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處理好資源的配置與公平問題
㈠ 企業如何優化自身的資源配置
企業資源的配置一般表現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對資源在時間上、 空間上和數量上的要 求， 其實質就是選擇不同資源構成滿足社會需求的產品。 也可以認為企業資源配置是企業根 據企業的目標將資源的用途在不同的時間上、空間上和數量上進行合理配置。
1．合理調整生產一線，特別是採掘一線的人員結構。
2．要根據生產實際需要，參照生產一線的人員數量和工作量，按比例配置輔助人員。
3．對地面和機關崗位的人員配置，要杜絕因人設崗現象的發生。
4．要公開、公平、公正地讓每個職工憑自己的能力競爭上崗。
5.在人力資源配置過程中，要打破工人、幹部的身份界限，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6．在配備各個崗位的生產(工作)人員時，應採取老、中、青三結合的方式，充分發揮傳、幫、帶的作用。
㈡ 公平開放競爭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如何才能做到社會資源公平共享
經濟學家建立起市場經濟的模型，理想情況、社會由一個個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人構成的情況下，消費者、采購商，會作出最佳判斷、去買物美價廉的商品、貨物；
如此一來，就能幫助達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將資源逐漸更多配置給更為合適的生產者。
更高效配置資源，我們的最終目標，除了生產力增長、讓產能盡可能達到最大之外，其實還考慮到各行其道各得其所、而讓彼此間免於各類沖突。
這兩者，構成人類自由不可分割兩部分。
㈢ 稀缺資源怎樣分配才合理
1、價格機制是最有效率的機制
在現代社會中，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是最為常見的分配稀缺商品的機制。同時，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也是最有效率的機制。由於人們對同一商品的評價不同，因此願意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不同。評價高的人，願意支付較高的價格；而評價低的人就只願意付出較低的價格。
通過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可以讓這些商品分配到對它們評價最高的人手中，從而實現稀缺資源的某種社會「最優」配置。關於這種社會最優配置，更學術性的表述是：在均衡狀態時，不可能在沒有使任何他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境況變得更好，這即為經濟學中有名的「帕累托效率」。
然而，僅僅遵循帕里托效率的原則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在追求效率的同時，也追求其他的什麼目標，最常見者，例如公平。價格機制非常有效率，但卻不一定公平。由於先天或者其他原因，人們的收入和財富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分化，從而人們所能支付的價格就存在很大差異。
因此在價高者得的分配機制中，稀缺商品可能分配給了有錢的，但是對這一商品評價並不是最高的人手中；而那些對這些商品評價非常高的人，卻可能因為沒有錢，而無法獲得這些商品。這里隱含了一個假設，即兩個不同的人的主觀效用評價是可以比較的：窮人的一塊麵包和富人的一塊麵包可以帶來不同的滿足感。
越是必需品，分配的公平感越重要，因此越有可能存在其他「更優」的機制。如醫療服務和教育服務，如果純粹根據價格機制來分配醫療和教育資源，可能生小病的人受到了較好的醫療服務，不夠聰明的人受到了較好的教育；而生大病的人卻享受不起優質的醫療服務，聰明的人可能受不起優質的教育。
因此除了價格機制，人們還常用其他一些機制來分配稀缺商品。常見的有配給、排隊、抽簽等等。當然這些機制的存在，皆因為有權者（主要是政府）對商品的出售價格設置了上限，否則價格機制將自動發揮作用，實現有效率但不一定公平的分配。餘下，我們一一簡述這幾個常見非價格機制的優劣。
2、配給機制，非常適用於非常時期
配給制是非價格機制中常見的一種機制。前蘇聯和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曾利用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在全國大部分資源配置上都採取過這種配給的、計劃的分配方式，例如，糧票、菜票，等等，不一而足。實際上，配給制並不是完全一無是處，在某些條件下也可以使得社會資源分配更加公平。
特別是在地震、災害等特殊時期，這種以強制性為後盾的配給制，可以保證每個人的基本需求，而不至於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因此即便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已經被拋棄，但我們仍可以在很多場合看到配給制的影子。
例如在地震、災荒等非常時期，如果有人違背這種配給原則，採取價高者得的市場機制出售生活必需品，他必然會受到道德譴責。
這種行政分配機制，在地震、災荒等特殊時期，可以採用，但長時期施行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商品稀缺的固化。此外，這種行政分配機制的另一個明顯缺點是擁有分配權的人無法知道不同的人對稀缺商品的主觀評價，因而無法將這些商品分配給最需要它的人手中，實現物盡其用。特別是在日常時期，這一點缺陷顯得更為突出。
一個可改良的辦法就是在資源配給之後，允許人們根據市場機制自由交易這些商品或其憑證。在自願交易下，這些商品可以根據人們主觀評價的不同，實現進一步優化配置，從而改進效率，增加社會總福利。只要是自願發生的交易行為，一定會同時改進交易雙方的效用（不考慮短視等因素）。
3、排隊機制在人們社會觀念中根深蒂固
價格機制和政府配給之外，另一個分配稀缺資源的方式是「排隊」。由於商品供給者（或第三方干預者，主要是政府）對商品的出售設置了價格上限，因此在該價格水平上，需求遠超供給，引發「排隊」現象。這在現實社會中非常常見，餐廳排隊、醫院排隊、銀行排隊、春節購票也要排隊（線上線下皆如此）。
排隊使得對該商品評價較高，但支付能力更弱的消費者，可以通過付出更多的排隊時間來獲得該商品（窮人排隊的時間成本要低於富人）。相對於價格機制的「價高者得」，排隊實際上是「先到先得」。而「先到先得」這種佔有資源的方式其實在人類演化史和所有權起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些情形下，如果一人「先佔」了某種資源，且一段時間內無人提出異議，那麼該人就獲得了該資源的所有權。相對於依賴市場的價格機制，和依賴政府的配給機制，排隊機制實際上依賴的是社會習俗。因此，排隊機制在維持社會正常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於人們會將不按照先到先得原則而插隊的人視為缺少社會公德。
不過排隊也有自己的缺點。排隊花費了時間，但卻沒有創造價值。這一現象在經濟學中被稱為「租值耗散」。從而，為節省或者獲得這些被浪費的資源，又有很多制度創新涌現。舉其小者，餐廳、銀行的「叫號」制度就是節省了排隊者的成本。
排隊者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去做一些其他有價值的事情，而不用擔心其依賴「先到先得」習俗獲得的優先權會喪失掉。消費者獲得效用改進的同時，商家也因為人性化的處理贏得了商譽，這些都可以視為重新獲取了本來會消耗在排隊中的租值。
此外，「黃牛黨」的產生，實際上也是為了攫取這些被耗散的租值。黃牛黨首先付出了時間和金錢，批量購入了車票，然後就按照供求關系，在車站外靈活應變，不斷地調整價格，以求在最後一刻把所有的車票出手，因而原本用來排隊的成本就被黃牛黨所攫取。
但是，黃牛黨往往內外勾結，形成壟斷票源後就大肆提價，因此嚴重干擾了資源分配機制的正常運作，從而為社會道德乃至法律所不容。
當然，為減少「租值耗散」而涌現的技術創新也不一定都是公平的。例如，火車票網路售票，由於黃牛黨等的干擾，價格管制產生的稀缺火車票的排隊分配模式實際上已經根本無法正常運作了，因此網路實名購票應運而生，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當然，在2014年春節期間，技術黃牛黨再次死灰復燃）。
但這一技術創新又帶來了新的不公，資源分配規則由排隊中的「價格+排隊時間」，演變成了此時的「價格+網路技術+運氣」，那些不熟悉電腦，沒有網路支付手段的農民工，顯然處於新的嚴重不公之中。
4、無法解決抽簽對象的抽簽機制
為了減少稀缺商品非價格分配時無謂的「租值耗散」，抽簽制應運而生。特別是信息技術出現後，使得抽簽制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推廣。這其中，北京的車輛牌照抽簽制就是一個典型。由於大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因此各城市都會對每年新增車輛牌照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導致汽車牌照成為嚴重稀缺的資源。
與上海根據價高者得的拍賣機制不同，北京就採取了搖號抽簽制來分配汽車牌照，成為兩種分配機制的鮮明對照。此外，在新股發行、保障房分配、奧運會門票分配等情形中，都可以看到抽簽制的身影，有人甚至建議春運火車票購票都應該採取抽簽制。
顯然，以拍賣機制分配稀缺的汽車牌照資源避免了無謂的租值耗散，並且拍賣所得資金還可以用於修路、保護環境等。
但由於城市交通是公共資源，因此純粹的價高者得的拍賣機制其實是不公平的。能夠支付這些費用的人就可以享受城市交通帶來的便利，而無力負擔的人就不能享受，盡管他們可能已經為城市的交通建設繳納過稅收。抽簽制則保證了公平，且如果不考慮抽簽成本，也避免了社會資源的無端浪費。
但機械的搖號抽簽機制也不一定是最佳的，因為跟行政分配、票證制一樣，這種分配機制沒有考慮到不同的人可能對同一商品的主觀評價和需求存在不同，而沒有使得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購車者的具體情況不同，如家庭與單位之間的距離、從事工作的性質、個人健康程度等，都決定了不同程度的購車需求，而對此，抽簽制只能視而不見。
一個可改進方式就是允許抽簽後，抽中者可以根據市場機制對稀缺資源進行二次調節分配，以便評價高的人可以獲得該商品，而評價低的人則可以賺取其他分配機制中被無端耗散的租值。然而，在現實中，抽簽制的設計者很少允許人們在抽得該稀缺資源後進行自由交易。
原因在於這種改進後的額外收益被抽中者獲得，而不是設計者。此外，如果一個人得到了該稀缺商品，卻又不需要，而轉讓出去賺錢，則說明他可能本就不該屬於抽簽的范圍，進而動搖了這種機制的設計初衷，因而遭到設計者的反感和限制。
5、陷入悖論的價格+補貼機制
當然一些市場派經濟學家從來就對這些非價格機制不滿，他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通過價格機制來分配稀缺資源，但可以通過其他補充機制來彌補價格機製造成的不公。例如，由於春節期間，中國人回家的意願非常強烈，因此一票難求現象持續了很多年。
一些市場派經濟學家就認為，可以通過提高車票價格來使得車票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而基於維護公平感，則可以在提高火車票價的同時，給窮人發放貨幣補貼。
類似建議不僅僅出現在春運火車票購票時，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還建議擁堵費要自由浮動、電價要自由浮動、房價要自由浮動，並給予那些經一定程序被認定為值得補貼的人以貨幣補貼，並認為這一機制比配給、排隊、抽簽等非價格機制有效得多。
然而，這個建議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發放補貼等於使分配稀缺資源（的貨幣等價物）的權利轉移給了有權者（主要是政府）。即便我們不考慮有權者獲得分配補貼的權力之後，如何避免徇私舞弊、貪污腐敗（這實際上是市場派經濟學家對非價格機制的最重要質疑之一）。
但其中的悖論我們也不得不注意：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一方面認為在任何場合下都應該由價格機制來分配稀缺資源，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有權力進行二次收入調節：給買不起火車票的人補貼，給買不起房的人補貼等等。
再如引起廣泛爭議的「住房限購令」，一些人反對行政性限購令，但不反對開征房產稅，認為前者就是非市場調控手段，後者就是市場調控手段。然而，後者是通過價格機制對住房資源進行一次調節，同時通過徵收到的稅收補貼窮人或者建設保障房，進行二次調節。
但是，如何征稅，如何補貼窮人，如何建設和分配保障房，這又會涉及到政府自由裁量權的發揮。究竟是一次調控好，還是二次調控好，其實並無一定結論。當然征稅還有將存量房逼入市場的作用，如果多套房擁有者眾多，則影響可能不同，這是另一個問題，另當別論。
㈣ 面對資源的稀缺性,我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才能更好的合理配置資源和充分利用資源
水資源匱乏是一個需要切實面對的問題，合理配置水資源需要通過採取工程措施對水資源進行調蓄、輸送和調配，達到合理配置的目的。
通過行政措施進行水資源配置，調配生活、生產和生態用水，調節地區、部門等各用水單位的用水關系，實現水資源的統一優化管理調度。
建立合理的水使用權分配和轉讓的經濟管理模式，建立合理的水價形成機制，利用經濟手段進行調節，利用市場加以配置。科學分析用水需求，加強需水管理，採用優化調度決策系統進行優化決策，提高調度系統的現代化水平，科學、有效、合理地進行水資源配置。
大力宣傳和鼓勵居民，企業用水的節約，出台相關規定對個人與企業浪費水資源進行法律上的約束，以此達到節約用水。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城市綠化灌溉，消防等使用中水，海水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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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資源總量雖然較多，但人均量並不豐富。水資源的特點是地區分布不均，水土資源組合不平衡；年內分配集中，年際變化大；連豐連枯年份比較突出；河流的泥沙淤積嚴重。
這些特點造成了中國容易發生水旱災害，水的供需產生矛盾，這也決定了中國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江河整治的任務十分艱巨。
當前，政府和企業所採取的方式卓有成效，而社會民間力量效果次之。政府推動大范圍污染治理，凈水器企業推動家庭飲水治理。兩者不從由面到點，顧全大局又兼顧個體。
實際上隨著健康意識的提高，民間力量經過引導可以發揮成為重要的紐帶作用。中國的飲水困境有賴點線面三個方向綜合推進，只有這樣，困擾中國幾十年的飲水之患才能迅速得到解決。
㈤ 如何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第一，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在勞動、土地、資金等要素交換上獲得平等權益。這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重點。基本要求是「三個保障」，即保障農民工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機構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現行體制機制下，農民生產要素權益沒有得到有效維護。勞動要素方面，進城務工農民沒有實現同城鎮職工的同工同酬，相同勞動崗位農民工所得收入只相當於城鎮職工的一半左右。土地要素方面，城鄉土地交換農民得到的補償較少。資金要素方面，農村存款資金大量流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農民長期面臨「貸款難」。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必須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工同工同酬，就是要改革城鄉不平等的就業和勞動報酬制度，使農民工享有同城鎮職工同等的勞動報酬權益；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就是要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改革征地制度，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保障金融機構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就是要完善農村金融服務渠道和體系，使金融機構從農村吸收的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發展。
第二，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改革農業補貼制度，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這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重要方面。由於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市場需求彈性和收入彈性不足，與工業品等其他產品相比缺乏市場價格優勢，相同數量的土地和資金從事糧食等農業生產所能獲得的收益要遠遠少於其他產業。這種狀況直接影響糧食生產和國家糧食安全，影響農業持續健康發展。因此，必須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改革農業補貼制度，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就是要進一步從資金投入、價格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完善政策機制，加大支持保護力度，形成支持保護農業的長效機制。改革農業補貼制度，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補貼對提高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能力的促進作用，調整補貼方式，改變實踐中存在的不管種不種糧食以及種多少糧食，農業補貼都按承包地面積平均發放的簡單做法。糧食生產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補貼資金的使用要向種糧農民等糧食生產者集中，特別是新增補貼資金要向糧食主產區、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傾斜，形成農業補貼同糧食生產掛鉤機制，讓農業補貼真正發揮支持糧食生產的作用，讓多生產糧食者多得補貼。同時，積極探索新增農業補貼資金集中使用、集中用於改善糧食生產條件等農業基礎設施的有效途徑，發揮補貼資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用。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就是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支持力度，不斷提高稻穀、小麥等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彌補糧食生產在經濟上的弱勢，使糧食主產區人均公共財力和收入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確保種糧農民和產糧大縣在經濟上不吃虧，從根本上保護農民種糧和主產區發展糧食生產的積極性。
第三，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村建設。這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重要形式和途徑。社會資本投向農村建設，有利於彌補農村儲蓄資金、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外流對農村發展的影響，有利於彌補公共資源配置的城鄉不均衡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各行各業都要積極支持農村建設，企業和社會組織要採取投資籌資、捐款捐助、人才和技術支持等方式在農村興辦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社會福利、社會服務、文化旅遊、體育等各類事業，以多種投資方式建設農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積極支持農村發展。
第四，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重要目標。要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建設，大力推動社會事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向農村傾斜，加大公共財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覆蓋力度，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實施農村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健全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體系，加快農村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完善城鄉均等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努力縮小城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