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館的故事

❶ 傅築夫的人物介紹

傅築夫從1929年起至1946年，他先後在河北大學，安徽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任教授。
期間1936年到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史。1939年回國。
1947年秋，傅築夫到南開大學任教，任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生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6年兼任人民大學教授。
傅築夫主要研究領域：中國經濟史。 1930年，傅築夫到河北大學任教授，開始了大學的教書生涯，講授過《經濟學概論》、《農業經濟學》等。1930年至1932年任安徽大學教授。1932年7月至1936年10月，受教育部長兼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校長的委任，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室秘書，並任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史》，開始了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工作。
1937年1月至1939年5月，傅築夫自費留學英國，學習了經濟理論和歐洲經濟史，為他後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語言和中、歐對比的優勢。
1939年7月至1945年7月，傅築夫在重慶國立編譯館任編纂。在他的建議和主持下，1940年開始，編譯館開展了大規模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1945年8月至1946年底，傅築夫在重慶先後任過中央大學教授、重慶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
1947年1至7月，他應聘去沈陽任東北大學法商學院院長兼教務長。
1947年8月至1978年6月，傅築夫在南開大學渡過了31個年頭。這期間，他又進行了第二輪的資料搜集工作。從50年代初開始，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文革」，他一直是個「運動員」，報國無門，有才難施，這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
1977年，國家制定科學發展八年規劃，中國經濟通史被列為重點項目。傅築夫的學生吳天穎向主持制定這項規劃的經濟學家許滌新推薦傅築夫承擔這項任務。經過一番運作，中國社會科學院向南開大學借調傅築夫承擔八年規劃的重點任務。承擔這一任務的具體單位是北京經濟學院。
1978年6月，傅築夫被借調到北京經濟學院。他心情舒暢，如魚得水，開始實現他幾十年的夙願。
為了公正地評價傅築夫的工作，1979年3月，南開大學給他糾正了錯劃「右派」問題，並推薦傅築夫為1979年度天津市勞動模範。
1980年11月，九三學社天津分社表彰了傅築夫的工作。
1980年、1983年，傅築夫被分別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第六、第七屆委員會委員。
1979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聘傅築夫為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1982年5月，教育部高教一司明確傅築夫編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為高校文科教材。
傅築夫夫婦的戶口和工作關系轉往北京以後，1983年，傅築夫被評為北京市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他是其中最高齡者。
1983年12月，傅築夫被聘為九三學社中央顧問。
1984年6月，北京經濟學院隆重慶賀了傅築夫執教55周年。教育部顧問、中共北京市教育工作部的部長及一些著名學者出席了大會。
1985年1月11日晨5時10分，傅築夫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經濟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發布了他逝世的消息。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主持了追悼會，教育部、中國社科院一些著名學者都送了花圈。 傅築夫自幼熟讀古文，1921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化學系，不久轉入國文系。受革命洪流的沖擊，開始對中國社會問題產生興趣，自日本郵購三卷本《資本論》英譯本，嘗試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來分析和研究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1928年，寫成並出版了《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論和實際》專著。1928—1932年，先後任河北大學和安徽大學教授，講授經濟學原理和農業經濟學等課程。
1932年改任中央大學教授，講授中國經濟史，從此正式轉入中國經濟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在《圖書評論》、《東方雜志》、《中國經濟》、《文史雜志》和《社會科學叢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研究中國經濟史的論文，參加了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較早地注意到秦漢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初步提出了西周封建制和中國歷史上幾次經濟大波動的見解。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進修，學習經濟理論和經濟史。
1939年回國，任內遷四川重慶的國立編譯館編輯，從事翻譯和主持編輯經濟科學各科名詞。1940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中國經濟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到1949年，已整理出幾大箱資料，分類條編，並在每章前附有簡短的說明和分析，初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史整個輪廓的認識。1945年重返中央大學，次年任重慶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主任。
1947年初赴東北大學法商學院任院長兼教務長。同年秋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指導研究生主任委員。新中國成立後，繼續執教於南開大學，講授中外經濟史和《資本論》研究課程。1956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擔任該校研究生專業課講授和指導論文工作，在原有講義的基礎上，重寫出《中國近代經濟史》講義約80萬字。1957年後開始中國經濟史資料的第二輪搜集和整理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斷。粉碎「四人幫」後，他受到鼓舞和激勵，僅在1977年到1978年，就寫成了14篇中國經濟史論文，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集結成《中國經濟史論叢》出版。1978年，他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經濟學院之約借調北京，承擔《中國經濟通史》的撰寫任務，不到三年，就寫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一、二兩卷，不久又完成了三、四、五卷的寫作，該書已陸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他主編的《中國經濟史資料》一、二冊和寫作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也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經濟史論叢（續集）》1988年又由東方出版社集結出版。 1978年受社會科學院及北京經濟學院之約借調北京，承擔全國社會科學八年規劃中所訂《中國經濟通史》著作的撰寫任務。
著有《中國經濟史論叢》，《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國原始資本積累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中國社會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❷ 一些梁實秋的生平故事或事跡

梁實秋（1903—1987），北京人。我國著名學者、教授、文學家、翻譯家。20年代起活躍於中國文壇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師大、青島大學等校任教，主編過《自由評論》周刊、《時事新報》副刊、《中央日報》副刊。與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了新月書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灣，歷任台北師范學院英語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國立編譯館」館長。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譯有《莎士比亞全集》。他長於文藝評論，有不少理論性文章，在書評領域有重要建樹。

梁實秋最早的書評是1922年寫的《〈草兒〉評論》，《草兒》是康白情的詩集，作於1919年。當時影響很大。胡適稱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認為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草兒》是康白情創造和解放的例證。認為《草兒》是開創新詩一個時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游詩」，「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實秋的評論幾乎完全相反，幾乎是針鋒相對。他引用《草兒》里的大量詩作，進行比較分析，結論是《草兒》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它在中國20年代初新詩壇上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要通過評論消除這種影響，藉以掃除詩壇的鄙陋之風。他說《草兒》一半算不得詩。有些只是演說詞，分成行便成了詩。「《草兒》里的紀事文字太多了，佔了全集大半」，「我們不能承認記事文是詩」。「《草兒》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豐富，想像力當然也沒有施展他最大的價值之餘地。」他和胡適的評論，都是1922年秋天所寫，前後僅相差19天。胡適從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對《草兒》加以肯定。梁實秋從藝術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實秋時年19歲，頗有初生牛犢之氣，亦有猛虎下山之勢，毫不留情地評論。從這里可以看出梁實秋書評的個性和評論特點。這種特點和氣勢，在後來的書評里，除和魯迅的論爭中，有所顯示外，其他時間似乎沒有了。

對《草兒》評論以後，梁實秋還有1928年出版的《書評兩種》，評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瑪麗·瑪麗》和1980年出版的《書評7則》。7則書評是：《讀馬譯〈世說新語〉》、《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臉·小丑》（丁秉鐩著）、《讀〈烹調原理〉》（張起鈞著）、《讀〈文明的躍進〉》（布羅諾斯基著）、《祝〈書評書目〉五周年》（期刊）、《讀〈歷史研究〉》（湯因比著）。他只把這7則和評潘光旦的兩則共9則當成書評，其實他的書評作品還有很多，比如評胡適的《嘗試集》、《西瑩閑話》、《誓還小品》、《獨往集》、《媛姍食譜》、《飲膳正要》、《中國吃》、《現代學人散記》等，此外還有評徐志摩的詩文，對魯迅等散文的評論。

在後來對這些作品的評論中，沒有當初評《草兒》的那種銳氣，比較平實柔和，比較隨意，比較分散。只注重可讀性、藝術性、興趣所致，隨讀隨評，不成體系，缺乏系統。但是，不管他評哪種書，他都從不同的角度對作者和作品內容，用他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講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評析出原著的特色，這充分反映出他知識的廣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銳敏和活躍。

這里，舉出他評書的幾例，以說明他書評的特色。《讀馬譯〈世說新語〉》，不僅簡要地評介了《世說新語》的內容價值；「3卷26篇，1134條」，「寫作在南朝文風熾烈之時，文筆非常優美，簡煉而雋永，涉及的事跡起於西漢止於東晉300年左右，人物達600人，內容之豐富可想而知」。還著重地評論了「譯」的功夫。他針對別人否定馬譯的議論，為之正名，為之肯定。他以自己試譯不成而拱托《世說新語》之難譯，自己譯「二、三十段後即知難而退」。他盛贊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專心一致，鍥而不舍，全文照譯，絕無脫漏，難能可貴，最值得欽佩，充分肯定翻譯此書的成就與向外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讀〈烹調原理〉》，評得十分有趣。這是一本反映飲食文化的書。他認為飲食是生活藝術中的重要項目，食譜應重於情趣。此書「對烹飪一道做全盤的了解，條分縷析地作理論的說明，真所謂皰丁解牛，近於道矣」。他在簡單的理論概括之後，便將飲食藝術化，以自己的實際體會，帶文化色彩地、藝術地將北京有名的老酒樓，名牌名菜烹調之術加以分析介紹，不僅評得有趣，且使人饞涎欲滴。他評飲食的書還有《媛姍食譜》、《飲膳正要》、《中國吃》，評論中除了將飲食藝術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談吃，深深地顯露出他對北京，對故鄉的深切懷戀之情。

蕭繼宗的《獨往集》是一本雜文，梁實秋用雜文手法，層層深入地評論。文章開頭是「獅子和虎，在獵食的時候，都是獨來獨往；狐狸和犬，則往往成群結隊」。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點，蕭君的與眾不同。繼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話自說」解釋其作品是「不追逐時髦，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不說言不由衷的話」。這樣深化作者的個性。進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見地，不人雲亦雲」。作者有幽默感、正義感、文章嬉笑怒罵，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發揮，用實例證實自己的結論。最後以《立言》篇的一句話：做學問要「向科學方面尋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評論雖不長，卻層層深入，富於哲理，耐人尋味。

有人評論梁實秋「兩腳踏中西文化，一身處新舊之間」。這是指他對中西文化、新舊文化都有研究。的確，他對西方文藝研究是比較深的。和評國內作品相比，梁實秋對西方著作的評論，成就要大得多。特別是對介紹和引進西方文藝批評理論，與同時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評論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何瑞思之〈詩的藝術〉》、《評〈沉思錄〉》、《漢烈的〈回意集〉》、《怎樣讀〈英國文學史〉》、《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瑪麗·瑪麗》、《讀〈文明的躍升〉》，《讀〈歷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學評論的鼻祖，他的《詩學》被西方奉為批評理論經典。何瑞思是羅馬最大的批評家，他的《詩的藝術》是相當於《詩學》的批評傑作。梁實秋在評論中不僅介紹了兩書的內容、特點，還聯系時代背景，闡述了批評理論的發展過程，肯定它們的成就和歷史地位，說《詩學》的主旨在於申述一個普遍的藝術原則，不在批評希臘全盛時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們應把《詩學》當做藝術原理的第一部傑作，不應把《詩學》僅僅當做某一地點的產物。認為《詩學》的論述有普遍意義，推崇為一種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詩的藝術》對文學的批評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評學說「泰半不悖亞里士多德」，是兩篇很出色的學術評論。其餘為對哲學、文學史、歷史、小說的評論，也都有自己的特點。梁實秋在評論西方作品的同時，還評論了多篇批評理論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藝批評論》是一本關於歐洲文藝批評的專論。內容分緒論、古典的批評——希臘時代、古典的批評——羅馬時代、中古與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的批評、浪漫主義的批評、近代的批評、結論。他聯系各個時代的作者、作品，按歷史順序，闡述了西方文藝批評思想發展的情勢，不僅是客觀地敘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評析，既系統又有一定的深度。他還寫有《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論》、《西塞羅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辯》、《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等。這些評論涉及了批評領域理論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讀這些評論對我們了解西方文藝評論的發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重辯「抗戰無關論」——真君子與真小人的爭斗

多半個世紀以前，有一個人忽然發現自己上了日本偵緝隊的黑名單，於是當即寫下遺囑，連夜逃離北平去了四川，從此數載飄零，妻子離散，苦不堪言。而長久以來，這個人卻被很多人稱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漢奸，這是一件多麼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說的是梁實秋先生。

青年時代的梁實秋是個衷腸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備飲馬中原的時候，他寫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論抨擊實事。北平未淪陷之前，他在飯桌上沉痛地對自己的大女兒梁文茜說：「孩子，你明天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赤子之心，溢於言表。也正是因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對他採取一點行動。他在《回憶抗戰時期》一文中提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佔北平。數日後北大司事張忠級先生匆匆來告：『有熟人在偵緝隊里，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走為上策』。」當時的情形很緊張，同行的還有葉公超等人，但是為安全起見，幾個人竟在火車上裝作互不認識，終途不發一言。

客觀來說，戰爭時期，文人的直接用處並不大，但是大家還是在兢兢業業地做著自己的事情。沈從文、金岳霖等人在聯大教書，老舍擔任了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當然還有周作人，不聽朋友們的規勸，大義凜然地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這個時候梁實秋不想去教書，與武人出身的沈從文相比，梁實秋反而有一種更為入世的情結。很多文人出於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貶得一文不值，以襯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實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彥明采訪的時候說過：「個人之事曰倫理，眾人之事曰政治。人處群中，焉能不問政治？故人為政治動物，不過政治與做官不同，政治是學問，做官是職業。」他試圖以學者的視野關照政治，這註定了他一生會屢屢碰壁，李敖曾批評晚年的梁實秋太過窩囊，但這其實也是歷盡滄桑後的無奈。正如他晚年所說：「好不容易抗戰勝利結束，大亂又起，避地海曲，萬念俱灰。無補大局，寧願三緘其口。」

讓梁實秋名聲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當然是和魯迅先生的論戰，第二則是千夫所指的「抗戰無關論」，第三則是風行海內的《雅舍小品》，至於翻譯莎士比亞，個人以為倒要向後靠了。魯梁論戰一下子使梁實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當年他住筒子樓的時候就有人罵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讓人抓住一點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風驟雨般顛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這就是讓他背了半輩子黑鍋的那段編者按：「現在中國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這段話字面上沒有任何問題，入情入理，實際上字面之後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說這些話顯然有點太過書生氣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正如梁實秋後來所說：「我根本沒說過『文藝與抗戰無關』這樣的話。這是左翼仁兄善於給人帶帽子的慣伎……抗戰前的五六年間，左翼仁兄一直在攻擊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與文學無關的力量，企圖造成一種聲勢稱霸所謂『文壇』，來『為政治服務』。他們當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異議。我批評過魯迅譯的《文藝政策》，我也揭露過『普羅文學』之暴起與突落，我一貫主張思想自由，這都是遭當時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戰軍興，我更主張一致對外，不能同情對政府一切陽奉陰違的行動，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製造了一個『抗戰無關論』的帽子送給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絕我以『國民參政會華北慰勞觀察團』團員身分前往訪問。其實我是懷著很大的熱誠希望能去實地訪問。」顯然，所謂「抗戰無關論」並非來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來自於別人的推理，這種推理是蓄謀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時候梁在上海為別人出庭作證，就被田漢（田當時在旁聽）有意誤傳為梁實秋被捕，而且被捕後還托胡適向大流氓黃金榮杜月笙求助雲雲，這次推理較之 「抗戰無關論」更加匪夷所思，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民族問題那麼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個註解而已，所以也就沒有「抗戰無關論」那麼大的影響力。

梁實秋的言論被曲解之後，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圍攻，我們來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擊方式：

羅蓀在重慶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報》上說梁實秋是故意「標新立異」，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賭場上的押冷門」。「標新立異」還則罷了，「投人所好」這個詞，在當時真的是十分危險。試想，大家都在寫抗戰，忽然梁先生說不要寫抗戰了（實際上樑說的是不一定非要寫抗戰，在這里我們先按羅蓀的理解來推理），那麼梁先生這時在偷誰所好呢？共產黨？當然不是。蔣介石？也不是。那當然就是大日本帝國和他們的汪先生了，所以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門 」。梁實秋的本意其實只是想提高報紙副刊的質量，但是從羅蓀的渲染開始，這就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梁以前的和潛在的論敵們都意識到，這是把梁實秋批倒批臭的天賜良機。

有意思的是，羅蓀為了證明梁實秋「脫離現實」，是「關在自己的客廳里幻想」，竟說梁「原來是住在德國式的建築物裡面的」，現在則是「關在重慶的中國古老的建築物裡面」。對此，梁實秋鄭重反駁：「有一點我要說穿：羅蓀先生硬說我原來是住在德國式建築裡面，這時要坐實我是屬於該打倒的那一個階級。這種筆法我領教過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個《萌芽月刊》里說梁實秋到學校去授課是坐一輛自用的黑色的內有絲絨靠墊的汽車。其實是活見鬼！羅蓀先生這一筆，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壞事，但是捏造論據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羅蓀為了證明梁實秋的賣國思想，又在接下來的《再論「與抗戰無關 」》（我實在不明白「與抗戰無關」幾個字為什麼要加雙引號，這明明是羅蓀本人造出來的）一文中，舉出梁實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評論》上說過的「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弱國」的言論為證，但是他好像沒看見後面寫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讓大家放棄大國心態的目的是為了自強。對此，梁實秋未作反駁，因為不看上下文是小學生才會犯的毛病，羅蓀先生這一筆，更不高明。

著名的左翼批評家巴人也在其《展開文藝領域中反個人主義斗爭》中說到，梁實秋「要求無關抗戰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戰時代，要叫人作無關抗戰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國人。」讀到巴人這幾句話的時候我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抗戰的時候是不允許寫與抗戰無關的文字的，所以小學生寫「人口手上中下」與抗戰無關，就不是中國人；所以帳房先生記個帳與抗戰無關，也不是中國人；所以抗戰時期的鈔票上只印著面額和「××銀行」的字樣而沒有抗戰標語，所以花這種錢的人，全都不是中國人。我猜巴人同志當時無論寫什麼都會先寫兩句抗日的話，就算是上廁所，也要先在草紙上工筆正楷寫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又想起從前的結婚證上，在正文之前，總要有幾句「備戰，備荒，為人民」之類的毛主席語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巴人又說，梁實秋「痛罵抗戰文藝為『抗戰八股』」，根源在於「想達到他那壓制抗日的國防文學的怒潮似的生長」，說梁實秋想消滅的不是「抗戰八股 」，而是抗戰本身。天哪，梁實秋一介書生，居然想「壓制抗日」、「消滅抗戰」，他膽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馬季先生說過一個相聲：有人說馬季下了一個雞蛋，這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但是卻越傳越玄，有人說他下的是咸鴨蛋，有人說是鵝蛋，最後竟成了恐龍蛋，還孵出來一隻小豬。我看巴人孵豬的本事就實在不小，幾句對副刊的技術性意見，竟被發揚光大成了扼殺抗戰的反動宣言，竟成了梁實秋通敵賣國的有力證據，巴人同志這樣好的想像力，不寫小說而作批評家，實在可惜了。我實在為巴人這種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戰中也並沒有作出什麼光彩的貢獻，自始至終都是個躲起來說大話的角色，他有什麼資格去評論上了日本偵緝隊黑名單的梁實秋，有什麼資格去評論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冒著生命危險去視察華北前線的梁實秋！

當時批判梁實秋的人還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張天翼、茅盾等人的評論，其實都沒有出羅蓀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須要提的還有兩個人：朱光潛和沈從文。這也是兩位書生氣十足的先生，在別人痛打落水狗的時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們卻各自說了幾句公道話，結果無端把自己也卷了進去。那些紅了眼的文人和兼職文人以及偽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實秋的同黨，於是他們不幸也成了靶子，惡毒的語言頓時鋪天蓋地而來。中國有句話叫做「大丈夫相時而動」，沒錯，因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們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層面上，是敵不過真小人的。

❸ 白沙和北碚為什麼有兩處國立編譯館

抗戰時期的重慶沙坪壩、成都華西壩、北碚夏壩、江津白沙壩，合稱四川文化四壩，是當年大後方的著名文化區。

❹ 文學大師梁實秋的故事,新式作文

梁實秋（1903—1987），北京人。我國著名學者、教授、文學家、翻譯家。20年代起活躍於中國文壇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師大、青島大學等校任教，主編過《自由評論》周刊、《時事新報》副刊、《中央日報》副刊。與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了新月書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灣，歷任台北師范學院英語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國立編譯館」館長。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譯有《莎士比亞全集》。他長於文藝評論，有不少理論性文章，在書評領域有重要建樹。

梁實秋最早的書評是1922年寫的《〈草兒〉評論》，《草兒》是康白情的詩集，作於1919年。當時影響很大。胡適稱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創作」，認為他「無意於創造而創造了，無心於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績最大」。《草兒》是康白情創造和解放的例證。認為《草兒》是開創新詩一個時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兒》在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的紀游詩」，「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實秋的評論幾乎完全相反，幾乎是針鋒相對。他引用《草兒》里的大量詩作，進行比較分析，結論是《草兒》是一部失敗的作品，它在中國20年代初新詩壇上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他要通過評論消除這種影響，藉以掃除詩壇的鄙陋之風。他說《草兒》一半算不得詩。有些只是演說詞，分成行便成了詩。「《草兒》里的紀事文字太多了，佔了全集大半」，「我們不能承認記事文是詩」。「《草兒》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豐富，想像力當然也沒有施展他最大的價值之餘地。」他和胡適的評論，都是1922年秋天所寫，前後僅相差19天。胡適從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對《草兒》加以肯定。梁實秋從藝術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實秋時年19歲，頗有初生牛犢之氣，亦有猛虎下山之勢，毫不留情地評論。從這里可以看出梁實秋書評的個性和評論特點。這種特點和氣勢，在後來的書評里，除和魯迅的論爭中，有所顯示外，其他時間似乎沒有了。

對《草兒》評論以後，梁實秋還有1928年出版的《書評兩種》，評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瑪麗·瑪麗》和1980年出版的《書評7則》。7則書評是：《讀馬譯〈世說新語〉》、《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臉·小丑》（丁秉鐩著）、《讀〈烹調原理〉》（張起鈞著）、《讀〈文明的躍進〉》（布羅諾斯基著）、《祝〈書評書目〉五周年》（期刊）、《讀〈歷史研究〉》（湯因比著）。他只把這7則和評潘光旦的兩則共9則當成書評，其實他的書評作品還有很多，比如評胡適的《嘗試集》、《西瑩閑話》、《誓還小品》、《獨往集》、《媛姍食譜》、《飲膳正要》、《中國吃》、《現代學人散記》等，此外還有評徐志摩的詩文，對魯迅等散文的評論。

在後來對這些作品的評論中，沒有當初評《草兒》的那種銳氣，比較平實柔和，比較隨意，比較分散。只注重可讀性、藝術性、興趣所致，隨讀隨評，不成體系，缺乏系統。但是，不管他評哪種書，他都從不同的角度對作者和作品內容，用他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講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評析出原著的特色，這充分反映出他知識的廣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銳敏和活躍。

這里，舉出他評書的幾例，以說明他書評的特色。《讀馬譯〈世說新語〉》，不僅簡要地評介了《世說新語》的內容價值；「3卷26篇，1134條」，「寫作在南朝文風熾烈之時，文筆非常優美，簡煉而雋永，涉及的事跡起於西漢止於東晉300年左右，人物達600人，內容之豐富可想而知」。還著重地評論了「譯」的功夫。他針對別人否定馬譯的議論，為之正名，為之肯定。他以自己試譯不成而拱托《世說新語》之難譯，自己譯「二、三十段後即知難而退」。他盛贊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專心一致，鍥而不舍，全文照譯，絕無脫漏，難能可貴，最值得欽佩，充分肯定翻譯此書的成就與向外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讀〈烹調原理〉》，評得十分有趣。這是一本反映飲食文化的書。他認為飲食是生活藝術中的重要項目，食譜應重於情趣。此書「對烹飪一道做全盤的了解，條分縷析地作理論的說明，真所謂皰丁解牛，近於道矣」。他在簡單的理論概括之後，便將飲食藝術化，以自己的實際體會，帶文化色彩地、藝術地將北京有名的老酒樓，名牌名菜烹調之術加以分析介紹，不僅評得有趣，且使人饞涎欲滴。他評飲食的書還有《媛姍食譜》、《飲膳正要》、《中國吃》，評論中除了將飲食藝術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談吃，深深地顯露出他對北京，對故鄉的深切懷戀之情。

蕭繼宗的《獨往集》是一本雜文，梁實秋用雜文手法，層層深入地評論。文章開頭是「獅子和虎，在獵食的時候，都是獨來獨往；狐狸和犬，則往往成群結隊」。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點，蕭君的與眾不同。繼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話自說」解釋其作品是「不追逐時髦，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不說言不由衷的話」。這樣深化作者的個性。進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見地，不人雲亦雲」。作者有幽默感、正義感、文章嬉笑怒罵，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發揮，用實例證實自己的結論。最後以《立言》篇的一句話：做學問要「向科學方面尋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評論雖不長，卻層層深入，富於哲理，耐人尋味。

有人評論梁實秋「兩腳踏中西文化，一身處新舊之間」。這是指他對中西文化、新舊文化都有研究。的確，他對西方文藝研究是比較深的。和評國內作品相比，梁實秋對西方著作的評論，成就要大得多。特別是對介紹和引進西方文藝批評理論，與同時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評論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何瑞思之〈詩的藝術〉》、《評〈沉思錄〉》、《漢烈的〈回意集〉》、《怎樣讀〈英國文學史〉》、《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瑪麗·瑪麗》、《讀〈文明的躍升〉》，《讀〈歷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學評論的鼻祖，他的《詩學》被西方奉為批評理論經典。何瑞思是羅馬最大的批評家，他的《詩的藝術》是相當於《詩學》的批評傑作。梁實秋在評論中不僅介紹了兩書的內容、特點，還聯系時代背景，闡述了批評理論的發展過程，肯定它們的成就和歷史地位，說《詩學》的主旨在於申述一個普遍的藝術原則，不在批評希臘全盛時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們應把《詩學》當做藝術原理的第一部傑作，不應把《詩學》僅僅當做某一地點的產物。認為《詩學》的論述有普遍意義，推崇為一種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詩的藝術》對文學的批評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評學說「泰半不悖亞里士多德」，是兩篇很出色的學術評論。其餘為對哲學、文學史、歷史、小說的評論，也都有自己的特點。梁實秋在評論西方作品的同時，還評論了多篇批評理論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藝批評論》是一本關於歐洲文藝批評的專論。內容分緒論、古典的批評——希臘時代、古典的批評——羅馬時代、中古與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的批評、浪漫主義的批評、近代的批評、結論。他聯系各個時代的作者、作品，按歷史順序，闡述了西方文藝批評思想發展的情勢，不僅是客觀地敘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評析，既系統又有一定的深度。他還寫有《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論》、《西塞羅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辯》、《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等。這些評論涉及了批評領域理論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讀這些評論對我們了解西方文藝評論的發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重辯「抗戰無關論」——真君子與真小人的爭斗

多半個世紀以前，有一個人忽然發現自己上了日本偵緝隊的黑名單，於是當即寫下遺囑，連夜逃離北平去了四川，從此數載飄零，妻子離散，苦不堪言。而長久以來，這個人卻被很多人稱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漢奸，這是一件多麼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說的是梁實秋先生。

青年時代的梁實秋是個衷腸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備飲馬中原的時候，他寫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論抨擊實事。北平未淪陷之前，他在飯桌上沉痛地對自己的大女兒梁文茜說：「孩子，你明天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赤子之心，溢於言表。也正是因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對他採取一點行動。他在《回憶抗戰時期》一文中提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佔北平。數日後北大司事張忠級先生匆匆來告：『有熟人在偵緝隊里，據稱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單中，走為上策』。」當時的情形很緊張，同行的還有葉公超等人，但是為安全起見，幾個人竟在火車上裝作互不認識，終途不發一言。

客觀來說，戰爭時期，文人的直接用處並不大，但是大家還是在兢兢業業地做著自己的事情。沈從文、金岳霖等人在聯大教書，老舍擔任了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當然還有周作人，不聽朋友們的規勸，大義凜然地選擇了另外一條路。這個時候梁實秋不想去教書，與武人出身的沈從文相比，梁實秋反而有一種更為入世的情結。很多文人出於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貶得一文不值，以襯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實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彥明采訪的時候說過：「個人之事曰倫理，眾人之事曰政治。人處群中，焉能不問政治？故人為政治動物，不過政治與做官不同，政治是學問，做官是職業。」他試圖以學者的視野關照政治，這註定了他一生會屢屢碰壁，李敖曾批評晚年的梁實秋太過窩囊，但這其實也是歷盡滄桑後的無奈。正如他晚年所說：「好不容易抗戰勝利結束，大亂又起，避地海曲，萬念俱灰。無補大局，寧願三緘其口。」

讓梁實秋名聲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當然是和魯迅先生的論戰，第二則是千夫所指的「抗戰無關論」，第三則是風行海內的《雅舍小品》，至於翻譯莎士比亞，個人以為倒要向後靠了。魯梁論戰一下子使梁實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當年他住筒子樓的時候就有人罵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讓人抓住一點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風驟雨般顛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這就是讓他背了半輩子黑鍋的那段編者按：「現在中國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這段話字面上沒有任何問題，入情入理，實際上字面之後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說這些話顯然有點太過書生氣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正如梁實秋後來所說：「我根本沒說過『文藝與抗戰無關』這樣的話。這是左翼仁兄善於給人帶帽子的慣伎……抗戰前的五六年間，左翼仁兄一直在攻擊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與文學無關的力量，企圖造成一種聲勢稱霸所謂『文壇』，來『為政治服務』。他們當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異議。我批評過魯迅譯的《文藝政策》，我也揭露過『普羅文學』之暴起與突落，我一貫主張思想自由，這都是遭當時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戰軍興，我更主張一致對外，不能同情對政府一切陽奉陰違的行動，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製造了一個『抗戰無關論』的帽子送給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絕我以『國民參政會華北慰勞觀察團』團員身分前往訪問。其實我是懷著很大的熱誠希望能去實地訪問。」顯然，所謂「抗戰無關論」並非來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來自於別人的推理，這種推理是蓄謀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時候梁在上海為別人出庭作證，就被田漢（田當時在旁聽）有意誤傳為梁實秋被捕，而且被捕後還托胡適向大流氓黃金榮杜月笙求助雲雲，這次推理較之 「抗戰無關論」更加匪夷所思，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民族問題那麼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個註解而已，所以也就沒有「抗戰無關論」那麼大的影響力。

❺ 列舉中國近代史上30歷史人物主要事跡，影響或貢獻

1、林則徐虎門銷煙，林則徐領導禁煙運動的勝利，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

「虎門銷煙」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史例，也是人類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壯舉。

史學家認為，它展示出了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決心，對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有著標志性的意義，成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

2、李鴻章等人興洋務運動，開中國近代化先河。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志著清朝海軍實力的完全喪失，也標志著35年的洋務運動宣告破產。

19世紀，世界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國際或國內斗爭的失敗，都可能被視為落後，洋務運動也因甲午戰爭之敗被歸為此列，但它不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段連續「失敗」中的一次。

盡管「自強」進程頗多可指摘之處，但傳統中國的架構已被突破——洋務運動以引進技術為富國強兵手段；百日維新則以為立憲才能救國；「五四運動」時國人已認識到改革還需從思想著手。

3、孫中山創興中會，辛亥革～命，建中華民國。

至辛亥年前後，梁啟超、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觀念均有極大的進化。梁啟超於1905年首次提出「中華民族」一詞，與「排滿」思潮決裂。

孫因現實需要（革命黨人以「排滿」為發動民眾的重要工具），雖然在辛亥前從未公開批評過「排滿」，但1912年元旦發布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與梁啟超的意見已頗為相近。

自此之後，保有「滿洲主權」也成為了孫中山不可動搖的一條底線。

4、關天培，抗擊洋人。

穿鼻之戰是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中英戰斗。道光十九年（1839年11月3日）英艦在穿鼻洋（廣州虎門口）進行挑釁，清水師提督關天培率軍抗擊。傷英艦一艘。英軍敗退，落海數十人。

5、薛岳，長沙會戰。

1938年10月武漢棄守後，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文夕大火」卻把即將成為抗日前線的長沙付之一炬。

鐵血將軍薛岳臨危受命，赴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他曾經的對手——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彭中華，則奉中共中央之命，主動上門獻計獻策，與薛岳並肩盡抗敵守土之責。

經歷悲壯慘烈的惡戰，薛岳終於在中國共產黨和湖湘群眾的密切配合與支持下，指揮三湘虎賁將士先後逐退了岡村寧次、阿南惟幾對長沙的三次進攻。

當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抗戰還任重道遠，但中國人民已經用鐵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論持久戰》中的論斷：「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中國。

❻ 陳可忠的先生生平

陳可忠，生於1899年10月25日，福建閩縣臚雷村（今屬福州市倉山區）人。父母早逝，兄弟共四人，陳可忠最幼。在兄長們的支持下，1914年陳可忠考入上海南洋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二年級。1920年陳可忠於清華學校畢業，獲公費資送美國留學，是為清華庚申級，同學中有陳岱孫、薩本鐵、曾昭掄、蕭公權等。留美六年，陳可忠先後於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1925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作為我國早期化學學者，陳可忠對於引進西方近代化學，推進中國科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最早的科學活動，可追溯到美國留學時期。1924年4月，留美學生庄長恭、王箴等發起成立中華化學會，陳可忠等9人為徵求會員委員會委員，負責聯絡海內外熱心者共同推進會務。次年6月1日，中華化學會在美國正式成立，有留美學生數十人參加，這是中國最早的化學團體之一。
1926年9月，陳可忠由美國完成學業回國，被廣州的中山大學聘為教授，在理學院化學系講授有機化學。陳可忠在校內極力倡導樹立研究風氣，最早申請開辟了教授專用實驗室，長日留校從事教學實驗。1930年一年中完成兩篇關於辨認有機酸的研究論文，在中國科學社年會與年刊中宣讀發表。在陳可忠的努力下，中山大學成為當時與北平的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並駕齊驅的化學研究中心之一。1931年4月，陳可忠因患肺病離粵易地療養，同時南京方面因曾昭掄改就北京大學之聘，使兩地的研究暫時停頓，於是北平成為全國化學研究的唯一中心，這種局面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在上海改組之後才有所改觀。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科學界人士「深知外侮日亟，挽救危亡，非群起奮斗不為功」。1932年8月，教育部採納時任國立編譯館自然組主任陳可忠的建議在南京召開全國化學討論會，討論化學譯名、國防化學、化學課程標准三大問題，共有53名化學學者參加。開會之中，群情激奮，深感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咸期各以所長，貢獻國家而日臻自強之域」，於是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化學會。科學家行事，條理加上毅力，功效極高，幾天之中，他們草擬了章程，選舉了領導機構，確定了創辦會刊、組織專門委員會等重要事項。8月4日，中國化學會宣告正式成立，陳可忠與陳裕光、吳承洛、王琎、曾昭掄、鄭貞文等共11人當選為理事，又與曾昭掄、薩本鐵、高崇熙等共7人被推為會刊《中國化學會會志》的編輯。中國化學會是我國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一，中國化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化學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國立編譯館是政府設立的國家級圖書編譯機構。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大量的外國科學書籍被翻譯介紹到國內，涌現了許多官方的及民間的翻譯出版機構。民國時期沿襲清廷舊規，也設立了政府編譯機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國立編譯館。國立編譯館直屬教育部，掌理關於學術文化書籍及教科圖書的編譯與教科書教學設備的審查事宜。
國立編譯館的首任館長為生物學家辛樹幟，館內主要設自然、人文兩組，陳可忠任自然組主任兼專任編審。1936年7月，陳可忠繼任館長。1942年1月，國立編譯館實施改組擴大，由教育部長陳立夫親自兼任館長，陳可忠轉任副館長。1944年2月，陳立夫辭去館長兼職，陳可忠復任館長。1948年5月，陳可忠辭職離任。從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至1948年，陳可忠長期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其間執掌國立編譯館達十二年之久。
國立編譯館各項工作中最可稱道的是其對科學術語譯名統一的領導與推動。隨著各學科文獻翻譯量的增多，許多有識之士很早就認識到譯名統一的重要性：「譯述之事，定名為難。而在科學，新名尤多。名詞不定，則科學無所依倚而立。」（《科學》發刊詞，1915年）早期的譯名統一工作主要由個別學者或學術團體進行，國立編譯館成立後，在編訂、統一、推廣譯名上具有了權威性，編譯館制定了詳盡的編訂譯名計劃，成立譯名委員會各學科組，與各民間學會、協會密切合作，先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80個學科領域的譯名審定統一工作。統一公布的名詞，由編譯館正式出版付印為圖書的有《化學命名原則》、《葯學名詞》、《天文學名詞》、《物理學名詞》、《礦物學名詞》、《細菌學免疫學名詞》、《數學名詞》及《社會學名詞》、《經濟學名詞》等20餘種。作為化學專家，陳可忠以化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名義親自參與了化學譯名的審訂。這些工作在翻譯傳播外國先進科學知識和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時審定公布的許多科學譯名一直沿用至今。
抗戰期間，國立編譯館內遷重慶，陳可忠與避居江津的陳獨秀曾有一段特別的交往。1939年，編譯館向陳獨秀約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書稿，並預支稿費五千元，這對於陳獨秀當時清苦的生活不啻是一大幫助。陳獨秀晚年以鄉居老病之身，投入幾乎全部精力研究文字學，撰述《小學識字教本》一書。陳獨秀對這部凝聚著他一生心血的書稿非常看重，一再請陳可忠向陳立夫及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編譯館所編書籍多由商務出版）交涉，希望能夠盡早付印，但由於陳立夫等作梗，此書一直未能出版。不得已，陳可忠應陳獨秀的要求由編譯館油印了五十份用於分送學界友好和各文化機構，遺憾的是陳獨秀連油印本也未見到就於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病逝了。 1948年5月，陳可忠被任命為中山大學代理校長，8月任校長。這是陳可忠第二次任職於中山大學，但其時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校內風潮不斷。應陳可忠之邀南下到中山大學任教的梁實秋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到：「在廣州這半年，我們開始有身世飄零之感。」這或許也是陳可忠當時心境的一個寫照。1949年6月，陳可忠辭去中山大學校長職務。
不久陳可忠轉赴台灣，受聘任教於台灣師范大學，後出任理學院院長。當時台灣師范大學除了陳可忠掌理理學院，文學院院長梁實秋和教育學院院長田培林亦俱稱一時之選，三院院長陣容的堅強，是當時師大最引以為豪的事。原本藉藉無名的師大也自此發展成為公認學術水準很高的大學。
1956年1月，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處在台北成立，陳可忠被聘為主任，清華在台復校工作由此開始。當年9月，即招考原子科學研究所首屆研究生。次年秋季開始在新竹校址上課。新竹清華大學成立後，陳可忠即出任教務長，並一度兼任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1962年5月19日，任清華校長達三十一年之久的梅貽琦在台北病逝，陳可忠代理清華大學校務。1965年1月正式任清華大學校長，直至1969年7月退休。新竹清華大學初期只原子科學研究所一所，1962年夏，始在原科所外增設數學研究所，後又分別於1966年、1968年增設物理研究所和化學研究所，並設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1964年，新竹清華大學恢復大學部，到1966年先後設置核子工程、數學、物理和化學四個學系。在陳可忠掌理校務期間，通過不斷的滋長擴大，新竹清華大學逐漸成為具有理工特色的較為完整之大學。
陳可忠晚年定居美國，1992年2月17日清晨安然瞑逝於賓州蘭得斯維鎮家中，享年93歲。

❼ 近代中國科學家的事跡

中國近代化學工業，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於福建閩侯（今福州），科學家，化學家，赴美留學，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學習，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21年獲博士學位。被選入美國最高榮譽sigmaxi科學會會員。譽滿國際化學工業界，英國皇家學會聘他為名譽會員，美國化學工程師學會和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也先後聘他為榮譽會員。中國重化學工業的開拓者。近代化學工業的中國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中國近代化學，細菌和病毒學的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鰲峰坊人，改名高士其，棄仕途和金錢不要，立志不做官，不愛錢，以科學家造福中國。192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學士學位。1930年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中國為記念他的貢獻，把國際的一顆行星命名為高士其星。科學家，化學家。細菌和病毒學家的中國化學科普事業的先驅和奠基人。

中國普及科學的先驅，統一化學名詞的奠基人。

鄭貞文（1891年—1969年)字幼坡，號心南，福州長樂縣人。1891年3月2日出生於福州一個沒落的封建家庭。12歲時考取秀才，15歲赴日本留學。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1915入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攻讀理論化學，1918年畢業，獲理學士學位。鄭貞文是自然科學專門學會的發起人。翻譯和編著了多種自然科學著作，積極將近代科學知識向國內廣為傳播，內容涉及數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氣象學等多種學科。普及科學的先驅。將錯綜復雜的外國有機化學名詞，譯成統一的中文用語。統一化學名詞的奠基人。

中國近代天文學奠基人之一。中國天文學會創始人。

高魯（1877～1947）中國天文學家。字曙青，號叔欽。福建福州長樂人。1905年去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留學，後來獲該校工科博士學位。1909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1911年回國報效中國。中國近代天文學奠基人之一。中國天文學會創始人。創造發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機，曾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展示並獲獎。天文學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魯的文章中曾建議，我國第一座假天館(即天文館)應命名為「高魯假天館」，以紀念這位我國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偉大人物。中國天文學一代宗師。

中國近代和現代天文學雙奠基人

張鈺哲（1902.2.16-1986.7.21），福州閩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天文系。留在該校葉凱士天文台做緯度測定工作。 [隨後在葉凱士天文台 觀測研究工作。1929年，以論文《關於雙星軌道極軸指向在空間的分布》獲芝加哥大學天文學博士學位。 同年，張鈺哲歸回報效祖國。譽滿國際天文學界，國際天文學界為了紀念他，將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發現的一顆新星命名為「張鈺哲星」。

中國近代和現代經濟學一代宗師

陳岱孫（1900.10.20-1997.7.27），原名陳總，1900年10月20日生於福州閩侯縣。經濟學家、教育家。1922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並獲最高榮譽金鑰匙獎；1922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1924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他在北大致詞， 「學無止境、自強不息」，「學以致用、用在奉獻」。這是他一生的寫照。陳岱孫在財政學、統計學、國際金融、經濟歷史學說等方面，是中國近代和現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師。

中國法醫學創始人，法醫科學奠基人。
林幾（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於福建福州一書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國維爾茨堡大學醫學院學習兩年，專攻法醫學，後又在柏林大學醫學院法醫研究所深造兩年。1928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創建了法醫學科和法醫研究所。創辦《法醫月刊》；建立「法醫學研究會。中國近代和現代法醫學創始人，法醫科學奠基人。

近代和現代中國森林病理學的創始人，中國高等真菌的奠基人。

鄧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先後獲得森林碩士學位和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由於成績優異，先後榮獲「斐陶斐」獎和選為Sigma－Xi最高榮譽會員。為報效中國，謝絕校方和導師的挽留，毅然回國。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中國森林病理學的創始人，中國高等真菌的奠基人，在國際上享有極高聲譽。載入具有世界權威性辭典的唯一的中國人。

中國鳥類地理學的開拓者，近代和現代鳥類學的奠基人。

鄭作新（1906.11.18-1998.6.27），出生於福建福州，生物學家，鳥類學家。1927年和1930年分別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碩士和科學博士學位。獲最高榮譽SigmaXi金鑰匙獎。這是美國大學研究院獎勵學生的最高榮譽。鄭作新先生是享譽世界的鳥類學家、動物分類學家、教育家、科普作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國鳥類地理學的開拓者，近代和現代鳥類學的奠基人、中國乃至於全世界鳥類學和動物學界的一代宗師。

福州是中國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驅，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中國昆蟲科學奠基人。
劉崇樂（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出生於上海，父母福州人，原籍福建省福州市。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昆蟲學，獲博士學位（1926年）。昆蟲學家，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中國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驅。他為中國科昆蟲系統分類研究奠定了科學基礎。中國昆蟲科學奠基人。
中國物理學家一代宗師，開拓物理電子學新領域的奠基人，物理學開拓者和奠基人。

薩本棟（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亞棟，福州閩侯縣人，物理學家、電機工程專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24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獲得工學士學位，之後進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薩本棟是中國物理學最早成就者，於1937年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薩本棟比任何一位物理學家都旱被中國中央研究院承認的物理學家，他用英文撰寫成專著，被譽為物理學巨著。開創了中國科學家編寫的自然科學專著被外國人採用為教材的先例。

近代和現代中國航天技術重要開拓者之一，導彈與航天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導彈總體和發動機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技術重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3年（17歲），受當時「科學救國」、「工程救國」熱潮影響，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繫航空組，從此走上「航空救國」之路。1938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1939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學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學航空系系主任。中國導彈之初，梁守槃被任命為總體設計師，於1960年11月5日，中國仿製的第一枚液體近程彈道導彈發射成功，從而揭開了中國導彈事業的序幕。
中國最早生物化學家先軀，開拓者，奠基人，中國近代和現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吳憲（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造船工程，後改習化學，1916年獲理學士學位後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系錄取為研究生；1919 年獲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衛生實驗院北平分院院長兼營養研究所所長。吳憲一生發表研究論文l63篇，專著3種。他開拓的領域主要包括：臨床生物化學、氣體與電解質的平衡、蛋白質化學、免疫化學、營養學以及氨基酸代謝等方面，此外，還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他開拓的《一種血液分析系統》引發了一場血液化學方面的革命。吳憲對於國際生物化學和中國科學事業的貢獻卓著，並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崇高聲望和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

近代和現代中國電信網路開拓者，數字電信奠基者

因劉宜倫，1913年5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長樂縣譚頭鎮一個小商家庭。電信網路理論家、教育家。我國電信網路教學的開拓者，數字電信奠基者。1933年 到美國入普度大學電機工程系學習。1936年，獲得電機工程學士學位，1937年又在該校獲得電機工程碩士學位，此後又獲得哈佛大學獎學金，轉入哈佛大學工程研究院學習。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碩士學位。 於1977年研製出我國第一套各項指標均達到國際技術標準的30／32路脈碼調制系統設備及配套專用儀表，為我國通信向數字化方向發展開辟了新時代的道路。
中國近代和現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化學家、宗教學家、中外思想學家。

朱謙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牽，福建福州市人。我國近代和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東方學家，中外思想文化學家。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文學研究院院長。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6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研究員。我國中外，通史方面最傑出的學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國哲學對於歐洲之影響》。九·一八事變發生，使他深感到「以為欲救中國，須根本上從文化著手。深感於民族之不能復興，乃由於文化之不能復興。」

中國地震、地磁研究開創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氣象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蔣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聰，字右滄，福建閩侯人。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的開創者、中國氣象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天文學家，氣象學家，中國近代和現代氣象事業奠基人，中國氣象學會創建人之一。為我國近代和現代天文事業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1913年7月氣象科正式開展工作，從此中國的氣象事業正式起步，正如蔣丙然所說：「氣象一名詞，亦於此時在中國開一新紀元」。並為我國海洋科學的研究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國際天文聯合會會員，義大利氣象學會名譽副會長。

中國近代和現代石油石化的創造者，石油煉油技術的奠基人

陳俊武，1927年3月出生於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長樂區，194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工系。石油煉制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石化，石油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技術委員會名譽主任。1949年，先後擔任石油工程裝置設計師、工廠設計師、總工程師，石油工業部煉油技術攻關組專業組長等職。1982年，擔任中國石化總公司催化裂化技術攻關組組長，組織科研、設計、煉油等單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關，開發了國家「六五」攻關重點項目「大慶常壓渣油催化裂化」技術。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開創地球物理教育事業，地球物理科學奠基人和開拓者，國際地震波傳播先驅者。

傅承義（1909年10月7日—2000年1月8日），福建福州閩侯人，地球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名譽所長。 1940年進入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物理系進修；1941年獲得麥吉爾大學碩士學位；1944年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 1946年被聘為加州理工學院地球物理學助理教授；1947年回國到中央氣象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並兼任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傅承義主要從事固體地球物理學、地震學和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包括地震體波、面波、首波、地震射線及地震成因的理論等研究 。

近代和現代中國石油化學領域開拓者和奠基人。

蕭光琰（1920—1968），中國物理化學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坡蒙那大學化學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曾專攻物理化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學冶金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他在美國時，連得過四枚金質獎章。回國後，從事的「頁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機理研究」和「電子酸性催化劑研究」填補了中國的空白。中國石油化學領域開拓者，石油化學領域奠基人。

創建中國人體科學者，核彈和導彈結合技術開拓，奠基者，國防超級電腦開拓，奠基者。

張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祖籍福建福州閩侯縣，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1961年晉升少將。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88年7月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紅星功勛榮譽章（一級）。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製「銀河」億次計算機，填補了中國計算機的空白，為國家計算機事業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組織並指揮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和首次原子彈空爆試驗，組織指揮了「兩彈」結合試驗，為發展我國核武器技術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中國近代和現代小麥育種與遺傳開創者，倡導三交和雜交育種科學家之一，小麥肓種奠基者。
庄巧生（1916.8.5-）福建福州閩侯縣人，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1939 被選為美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被授予「最高榮譽金鑰匙」獎， 1946年10月到北平農業試驗場任技正兼麥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畢生從事小麥育種與遺傳研究，主持育成10 多個冬小麥優良品種；積極探索改進育種方法，是國內倡導使用三交和雜交的少數育種學家之一，在推動數量遺傳學和計算機在中國作物育種中的應用研究及倡導改良小麥加工品質等方面作出了貢獻；主持「六五」和「七五」全國小麥育種攻關，參加主編《中國小麥學》《中國農業網路全書農作物卷》和《中國小麥品種改良及系譜分析》等專著，為發展中國小麥生產與育種事業和繁榮作物科學作出重要貢獻。

中國河海大學創始人，水利事業的開拓者，中國海岸工程奠基者。

嚴愷(1912.8.10--2006.5.7)，祖籍福建褔州閩侯，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墨西哥科學院三冕院士，世界著名的水利海岸工程學家。河海大學創始人、校長、名譽校長，水利部交通部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海洋學會名譽理事長。 他致力於我國大江大河治理和海岸帶綜合開發利用，開創了我國淤泥質海岸研究事業，為建立海岸動力學、海岸動力地貌學打下了堅實基礎，在長江葛洲壩和三峽樞紐工程建設、長江口和太湖流域綜合治理、全國海岸帶和海塗資源綜合利用等領域取得了一大批影響深遠的學術成就，為江蘇和全國水利建設及水利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黃河下游的治理計劃》， 站洪水流量計算方法之研究《河槽過渡曲線之規劃》，《潮汐問題》，《華東水利》。1957年《天津新港回淤問題的研究》。1963年《關於珠江三角洲整治規劃問題的報告》，《三峽工程——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宏偉工程》，《中國海岸帶的開發利用》，《中國的水利建設》，《中國海岸工程》，《海港工程》， 《中國南水北調》，《海岸工程》科研成果獎勵，1992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996年獲中國工程科學技術獎1997年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

近代和現代中國中南礦冶學院創始人，粉末冶金科學創建人，中國粉末冶金科學奠基者。

黃培雲（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出生於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金屬材料及粉末冶金專家，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中南礦冶學院創始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南大學博士生導師、學術顧問 。中國金屬學會理事。1941年抵達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1945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後繼續在該院從事博士後工作；為了報效祖國，謝絕導師挽留，於1946年底偕夫人回到中國；1947年在武漢大學工學院礦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命赴長沙參加中南礦冶學院籌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礦冶學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務長、副院長。黃培雲在中南礦冶學院相繼創建了中國國內第一個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個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國第一座粉末冶金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國家計委先後批准以該所為依託建設「粉末冶金國家重點實驗室」和「粉末冶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黃培雲創立了粉末壓制理論和燒結理論，研製成功多種用於核子、航天、航空、電子等領域的粉末冶金材料，進入了當代國際材料科學和高技術發展的前沿領域，引起了國際粉末冶金界的重視和高度評價。黃培雲是國際上最早採用粉末流變理論來研究粉末壓制的學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體應變推遲、應力鬆弛、粉末體變形充分馳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論，不僅對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貢獻，而且對力學、流變學也具有重要的實用意義。這一理論因而被稱為「黃氏壓制理論 。為我國第一枚人造衛星、第一枚洲際導彈、第一艘核潛艇的研發作出了重大貢獻。這種高超粉末冶金是一門製取金屬、非金屬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技術，能滿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電子、電氣等高新技術領域各種特殊環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他的理論水平領先國際。科研成果獎勵截至2012年，在黃培雲的主持和領導下，共完成國家重點科研項目300餘項，多次獲得國家及省部級獎勵。其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國家發明一等獎1項、其他國家獎共7項，省部級獎47項。

中國近代和現代射電天文學開創者，射電天文學奠基者，中國光纖光譜望遠鏡建立者。

王綬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於福建福州，天文學家、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名譽台長 。王綬琯是中國現代天體物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開創了中國射電天文學觀測研究。對提高中國授時訊號精度、推動天體測量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近代和現代中國化學會創立者之一，開創了化學研究實驗，中國最偉大的自然科學譯名編審者，執掌國立編譯了中國80個學科領域的統一譯名首要奠基者。

陳可忠先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倉山區城門鎮臚雷村）人，生於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26年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曾任國立編譯館館長、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立台灣師范大學理學院院長。1932年8月4日，中國化學會宣告正式成立，陳可忠當選為理事之一，又被推為會刊《中國化學會會志》的編輯之一。中國化學會是我國成立較早、影響較大的自然科學專門學會之一，中國化學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化學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1926年9月，陳可忠由美國完成學業回國，在理學院化學系講授有機化學。陳可忠在校內極力倡導樹立研究風氣，最早申請開辟了教授專用實驗室，長日留校從事教學實驗。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陳可忠任自然組主任兼專任編審。從1932年國立編譯館成立至1948年，陳可忠長期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其間執掌國立編譯館達十二年之久。

❽ 陳伯吹（作者簡介）

陳伯吹:

兒童文學作家，兒童文學理論家。原名陳汝塤。上海寶山人。16歲當小學教師，開始業余文學創作活動。1927年出版中篇小說《學校生活記》。1930年主編《小學生》半月刊，並編輯《小朋友叢書》。九一八事變後，創作了中篇童話《阿麗思小姐》、《華家的兒子》，小說《火線上的孩子們》，童話《波羅喬少爺》。1934年起，任兒童書局編輯部主任，並在上海幼兒師范學校任教職。1942年去重慶在編譯館工作，1946年在上海發起組織上海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開展兒童文學的創作和理論研究。1949年以後，歷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等職。他的作品塑造了眾多的各具特色的少年兒童形象，語言流暢，故事生動曲折，富於浪漫色彩。有童話《一隻想飛的貓》、童話集《幻想張著彩色的翅膀》，小說集《飛虎隊和野豬隊》等。此外，尚有散文集《三門峽工地兩少年》及《兒童文學簡論》、《作家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研究》等理論著作。為獎勵優秀作家、促進創作發展，1981年起由他出資倡辦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

陳伯吹曾用筆名夏雷。上海寶山縣人。小學畢業後輟學，當過學徒。後在鄉村小學教書多年，1927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兒童小說《學校生活記》。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四·一二'事變後，流亡到上海，一邊教書一邊寫作。1931年，在北新書局主編文藝綜合性期刊《小學生》，同時編輯《小朋友叢書》《北新小學活頁文選》。'九·一八'事變，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先後寫了諷刺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童話《愛麗思小姐》和諷刺剝削者腐朽生活的童話《波爾喬少爺》，小說《華家的兒子》和《火線上的孩子》等。1934--1937年，任兒童書局編輯部主任，負責編輯《兒童雜志》《常識畫報》和《小小畫報》。抗日戰爭爆發後，為《立報》《譯報》《文匯報》先後寫了《新流亡圖》《纏黑布的人》等二十多篇揭露和控訴日寇侵華罪行，反映國難中兒童生活的散文、詩歌和小說，並致力於翻譯歐美兒童文學，先後出版了《伏象神童》《出賣心的人》《綠野仙蹤》《空屋子》等十多種外國兒童文學作品。1942年離開上海赴四川，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並在復旦大學任教，業余從事創作和兒童文學研究。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繼續從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作者隊伍組織工作。1945年，擔任《小朋友》主編。1946年，與李楚材等共同發起組織了'上海兒童文學聯誼會'。1947年任《大公報》副刊《現代兒童》主編。同年，加入上海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熱情投入中小學教師'反飢餓，爭生存'的民主活動。這時期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有：詩歌《下雪了》《童話》《小雞出殼》《老虎尾巴》；童話《不勇敢的稻草人》《甲蟲的下場》《井底下的四隻小青蛙》；小說《親愛的山姆大叔》，散文《希望的塔》《光明的燭》以及翻譯作品《小夏蒂》等。

新中國成立後，陳伯吹擔任少年兒童出版社副社長，把全副精力投入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工作中。先後在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兒童文學課程。1949--1959年，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連續不斷為孩子們寫了近百篇作品，出版了《一隻想飛的貓》《中國鐵木兒》《幻想張著彩色的翅膀》《從山岡上跑下來的小女孩》等童話、小說、散文集。

文革'十年中，他被迫停筆。粉碎'四人幫'後，又連續創作數十篇新作。出版了小說集《飛虎隊和野豬隊》《一場比賽》《直上三千八百坎》等作品。

陳伯吹還出版了大量的兒童文學理論專著。如《作家和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簡論》等。

1980年，在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大會上，小說選《飛虎隊和野豬隊》獲榮譽獎。

半個多世紀以來，陳伯吹堅持不懈地在兒童文學園地上耕耘不息，不僅寫下了近七十種著作，而且還在1981年獻出5 萬5千元存款，作為評獎基金，設立了'兒童文學園丁獎'，為我國兒童文學事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❾ 袁珂簡介

簡介

袁珂(1916.7.12—2001.7.5），四川新都人，生於四川新繁縣。神話學家。本名袁聖時，筆名丙生、高標、袁展等。
袁珂先生著述頗豐。1950年，第一部神話專著《中國古代神話》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較系統的漢民族古代神話專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學術聲望。之後，袁珂先生先後撰寫了《中國神話傳說》、《古神話選釋》、《神話論文集》、《袁珂神話論集》、《中國神話百題》、《中國民族神話詞典》、《神話故事新編》、《中華文化集粹叢書·神異篇》》、《山海經校注》、《巴蜀神話》(合著)等20多部著作以及800餘萬字的論文。袁珂先生的大多數著作在香港、台灣均多次翻印，在國外有俄、日、英、法、意、西班牙、捷克、韓國、世界語等多種譯本。其作品被中國、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國入選學校課本。
1941年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中文系。1946年後歷任台灣省編譯館編輯，台灣省教育廳編審委員會編審，西南人民藝術學院講師，中國作家協會四川分會專業作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神話學會主席。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縣新繁鎮人，1946年到台灣省編譯館就職，開始系統地研究中國神話傳說。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一直從事文學暨神話學的研究工作；1987年調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2001年7月14日逝世。
袁珂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舉世皆知，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把神話傳說當成學問來研究，是建立中國神話學的主力學者。第二、對神話學資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話學知識方面的工作和著述甚豐，其中《中國古代神話》一書，改變了疑古派和言必稱希臘者所謂的中國神話資料貧乏的誤解和謬見；而《中國神話大詞典》一書則是神話傳說（包括對民間故事的提煉）資料集大成的巨著，筆者的論文《我們遠古祖先經歷過的天地大沖撞在民間留下的不滅印記》，就是從該詞典中找出79個民間故事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它們記錄了一次天外星體撞擊地球的全部過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並論證了廣義神話的概念，擴展了神話學研究的視野和領域。第四、袁珂先生長期鼓勵、指導青年學者進行神話學研究，而且這種指導是客觀的科學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由於時逢文化大革命，1970年畢業後並未從事專業或與專業掛點邊的工作。此後對神話傳說中記錄的遠古自然和社會信息的課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從自然科學角度研究解讀社會文化現象，這得益於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一書。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經校注》一書，1984年成立中國神話學會，袁珂先生任主席，可惜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很少參加有關的活動。
此後袁珂先生編著《中國神話大詞典》，欲選用《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一書的部分插圖，特意寫信徵求筆者同意，並在《中國神話大詞典》的凡例中註明：本書插圖用及「當代王紅旗、孫曉琴《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等典籍。」1998年出版《中國神話大詞典》。
1999年，袁珂住四川省人民醫院。2001年7月5日病逝。

編輯本段著作《女媧造人》
天地開辟以後，天上有了太陽、月亮和星星，地上有了山川草木，甚至有了鳥獸蟲魚了，可是單單沒有人類。這世間，無論怎樣說吧，總不免顯得有些荒涼寂寞。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神通廣大的女神，叫做女媧。據說，她一天當中能夠變化七十次。有一天，大神女媧行走在這片莽莽榛榛②的原野上，看看周圍的景象，感到非常孤獨。她覺得在這天地之間，應該添一點什麼東西進去，讓它生氣蓬勃起來才好。
添一點什麼東西進去呢？
走啊走的，她走得有些疲倦了，偶然在一個池子旁邊蹲下來。澄澈的池水照見了她的面容和身影；她笑，池水裡的影子也向著她笑；她假裝生氣，池水裡的影子也向著她生氣。她忽然靈機一動：世間各種各樣的生物都有了，單單沒有像自己一樣的生物，那為什麼不創造一種像自己一樣的生物加入到世間呢？
想著，她就順手從池邊掘起一團黃泥，摻合了水，在手裡揉團著，揉團著，揉團成了第一個娃娃模樣的小東西。
她把這個小東西放到地面上。說也奇怪，這個泥捏的小傢伙，剛一接觸地面，就活了起來，並且開口就喊：
「媽媽！」
接著一陣興高采烈的跳躍和歡呼，表示他獲得生命的歡樂。
女媧看著她親手創造的這個聰明美麗的生物，又聽見「媽媽」的喊聲，不由得滿心歡喜，眉開眼笑。
她給她心愛的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做「人」。
人的身體雖然小，但據說因為是神創造的，相貌和舉動也有些像神，和飛的鳥、爬的獸都不同。這樣，看起來似乎有一種管理宇宙的非凡的氣概。
女媧對於她的作品，感到很滿意。於是，她又繼續動手做她的工作，她用黃泥做了許多能說會走的可愛的小人兒。這些小人兒在她的周圍跳躍歡呼，使她精神上有說不出的高興和安慰。從此，她再也不感到孤獨、寂寞了。
她工作著，工作著，一直工作到晚霞布滿天空，星星和月亮射出幽光。夜深了，她只把頭枕在山崖上，略睡一睡，第二天，天剛微明，她又趕緊起來繼續工作。
她一心要讓這些靈敏的小生物布滿大地。但是，大地畢竟太大了，她工作了許久，還沒有達到她的意願，而她本人已經疲倦不堪了。
最後，她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創造人類的方法。她從崖壁上拉下一條枯藤，伸入一個泥潭裡，攪成了渾黃的泥漿，向地面這么一揮灑，泥點濺落的地方，就出現了許多小小的叫著跳著的人兒，和先前用黃泥捏成的小人兒，模樣一般無二。「媽媽」「媽媽」的喊聲，震響在周圍。
用這種方法來進行工作，果然簡單省事。藤條一揮，就有好些活人出現，不久，大地上就布滿了人類的蹤跡。
大地上雖然有了人類，女媧的工作卻並沒有終止。她又考慮著：人是要死亡的，死亡了一批再創造一批嗎？這未免太麻煩了。怎樣才能使他們繼續生存下去呢？這可是一個難題。
後來她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把那些小人兒分為男女，讓男人和女人配合起來，叫他們自己去創造後代。這樣，人類就世世代代綿延下來，並且一天比一天加多了。
【課文研討】
一、整體把握
課文是根據《風俗通》有關「女媧造人」的記載改編的。作者以大膽新奇的想像，在原有故事的基礎上進行富有人性化的演繹與擴充，使得這個古老的神話傳說充滿生活氣息，煥發出迷人的色彩。
馬克思在談到希臘藝術時曾指出：「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藉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由此可知，神話帶有濃厚的幻想色彩。
課文詳細敘述了女媧造人的具體過程，表現了原始初民對人類自身來源的好奇、追索，以及在當時社會生活條件下所做出的極富想像力的解釋。
文章清新、質朴，洋溢著一種天真的新鮮感。女媧完全是在一種極自然的、無意識的狀態下萌發了造人的念頭。課文中說她「感到非常孤獨。她覺得在這天地之間，應該添一點什麼東西進去，讓它生氣蓬勃起來才好」。當她看到自己的影子時，就「忽然靈機一動：世間各種各樣的生物都有了，單單沒有像自己一樣的生物，那為什麼不創造一種像自己一樣的生物加入到世間呢?」這種口吻非常孩子氣，帶有原始洪荒時代的稚拙與樸素，讀者通過字里行間，彷彿看到女媧本身就是一個活潑、充滿活力與創造力的孩子，並非一個神。
人來到這個世間是文章重點描寫的內容。女媧揉團黃土造成第一個小人兒，這個「人」一落下地就具有了生命，開口叫她「媽媽」；女媧不知疲倦地造人，為了加快速度，她就藤條一揮；為了解決人類延續的問題，女媧「把那些小人兒分為男女，讓男人和女人配合起來叫他們自己去創造後代」……作者娓娓道來，如同一條不斷流淌的小溪，一路唱著歡歌不斷前進，使人讀來彷彿置身於那個生命初創的原始世界中，感受著人類誕生後的歡欣與愉悅。
二、問題研究
《風俗通》里的有關文字非常簡略，作者又進一步就女媧為什麼要造人，怎樣造人，怎樣造更多的人，怎樣讓人類自己繁衍生息，作了豐富的想像。想像是大膽的，也是真實而合情合理的。
女媧是神，具有非凡的能力，她造人的手段、方法體現了「神」的威力，而在細節的處理上，作者又賦予了她人的心理，人的情感，人的生活體驗，從而使想像內容既顯「神威」，又合人情事理。
廣闊的天地，莽莽榛榛的原野，死寂的氣氛，使神通廣大的女神，感到了寂寞孤獨，造人的願望就顯得自然而真實；水中映出的或「喜」或「生氣」的面容，誘發了她的「靈機」，想像巧妙而富於人類經驗；「媽媽」的呼喊，使死寂的天地間獲得了生機，更充滿了人間的溫情愛意，以及天倫之樂。「人」的產生，使女媧得到做母親的自豪和欣慰；晚霞里，星光下。女媧的忙碌疲倦，正顯露出一位母親勤勞、智慧、偉大的身影。這正是這篇童話真實感人的地方。
【練習說明】
一.這篇課文是根據《風俗通》里的兩則短文改編的，下面是這兩則短文的譯文。
通常說天地開辟以後，還沒有人類。女媧揉團黃土造成人。這項工作太費力了，女媧忙不過來，就把一根繩子放到泥漿中，拉出來，濺出的泥點子就成了人。
女媧在神祠里禱告，祈求神任命她做女媒。於是女媧就安排男女婚配。
解題思路：先從文章中標出神話故事中的內容，其餘就是豐富補充的內容。
參考答案：增加了：①女媧造人的具體過程；②人造出來之後歡欣喜悅場面；③女媧像人一樣具有心理活動和喜怒哀樂等情緒；④作者的評述。
其中女媧造出小人之後歡欣鼓舞的場面以及對女媧的人性化描寫最見作者的想像力。
二.本文處處洋溢著人類誕生的喜悅感。找出有關詞句，說說你對這一喜悅感的體會。
設題意圖：對人類誕生的喜悅感的描述，是比較能體現作者合理豐富想像力的地方，也是動人的地方。練習的目的是讓學生加深對這部分的理解和感受。
解題思路：標畫出文中的以下描寫：人落地後開口就喊：「媽媽」；「媽媽」女媧的心理及神態描寫；女媧給孩子命名；許多小人的歡呼跳躍；女媧的辛勞。
體會，可讓學生各抒己見，答案不求統一。要點提示：人的產生給大自然帶來無限生機；人類產生的同時，也產生了「愛」，產生了人間的溫暖……
【教學建議】
一、神話畢竟是神話，既要讓學生體會神話的魅力，又要讓學生明白科學事實與科學道理──人到底是從哪兒來的?並讓學生談談神話和現實之間的差距，進一步加深了解神話的特點。
二、全文淺顯易懂，教師可以讓學生在熟讀的基礎上復述故事，然後加以點撥，讓學生開闊視野，增加知識，激發起探索科學知識的興趣。
三、教學重點放在激發學生想像力上，可以通過其他類似的神話故事加以引導，更可以讓學生對女媧造人的動機、方法等，作另一種推測，進行想像的訓練。

• 參考資料：1.
  

  http://www.xiaoshuo.com/book/yuankezuopinji.html

  http://www.xiaoshuo.com/book/yuankezuopinji.html

❿ 謹詹於的典故

中國長興網民風民俗專欄的《婚禮》寫道：「經男女雙方商定同意成親後，由男方請人選擇吉日，用紅綠帖寫上「謹詹於某年某月某日，為令嬡與小兒合巹，恭請台洽」等字樣，送給女家；女方必具回帖，上書「謹遵台命」，送回男家，名曰「道日」。是日男女雙方各宴請至親長輩，俗稱「道日酒」。」
那麼，什麼是「謹詹於」？
上網搜索一下，發現有人說：「古時候的結婚日期，通常皆經星命家占卜所決定。按《康熙字典》載：詹與占通，「詹尹」乃占卜之官名。」所以，「謹詹於，似宜改為「謹於……」或「謹訂於……」」。
「詹尹」是占卜的官名，有此一說。但是，「謹詹於」相當於「謹訂於」？那就未必了。靜一在歷史小說《弓舒》中寫道：「昔平王東遷，王叔封於詹，厲肅忠耿，出力不少；又，詹侯性嚴謹，諸侯有事不能決，皆往問詹侯；俟後，凡有一事二說，若有出言「謹詹於」，則為詹侯所言，必不為虛、其事必履，遂成慣語。」
靜一引用的是一個典故：周宣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繼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烽火戲諸侯，導致西周被犬戎所滅。宣王的小兒子至弘擁立幽王的兒子即位為平王，建立了東周。周平王感念王叔，賜他為監國王，封給詹城，並說「有朝必有詹，無詹不成朝」。在當時，凡是詹侯說的，就是可信的。
這個典故在台灣省的「國立編譯館」有記載。
公元前807年，周宣王21年，周宣王封庶子姬至弘，字文，為詹侯，邑安西。詹侯文，史稱詹文侯，首封於詹，尊為詹氏始祖。
詹文侯約生於宣王繼位年（公元前827年），黃帝第38代，為王族，處於特殊的歷史時代，從小接受周朝文、武、禮、孝、仁、義的教育，又經歷激盪的社會變革和各種爭斗風雲的磨礪，顯露出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宣王時期，他曾征戰在伐戎的沙場，屢建奇功，封為安西侯，食采於詹。
不知從何時起，有人把「詹」與「占」混了，還說是相通的。在我老家尤溪，姓「詹」的就多把自己的姓寫作「占」。其實，詹、占是兩個姓。「詹尹」是占卜官，詹氏並非占氏。浙江衢州出了個舉重世界冠軍，名叫詹旭剛，體重77公斤，挺舉起207.5公斤，在悉尼奧運會上破了世界紀錄，奪得金牌。報道時，許多媒體把他誤寫成占旭剛，從而引起爭議，探尋，結果發現，浙江真有姓「占」的，但與姓「詹」的一點關系也沒有。
「謹詹於」，未必就是「謹占於」，改為「謹於……」或「謹訂於……」可能有違原意。抄自台灣省的「國立編譯館」的資料有這樣的話：「謹詹於，其詹字系做定江山解，就是天災地變，皇帝下旨都不能變，或是無詹字出門做不成事，應在「有朝必有詹，無詹不成朝」」。這說，顯然含有姓氏的榮譽感，未必可信。
但是，民俗有這「謹詹於」，總不會沒有民族心理吧？「謹詹於」，可能是以詹侯的名義發誓，表示誠心誠意，此約鄭重，雷打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