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編譯局楊鍾健簽名

① 楊鍾健的社會任職

1929—1936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北平分所所長。
1937—1943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
1949—1952年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局長。
1953—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
1957—1979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
楊鍾健是中國古生物學會的創始人之一，曾三次被選為理事長。他兩次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
國內外科學界對楊鍾健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被選為北美古脊椎動物學會的榮譽會員、蘇聯莫斯科自然博物協會的國外會員，1975年被選為英國林奈學會會員。
楊鍾健是中國自然博物館事業的積極倡導者、組織者。從北京自然博物館成立（1959年）起，他一直擔任館長職務。
此外，他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重慶大學的教授，西北大學的教授和校長。他也是第1—5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九三學社中央常委。

② 張彌曼的生平經歷

張彌曼1960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大學地質系。 24歲的張彌曼從前蘇聯莫斯科大學地質系畢業回國從事古生物研究。1966年，張彌曼曾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自然博物館做過一年研究工作，1980年，她又在那裡攻讀博士學位，1982年，以出色的成績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她長期從事比較形態學、古魚類學、古生態學等研究，對泥盆紀總鰭魚類、肺魚和陸生脊椎動物起源的研究頗有成果，並對傳統理論提出了質疑，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中新生代含油地質層魚化石的研究中，探明了這一地質時期東亞魚類區系統演替規律，為探討東亞真骨魚類的起源、演化和動物地理學提供了化石證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中國東部油田有關地層的時代及沉積環境的看法，在學術上和實際應用上都有重要價值。1982年獲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85年獲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 她於1986年獲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1987年獲中科院科技進步二等獎。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92年8月，她當選為國際古生物協會主席。 現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古生物學家，。博士生導師。從事比較形態學、古魚類學、中－新生代地層、古地理學、 古生態學及生物進化論的研究。對泥盆紀總鰭魚類、肺魚和陸生脊椎動物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對傳統的看法提出了質疑，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在中新生代含油地層魚化石的研究中，探明了這一地質時期東亞魚類區系演替規律，為探討東亞真骨魚類的起源、演化和動物地理學提供了化石證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中國東部油田的有關地層時代及沉積環境的看法，在學術上和實際應用上都有重要價值。
近年來，在我國雲南東部距今4億年前所形成的岩層中，發現了總鰭魚類化石。為了紀念我國古脊椎動物的奠基者楊鍾健教授，給它起了名字叫楊氏魚，它與扇鰭類有很多非常相同的地方。按傳統的看法，它應該具有內鼻孔。我國著名古魚類學家張彌曼教授，採用連續切片的方法，對楊氏魚的吻部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後發現：楊氏魚的口腔沒有內鼻孔。在中國發現的總鰭魚沒有內鼻孔，那麼，在外國發現的總鰭魚是否真像前人所說那樣有內鼻孔？她帶著這個問題，先後對雅爾維克教授所作的切片重新作了觀察，同時對英國、德國、法國所收藏的同類化石作了詳細的研究。她發現它們均與楊氏魚相似。在雅氏所描述的真掌鰭魚的標志上，內鼻孔所在的部位並不完全，有的甚至沒有保存下來。因此，雅氏所畫出來的圖都是「復原」出來的，也就是說其真實性不強。於是，人們對扇鰭魚是否有內鼻孔這個問題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四足動物用肺進行呼吸。因此，它必須要有與外鼻孔相通的內鼻孔，這樣才能使外面的空氣）順利地進入到肺，保證動物對氧氣的需要。張彌曼教授通過對我國雲南楊氏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否定了扇鰭魚類有內鼻孔的傳統看法，這樣就從根本上動搖了總鰭魚類是四足動物祖先的地位。這是本世紀以來對這一傳統的四足動物起源說的一次真正挑戰，在全世界地質學界和古生物學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當然，要解決四足動物起源的問題，除了深入開展古魚類學的研究外，現代生物學的研究也很關鍵。如對現代四足動物的研究，對現代肺魚和拉蒂邁魚蛋白質分子序列的研究等，也許能提供一些更為重要的線索。
戴爾頓先生(Rex Dalton) 撰寫的 《她迷上了化石》一文，文中報道了我國著名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彌曼的學術生涯。《自然》雜志專文介紹科學家業績的先例罕見，而專文介紹中國科學家個人，至少據筆者所知還是首次。
張彌曼院士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員，是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古魚類學家。她曾任國際古生物學會主席，是北美古脊椎動物學會和英國林奈學會的榮譽會員。下文根據《她迷上了化石》一文摘要編譯而成，並更正了原文中個別不準確之處。
美國亞利桑那州麥薩城的沙漠環境，不太像是談魚論水的理想之地。然而，去年秋天，來自世界各國的古生物學家們，聚集在那裡的一個會議中心的講演大廳里，歡慶和表彰一位終生研究古海洋和古魚類的科學家的學術生涯。
由北美古脊椎動物學會舉辦的這一榮譽學術研討會，旨在表彰中國最優秀的古生物學家之一——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任所長張彌曼院士。她的工作，已幫助澄清了生存於四億年前的海洋里的魚類和由其演化而來的呼吸空氣的陸生動物之間的聯系。如今69歲的她，多年來在把鮮為人知的中國魚化石引起科學界的關注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張彌曼院士的學術生涯，遠非是一帆風順的。由於她的祖國的政治風雲變幻，伴隨她的一系列成功，也曾面臨過重重困難。盡管如此，她對魚化石研究的熱情從未消減。她在內陸亞利桑那州一家旅館里接受采訪時，笑著說：「我還在挖掘和採集魚化石。」
張院士的父親是優秀的生理學家，他希望女兒成為一名醫生，但她對祖國的愛使她選擇了學地質。上世紀50年代初，她和一批有志青年一道進了北京地質學院學習，以期為祖國尋找礦產資源。入學不久，她被選拔留蘇，1960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回國後，被分配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65年，張彌曼院士又被選送到當時古生物學研究重鎮之一的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斯德哥爾摩)留學。當年從德國去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作博士後的舒爾茨教授，回憶起跟張彌曼在一起的日子說：彌曼帶去的從雲南早泥盆紀地層中採集的魚化石，對當時瑞典學派的鼻祖斯坦秀和雅維克等人所持的肺魚和總鰭魚系統發育關系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雅維克甚至於戲稱其為「魔鬼般的魚」。
可惜，不久國內「文革」開始，她於1967年初應招回國，使張彌曼院士的這一研究推遲了十多年。當七十年代底她得以重回瑞典完成該項研究工作、並於八十年代初發表該項成果後，仍然給四足動物起源、古魚類的形態學、系統發育和生物地理的研究領域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張彌曼院士目前的工作，聚焦於自白堊紀以來魚化石群跨太平洋分布的格局；魚群的跨太平洋分布在距今三千四百萬年到五千六百萬年的始新世時，達到了高峰。其後，許多種類在亞洲絕滅，卻在美洲得以倖存。張院士說：「追尋這些魚類的起源和分布，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工作。」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的資深研究員沃德林教授，在張彌曼院士七十年代底重回瑞典留學時，也在那裡讀研究生。他說：「她的不說過頭話的作風使她的數據資料更可信。她不會越出證據說話，她從不誇張。因此，當她說什麼的時候，你就信。」
張對中國古生物學的貢獻得到了承認，1983～1990 年間，她連續擔任了兩屆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所長。她在任所長期間，積極改善研究人員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她歷來誨人不倦、提攜後進，總是把培養人才放在第一位，受到青年學生們的愛戴。例如，她屬下曾有一個研究生周忠和，起初是研究遼西熱河生物群中的魚化石的，後來在野外發現了鳥類化石。於是，他向時任所長的張彌曼院士提出，改變研究方向。在當時，這是犯忌的；但張從所里的工作需要和周的潛質等多方面考慮，便破例批准了。現在，這位年輕人對熱河生物群鳥化石的研究，已在國內外引起高度重視。最初看起來似乎是很不起眼的研究轉向，卻為後來使中國成為古生物學研究的主力鋪平了道路。不久，世界各國頂尖的古生物學家都紛紛跑到中國來了。
雖然同行們經常談論張的溫和及熱情的一面，可大家都知道她也有「鐵血」和堅強的一面。在采訪過程中，每當記者問及她的成就時，她總是避而不談，反而把成績歸功於她的學生和同事們。幸運的是，她的學生和同事們將把研討會上的論文結集出版，作為記錄她的學術貢獻的一種方式。

③ 吳汝康的生平

吳汝康，1916年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當時家有祖母、父母、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祖上留有幾十畝田地，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由家人和一名長工耕種。父親吳仰坡是鄉村初級小學的校長。母親操持家務。父親的微薄薪水、土地的收獲和租金構成家庭的全部收入。吳汝康幼年在農村居住，參加田間勞動，開始對自然界、特別是生命的表現形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用心觀察鳥類如何做窩、生蛋、孵雛以及小鳥學飛的全過程。吳汝康13歲喪父，小學畢業後便跟隨哥哥去南京上私立東方中學。不久又回到常州進入當時頗負盛名的省立常州中學。初中畢業後又考進該校的高中。年年都成績優秀，名列前茅。
吳汝康喪父後，哥哥還在上學，家庭經濟十分困難，使他深知錢財來之不易，自幼就養成了節儉的習慣。高中畢業雖成績優秀，但是無錢升學。他順著報紙上廣告的指引，考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了人類學組的一名計算員。從此每天手搖機械式計算器，做著加減乘除的簡單運算，間或也做一些簡易的統計。這就是他為之奮斗終生的人類學事業的開始。在此後一年裡他有了些積蓄，考取了中央大學生物系，加上老師們的資助，他以優良的成績完成了4年的學習。1940年畢業後到由於抗日戰爭搬到雲南昆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任研究實習員，師從吳定良開始了人類學的研究工作。1942年改任貴州大學講師。他跟隨吳定良在貴州的安順、平壩、普定、織金等地調查少數民族的體質。他們每天或跋涉於崎嶇的鄉間小道，或進行繁重的人體測量。這個地區是窮鄉僻壤，旅店很少，他們經常在農民家中借宿。當時社會治安很差，常有土匪搶劫、殺人，1944年有三位地質學家許德佑、陳康和馬以思就是在貴州進行地質調查時不幸被土匪殺害的。1944年中央研究院決定以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為基礎成立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吳定良為主任，吳汝康成了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
1946年吳汝康通過留學考試，經中央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歐陽翥教授的推薦，到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解剖系做研究生，次年獲碩士學位，並兼任研究人員，以後兩年中發表了8篇論文。1949年夏，他在特羅特（M.Trotter）指導下，以關於口腔發生與發展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同年秋天，吳汝康偕同也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解剖系獲得博士學位的夫人馬秀權，利用國民黨政府資助的回國旅費經過香港回到天津，然後去東北，就任大連醫學院解剖學教研室主任、教授。1952年春，吳汝康到北京參加中國解剖學會的理事會，會議期間，他去中國科學院拜訪吳有訓副院長。碰巧的是，當時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局長的楊鍾健正奉命籌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他從吳汝康在傳達室填寫的會客單上看到了吳汝康的名字。他心中暗想，莫非就是三四年前在南京《中央日報》上發表文章紀念著名古人類學家魏敦瑞的那位留美學者？於是他對收發員說：「等會兒這位吳副院長的客人出來時，請通知我，我有事找他。」楊鍾健和吳汝康見面後，邀請吳明年來他主持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做古人類學研究。吳接受了楊的約請。吳汝康在1949年之前為從事古人類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3年到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以後便如魚得水，開始了他的古人類學研究工作。
1953-1956年他兼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研究員，每年在該所工作3個月。1956年起他離開大連醫學院，專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後改為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員。1977-1983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1年被國務院批准為博士生導師。1981年兼任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982年和1984年分別被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聘為兼職教授。他於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解剖學會第四、第五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70-1978），第六、第七屆理事長（1978-1986）、名譽理事長（1986）。1979-1983年被選為中國古生物學會常務理事。1980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1983 年當選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協會榮譽終身會員，1988年起擔任常設委員會委員。1985年被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所授予榮譽學術委員稱號。1986年起擔任國際史前史與原始史協會常設委員會委員。1987年起為國際古人類學協會執行委員會和常設委員會委員。1988年起為世界考古大會執行委員會東亞地區高級代表。

④ 王鴻禎院士的治學道路和學術思想———祝賀王先生華誕

楊光榮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王鴻禎院士是著名的地質學家和地質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於山東省蒼山縣卞莊。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學系，1939 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系。1947 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北京地質學院教授兼副院長、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副主席、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民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參議會副主席。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為中國地質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名譽資深委員、中國民主促進會顧問、中國地質博物館名譽館長。研究領域包括古生物學、地層學、古地理學、前寒武紀地質學、大地構造學和地質學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層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統分類和演化階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層和岩石地層為主的地層分類觀點，將沉積相與構造背景相結合，區別不同的古地理格局與古構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國古地理圖集》; 區分了中國盆地的不同類型及其構造發展特徵; 提出了層序地層的分類級別體系及其與天文周期之間的可能聯系; 在大地構造和全球構造方面，提出了構造名詞體系和中國及全球的構造單元和構造階段的劃分，提出了以泛大陸為準的大陸聚散周期的認識和地球史上不同類型和級別的節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進行了全球古大陸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構造活動論和歷史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地球史觀; 在地質學歷史方面，提出以學科史和學科思想史為主要研究內容，以求 「以史為鑒，繼往開來」。發表論文 240 余篇，出版專著、文集、圖集和教材等 20 余種，曾獲第二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 集體，1982) ; 第三屆、第五屆二等獎 ( 1987，1991) ，首屆國家教委高等學校教材特等獎 ( 1988) ，首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進步獎( 1994) 和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特別獎 ( 1996) 。王鴻禎能夠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學術道路和特有的學術思想分不開的。

一、充實底蘊、拓寬基礎

王鴻禎生於一個走向敗落的封建家庭。父親是前清末科秀才，工書法，喜文辭，曾就讀於濟南政法學堂。他自幼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和文字訓練。1925 年因家鄉戰亂，到外地讀書，1927 年讀完小學，次年還鄉。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讀了不少古典小說，接觸到 《中山全集》等書籍。1929 年考入臨沂山東省立第五中學，適值新任校長徐眉生實行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鴻禎得以廣涉博讀文史、自然書籍，參與多種社團活動，擴展了志趣，增長了才幹。

由於 20 世紀 30 年代初，校內進步學生受到迫害，徐校長離職，王鴻禎隨其兄赴北平讀了一段中學，因而有機會雜學旁搜，充實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識; 讀了當時流行的《獨立評論》等雜志，慕胡適、丁文江之為人，萌生了 「科學救國」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有幸聽到葛利普教授最後一次講授 《地史學》，又讀了他的 《地史學教程》名著，對地質科學的全球性和歷史性有了初步的認識，也接觸到學術活動的氣氛。1938 年他隨長沙臨時大學步行團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復禮教授的指點，增強了觀察地質現象的興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掄、聞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風范。自 1938 ～1939 年間他在西南聯大聽孫雲鑄教授講課，經常聽到一些地層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徑，有所領悟。王鴻禎利用 1938 年暑假，隨地質調查所邊兆祥等到野外系統實踐 5 萬分之一地質填圖和萬分之一地質地形測繪方法，得到較正規的訓練，他還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閱讀德文經典教材名著，撰寫外文雜志中有關大地構造論文的述評，在 《地質論評》發表。

王鴻禎 1939 年畢業留校任教，作孫雲鑄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實際上在畢業之前，他已協助孫先生編輯出刊 《北京大學 40 周年紀念文集》地質卷。其後數年，他為了教學需要，系統整理購自國外的成套教學標本和初步鑒定從國內採集的化石標本; 廣泛閱讀中國地質文獻，鑽研歐美名家的經典著作。1940 年他短期參加謝家榮教授主持的敘昆鐵路沿線地質調查，從編譯資料到制定規劃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鍛煉。在這一時期，他的專業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斷代地層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線地質和區域構造。他 1943 年發表的滇西 50 萬分之一鐵路沿線地質論文就曾為黃汲清在其 1945 年巨著《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中引用。在從教期間，王鴻禎一方面在 《中國地質學會志》、《科學記錄》等雜志發表地層古生物論文，一方面協助孫先生的系務工作和組織中國地質學會的學術活動，由此逐步認識到搜集資料、掌握文獻的重要性，也初步體會到以正確的觀點方法統率資料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他還利用西南聯大的優越條件，旁聽文史課程，拓寬了知識基礎，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學術素養。

二、擴展視野、銳意創新

1943 年，孫雲鑄、袁復禮教授就推薦王鴻禎赴美深造，1944 年獲得耶魯大學首屆獎學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國文化協會提供的赴英研究生，開始了國外兩年的留學生涯。

在劍橋，他的導師是年輕的皇家學會會員 O. M. B. Bulman，研究筆石和哺乳類，以思想縝密和系統見長。王鴻禎同他談了以四射珊瑚為主的研究計劃，介紹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議走訪布里斯托爾大學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倫敦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的 H. D. Thomas，同時及時地為他申請了各項減免程序，以縮短他完成學位論文的過程。經過同 Thomas 的商討和材料展示，確定了以研究現代珊瑚骨骼組成單元，從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類的研究途徑。此後，他充分使用了自國內帶來的和劍橋 Sedgwick 博物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大英地質博物館調查所所存的豐富薄片資料，利用館藏期刊文獻特別豐富的劍橋哲學圖書館，在已有主導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證和重新解釋了珊瑚骨骼的微細構造，確定了 「屬」一級的定義並試行建立較高級別的分類體系。所用手段只是雙目偏光鏡和同步描繪器。這時，他早年取得的繪畫和目測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訪和觀察了格拉斯哥大學和愛丁堡地質調查分所的薄片資料和向幾位歐美同行通信求教後，於 1947 年 4 月寫成了論文文稿，並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構造輪廓知識，引入了演化階段和時空分布的見解，使論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創新，又有學科內容較廣的特徵，具備了當時古生物研究的先進水平，得到導師的贊許。5 月間游歐回來，通過了口試，及時參加了當月舉行的授予學位典禮。

王鴻禎初到英國，就購讀了李四光的 《中國地質學》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圖書館見到黃漢清的 《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 ( 1945) 專著，並細讀了這兩部經典之作，當時他特別注意在構造上有關大陸漂移的爭論，也接觸到了當時有關花崗岩生成的著名話題。此外，他選修了 M. Black 的沉積學及實驗課，也讀了德國學者有關歐洲構造發展階段的論述。在 20 世紀 30 ～40 年代，劍橋有幾位年輕的地層古生物學者陸續當選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並同劍橋的岩礦、結晶、地理和氣象學者們形成了跨學科學術交流的群體，到40 年代中期還保存著這方面的流風余韻。王鴻禎受其啟發，初步形成了以地層、古生物、沉積和區域構造等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鴻禎隨同由 Woodward 講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國 Lille 大學教授 P.Pruvost 為首組成的劍橋地質實習團到法比交境和法國西北海岸考察，憑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還寫詩留念。其後又到巴黎，分別訪問了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中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和對中國地質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地學思想家德日進神甫，並向他們致敬。8 月間，他訪問了英國幾所大學地質系，在布里斯托爾見到 Bulman 摯友W. F. Whittard，談到北大地質系的戰時損失，慷慨贈予全套 《英國古生物志》、 《地質學雜志》和 《英國地質學會志》等大量寶貴文獻，並無償裝箱啟運，及時到達了北平，情誼可感。他在訪問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學地質系的教學狀況後，到著名的湖區度假，並吟詩作畫留念。

王鴻禎得到北京大學的資助，於 9 月份赴美訪問，同船的有牛津的閔嗣鶴。按預定計劃在美訪問了哈佛等校的地質系，在耶魯，他向 C. O. Dunbar 當面致了謝意和歉意，並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魯、俄亥俄和堪薩斯三校作了有關珊瑚研究的學術交流，見到曾寄贈他珊瑚標本的 J. M. Wells。他還在華盛頓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做了短期工作，參觀了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作為葛利普教授的最後一班學生，他還向私淑於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紹了葛氏對中國地質界的巨大貢獻。美國之行還使王鴻禎有幸見到地質古生物界前輩、斯坦福大學的 Bailey Willis 和紐約的 G. G. Simpson，這也開啟了他對地質學史和地質名家的興趣。

三、教書育人、厚積薄發

王鴻禎從未離開教學崗位，也從未放棄科研機會。但他全力投入教學的時期是從1947 年回國到 60 年代十年動亂之前。他在青年時期從學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語言簡潔和文風簡約的習慣。1952 年後學習蘇聯，其教學法部分雖然流於煩瑣，卻也使他把講課當做一門藝術和享受。幾十年前聽過他講課的人們至今還樂道當時獲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學，從教學計劃制訂到教材和實習基地建設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與蘇歐教材之長，使用中國資料寫成出版了 《地史學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區二年級填圖實習基地。

王鴻禎在高等地質教育方面，一向重視基礎，重視理科地質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訂的地質類教學計劃盡量強調了地質基礎的重要性，並曾建議恢復理科地質專業。他主張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並身體力行。他一再號召年輕教師培養廣泛興趣，結合教學設備，開展初步的科研鍛煉。在制訂科研規劃時，建議將高級教材列入科研規劃。

20 世紀 50 年代前期，王鴻禎參加了對 《實踐論》 和 《矛盾論》 的學習，聽了輔導報告，還參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學部組織的業余學習小組，接觸到關於主要矛盾、事物的量變與質變以及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和前進性等概念，他初步把這些概念用於教學和教材，提出了地質發展階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論點，也進一步明確了以歷史構造為中心，以古生物地層和沉積古地理為內容的學術研究途徑。

在 20 世紀 80 年代，王鴻禎努力倡導拓寬專業，反復提倡加強專業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同時，重視國際學術交流，盡力爭取國際渠道的資金支持。他十分重視師友之間的團結，呼籲不同年齡段的幾代學人要真誠合作，互諒互讓，年長的一代要做到胸懷廣闊，樹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於奉獻，勇於開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銳意創新，敬業求實。20餘年來，共指導碩士研究生 19 人、多個專業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後 5 人。

四、協作開拓、更探前緣

王鴻禎在十年動亂之後於 1972 年後重回業務崗位，參與當時提倡的總結性編圖及地層資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館藏豐富的地質圖書館查閱資料，對不同比例尺的圖件編制和不同地區的地層規范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自己也增加了知識，得到了鍛煉。

他通過較長期的實踐和思考，對地質科研的性質積累了一些認識，認為地質作用和現象是地球多圈層、多階段相互作用和復合，以及與有關空間星體相互影響的綜合表現。因而需要組織較多學科進行綜合研究。他還強調了擴展時空視野的必要，認為有些地質作用和過程在有限的時空范圍內，往往是現象隱蔽了本質，復雜性掩蓋了某些規律性。科學研究就是對客觀事物的復雜性，通過系統的觀察思維和綜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創新認識的一個過程。

他組織的較大科研項目是在構造古地理編圖和地層專題方面，具有多學科和不同單位協作的特點。他認為這類工作中的關鍵首先在於有明確的學術思想和參與者的基本共識，而在學術思想上，應力求以辯證唯物的觀點方法為指導。王鴻禎認為地球科學的時空應建立在時間的連續與不連續和空間的均一與不均一之間的對立統一的基礎上。事物的時間發展和空間分異的相對均一度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見於歷史悠久的固結基底。因而他的構造劃分在構造活動論的前提下，特別重視前寒武紀階段形成的變質基底。這種思想也體現了時空的密切結合和統一考慮。

其次，項目實施過程中的通力協作也是關鍵所在。王鴻禎十分珍視人際關系的團結，特別重視發揮青年人思路敏捷、勇於開拓的精神和優勢，認為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應當肯定主流，不拘小節，既要放手，又要引導，既要嚴格要求，又要寬容對待，使他們既能敬業求實，又敢於銳意創新。他也極為重視在項目實施中勤儉治學，保持投入與產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學風。

以 20 世紀 80 年代王鴻禎領導的古地理編圖項目為例，他認為小比例尺古地理圖研究編制的主要前提是區域構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層、古生物、沉積、構造、岩漿岩以及第四紀地質等學科的結合，而在這些學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質構造在地質作用和現象中，既是綜合表現，又是主導因素，起到質的規定性作用。在構造性質的活動與穩定兩者的矛盾中，活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圖例編訂中，首先突出了沉積( 火山) 組合的活動程度。在構造單元、生物區系和盆地類型的劃分中都體現了以構造為主導的學術思想。因此，他領導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都有重要影響。台灣省著名學者訪問中國地質大學時，校長將 《中國岩相古地理圖集》作為禮品送他，他激動地說: 「這是我在台灣時千方百計地想得到的一本著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興和榮幸。」

王鴻禎長期從事地史地層學的研究和教學，他關心的是這個基礎學科中對地質圖等地質基本工作起著長期作用的，如統一地層表和地層規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問題。他在國內和國際學術活動中經常注意和參與這些方面，並予以及時的報道。他認為地層分類和地層界線等問題既有理論意義，更具應用價值。他反對地層分類中以年代地層單位為準的單一分類法，同意一些美國學者認為這個概念曾使美國地層學的發展停滯了幾十年的評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齊觀的多重地層分類，而是將理論分析同實踐需求結合考慮，強調等時性與區域分異性的並重和聯系，提出以年代地層和岩石地層為主的分類意見。他對近年在地層界線和統一年代地層表建立上的主流學說———全球標准剖面及點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見，並從物質性和實踐性兩方面指出了這個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紀 90 年代組織的層序地層專題研究中強調綜合地層學和新一代地層表的探討，就是圍繞這兩個基本問題提出的中長期目標。

在這一時期王鴻禎還應用了電鏡掃描新技術繼續和深入了對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礎和多年的持續搜求中取得了較全面的分類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這也使他早年的假說基本上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這個過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論文於1950 年在倫敦皇家學會 《哲學叢刊》 發表後，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國、蘇聯以及法國的古生物專集珊瑚卷都有介紹，但都不承認他提出的兩類骨骼構造單元的原生性質，而這正是他的分類基礎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電鏡掃描技術出現，他和助手及時得出了大量數據，說明這種結構不獨為珊瑚綱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無脊椎動物骨骼的常見現象。這個過程說明技術進步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支撐作用，也說明任何創新都會遇到傳統觀點的抵制，需要長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說服力的證據。

五、以史為鑒、繼往開來

早在學生時代，王鴻禎就得到了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孫雲鑄、謝家榮、楊鍾健等先生的教誨，後來又在教學工作和學會工作中長期同許多地質前輩共事。因此，他較早地了解了中國地質事業發展的歷史，十分敬佩地質界前輩為發展地質科學和中國地質事業所作出的貢獻。1986 年，他被推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會長，他對學史研究所做的第一個方面是在和同事們取得共識的基礎上，開展國際協作，他主持編寫了英文 「中國地質簡史」，在第 28 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散發 ( 1989) ，同時爭取實現了1990 年在北京組織召開第 15 屆國際地質科學史學術討論會。他還主編了 《東西方地質學術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質科學交流史》 ( 1992) 、 《中國地質學科的發展》( 英文，1996) ，及 《比較行星學、地質教育和地質學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專著和文集，多次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評。1990 年王鴻禎當選國際地科聯地質科學史委員會副主席，十餘年間，為中外地質科學交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對學史研究所做的第二個方面是倡導和遵從 「以史為鑒，繼往開來」的信念，重視地質人物的研究，從 1987 年起陸續舉行了對丁文江、章鴻釗及其他知名學者的紀念活動，主編了 《中國地質事業早期史》( 1990) 、《中國地質學科發展的回顧———孫雲鑄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1995) 等專著和文集，體現了對中外前輩大師等歷史人物的正確評價。他對學史研究所做的第三個方面是密切配合現代的地學科研和教學，研究中國地質學科發展史和探討學科思想史。王鴻禎一貫主張: 「既要弘揚中國古代地學思想，更要研究近現代學說和學術思想史，探討學術發展史的獨特規律，追溯學術上的本末和淵源，評估得失，做到 『以史為鑒，繼往開來』。」除了上述學科史專著外，1999 年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編出版了 《中國地質科學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質學科的專家學者合作撰寫了這部約 50 萬字的學科史專著，對我國地質學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經驗和學科的形成及發展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評述和展望，受到廣泛的好評。現在王鴻禎院士已屆 90 高齡，思路依然清晰，興趣仍然廣泛。近年來還發表了專題論文，也有些詩作題句，記事述懷，是一位好學多思、具有遠見卓識的前輩良師，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今年是王先生 90 華誕，敬祝王鴻禎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長青。

⑤ 楊鍾健的人物生平

1897年6月1日生於華縣龍潭堡。其父楊鶴年（松軒），是陝西知名的教育家、同盟會會員。因而楊鍾健從小便受到有益的啟蒙教育。他於1916年畢業於陝西省立第三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北京大學當時是新文化運動的基地，在這個環境中，很快便發揮出他的潛在能力與愛國熱忱。
1920年9月，他與地質系學生共7人，議決建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地質研究團體。登報公啟中說明該會的目的有三：一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質上的真理」；二是「引起社會上對於地質的注意」；三是「中國地質，自來少人調查，即有言及，無非就外人調查的大概而言，這是何等可恥的事！力量雖少，卻要盡力所到一洗此恥」。簡章規定會務四項：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行刊物；編譯圖書。該會在成立大會上，楊鍾健報告籌備經過，並當選為第一屆委員長，得到校方與李四光、葛利普、丁文江、何傑等的支持。
1923年春，楊鍾健代表北京大學學生會至上海出席「中國學生聯合會」，編輯會刊；7月，在《中國地質學會志》發表《南口一帶的地形特徵》，這是他的第一篇科學論文。10月，赴德國留學，在李四光的幫助下進入慕尼黑大學地質系，隨F．布勞里（Brol－li）和M．舒羅塞（Schlosser）學習古脊椎動物學。
1924—1927年入德國慕尼黑大學地質系，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5年，確定其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嚙齒類化石研究，布勞里教授便介紹地質系的舒羅塞指導他，舒羅塞是哺乳動物化石專家，曾從事中國的哺乳類化石研究。楊鍾健的論文「中國北方嚙齒類化石」（德文）在《中國古生物志》（1927年）上發表，這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古脊椎動物學專著，從此古脊椎動物學及古人類學這門學問在中國就和楊鍾健的研究與考察及教育工作一起發展起來了。
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西歐各國考察、進修，次年回國，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的發掘與研究工作。
1928年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技師，主持周口店發掘工作。
1928年2月，楊鍾健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任農礦部地質調查所技師。他奉派主持北京周口店的系統發掘工作。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他即負責該室工作，此後50年中，雖然這個研究室的體制和名稱屢經改易（實際上它是現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他一直擔任這個單位的領導職務。他野外考察與參觀訪問的足跡幾乎遍及中國各省，以及亞洲、歐洲、北美的許多國家。他一生發表的學術性文章達500多篇，包括20多種專著，是近代中國自然科學界著述最多的少數幾個學者之一。終生為中國的古脊椎、古人類學的研究嘔心瀝血，貢獻了他的一切。
從1929年起，楊鍾健把工作重點轉向考察北方「土狀堆積」方面，他與法國地質學家P．T．德日進（deChardin）在山西、陝西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記錄了第三紀後期與第四紀的地層，劃分出「紅色土」地層，為中國黃土的進一步研究開辟了道路。同時他們採集化石進行研究，從此他與德日進結下了深厚友誼。次年又參加了由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組織的中亞考察團，去內蒙古調查新生代盆地。
1931年，楊鍾健參加了另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法科學考察，經內蒙古、寧夏而至新疆，然後經蘇聯返回北平。此後兩年，他去山、陝、豫等省調查，發表了多篇論文。
1934年，他的野外工作以長江流域為主，諸如雨花台礫石、龍潭下蜀壤土和廬山地貌等均經考察。這年秋天，他和卞美年去山東新泰、蒙陰等地，調查有關地層及恐龍化石，返途中，經濟南，齊魯大學地質系教授J．施可特（Scott）示以含於硅藻頁岩中的魚及植物化石；經了解，系產自臨朐縣內，當時他便決定調查這個化石產地。
1935年春，他與德日進、裴文中作兩廣之行，對南方的洞穴堆積展開調查，發表了《廣西和廣東的新生代地層》一文，為中國南方新生代地質的研究奠定了基礎；5月，他一人去山東臨胊，偕技工3人採集了大量的植物、魚、哺乳類及蛙類化石，他把這套地層定名為「山旺統」。這年冬天，他任中央地質調查所北平分所所長。
1936年春，他與由南非轉道來華的美國古生物學家C．L．甘頗（Camp）去山西、四川調查地質，並會同四川大學的周曉和在四川榮縣採集恐龍化石。
1937年，他再次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並獲得「葛氏紀念金質獎章」。6月，他偕美國古植物學家R．W．錢耐（Chaney）又去山東臨朐採集化石，往返兩周時間。就在他回到北平不久，「七七」事變發生，他與中國人民一樣，多年順利開展的工作受到嚴重挫折，歷史使他進入了新的境遇。
1937年8月上旬，日軍進入北平。楊鍾健此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保護地質調查所的設備財產。經思考，認為當時只有利用協和醫學院和新生代研究室的關系來達到這一目的。
1940年秋，他隨所轉至四川北碚。此後幾年，他除在北碚做研究工作，兼任重慶大學教授外，並去陝西、甘肅、新疆等地考察。1943年，他被聘為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次年被派出國考察，經印度到美國，在美國東、西海岸各博物館、大學參觀訪問，後又赴加拿大及一些西歐國家，走訪了許多古生物研究中心，特別是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他觀察了大量標本，並與D．M．S．沃森（Watson）、Y．T．格里戈雷（Gregory）、A．S．羅默爾（Romer）、G．G．辛普森（Simpson）、E．H．科伯特（Colbert）等名家共同探討有關問題，完成了多篇重要著作，從而成為當代最活躍的古生物學家之一。
1944年，出國考察時，將此標本隨身帶去，在紐約作進一步修理和研究，最後確定卞氏獸是很接近哺乳動物的爬行動物。這一來，此前已歸入哺乳動物的南非和英國的種類，也均被移至爬行動物中去了，從而後移了哺乳動物最初出現時間，卞氏獸也被各國編入了有關教科書。
1944—1946年，去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瑞士等國訪問及講學。
1946年4月，他回到了抗戰勝利後的祖國，但當時的社會狀況實難令人樂觀。他面對現實，一方面在北京大學任教，並做些野外調查；一方面仍積極籌劃恢復新生代研究室，卻因各種因素未能實現，於是只得又返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此一時期，正如他自己寫道的：「抗戰勝利後的最初幾年，為我的生活最感煩悶的時期」，此時，他被任命為西北大學校長，1948年10月去西安赴任，次年1月即回南京，並在那裡迎接了解放。
1947—1948年，任北京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校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楊鍾健應邀至北平出席「科學技術界代表大會籌備會」，12月，任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局長。他到任不久，即與裴文中、賈蘭坡、劉憲亭等人籌建「古脊椎動物研究室」。
1951年秋，他與劉東生、王存義去山東萊陽和山東大學地質系合作發掘恐龍化石及調查白堊紀地層，是為青島棘鼻龍。
1953年，辭去編譯局長職務，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任，次年5月，去安徽泗洪等地野外調查。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委員（院士），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6年，他與斯行健、趙金科、周明鎮組成中國古生物學訪蘇代表團去蘇聯各地訪問兩月。在此期間，達成了中蘇古生物科學考察協議，並為以後古脊椎動物研究作了戰略性的部署。次年，其研究室改為古脊椎動物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經常去山東、山西、內蒙古、甘肅等省調查。
1959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仍完成論文多篇，諸如新疆白堊紀的飛龍，以及華南水生爬行動物化石等工作，就是在當時極其困難的境況下完成的。粉碎「四人幫」後，他精神倍增，過了80壽辰後去山西許家窯考察古人類遺址；1978年4月，去廣東三水縣調查產魚化石地層；9月到廬山參加第四紀冰川與第四紀地質學術討論會，並到野外考察，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地質旅行。返京後又於10月去上海與美國古生物學家辛普森會晤，回京後抱病撰寫中國古生物學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和第十二屆學術年會發言稿。1979年元旦因胃出血住入醫院，1月15日逝世。
1979年1月15日，楊鍾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 。

⑥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學

於 洸

( 北京大學)

2009 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將迎來它的 100 周年誕辰，在慶祝建系 100 周年之際，人們很自然地十分緬懷為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蕭山人，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1909 年京師大學堂 ( 北京大學前身) 創設地質學門，王烈是第一屆學生。1913 年 2 月畢業前不久，王烈赴德國留學。1914 年畢業後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商部地質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此後，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從未離開過地質教育崗位，從事地質教育 40 多年，是在國內學習地質學並終身從事地質事業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間，先後任北大學院第二院 ( 理學院) 代理主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王烈先生畢生從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為我國地質科學人才的培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於浙江省蕭山縣臨浦鎮。10 歲時到省城杭州讀書，聰慧勤奮。1906 年被選送到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學習，1909 年夏畢業。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 ，學部奏請京師大學堂畢業生給獎折，其中，預備科 80 分以上為最優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畢業平均分數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師大學堂於 1909 年開辦分科大學，格致科大學首批設立的有地質學門。它是我國高等學校中設立的第一個地質學系，是我國高等學校中培養地質人才的肇始。當時規定，格致科大學以預備科德文班學生升入，當年入地質學門的有王烈等 5 人，他們是地質學門的第一屆學生，也是我國大學中學習地質學的第一批學生。當時在地質學門任教的主要是德國地質學家梭爾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國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將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該班學生於 1913 年 5 月畢業。畢業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費留學，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國勿蘭堡大學繼續攻讀地質學。當時，德國正忙於准備與英、法、俄 「協約國」的戰爭，國內形勢緊張混亂，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王烈於畢業後就匆匆回國了。

回國後，王烈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 北京師范大學前身) 博物部任教。農商部地質研究所於 1913 年 6 月成立，前兩年附設於北京大學，是我國自辦的一所三年制地質專科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第一屆學生、留學德國的王烈也在地質研究所講授構造地質學和德語，並兼任地質調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 22 人結業，其中獲畢業文憑的18 人，13 人入地質調查所工作。自此，我國的地質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起步，並為以後地質工作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烈為這批地質人才的培養也作出了貢獻。

二

地質研究所結束後，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恢復招生，1919 年秋改稱地質學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後擔任礦物學、礦物學實習、高等礦物實驗、地質學、岩石學及實習、高等岩石學及實習、地形測量及實習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往往同時上三四門課，每周多達15 學時以上，並專門安排出時間給學生答疑，還要指導學生野外實習。王烈所授的課程涉及許多不同學科，知識面廣，他的講課很受學生歡迎。1928 年還兼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 ( 原北洋大學) 采礦冶金門地質學教授。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我國中文地質文獻很少，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著的幾大部《中國》(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但當時能閱讀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辭辛苦，用筆譯或口譯向學生傳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應聘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講授古生物學、地史學等課程，他用英語和德語講課，初期由王烈口譯。葛利普教授為我國培養出一批著名的地質、古生物學家，人們都認為，王烈曾起過不少的協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兩度擔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系主任。在這段時間里，地質學系的師資隊伍有很大加強，何傑、溫宗禹、孫瑞林、王紹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驊、孫雲鑄等教授都先後在系裡任教，特別是葛利普、李四光兩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對教學工作、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課程設置不斷改進，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普通科目與高等科目。從 1923 年秋季學期開始，三、四年級分礦物岩石學門、經濟地質學門、古生物學門三個學門，供學生選習。教師們傾心教學; 教學內容豐富，注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青年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關心。重視野外實習。科學研究工作有很大進展。王烈對此作出重要貢獻。

王烈對青年人的成長是很關心的。1920 年 9 月，地質學系二年級學生楊鍾健等發起成立地質研究會，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進求真理的興趣，而從事於研究地質學」。10 月 10 日舉行成立大會時，王烈因事未能參加。但他與其他教授都積極支持該會的活動。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會舉行講演會，王烈發表了 「中國之支那海侵時代及昆侖海侵時代」的講演，他從地質歷史、海陸變遷講起，並運用圖、表，著重介紹了中國地區寒武紀、奧陶紀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紀、泥盆紀的 「昆侖海侵」的分布特徵，並講述了古地理、海陸變遷的研究方法，對學生很有啟發。這次講演的記錄稿刊登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質研究會《簡章》規定會務有四項，即: 敦請學者講演，實地調查，發刊雜志，編譯圖書。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會召開茶話會，敦請老師參加，徵求學會如何開展活動的意見。翁文灝、葛利普、何傑、王烈等教授與會，並發表了意見。王烈對研究的方針提出建議，他說: 「( 一) 注意理論，不急於速求應用; ( 二) 科學上新說可以把舊說代替，故不必存絕對的觀念; ( 三) 應該用科學的方法把當時尚凌亂的中國地質調查報告加以整理」，「至於實地調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時去做。現在就能辦到的先辦。」地質研究會要按上述四項內容開展活動是有不少困難的，其中之一就是經費。王烈在茶話會上說: 「可以先向地質系的教員呈請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說的那樣，向國外人募集。」會後，系主任何傑教授發起地質學系教員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會的活動。

王烈從多方面支持地質研究會的活動，並對他們做出的成績加以鼓勵。《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寫了 「卷頭語」，從礦業、工業、農業、水利、災害、商業、軍事等方面論述了 「近代地質學之關於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國人每以此為理論科學而漠然視之」， 「吾校地質系同人組織之地質研究會，歷有年所，年出會刊，將平日調查研究之所得貢獻於世，藉以喚起國人之注意，本屆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猶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質研究會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改名為 「北京大學地質學會」。《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會會刊》第五期於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寫了「卷頭語」，指出 「比年以來，吾國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於科學論著之罕覯。今吾校地質學會會刊又將付梓矣，斯刊梓行後，其貢獻於學術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國人及肄習斯學者觀摩之資，則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還從事地質調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國時，我國地質工作還處於籌備草創時期，他所著 《河北省懷來縣八寶山煤田地質報告》，是我國早期的地質報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肅東部海原、固原 ( 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發生里氏 8. 5 級大地震，災害嚴重，死亡 20 多萬人，房屋、牲畜、農田等損失不計其數。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教授王烈、測量助教楊鐸會同內務、農商兩部派員，前往陝甘地震災區調查。這是民國以來組織的第一次地震調查。王烈與翁文灝、謝家榮等 6 人於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發，乘京綏車至綏遠，由綏遠取道寧夏至皋蘭，繼經固原、平涼、天水至蘭州，震災之重要地點都進行了調查。此行目的，尤注意於科學之研究，除調查震災狀況，勘察山崩、地裂等現象外，更注意地質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與地殼之關系。此次地震甘肅海原、固原等地災情最為嚴重，其次為陝西西部與甘肅交界處，此外，山西、河南、直隸 ( 今河北) 、山東、湖北、安徽等省皆覺有震，但未成災。這次調查歷時近 4 個月，嗣後，謝家榮留該地繼續調查。這次調查後，翁文灝、謝家榮均發表了有關論文，謝先生在文中還寫道 「余師翁詠霓 ( 翁文灝)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為赴甘之委員，同行時，對於調查材料，互相討論，獲教之處甚多。」此次調查後，王烈又向南至甘肅省南部之武都、陝西省南部之漢中等地調查。他在漢中的葯鋪中購得石燕貝化石，回京後請葛利普教授研究，經追索查明，該化石原產於廣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類者) 。後來葛利普發表了 《中國古生物志》專著之一 《中國泥盆紀腕足類化石》，其中定了一個新種，命名為 「王烈石燕」，以示對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積極參加地質科學的學術交流活動。王烈是中國地質學會 26 名創立會員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質學界人士應邀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建圖書館的會議室開會，逐條討論了學會章程草案。會議主席丁文江提議由 5 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推舉學會職員候選人，章鴻釗任主席，王烈是籌委會委員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灝、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了章程，選舉了職員，宣布中國地質學會正式成立。王烈當選為首屆評議員 ( 相當於以後的理事會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連任了三屆評論員。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三屆年會，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學二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大會由王烈主持，會長翁文灝發表演說，題為 「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葛利普作學術報告，題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後，王烈又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五屆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屆 ( 1929 年度) 評議會副會長。

五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烈還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擔任學校庶務委員會委員。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北平大學區，將北京大學等北平九所國立高等學校及天津、河北的國立高等學校合組為北平大學。這一決定遭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要求恢復北京大學。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讓步，確定學校名稱為北平大學北大學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學院) 、第二院 ( 理學院) 、第三院 ( 社會科學院) 。對外仍譯用國立北京大學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課九個多月之後，於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開學。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學院總務長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學院舉行評議會評議員選舉，王烈等 7 人當選為評議員。4 月 13 日還被聘任為財務委員會委員長，聘任校舍委員會委員和自然科學季刊委員會委員，研究所自然科學門委員。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學院陳大齊院長，請辭總務長及二院主任，陳院長請王烈打消辭意，職務照舊擔任至北大學院結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陳院長，表示暫不辭職，共任時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學區停止試行。8 月 6 日，國民政府決定，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脫離北平大學，正式恢復國立北京大學名稱。8 月 8 日，北大學生會致電教育部，請頒令任蔡元培校長，並函陳大齊暫行繼續維持校務。8 月 23 日，北大全體教職員工緻電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復，校長一席非先生莫屬，務乞北返主持，以慰眾望。並推舉王烈、劉復兩位先生赴滬敦請。王烈、劉復及學生會代表隨即赴滬敬勸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諸先生維護北大，愛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陳大齊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 ( 共 13 人) ，校舍委員會委員長，財務、聘任、庶務、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學取消原來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決定學校的方針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務會議會員。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此外，1931 ～ 1937 年還任圖書、儀器委員會委員，1931 ～1933 年任財務委員會委員，1932 ～1933 年任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王烈在上述職務崗位上，為北京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 《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 中，王烈書寫了前言，對同學們提出希望。他寫道: 「在我國這種風雨飄搖的教育狀況之下，諸君居然完成了大學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憶這六年中，我校經過了多少困難，才得到今日這樣的地位。現在諸君畢業了。我一方面很榮幸地來慶賀你們; 一方面還希望諸君在學業上，本著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繼續研究，在服務上，本著我校飽受困苦的經驗，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繼續為社會為國家奮斗，發揚北大的光榮於全國。諸君前途無量，願各好自為之。」

王烈曾幾次請辭秘書長職務。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蔣夢麟校長，寫道: 「烈素耽教學，不習庶事，前承畀以秘書長重任，屢次請辭，迄未獲許，荏苒數月，貽誤實多。近以同學赴京示威，承校務會議推舉，南下照料，舟車勞頓，舊症復發，實難再膺繁劇，務懇辭去秘書長職務，俾資休養，無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務會議議決: 在蔣校長未回校以前，仍請王秘書長照常繼續職務。王烈顧全大局，繼續履行職務，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書長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從此開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軍佔領天津。北平、天津淪陷後，國民政府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長沙，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 年初又遷往雲南昆明，4 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王烈一生熱心教育工作，無論在軍閥混戰時期，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都堅持教育崗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北平後，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不顧體衰，離別家庭，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先至長沙，後到昆明，繼續為培養地質青年而努力。這種崇高的民族氣節，感動了不少滯留在淪陷區的教育界知識分子，他們以王烈等人的愛國情懷為榜樣，相繼走向大後方。

王烈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一直講授礦物學、光性礦物學，也教過岩石學和測量學。他是我國最老一輩的礦物、地質學家之一，在地質地理氣象學系教授中也是年紀最長的一位。學生們對他上課時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學經驗豐富，講課時不看講稿，常把老花鏡推到額頭上，許多數字都能背到小數點後第三四位。他作風嚴謹，往往講完一個段落，就摸出懷表來看看，下課鈴聲響起，他的講課也就告一段落了。當學生們拿著礦物、岩石標本問他時，他便拿起放大鏡，或用簡單的測試方法測試標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學生的問題。他指導學生鑒定岩石薄片時，在偏光鏡下轉幾下，就能准確定出礦物名稱。大家公認他是礦物學、岩石學方面實踐經驗相當豐富的老權威。在西南聯大期間，他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他曾應邀為全系師生作 「中國地質教育史」的報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學復員北平。王烈不辭遠途勞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籌備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復員工作，他雖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飽滿地為復員工作的大小事務操勞。1946 年 10 月開學後，他仍擔任普通地質學和普通礦物學的教學工作。1948 年秋，國民政府實行所謂 「幣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強烈刺激，健康狀況嚴重惡化。

1950 年以後，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書之勞，退休在家，但仍然關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時忙於教學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後體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轉時，即潛心從事礦物學、岩石學書籍的譯著工作，為地質科學事業發揮余熱，幾年中完成數卷。惜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夠貫注，出版問世尚需加工，但書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經系統方面，時輕時重。1956 年底病情轉劇，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於 1957 年 2 月 2 日與世長辭，終年 70 歲。

先生故後，移靈於東城賢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教授、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何傑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會，王烈的同事、學生和親友參加了公祭大會，正在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學會理事和會員也參加了公祭大會。王烈先生的遺體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質教育戰線辛勤耕耘了 40 幾個春秋，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工作了 30 多年，為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地質科學人才。他為我國地質事業，特別是地質教育事業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他執著的工作精神，永遠值得北大和地質學界的晚輩們學習和弘揚。

參 考 文 獻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傳 . 地質論評，1957，17 ( 2) : 204 ～206

［2］ 潘雲唐 . 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王烈，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 理學編地學卷 2. 北京: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1 ～ 5

［3］ 於洸，王烈 . 中國地質 1992 ( 7) 「地學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部主辦 . 北京: 地質出版社，1992，33

［4］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學珍等 . 北京大學紀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二版

⑦ 體質人類學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戰國時代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該書記載了不同地域人類的體質特徵，骨骼和內臟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資料。漢代以後，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中國文獻中對不同體質特徵的人群記載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對人類體質特徵的初步觀察。北宋時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其所鑄造的經絡銅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體模型。劉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書》最早記錄了先天性畸形的資料。南宋末年，宋慈（約1247年）的《洗冤集錄》包含有體質人類學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義編寫的《三才圖會》記載有對人類五官形態的分類。這些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但卻是對人類體質研究的早期萌芽。
現代體質人類學是在19、20世紀之交開始從國外傳入我國的。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的百年發展歷史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既19、20世紀之交至20世紀20 年代末的傳入和接受時期，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時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發展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縱深發展時期。 （19、20世紀之交至20世紀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論》和達爾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的中譯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後在中國出版。這兩本著作對於進化論和體質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意義。1918年，陳映璜的《人類學》一書出版。該書包括人種的特徵分類、分布，人類的起源、進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內容。1924年出版了顧壽白的《人類學大意》。該書包括人類概說、人類性質、人類由來、人種分類法與差別、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內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開設人類學講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設立人類學組，添設人類學科目。由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類學的種子，使得許多人到國外攻讀人類學，成為我國最早期的人類學家。
1920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了中國人類學與解剖學會，同年7月出版了博醫會報。在此期間，出版了許多人類學專著，如黃新民的《世界人種問題》（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頭蓋骨發現之經過》（1929年）等。
在20世紀20年代末之前，中國的古人類學和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主要是由外國學者做的，同時也開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龍骨山一處50萬年前的洞穴堆積物中發現幾片石英片後，留下助手師丹斯基（Otto Zdensky）繼續發掘，當年發現了一枚古人類牙齒化石。1926年夏，師丹斯基在瑞典的實驗室中從由周口店運去的含化石的堆積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類牙齒化石。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達生（D. Black）將這些古人類化石命名為北京中國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稱為中國猿人北京種。1927年起，步達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合作在周口店進行發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中國猿人頭蓋骨。
在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魯門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對一具中國人頭骨的描述。據劉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約174具中國人頭骨被人類學家研究過，這些工作都是外國學者做的。在19世紀20年代，美國的人類學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訪問期間測量了700個中國學生。1920年，在博醫會報中報道了300名中國人的顱骨測量數據和388例中國人的身高、體重、胸圍等指標。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大量東方人頭骨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人構成蒙古人種或黃種人的大部分，雖然漢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國的朝鮮族在頭骨的構造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完全的種族組。1929年，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問題統計研究雜志上發表了從長骨推測身高公式的人種差異。
在台灣，17世紀初隨荷蘭的殖民佔領，荷蘭軍醫曾對台灣原住民進行過身高測量。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有多位日本人類學家在台灣進行過體質人類學研究。鳥居龍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灣做過四次體質人類學調查。他認為，台灣原住民是由菲律賓群島、波里尼西亞群島和馬來半島遷移而來。在此之後，日本學者津崎孝道、安達島次等人陸續發表了有關台灣原住民頭骨、椎骨、牙齒等的人類學研究報告。這些研究都對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發展產生了影響。 （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
在這段時期，中國第一代體質人類學家和古人類學學家已經成長起來，吳定良、李濟、劉咸等體質人類學家開展了中國早期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楊鍾健、裴文中、賈蘭坡等古人類學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發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吳定良在英國獲人類學博士學位後於1935 年回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兼研究員。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間，終年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體質調查，並積極籌建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他發表了10多篇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論文，如1942年在英國皇家學會人類學雜志發表了中國南方壩苗的體質特徵。另外，吳定良還創刊和主編了中國人類學雜志，對中國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吳定良在中國人類學雜志第二冊報道了華北平原中國人之體質測量，測量了各種指數190項。 1947年9月浙江大學成立人類學系與人類學研究所，吳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長。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他還兼任暨南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體質人類學科研人員和師資。1948年，吳定良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濟在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攻讀人類學專業並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主要進行考古學研究，同時也進行過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1937年，劉咸根據體質特徵將中國人分為三種類型，即華北人（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華中人（分布在長江流域）和華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灣）。劉咸還進行過海南島黎族的體質研究。此外，吳金鼎進行過山東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在古人類學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於日本侵略戰爭被迫停止為止，共發現了大約40個猿人個體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證據和一百多種脊椎動物化石，其中哺乳動物接近100種。魏敦瑞（F. Weidenreich）對已發現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當詳細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頂洞還發現了包括3具完整頭骨在內的代表8-10 個個體的古人類骨骼化石。根據伴生動物化石推斷，北京猿人（現稱為北京直立人）和山頂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別為大約50萬年前和1萬年前至3萬年前。這些古人類化石除了在瑞典的烏普薩（Uppsala）保存的戰前運去的3顆猿人牙齒外，都在1941年日美開戰初期失蹤。
在台灣，1936年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解剖學教室設有兩個與體質人類學有關的講座，分別由日本學者森於菟和金關丈夫任教。前者主要進行台灣各種族之皮膚色調及蒙古斑（兒斑）等研究，後者則從事活體測量、骨骼測量、血型、手足紋理、軟部人類學和各種族學童身體發育等研究。
在此期間，中國的多所大學設立了人類學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培養了一批人類學方面的人才。同時出版了一批體質人類學的譯著和專著，如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的《化石人類學》，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學》，長谷部言的《自然人類學概論》，西村真次的《人類學泛論》等。專著有吳敬恆、蔡元培、王雲五主編的《世界人種志》，葉為耽的《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們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這一階段，古人類學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形勢的變化，古人類學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響。對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類研究方面，發現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瑪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質工作者在雲南開遠發現五枚森林古猿牙齒。1957年在雲南開遠又發現五枚拉瑪古猿牙齒，年代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雲南祿豐發現了拉瑪古猿的一些上、下頜骨和40多枚單獨的牙齒，年代為第三紀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廣西大新縣一個山洞中發現了3枚巨猿牙齒。同年，在廣西柳城的山洞中又發現了一個巨猿下頜骨，年代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廣西和廣東還發現了47枚巨猿的牙齒，但確切地點不明。1965年在廣西武鳴一個山洞中發現了12枚巨猿牙齒。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發現了新的巨猿化石地點和250多枚巨猿牙齒，年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廣西巴馬縣又發現一個巨猿牙齒，大新、武鳴和巴馬發現的巨猿化石的地質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發現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幾枚牙齒，被認為是類似南方古猿的類型。
直立人階段的古人類化石包括在雲南元謀發現的元謀猿人，在陝西發現的藍田猿人，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鄖縣和鄖西縣發現的猿人牙齒。 1965年5月在雲南發現的元謀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內側門齒各一枚，地質年代可能為早更新世晚期，絕對年代為距今170萬年前。藍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的下頜骨化石和1964年在藍田公王嶺發現的頭蓋骨和部分面骨化石。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發現了5枚猿人牙齒和2段肢骨。1958年，發現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頜骨。1966年發現一個頭蓋骨的額骨和枕骨部分，與 1934年發現的2塊頭骨碎片可合拼成一個非常完整的頭蓋骨。另外，在周口店還發現了單獨的一枚猿人牙齒，大量舊石器，用火的證據和多種哺乳動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馬壩人、長陽人、丁村人和許家窯人等。馬壩人是1958年在廣東曲江馬壩獅子岩發現的一個頭蓋骨。長陽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長陽發現的，是一塊左側上頜骨斷片連同2枚牙齒。丁村人遺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發現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舊石器和哺乳動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內側門齒，上外側門齒和下第二臼齒，全是右側的，同屬於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發現了一塊大約兩歲幼兒的右頂骨的後上部。許家窯遺址在1976、1977年被大規模發掘，古人類化石包括較完整的頂骨三塊，枕骨兩塊，左上頜骨一塊（附連部分牙齒）和一些頂骨碎片和牙齒，分別屬於十多個個體。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資陽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廣西柳江縣的一個岩洞發現的，材料包括一個完整的頭骨（缺下頜），兩段股骨和一右髖骨、骶骨、椎骨，屬於一個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屬於另一個女人。資陽人是1951年在四川資陽的一處橋墩工程中發現的一個老年婦人的頭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內蒙古烏審旗發現的古人類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塊右頂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灣的台南縣左鎮發現了一些晚期智人的頭骨碎片和牙齒，被稱為左鎮人。
這段時期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寥寥無幾。在中國大陸，只有董悌忱的廣西僮族體質的人類學研究。在台灣，1950年後開始有中國學者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台灣大學醫學院的蔡錫圭等在1960年進行過布農族人骨的測量研究。出版的與體質人類學有關的專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樣變成人》，賈蘭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國猿人》、《骨骼人類學綱要》、《中國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楊鍾健等的《中國人類化石的發現與研究》，劉鹹的《猴與猿》、武況甫編譯的《猿類的生活史》等。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體質人類學逐漸向縱深方向發展，在古人類學、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研究以及相關的應用學科取得了很大進步。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各省文管會、博物館等相配合，成為中國古人類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又有一批古人類化石出土。直立人階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縣發現的和縣猿人，1993年在南京湯山發現的南京人，1994年在遼寧營口發現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階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陝西大荔發現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縣發現的巢縣人等。這個階段的古人類學研究較注意新理論和新技術的應用。在理論分析時廣泛運用古生態學、埋藏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人類的進化過程。氨基酸年齡測定法、熱釋光斷代法、石製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術也在古人類研究中得到應用。
在這段時期，多所大學新設或重建了人類學系，成為體質人類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設立人類學系，主要研究文化人類學，但也介紹體質人類學的一些內容。1981年中山大學復辦人類學系，1984年廈門大學成立人類學系，1999年雲南大學成立人類學系。這些大學都開設有體質人類學方面的課程並進行相關研究。另外，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館等單位也進行體質人類學的教學或研究。1982年台灣大學的考古人類學系改名為人類學系。1999年台灣慈濟大學成立了人類學研究所，從事體質人類學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另外，各醫學院校人體解剖學和公共衛生學方面的學者也成為體質人類學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這段時期，現代中國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方面的特點是研究范圍擴大，注重應用性研究，研究技術向微觀和分子水平發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辦了兩期全國人體測量訓練班，1984年和1985年先後出版了吳汝康等的《人體測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體測量手冊》。這些為中國各民族的人體測量和觀察研究奠定了基礎，因此，全國各少數民族的人體測量和觀察研究大規模開展起來，到目前為止，已對全國43個少數民族的體質特徵進行過測量和觀察研究。人體測量學技術還被廣泛應用於各民族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的研究和體育運動的研究等。 Heath-Carter體型法也在少數民族、運動員的體質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還涉及靈長類的解剖和生態，人類生理特徵的遺傳與變異，各少數民族正常膚紋，各種遺傳病患者的膚紋，各民族包括紅細胞血型抗原、補體成分、各種酶、耵聹類型、苯硫脲嘗味、色盲、結合珠蛋白等遺傳性狀在內的遺傳多態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態性，主要是線粒體 DNA和Y染色體DNA被用於人類群體的親緣關系、進化和遷徙等研究。此外，人類工效學（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醫人類學（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學和醫學人類學等與體質人類學關系密切的應用學科已經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國的體質人類學在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後已經比較成熟，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距離。在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體質人類學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