。
王選心裡惦記的總是別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要求「安樂死」，不給國家和醫生添麻煩，並提出去世後捐獻角膜，捐獻遺體。

肝膽相照 真誠合作

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選關心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支持人民政協的工作，帶病積極參政議政。到逝世前，他有近30次全國政協的有關會議和活動是在做化療、放療或熱療期間出席的。
作為九三學社重要的領導人，王選十分關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2005年，王選病情惡化，腿腫得厲害，行走困難，但他強忍病痛，盡最後的力氣，寫下了2萬余字的文章，把自己多年來自主創新和科學研究的經驗和方法毫無保留地留給世人，奉獻國家。
2006年1月3日，在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王選咬緊牙關拿起筆，顫抖著寫下「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八個字。這是他為《科技日報》成立20周年的題詞，也成了他的絕筆！
王選十分關心九三學社的工作，他真誠地支持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同志的工作，積極參加九三學社組織的活動，對九三學社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在北大九三學社同志們的眼裡，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一位平易近人、值得信賴的朋友。
王選在遺願中表示：「我將盡我最大努力，像當年攻克科研難關那樣，頑強地與疾病斗爭，為國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希望年輕一代務必「超越王選， 走向世界」。他深情地表示：「我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21世紀中葉中國必將成為世界強國，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