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編譯所人類學論文

A. 急需漢語言本科畢業論文

報告必須使用標准A4列印紙進行列印，頁面上、下邊距各2.5厘米，左右邊距各2.2厘（報告所附的較大的圖紙、數據表格及計算機程序段清單等除外），並按報告裝訂順序要求如下：
1．封面
見附件《報告封面、指導教師意見頁、系部答辯委員會意見頁》。
2．內容摘要
摘要標題按照正文一級子標題要求處理，摘要內容按照正文要求處理。內容摘要不設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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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關鍵詞與內容摘要同處一頁，位於內容摘要之後，另起一行並以「索引關鍵詞：」開頭（字體加粗），後跟3~5個關鍵詞（字體不加粗），詞間空1字，其他要求同正文。
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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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文
正文必須從正面開始，並設置為第1頁。頁碼在頁末居中列印，其他要求同正文（如正文第5頁格式為「―5―」）。
報告標題為標准二號宋體字，居中，單倍行間距；
報告一級子標題為標准四號黑體字，居中，單倍行間距；
報告二級及以下子標題為標准小四號黑體字，左起空兩個字列印，行間距為固定值20磅；
正文一律使用標准小四號宋體字，段落開頭空兩個字，行間距為固定值20磅；
正文中的公式原則上居中。如公式前有文字（如：「解」、「假定」等），文字應與正文左側對齊，公式仍居中，公式末尾不加標點。公式序號按章編排，如第二章的第三個公式序號為「（2—3）」，附錄2中的第三個公式序號為「（②—3）」等；
正文中的插圖應與文字緊密配合，文圖相符，內容正確，繪制規范。插圖按章編號並置於插圖的正下方，插圖不命名，如第二章的第三個插圖序號為「圖2—3」，插圖序號使用標准五號宋體字；
正文中的插表不加左右邊線。插表按章編號並置於插表的左上方，插表不命名，如第二章的第三個插表序號為「表2—3」，插表序號使用標准五號宋體字。
6. 後記
後記獨佔一頁，標題按照正文一級子標題要求處理，內容按照正文要求處理。
7. 參考文獻
按照GB7714—87《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規定的格式列印，內容列印要求與報告正文相同。參考文獻從頁首開始，著錄格式如下：
7.1 著作圖書文獻
序號 作者．書名．版次（第一版省略）．出版者，出版年份：引用部分起止頁碼
7.2 譯著圖書文獻
序號 作者．書名．譯者．版次（第一版省略）．出版者，出版年份：引用部分起止頁碼
7.3 學術刊物文獻
序號 作者．文章名．學術刊物名．年，卷（期）：引用部分起止頁碼
7.4 學術會議文獻
序號 作者．文章名．編者名．會議名稱，會議地址，年份．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部分起止頁碼
7.5 學位論文類參考文獻
序號 作者．學位論文題目．學校和學位論文級別．答辯年份：引用部分起止頁碼
7.6 西文文獻
著錄格式同中文，實詞的首字母大寫，其餘小寫。
參考文獻作者人數較多者只列前三名，中間用逗號分隔，多於三人的後面加「等」字（西文加「etc.」）。
學術會議若出版論文集者，在會議名稱後加「論文集」字樣；未出版論文集者省去「出版者」、「出版年」項；會議地址與出版地相同的省略「出版地」，會議年份與出版年相同的省略「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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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格爾茨的《深描》到底講些什麼啊怎麼看不懂的咯……

通過對研究社會的行動者社會行為的描寫，揭示其行動的意思。如對於眨眼睛，一個人是自然反應眨眼，另外一個眨眼是對他的同伴傳遞信息，如果只寫這個動作，他們都是一樣，但是要寫他的眨眼意圖，則需要我們描寫者發現他們行動背後的意義。

C. 求解密人類大腦課結課論文或者課件

人類大腦與電腦

英國科學家艾倫·圖靈1937年發表著名的《論應用於解決問題的可計算數字》一文。文中提出思考原理計算機——圖靈機的概念，推進了計算機理論的發展。1945年圖靈到英國國家物理研究所工作，並開始設計自動計算機。1950年，圖靈發表題為《計算機能思考嗎？》的論文，設計了著名的圖靈測驗，通過問答來測試計算機是否具有同人類相等的智力。

圖靈提出了一種抽象計算模型，用來精確定義可計算函數。圖靈機由一個控制器、一條可無限伸延的帶子和一個在帶子上左右移動的讀寫頭組成。這個在概念上如此簡單的機器，理論上卻可以計算任何直觀可計算的函數。圖靈機作為計算機的理論模型，在有關計算機和計算復雜性的研究方面得到廣泛應用。

計算機是人類製造出來的信息加工工具。如果說人類製造的其他工具是人類雙手的延伸，那麼計算機作為代替人腦進行信息加工的工具，則可以說是人類大腦的延伸。最初真正製造出來的計算機是用來解決數值計算問題的。二次大戰後期，當時為軍事目的進行的一系列破譯密碼和彈道計算工作，越來越復雜。大量的數據、復雜的計算公式，即使使用電動機械計算器也要耗費相當的人力和時間。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開始研製電子計算機。

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科洛薩斯」誕生於英國，「科洛薩斯」計算機是1943年3月開始研製的，當時研製「科洛薩斯」計算機的主要目的是破譯經德國「洛倫茨」加密機加密過的密碼。使用其他手段破譯這種密碼需要6至8個星期，而使用『科洛薩斯』計算機則僅需6至8小時。1944年1月10日，「科洛薩斯」計算機開始運行。自它投入使用後，德軍大量高級軍事機密很快被破譯，盟軍如虎添翼。「科洛薩斯」比美國的ENIAC計算機問世早兩年多，在二戰期間破譯了大量德軍機密，戰爭結束後，它被秘密銷毀了，故不為人所了解。

盡管第一台電子計算機誕生於英國，但英國沒有抓住由計算機引發的技術和產業革命的機遇。相比之下，美國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鼓勵發展計算機技術和產業，從而崛起了一大批計算機產業巨頭，大大促進了美國綜合國力的發展。1944年美國國防部門組織了有莫奇利和埃克脫領導的ENIAC計算機的研究小組，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的現代計算機的奠基者美籍匈牙利數學家馮·諾依曼也參加了者像研究工作。1946年研究工作獲得成功，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台電子數字計算機ENIAC。這台用18000隻電子管組成的計算機，盡管體積龐大，耗電量驚人，功能有限，但是確實起了節約人力節省時間的作用，而且開辟了一個計算機科學技術的新紀元。這也許連製造它的科學家們也是始料不及的。

最早的計算機盡管功能有限，和現代計算機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它已具備了現代計算機的基本部分，那就是運算器、控制器和存儲器。

運算器就象算盤，用來進行數值運算和邏輯運算，並獲得計算結果。而控制器就象機算機的司令部，指揮著計算機各個部分的工作，它的指揮是靠發出一系列控制信號完成的。

計算機的程序、數據、以及在運算中產生的中間結果以及最後結果都要有個存儲的地方，這就是計算機的第三個部件——存儲器。

計算機是自動進行計算的，自動計算的根據就是存儲於計算機中的程序。現代的計算機都是存儲程序計算機，又叫馮·諾依曼機，這是因為存儲程序的概念是馮·諾依曼提出的。人們按照要解決的問題的數學描述，用計算機能接受的「語言」編製成程序，輸入並存儲於計算機，計算機就能按人的意圖，自動地高速地完成運算並輸出結果。程序要為計算機提供要運算的數據、運算的順序、進行何種運算等等。

微電子技術的產生使計算機的發展又有了新的機遇，它使計算機小型化成為可能。微電子技術的發展可以追溯到晶體管的出現。1947年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貝爾實驗室的三位學家巴丁、不賴頓和肖克萊製成第一支晶體管，開始了以晶體管代替電子管的時代。

晶體管的出現可以說是集成電路出台的序幕。晶體管出現後，一些科學家發現，把電路元器件和連線像製造晶體管那樣做在一塊矽片上可實現電路的小型化。於是，晶體管製造工業經過10年的發展後，1958年出現了第一塊集成電路。

微電子技術的發展，集成電路的出現，首先引起了計算機技術的巨大變革。現代計算機多把運算器和控制器做在一起，叫微處理器，由於計算機的心臟——微處理器（計算機晶元）的集成化，使微型計算機應運爾生，並在70－80年代間得到迅速發展，特別是IBM PC個人計算機出現以後，打開了計算機普及的大門，促進了計算機在各行各業的應用，五六十年代，價格昂貴、體積龐大、耗電量驚人的計算機，只能在少數大型軍事或科研設施中應用，今天由於採用了大規模集成電路，計算機已經進入普通的辦公室和家庭。

標志集成電路水平的指標之一是集成度，即在一定尺寸的晶元上能做出多少個晶體管，從集成電路出現到今天，僅40餘年，發展的速度卻是驚人的，晶元越做越小，這對生產、生活的影響也是深遠的。ENIAC計算機佔地150平方米，重達30噸，耗電量幾百瓦，其所完成的計算，今天高級一點的袖珍計算器皆可完成。這就是微電子技術和集成電路所創造的奇跡。

現狀與前景

美國科學家最近指出，經過30多年的發展，計算機晶元的微型化已接近極限。計算機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只能寄希望於全新的技術，如新材料、新的晶體管設計方法和分子層次的計算技術。

過去30多年來，半導體工業的發展基本上遵循穆爾法則，即安裝在硅晶元上的晶體管數目每隔18個月就翻一番。晶元體積越來越小，包含的晶體管數目越來越多，蝕刻線寬越來越小；計算機的性能也因而越來越高，同時價格越來越低。但有人提出，這種發展趨勢最多隻能再持續10到15年的時間。

美國最大的晶元生產廠商英特爾公司的科學家保羅·A·帕坎最近在美國《科學》雜志上撰文說，穆爾法則（1965年提出的預測半導體能力將以幾何速度增長的法則）也許在未來10年裡就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晶元的微型化已接近極限。人們尚未找到超越該極限的方法，一些科學家將其稱之為「半導體產業面臨的最大挑戰」。

目前最先進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晶元製造技術所能達到的最小線寬約為0.18微米，即一根頭發的5％那樣寬。晶體管里的絕緣層只有4到5個原子那樣厚。日本將於2000年初開始批量生產線寬只有0. 13微米的晶元。預計這種晶元將在未來兩年得到廣泛應用。下一步是推出線寬0. 1微米的的晶元。帕坎說，在這樣小的尺寸上，晶體管只能由不到100個原子構成。

晶元線寬小到一定程度後，線路與線路之間就會因靠得太近而容易互相干擾。而如果通過線路的電流微弱到只有幾十個甚至幾個電子，信號的背景雜訊將大到不可忍受。尺寸進一步縮小，量子效應就會起作用，使傳統的計算機理論完全失效。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必須使用全新的材料、設計方法乃至運算理論，使半導體業和計算機業突破傳統理論的極限，另闢蹊徑尋求出路。

當前計算機發展的主流是什麼呢？國內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

RISC

RISC是精簡指令系統計算機（Re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英文縮寫。所謂指令系統計算機所能執行的操作命令的集合。程序最終要變成指令的序列，計算機能執行。計算機都有自己的指令系統，對於本機指令系統的指令，計算機能識別並執行，識別就是進行解碼——把代表操作的二進制碼變成操作所對應的控制信號，從而進行指令要求的操作。一般講，計算機的指令系統約豐富，它的功能也約強。RISC系統將指令系統精簡，使系統簡單，目的在於減少指令的執行時間，提高計算機的處理速度。傳統的計算機一般都是每次取一條指令，而RISC系統採用多發射結構，在同一時間發射多條指令，當然這必須增加晶元上的執行部件。

並行處理技術

並行處理技術也是提高計算機處理速度的重要方向，傳統的計算機，一般只有一個中央處理器，中央處理器中執行的也只是一個程序，程序的執行是一條接一條地順序進行，通過處理器反映程序的數據也是一個接一個的一串，所以叫串列執行指令。並行處理技術可在同一時間內多個處理器中執行多個相關的或獨立的程序。目前並行處理系統分兩種：一種具有4個、8個甚至32個處理器集合在一起的並行處理系統，或稱多處理機系統；另一種是將100個以上的處理器集合在一起，組成大規模處理系統。這兩種系統不僅是處理器數量多少之分，其內部互連方式、存儲器連接方式、操作系統支持以及應用領域都有很大的不同。

曾經有一段時間，超級計算機是利用與普通計算機不同的材料製造的。最早的克雷1號計算機是利用安裝在鍍銅的液冷式電路板上的奇形怪狀的晶元、通過手工方式製造的。而克雷2號計算機看起來更加奇怪，它在一個盛有液態碳氟化合物的浴器中翻騰著氣泡———採用的是「人造血液」冷卻。並行計算技術改變了所有這一切。現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計算機是美國的「Asci Red」， 這台計算機的運算速度為每秒鍾2·1萬億次，它就是利用與個人計算機和工作站相同的元件製造的，只不過超級計算機採用的元件較多而已，內部配置了9000塊標准奔騰晶元。鑒於目前的技術潮流，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超級計算機與其它計算機的差別正在開始模糊。

至少在近期，這一趨勢很明顯將會繼續下去。那麼，哪些即將到來的技術有可能會擾亂計算技術的格局，從而引發下一次超級計算技術革命呢？

這樣的技術至少有三種：光子計算機、生物計算機和量子計算機。它們能夠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都很小，但是由於它們具有引發革命的潛力，因此是值得進行研究的。

光子計算機

光子計算機可能是這三種新技術中最接近傳統的一種。幾十年來，這種技術已經得到了有限的應用，尤其是在軍用信號處理方面。

在光子計算技術中，光能夠像電一樣傳送信息，甚至傳送效果更好，，光束在把信息從一地傳送至另一地的效果要優於電，這也就是電話公司利用光纜進行遠距離通信的緣故。光對通信十分有用的原因，在於它不會與周圍環境發生相互影響，這是它與電不同的一點。兩束光線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互相穿透。光在長距離內傳輸要比電子信號快約100倍，光器件的能耗非常低。預計，光子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可能比今天的超級計算機快1000到10000倍。

令人遺憾的是，正是這種極端的獨立性使得人們難以製造出一種全光子計算機，因為計算處理需要利用相互之間的影響。要想製造真正的光子計算機，就必須開發出光學晶體管，這樣就可以用一條光束來開關另一條光束了。這樣的裝置已經存在，但是要製造具有適合的性能特徵的光學晶體管，還需要仰仗材料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

生物計算機

與光子計算技術相比，大規模生物計算技術實現起來更為困難，不過其潛力也更大。不妨設想一種大小像柚子，能夠進行實時圖像處理、語音識別及邏輯推理的超級計算機。這樣的計算機已經存在：它們就是人腦。自本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研究生物計算機（也叫分子計算機），隨著生物技術的穩步發展，我們將開始了解並操縱製造大腦的基因學機制。

生物計算機將具有比電子計算機和光學計算機更優異的性能。如果技術進步繼續保持目前的速度，可以想像在一二十年之後，超級計算機將大量涌現。這聽起來也許像科幻小說，但是實際上已經出現了這方面的實驗。例如，矽片上長出排列特殊的神經元的「生物晶元」已被生產出來。

在另外一些實驗室里，研究人員已經利用有關的數據對DNA的單鏈進行了編碼，從而使這些單鏈能夠在燒瓶中實施運算。這些生物計算實驗離實用還很遙遠，然而1958年時我們對集成電路的看法也不過如此。

量子計算機

量子力學是第三種有潛力創造超級計算革命的技術。這一概念比光子計算或生物計算的概念出現得晚，但是卻具有更大的革命潛力。由於量子計算機利用了量子力學違反直覺的法則，它們的潛在運算速度將大大快於電子計算機。事實上，它們速度的提高差不多是沒有止境的。一台具有5000個左右量子位的量子計算機可以在大約3 0秒內解決傳統超級計算機需要100億年才能解決的素數問題。

眼下恰好有一項重要的用途適合這種貌似深奧的作業。通過對代表數據的代碼進行加密，計算機數據得到保護。而解密的數學「鑰匙」是以十分巨大的數字——一般長達250位——及其素數因子的形式出現的。這樣的加密被認為是無法破譯的，因為沒有一台傳統計算機能夠在適當的時間里計算出如此巨大數字的素數因子。但是，至少在理論上，量子計算機可以輕易地處理這些素數加密方案。因此，量子計算機黑客將不僅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常常出沒於各種計算機網路（包括網際網路）中的信用卡號碼及其他個人信息，而且能夠輕易獲取政府及軍方機密。這也正是某些奉行「寧為人先、莫落人後」這一原則的政府機構一直在投入巨資進行量子計算機研究的原因。

量子超級網路引擎

量子計算機將不大可能破壞網際網路的完整性，不僅如此，它們到頭來還可能給網際網路帶來巨大的好處。兩年前，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洛夫·格羅弗發現了用量子計算機處理我們許多人的一種日常事務的方法———搜尋隱藏在浩如煙海的龐大資料庫內的某項信息。尋找資料庫中的信息就像是在公文包里找東西一樣。如果各不相同的量子位狀態組合分別檢索資料庫不同的部分，那麼其中的一種狀態組合將會遭遇到所需查找的信息。

由於某些技術的限制，量子搜索所能帶來的速度提高並沒有預計的那麼大，例如，如果要在1億個地址中搜索某個地址，傳統計算機需要進行大約5000萬次嘗試才能找到該地址；而量子計算機則需大約1萬次嘗試，不過這已經是很大的改善了，如果資料庫增大的話，改善將會更大。此外，資料庫搜索是一種十分基礎的計算機任務，任何的改善都很可能對大批的應用產生影響。

迄今為止，很少有研究人員願意預言量子計算機是否將會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盡管如此，總的趨勢一直是喜人的。盡管許多物理學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一開始曾認為量子力學撲朔迷離的本性必定會消除實用量子計算技術面臨的難以捉摸而又根深蒂固的障礙，但已經進行的深刻而廣泛的理論研究卻尚未能造就一台實實在在的機器。

那麼，量子計算機的研究熱潮到底意味著什麼？計算技術的歷史表明，總是先有硬體和軟體的突破，然後才出現需要由它們解決的問題。或許，到我們需要檢索那些用普通計算機耗時數月才能查完的龐大資料庫時，量子計算機才將會真正開始投入運行。研究將能取代電子計算機的技術並非易事。畢竟，採用標准微處理器技術的並行計算機每隔幾年都會有長足的進步。因此，任何要想取代它的技術必須極其出色。不過，計算技術領域的進步始終是十分迅速的，並且充滿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對未來的預測從來都是靠不住的，事後看來，那些斷言「此事不可行」的說法，才是最最愚蠢的。

除了超級計算機外，未來計算機還會在哪些方面進行發展呢？

多媒體技術

多媒體技術是進一步拓寬計算機應用領域的新興技術。它是把文字、數據、圖形、圖像和聲音等信息媒體作為一個集成體有計算機來處理，把計算機帶入了一個聲、文、圖集成的應用領域。多媒體必須要有顯示器、鍵盤、滑鼠、操縱桿、視頻錄象帶／盤、攝象機、輸入／輸出、電訊傳送等多種外部設備。多媒體系統把計算機、家用電器、通信設備組成一個整體由計算機統一控制和管理。多媒體系統將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網路

當前的計算機系統多是連成網路的計算機系統。所謂網路，是指在地理上分散布置的多台獨立計算機通過通信線路互連構成的系統。根據聯網區域的大小，計算機網路可分成居域網和遠程網。小至一個工廠的各個車間和辦公室，大到跨洲隔洋都可構成計算機網。網際網路將發展成為人類社會中一股看不見的強大力量－－它悄無聲息地向人們傳遞各種信息，以最快、最先進的手段方便人類的工作和生活。現在的網際網路發展有將世界變成「地球村」的趨勢。

專家認為PC機不會馬上消失，而同時單功能或有限功能的終端設備（如手執電腦、智能電話）將挑戰PC機作為計算機革新動力的地位。把網際網路的接入和電子郵件的功能與有限的計算功能結合起來的「置頂式」計算機如網路電視將會很快流行開來。單功能的終端最終會變得更易應用

智能化計算機

我們對大腦的認識還很膚淺，但是使計算機智能化的工作絕不能等到人們對大腦有足夠認識以後才開始。使計算機更聰明，從開始就是人們不斷追求的目標。目前用計算機進行的輔助設計、翻譯、檢索、繪圖、寫作、下棋、機械作業等方面的發展，已經向計算機的智能化邁進了一步。隨著計算機性能的不斷提高，人工智慧技術在徘徊了50年之後終於找到了露臉的機會，世界頭號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向「深藍」的俯首稱臣，讓人腦第一次嘗到了在電腦面前失敗的滋味。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感憂懼，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地感受到認識自身的需要。

目前的計算機，多數是馮·諾依曼型計算機，它在認字、識圖、聽話及形象思維方面的功能特別差。為了使計算機更加人工智慧化，科學家開始使計算機模擬人類大腦的功能，近年來，各先進國家注意開展人工神經網路的研究，向計算機的智能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人工神經網路的特點和優越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具有自學功能。六如實現圖象識別時，只要線把許多不同的圖象樣板和對應的應識別的結果輸入人工神經網路，網路就會通過自學功能，漫漫學會識別類似的圖像。自學功能對於預測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預期未來的人工神經網路計算機將為人類提供同經濟預測、市場預測、效益預測、其前途是很遠大的。

具有聯想儲存功能。人的大腦是具有兩廂功能的。如果有人和你提起你幼年的同學張某某。，你就會聯想起張某某的許多事情。用人工神經網路的反饋網路就可以實現這種聯想。

具有高速尋找優化解的能力。尋找一個復雜問題的優化解，往往需要很大的計算量，利用一個針對某問題而設計的反饋人工神經網路，發揮計算機的高速運算能力，可能很快找到優化解。

人工神經網路是未來為電子技術應用的新流域。智能計算機的構成，可能就是作為主機的馮·諾依曼機與作為智能外圍的人工神經網路的結合。

人們普遍認為智能計算機將像穆爾定律（1965年提出的預測半導體能力將以幾何速度增長的定律）的應驗那樣必然出現。提出這一定律的英特爾公司名譽董事長戈登·穆爾本人也同意這一看法，他認為：「硅智能將發展到很難將計算機和人區分開來的程度。」但是計算機智能不會到此為止。許多科學家斷言，機器的智慧會迅速超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霍金的智慧之和。霍金認為，就像人類可以憑借其高超的搗弄數字的能力來設計計算機一樣，智能機器將創造出性能更好的計算機。最遲到下個世紀中葉（而且很可能還要快得多），計算機的智能也許就會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

什麼是計算機語言

計算機語言的種類非常的多，總的來說可以分成機器語言，匯編語言，高級語言三大類。

電腦每做的一次動作，一個步驟，都是按照以經用計算機語言編好的程序來執行的，程序是計算機要執行的指令的集合，而程序全部都是用我們所掌握的語言來編寫的。所以人們要控制計算機一定要通過計算機語言向計算機發出命令。

計算機所能識別的語言只有機器語言，即由0和1構成的代碼。但通常人們編程時，不採用機器語言，因為它非常難於記憶和識別。

目前通用的編程語言有兩種形式：匯編語言和高級語言。

匯編語言的實質和機器語言是相同的，都是直接對硬體操作，只不過指令採用了英文縮寫的標識符，更容易識別和記憶。它同樣需要編程者將每一步具體的操作用命令的形式寫出來。匯編程序通常由三部分組成：指令、偽指令和宏指令。匯編程序的每一句指令只能對應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一個很細微的動作，例如移動、自增，因此匯編源程序一般比較冗長、復雜、容易出錯，而且使用匯編語言編程需要有更多的計算機專業知識，但匯編語言的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用匯編語言所能完成的操作不是一般高級語言所能實現的，而且源程序經匯編生成的可執行文件不僅比較小，而且執行速度很快。

高級語言是目前絕大多數編程者的選擇。和匯編語言相比，它不但將許多相關的機器指令合成為單條指令，並且去掉了與具體操作有關但與完成工作無關的細節，例如使用堆棧、寄存器等，這樣就大大簡化了程序中的指令。同時，由於省略了很多細節，編程者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專業知識。

高級語言主要是相對於匯編語言而言，它並不是特指某一種具體的語言，而是包括了很多編程語言，如目前流行的VB、VC、FoxPro、Delphi等，這些語言的語法、命令格式都各不相同。

高級語言所編制的程序不能直接被計算機識別，必須經過轉換才能被執行，按轉換方式可將它們分為兩類:

解釋類：執行方式類似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同聲翻譯」，應用程序源代碼一邊由相應語言的解釋器「翻譯」成目標代碼(機器語言)，一邊執行，因此效率比較低，而且不能生成可獨立執行的可執行文件，應用程序不能脫離其解釋器，但這種方式比較靈活，可以動態地調整、修改應用程序。

編譯類：編譯是指在應用源程序執行之前，就將程序源代碼「翻譯」成目標代碼(機器語言)，因此其目標程序可以脫離其語言環境獨立執行，使用比較方便、效率較高。但應用程序一旦需要修改，必須先修改源代碼，再重新編譯生成新的目標文件(＊ .OBJ)才能執行，只有目標文件而沒有源代碼，修改很不方便。現在大多數的編程語言都是編譯型的，例如Visual C＋＋、Visual Foxpro、Delphi等。

D. 肖瑛的論文

26.《不斷演變的「中產階級」概念》（獨著），《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7日第11版。
25.《復調社會及其生產——以civil society的三種漢譯法為基礎》（獨著），《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8頁。
24.《作為風險的認同與作為認同的風險——認同視角下的風險社會生產機制研究》（獨著），《社會理論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第4輯（2009年），第1-46頁。
23．《法人團體：一種「總體的社會組織」的想像——塗爾乾的社會團結思想研究》（獨著），《社會》2008年第2期，第39-76頁。
22．《社區建設研究綜述》（獨著），載《中國社會學年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7頁。
21．《構建總體性的友好社會——塗爾乾的社會團結思想研究》（獨著），上海社聯第五屆學術年會優秀論文，載《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共識·共生·共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165頁。
20．《風險社會及其超越——「反身性」與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之建構》（獨著），《社會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3輯（2007年6月），第125-155頁。
19．《不要相信我太多！》（獨著），《社會學家茶座》2007年第2期，第105-110頁。
18．《中國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挑戰、危機以及超越的尋求》（二人合著，第一作者），《社會》2007年第2期，第1-25頁，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資料《社會學》2007年第6期，《新華文摘》2007年第14期編目輯覽。
17．《社會學告訴我們無法選擇》（獨著），《社會學家茶座》2007年第1期，第107-112頁。
16．《社會理論學科發展報告（初稿）》（獨著），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社會學研究與調查內部文稿》（2004年10月）、《人文社會科學100學科發展報告》（黃浩濤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二、三部分以《人文社會科學前沿掃描·社會理論研究篇》為題（約1.0萬字）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12月9日第2版（署名：社會學所社會理論重點學科組），《新華文摘》2005年第4期（第16-20頁）以《社會理論研究的問題、範式和趨勢》為題全文轉載（署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課題組）。
15．《2005年中國社會學研究綜述》（獨著），《中國學術年鑒——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汝信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285-295頁。
14．《社會學視野中的社會科學學科構成——兼論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困境》（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6年第5期，第125-130頁，轉載於《中國教育政策評論·2007》（袁振國主編），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186頁。
13．《回到「社會的」社會學》（獨著），《社會》2006年第5期，第1-56頁，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2006-2007）「網路宣傳優秀成果獎」。
12．《社會理論學科發展報告（修改稿）》（獨著），《社會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第2輯（2006年7月），第100-136頁。
11.《偶像是如何煉成的——「超級女聲」的社會學分析》（獨著），《社會學家茶座》2005年第4期（第136-141頁）、2006年第1期（第138-145頁），收入《社會學家精華本，卷二》。
10．《從「理性VS非（反）理性」到「反思VS自反」——社會理論中現代性診斷範式的流變》（獨著），《社會》2005年第2期，第1-24頁。
9．《「反身性」研究的若干問題辨析》（獨著），《國外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第10-17頁。
8．《反身性：一種新的現代性診斷視角》（獨著），《社會學家茶座》2004年第3期，第122-124頁。
7．《社會學的「帝國主義」情結》（獨著），《社會》2004年第8期，第32-36頁。
6．《「反身性」多元內涵的哲學發生及其內在張力》（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4年第3期，第78-83頁。
5．《反身性與「曼海姆悖論」——兼論相對主義社會學的可能性》（獨著），《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3期，全文轉載於人大復印資料《社會學》2004年第8期，第47-57頁。
4．《馬克思與曼海姆的意識形態理論的比較研究》（二人合著，第二作者），《廣西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第28-32頁。
3．《塗爾乾的人類學研究及其社會學旨趣》（二人合著，第一作者），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第10-13頁。
2．《理性的兩難與現代性的診斷》（獨著），《國外社會學》2003年第4-5期，第125、126-129頁。
1．《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核心結構與中國歷史之進路——關於「韋伯難題」的另類思考》（獨著），《唐都學刊》2003年第2期，第87-91頁。

E. 圖書館學專業 研究生小論文題目和畢業論文題目 大家給支個招唄 然後稍微給點思路和框架

圖書館的文化本質和圖書館學研究的文化選擇
摘要: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但圖書館的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方式又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文獻接受和文化理解,表現出明顯的文化建構性特徵。圖書館學研究應該立足於圖書館文化建構的內在品質,研究館員與用戶這兩個主體在文獻表達和文化理解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主體特徵與民族特徵,並按照圖書館學自身的學科邏輯,努力構建能夠為其它學科所共享的自主性成果。參考文獻10。

關鍵詞:圖書館學;文化建構;工具論;主體性;民族性

ABSTRACT:Library is the proctofspecific culture. Howeve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rrangementand utilization inlibrary have effects on people s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library shows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cult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be made on subjectcharacteristic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which librarians and users show in their literature expression and cultureunderstanding.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follow its own subject logic andwork hard to provide autonomous resultswhich can be shared by other disciplines. 10 refs.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Cultural construction.Instrumentalism.Subjectivity.Nationality.

圖書館的文化本質有三:第一,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物;第二,圖書館本身構成一種文化現象;第三,圖書館對文化有反向建構能力。然而,目前的認識仍局限於「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物」的單一維度,從而使圖書館本身缺乏文化本體意味,只能以特定文化之反映的被動的工具姿態存現。

1工具論視野下的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既然只是特定文化的被動產物,其價值便只能聚焦在作為特定文化之反映的工具性層面。這種工具論定位,集中反映在對圖書館的定義上。

盡管迄今已有數百個關於圖書館的定義,但對圖書館的工具性定位是各種「不同」定義的共同點。今擇取黃宗忠《對圖書館定義的再思考》一文中羅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定義,以見其一斑: 1808年,最早提出「圖書館學」概念的德國人施萊廷格說:「圖書館是將收集的相當數量的圖書加以整理,根據求知者的各種要求,不費時間地提供他們利用。」阮岡納贊在1931年說:「圖書館是全球性的教育工具,它匯集和自由流通著所有的教育工具,藉助它們傳播知識。」1978年版《美國網路全書》認為:「圖書館是使書籍及其前身發揮固有潛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國,劉國鈞1934年說:「圖書館乃是以搜集人類一切思想與活動之記載為目的,用最科學最經濟的方法保存它們,以便社會上一切人使用的機關。」1981年出版的專業教材《圖書館學基礎》認為:「圖書館是搜集、整理、保管、傳播和利用圖書情報資料,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的科學、教育、文化機構。」1993年版《中國大網路全書》認為:「圖書館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獻資料並向讀者提供利用的科學、文化、教育機構。」2001年,台灣學者胡兆述針對網路環境提出「圖書館是為資訊建立檢索點並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機構」的新定義[1]。而在「知識自由」視野下,「圖書館是政府為了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利(文化權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種制度性公共產品」[2],同樣沒有擺脫對圖書館的工具性認識。

工具性定位強調圖書館必須像鐮刀或鋤頭一樣具有現實效用和可操作性,從而使圖書館喪失了與文化的本質關聯。它深刻地制約著1808年以來的圖書館學研究,也凸顯了我國圖書館學者在所謂「科學」的名號下對待西方強勢話語與本國弱勢話語的勢利之見,對其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做出正確的認識和全面的評估。

1.1導致圖書館的被決定地位

作為一種工具,圖書館的性質單方面地由人來決定,想把圖書館說成什麼,圖書館就會是什麼。例如,中國近代的「新圖書館運動」把圖書館說成是「開啟民智、強國保種」的工具,文革時期說成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當代「知識自由」視域下則說成是「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利等文化權利的工具」,等等。圖書館絕對處於人的意志控制之下,人有權利和理由出於自己的目的對圖書館提出要求,一旦圖書館不能得心應手、俯首貼耳,人們就可能對這個工具進行改造甚至棄之不用。無疑,社會需求是多方面的,只要圖書館被視為工具性存在,未來還將出現大量花樣翻新的「新」認識。然而,「如果硬賦予明顯超越圖書館特質的責任,不管出於何種美好的意願或權威的理論,都絕不可能成為現實圖書館長久的主動作為」[3]。不僅如此,圖書館自身的理論也將難以建立。例如,「知識自由」僅僅是基於《世界人權宣言》(主要是第19條和第27條)的演繹結果,而「沒有以現實社會的圖書館為事實依據或物質基點」[3]。

換言之,在「知識自由」何以必要與何以可能等根本性問題上,圖書館自身並沒有發言。

1.2導致圖書館與文化分離

工具意義上的圖書館既然只是文化的被動產物,圖書館在原則上就可以和文化彼此分離,文化涵養也不被當作圖書館的根基。因而,沒有必要對圖書館流露出深厚的感情和必要的尊重,甚至可以隨時對它不恭或踐踏。一旦出現新的工具,圖書館將會毫不猶豫地被取代———就像鐮刀和鋤頭正在被割粒機和掘土機所取代一樣。預言圖書館(物理的)將消亡正是基於這一工具性認識。殊不知,圖書館的消亡不僅是物理軀體的消亡,也將是圖書館自身文化的消亡———是在閱覽室讀書時涵泳於字里行間的文本感受、審美經驗與深入思考的消亡;是一個地區文化象徵和精神聖地的消亡;是本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依託之物的消亡;是特定知識組織系統(如《中圖法》)對人類知識理解成果的消亡,等等。它基於一個明顯錯誤的預設:圖書館僅僅是工具,而不關涉使用者文化存在的根本。

1.3導致圖書館走向趨同

作為工具,「我們的圖書館」與「他們的圖書館」沒有本質區別,但可以根據是否適用而分出優劣。「理想的」圖書館就是要排除一切交流障礙,達到信息傳遞的預期效率最大化。所有現實的圖書館必須在理想的關照下,視其符合「理想的」的程度而分出優劣高下。20世紀初,「以中西書籍,合並庋藏,而歸納於同一分類之下」(杜定友語)[4]的對中國古代藏書樓的改造,正是在重視理想之「同一」而抹殺現實之「差異」的工具論思維推動下進行的。事實上,古今中外的圖書館既有作為「工具」的相同性,也有作為文化本體的相異性。例如,中國古代藏書樓並不只是一幢幢建築物,而且還積淀著獨特的文化意味,蘊藏著「仁人愛物」、「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和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不離不棄的親緣關系。而如果圖書館僅僅是工具,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等古代藏書樓在21世紀的今天就沒有復興的必要———因為,作為工具,它們絕對沒有現代圖書館「好使」。

國際標准化組織情報文獻工作標准技術委員會(ISO/TC46)制定的各種分類標引標准、文獻資料庫標准、文獻生產與代碼標准、信息處理與交換標准、數字化信息組織標准等等,正在以學術權威和制度霸權的形式,維護著全球圖書館的單一化取向。而觀念層面上的趨同,則與技術標準的單一化如影隨形。例如,「知識自由」只反映了西方民主國家的認識,中國特色的民主並不等同於西方國家的民主,中國的圖書館也主要定位於「社會教育機構」而不是「民主武器」[5]。然而,「知識自由」在我國圖書館學界卻正在成為主流話語。

1.4導致對西方中心的一元文化的維護圖書館的趨同化,正在成為西方中心的文化一元論的幫凶。因為,圖書館在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採取了明確的導向性話語,有助於理解並產生確定的概念。

其中包含的一些具體衡量尺度,構成了極大的能量,左右著人們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西方文明之強盛雖然有其內在原因,
但也直接受惠於強盛的西方圖書館的推波助瀾。而趨同化的圖書館的所有環節幾乎都是在西方規則下運作的,「規則」確立了嚴格的文化表述、組織和認識標准。由此,不同民族在文化理解上的風格差異往往被排斥,每一個「我」的文化認知方式也正在被否定。但是,西方文明雖然強盛,也不過只有數百年的歷史,還沒有接受更長時間的考驗,不能保證它就能夠應付人類將來可能面臨的所有挑戰。所以,保持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就是保證人類應戰模式的儲備,符合人類的整體與長遠利益。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相信,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傳統,世界不能沒有她的參與」[6]。而趨同化的圖書館處處合乎程序規范,卻有悖於人類文化的多元化原則。

總體上,圖書館學研究的上述局限,都可以推源於沒有充分考慮到圖書館本身還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圖書館對於它所歸屬的文化還具有反向建構能力。在學理上,對「圖書館文化本質」的認識屬於本體論層次,而對「圖書館有什麼用」的研究主要探討圖書館目標的具體實施手段和方法。顯然,實踐論和方法論的研究離不開對本質特徵的正確認識。

2圖書館文化本質的全面確認

圖書館產生於特定的文化環境,並歸屬於產生它的文化。然而,現實中的圖書館在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等各個環節都體現出自我的文化選擇尺度,極主動地提出希望什麼或迴避什麼的文化建構性要求。所以,圖書館不僅是文獻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存在的根本。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了我們對社會文化和人類文明進程的思考,展示了文化建構上的能動性特徵。

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清儒龔自珍在《六經正名》中對劉向《七略》的禮贊:「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才能理解為什麼文化愈發達,圖書館也愈發達,而圖書館越落後,文化也越落後;才能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古代圖書館具有一致的「德性」取向,而西方「知性」文化也與作為「泛科學理性」存在的西方圖書館學彼此鼓桴。我們相信,圖書館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像。

首先,「收集什麼」傳遞著不同的文化態度,它直接與主體人的經驗愛好、認知取向、價值觀念有關,本質上反映了圖書館要以怎樣的文化姿態現身、在社會文化中充任怎樣的擔當。例如,《隋書·經籍志序》:「文義淺俗,無益教益者,並刪去之。」《四庫總目·凡例》:「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反映了中國古代官藏文獻的收集標准。當這一標准成為主流話語,又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文獻獲得,從而使讀者「讀好書、做好人」,並最終影響社會風氣。同樣,「知識自由」既是西方國家民主文化的產物,也反過來強化了民主的內涵,其影響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文獻層面。「怎麼收集」和「收集什麼」一樣,固然受制於特定的文化,但收集方式一旦確定並踐行,就會形成文化建構上的能動性。例如,漢武帝「大收篇籍」、「置寫書之官」,既是藏書建設,也是文教政策,直接表達了政府的行政目的,進而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取向。顯見,圖書館的文獻收集工作「自己說話」,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建構。

其次,文獻的整序方式也會「自己說話」,並反過來影響特定文化的定型。例如,在《西學書目表》中,「力學」、「重學」、「生物」等等既是新類名,也是新思想。《西學書目表》固然是當時西方自然科學「東漸」的產物,但它在作為書目檢索「工具」使用的同時,也影響了讀者對「力學」等新知的接受,並改變了人們對經史子集傳統經典的態度,具有十分明顯的反向文化建構作用。此外,詞彙之外的語法既是出於序化文獻的需要,也是出於文化表達的需要,語法結構本質上也是一種文化確認與選擇。例如, 20世紀初中國學者對DDC的全面接受,不僅意味著標引和檢索工具的變革,也是對DDC背後新的思想、思維、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確認,並導致了中國人對文獻(及其背後文化)的認知轉型:文獻不再與主體人的心性有關,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它們只是立於我們面前的純粹客觀之物,可以從學科屬性、邏輯類項和物理形態上予以考量。

再次,在文獻利用環節上,圖書館也具有獨特的文化建構能力。例如,在「怎麼利用」的問題上,隱含著人們對文化資源、使用機會等進行再分配時的價值判斷。即使是在崇尚「客觀」的西方,也會設法引導和左右讀者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邱五芳曾引用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話指出:「哪些書排在首位?這實際上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Google Print搜尋器如何排列搜尋結果的主次,即挑選的方法問題。」並說:「這位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對網路時代不符合美國觀念的文獻可能面臨邊緣化的狀況表示深深擔憂。」[3]總之,圖書館對文獻的選擇、推薦、導讀、評定乃至類別確定等具體業務行為,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從而也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塑造與定型。人們注意到,「在國際網路著作權的立法博弈中,圖書館站在維護信息的最大流通與保護公眾利益的角度,成為制衡出版利益集團的重要力量」[7]。甚至圖書館建築也「自己說話」,努力建構著社會文化。什麼書放在最寬敞明亮的一間,開架閱覽室收藏什麼文獻等等,直接取決於對文獻價值的取捨並反過來影響社會對文獻(文化)的判斷。而中國古代的金匱、石室、蘭台等,更是超越了「圖書館建築」,積淀著深厚的文化旨趣並影響到人們的文化認知,甚至能夠改變特定歷史發展的進程。
3圖書館學研究的文化選擇

工具論取向的圖書館學研究,僅僅把圖書館視為特定文化的產物。然而,圖書館本身還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並參與了特定文化的塑造與定型。相應地,從圖書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而不是被動)關系出發,應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自覺合理的文化選擇。

3.1重視圖書館活動中人的主體性的研究真實的圖書館是在作為主體的館員(收集、整理)與作為主體的用戶(使用)之間的文獻互動關系中形成的。除此之外,並不存在什麼抽象的圖書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個一勞永逸、人人接受的理論體系。

因此,必須直面現實圖書館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具體活動和具體過程,探討作為主體的館員和同樣作為主體的用戶在文獻活動中所展示的有關文化之表述、組織、認識、期待、焦慮等主體內容與個性特點。例如,通過科學實證與數理統計而得出的「影響因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貌似精確的期刊評價標准。然而,主體人的實際引用行為是十分復雜的,引文動機具有多元化、內在性和情境性特徵。此外,還涉及到不同引用主體期刊獲得能力的不同。

因而,必須把影響因子問題放到生動的現實境遇中來考察,由此也確立了人和文化因素在相關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如,文化被動產物視野下的知識組織,只注意語言系統內部的組織規律,形成了關於詞彙與句法結構的形式理解,但卻忽略了系統外部的制約因素,在實際操作中舉步維艱。事實上的知識組織必須以館員與用戶的互動關系、語境等為成立條件,由此步入內涵豐富的文獻認知世界,形成一種「還原」研究,即將一切文獻標引與檢索問題都還原為文獻活動主體的意識、行為和技術等現象的研究。總之,只有重視圖書館活動中人的主體性,圖書館學研究才會成為一種立足於文化本體的世界觀,也才會成為一種分解真實圖書館現象復雜性的普遍觀念、一種接觸圖書館實在的有效規則。

3.2重視圖書館活動中民族主體性的研究承認館員和用戶在圖書館行為中的主體性,並不是說個體不受社會歷史文化情境的制約。事實上,所有主體都是特定社會或同一歷史語境下的主體,強調民族主體性既是重視個人主體性的必然深化,也是圖書館文化建構性特徵的邏輯推導。其思路是:不同民族在文化的表述、組織、認識、期待和焦慮等問題上各有個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建構與反省方式,表現出圖書館的民族性和多元化。然而,晚清以來中國圖書館學長期步趨西方,導致「在世界圖書館學界
很難找到『中國製造』的有影響的概念、理論、學者和學派」[8],中國圖書館學正在成為一種「無根」的學術。

學術交流是圖書館學變革的重要力量。

「堅持中國學術思想的輸出,也將是世界圖書館學的福音。沒有中國的積極參與(不是學舌西方式的消極參與),世界圖書館學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往往是漏洞百出的。」[8]圖書館學研究的一元化取向,使得西方圖書館學喪失了從其他民族思想智慧中獲益的機會,不利於自身學術的反省和發展。事實上,西方圖書館學的優勢主要源自「客觀化」,並初步解決了文獻編碼與解碼一致性的問題。然而,客觀化的人工語言是以放棄更多的文化隱含為代價的。而中國古代書目是一種自然語言,將會為西方知識組織提供自我救贖的機會[9]。重視圖書館活動中民族主體性的研究,就是要「最終達到世界圖書館學思想的常態分布:中西融通,而不是西方中心。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圖書館學領域中的中國形象,也有利於保持世界圖書館學的健康生態」[8]。從本質上說,這也將為21世紀人類的和平共處做文獻信息(收集、整理和利用)層面上的鋪墊。

3.3致力於圖書館學成果為其他學科所共享的研究圖書館學在學科大家庭中地位不高是不爭的事實。從學科影響來看,圖書館學長期吸收和引進其他學科(如數學、社會學、哲學、經濟學)的成果,而自己的成果卻鮮見為其他學科所共享。

既然圖書館自身也構成了一種文化現象並具有能動的文化建構力那麼圖書館學也一定具有學科自主性。以圖書分類為例,分類法一旦成為文化認知的標識,就可以相對獨立於被標識的文化,進行自身系統的自組織,直接圍繞一套標識符號來思考和交流文化信息,分類結果內在地引領社會文化向自身歸依。例如,「英國瓦爾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圖書館的書籍分類對猶太哲學家卡西爾(Cassirer.E)的文化哲學思想影響很大。該圖書館的書籍分為四個層級。

第一層級是關於一般的表述問題和符號的本質的書籍,其意旨是從人類學到宗教再從宗教到哲學;第二層級是有關藝術表現的理論和歷史的書籍;第三層級是語言和文獻書籍;第四層級是人類生活的社會形式———歷史、法律、民族等方面的書籍。圖書的這種分類編排方式揭示了人類由圖像(藝術)到語詞(語言)再到意義(宗教、科學、哲學)的思想、文化歷程。」[10]事實上,只要突破關於圖書館的被動工具論定位,圖書館學也將成為關於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行為中有關文化表述、組織、認識、期待和焦慮等問題的「主動」研究,其研究角度、視野和成果,也一定能夠為其他學科研究提供強有力的學理支持。

4結語

圖書館固然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但圖書館一經產生又會以自身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獨特方式反作用於它所從屬的文化,形成強有力的文化建構訴求。從文化建構的視角出發,能夠全面、深刻地揭示圖書館的本質,並激發圖書館在「知識傳遞」的基礎上尋求更高的社會文化擔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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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恩斯特·卡西爾.符號神話文化[M].李小兵,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88: 29.

F. 為什麼要研究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

矛盾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狀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不同的矛盾在人類社會中呈現為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人類不斷解決各類社會問題的過程史。黑格爾就明確指出「矛盾是一切運動和生命力的根源」。進一步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其實就是人類作為主體與其他一切對象物發生關系，並不斷改變和改造對象物及其與人類的關系從而不斷滿足人類需求的過程，換句話說，就是人們不斷調節、控制和處理人與他者關系和利益的過程。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必然會呈現出「當時代」的特點，這些矛盾和問題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時代」人類能力處理范圍，因此，國家及國家「治理」能力也正在這樣的意義上得以產生和不斷發展。如果將歷史上的國家處理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方式都看做國家治理能力發展的一個階段和一種樣態的話，國家治理能力經歷了農業社會統治型治理國家治理能力階段、工業社會管理型治理能力階段和現代社會合作型治理能力階段等三個階段和樣態。
從本質上講，時代問題是時代能力的呼喚，歷史上的每一種國家治理能力階段和樣態都是當時歷史階段下對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或者說「時代化」）要求，是國家治理能力隨著國家和社會發展而相應發展和與之相適應的過程。當人類歷史發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後工業時代，人們發現如果將所有希望都寄託於國家（政府），這樣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險的，於是人們認為現代社會的國家諸多問題及其復雜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進行有機合作治理。從目的論來看，無論是什麼樣的國家治理能力樣態，國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務都在於實現國家目的。由於現代社會的要求和現代國家的建立，規定了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目的在於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善治，從而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一、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是現實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
從世界范圍來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已成為當今人類社會關注的焦點。當今社會是現代化進程中主權國家治理的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時代背景和「主權國家治理」現實狀況是現代社會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
一是，現代化進程帶來的變化及問題。整個人類社會已經不可避免地處在了現代化進程當中，這種現代化集中表現為人類的理性化、經濟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會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潮流推動著整個人類的進步，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現代化問題。例如：從個體方面來講，現代化促進個人主體意識和個人理性的覺醒，但也帶來了個體原子化傾向、利己主義泛濫、拜金主義盛行等問題；從社會方面來講，現代化促進了社會活力、效率和相互聯系，但也帶來了價值觀矛盾、利益沖突、環境破壞、道德失范等問題。整個人類社會呈現出各種極其復雜交織的問題，管理科學專家比爾說：「舊世界的特點是管理事務，新世界的特點需要處理復雜性」。
二是，主權國家治理失效問題。隨著民族主權意識的覺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權國家紛紛建立，但是由於很多民族主權國家的自身建設跟不上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現了治理失效的問題。當然這里講的主權國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權國家的政府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失效，因為，傳統意義上講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從總體上來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治理失效問題。從發達國家來看，很多發達國家的政府被定位為「超級奶媽」，卻出現了政府職能越來越大、機構組成越來越復雜、運行效率越來越低下、財政收支出現嚴重赤字等問題，政府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很難滿足公民的需要；與此同時，政府越來越復雜化、越來越精英化，公民很難有效認知和了解政府的決策和行動，也很難對政府的公共管理過程進行有效的監督。因此，很多發達國家公民對政府及政府行為越來越失去興趣、越來越失去信心和越來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國家治理能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從發展中國家來看，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要麼「太大」要麼「太小」，有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把國家的所有領域都作為政府管理的對象，政府承擔著「大內總管」的角色，導致政府機構龐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從心、社會缺乏活力等問題；有些發展國家則過度迷信市場和社會的萬能，把自身定位於「社會的小孩」，導致國家混亂無序、社會深層分裂、國家內耗與貧困等問題。因此，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諸多問題，出現了國家治理能力的危機。更進一步來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個國家治理問題很難被控制在某國或某個區域的范圍內，而是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擴散和傳導，使得諸多問題變成了全球性問題，出現了國家治理問題的「漣漪效應」和「蝴蝶效應」；與此同時，很多國際性問題也超越了國界，滲透和轉化為了主權國家內部的治理問題。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說，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之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相匹配、相促進，已經成為整個人類社會廣泛關注和思考的焦點問題。
就中國社會發展而言，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顯得更為迫切。從中國社會當前發展情況來看，中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
一是，解決中國社會轉型發展所產生的系列問題的需要。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發生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半封閉型的傳統社會向開放型的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的轉變和轉型。隨著我國整個經濟社會的轉變和轉型，當前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主要包括價值沖突、利益矛盾、公共環境惡化等問題，並且這些矛盾和沖突呈現出集中爆發、廣泛凸顯和深度交織的特徵。從深層次上來看，主要是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活性化、價值多元化、利益多樣化所伴生的問題，而且這「三化」又相互影響、相互促動、相互深化。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社會觀念、結構和形式的變化，必然要求國家治理方式和國家治理能力與之相適應。
二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改革發展的系統工程，系統改革的根本是通過對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動社會整體的改革，當前中國政府自身面臨著貪污腐敗、敷衍塞責、隨意決策、執行不力、社會互動性差、社會回應不夠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問題。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改革發展，中國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越來越強，中國的各類社會組織越來越多、力量和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如何更好地調動公民和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如何發揮各類社會主體的積極性並有效整合所有社會治理主體的能力，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課題。研究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解決轉型中國所產生的系列問題的需要，也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研究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強烈呼喚。
理論研究的發展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隨著社會經濟、技術和觀念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出現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多樣、多變、多維、多態，並表現為愈加的關聯性、整體性和復雜化的傾向，原有的國家控制理論、自由經濟理論、福利國家理論等經典社會理論已很難對當代社會發展進行全面解釋和有效指導，於是出現了社會科學傳統範式的危機。20世紀70年代後，新公共管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協同學理論、自組織理論等復雜性理論相繼產生並廣泛運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當中。與此同時，西方一大批學者在在汲取新的社會理論營養的基礎上，將視角聚焦在了國家管理的新範式上。例如：治理理論創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羅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現代社會問題要求我們採取一種與傳統方式不一樣的處理方式，我們或許需要提出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管理理論，它將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進作為共識性目標，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既可以是政府組織，也可以是非政府組織，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機制，同時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機制。」羅西瑙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的問題與過去的問題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而這些新的社會問題要求一種新的社會理論來解釋，也需要一種新的社會理論來指導解決。羅茨(R.Rhodes)則認為，「有序統治的環境和條件已與過去大不相同，因此，我們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來統治社會，治理意味著統治的含義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統治過程。」羅茨認為，在當今社會，國家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發展的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背景的根本性變化要求一種全新的國家管理理論來處理社會問題和推動社會發展。全球治理委員會則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現代社會當中的各類相互沖突或不同利益的調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採取聯合應對的行動。這個過程既包括人們必須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通過人們協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識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員會認為，傳統的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管理社會的方式，已經無法很好地處理各類社會沖突和矛盾，也無法調和各社會成員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種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或個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是社會科學理論隨社會發展而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科學自身發展導致範式轉換的要求。
在中國，就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筆者發現最早介紹「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公共論叢」第一輯）上有一篇署名為「智賢」的論文——《GOVERNANCE：現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將Governance翻譯成「治道」，認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務治理效能和提高駕馭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接著，1999年，中央編譯局俞可平研究員就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雜志上就發表了題為《治理和善治引論》的論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論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關概念，系統介紹了西方諸多學者的治理理論和代表性觀點，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論的緣起、產生、積極與消極影響及未來可能性，然後在綜合評述各種治理理論和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論思考和觀點。他認為治理理論是全球化進程的必然邏輯結果，也是兩大陣營結束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要求，是當今時代公民社會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當今時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進一步指出，治理理論是對社會科學中長期形成的兩分法思維的一種超越，認為有效治理是市場方式與計劃方式、公共組織與私人部門、國家政府與公民社會、主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有機合作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它強調現代管理的本質就是合作應對；它合法權力的來源不僅僅是政府，還包括社會組織、市場組織和公民，這也就決定了政府、社會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權力和共同承擔公共責任。這些前瞻性的觀點體現了中國學者對國家治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的強烈呼喚。2000年，俞可平主編的《治理與善治》論文集出版，收錄了國際上知名的治理理論代表人物斯托克、羅茨、庫依曼、傑索普等人的論著，「治理」隨即成為一門國內學術界的「顯學」。十多年來，眾多學者都對治理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價值、治理主體、治理方式、治理資源、治理背景、治理影響因素、中國治理、企業治理、城市治理、鄉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國家治理和國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與此同時，筆者也發現直接以「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對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見在各類治理相關主題的研究當中。
綜上可以明顯看出，國家治理問題是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更是顯得尤為重要和必要，因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是一切國家治理資源轉化為國家善治效果的關鍵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