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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現象有哪些

發布時間: 2022-06-15 20:37:59

1. 一般人力資源配置情況不合理有哪幾種表現形式

人力資源配置工作,不僅涉及到企業外部,更多的、更困難的工作存在於企業內部。從目前的實際表現來看,主要有以下三種人力資源配置形式:
1.人崗關系型
這種配置類型主要是通過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的各個環節來保證企業內各部門各崗位的人力資源質量。它是根據員工與崗位的對應關系進行配置的一種形式。就企業內部來說,目前這種類型中的員工配置方式大體有如下幾種:招聘、輪換、試用、競爭上崗、末位淘汰(當企業內的員工數多於崗位數,或者為了保持一定的競爭力時,在試用過程或競爭上崗過程中,對能力最差者實行下崗分流。這便是一種末位淘汰配置方式)、雙向選擇(當企業內的員工數與崗位數相當時,往往先公布崗位要求,然後讓員工自由選擇,最後以崗選人。這便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配置方式)。
2.移動配置型
這是一種從員工相對崗位移動進行配置的類型。它通過人員相對上下左右崗位的移動來保證企業內的每個崗位人力資源的質量。這種配置的具體表現形式大致有三種:晉升、降職和調動。
3.流動配置型
這是一種從員工相對企業崗位的流動進行配置的類型。它通過人員相對企業的內外流動來保證企業內每個部門與崗位人力資源的質量。這種配置的具體形式有三種:安置、調整和辭退。

2. 如何加強鄉鎮文化隊伍文化陣地建設

針對當前農村文化建設較為薄弱,特別是農村文化陣地建設進展緩慢,農民文化生活單一枯燥,給發展繁榮農村文化帶來了一定困難的現實問題,賓縣縣委宣傳部利用一個月時間,專門組織開展了調研工作。通過現場走訪、召開座談會、發放調查表等多種形式,深入到賓縣鄉鎮農村地區,對農村文化陣地建設和利用陣地開展活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等進行了全方位了解,結合現實的成功經驗,探索一些能夠加強和改善農村文化陣地建設的有效措施。 農村文億陣地建設的現狀 近年來,賓縣經濟社會發展迅猛,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村文化建設,特別是農村文化陣地建設有了長足的進步,推動了農村文化的繁榮,提高了廣大農民的生活質量,有力地促進了農村三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 1、公益性文化陣地不斷完善 賓縣在上級部門的幫助下,新建成210平方米的中共北滿分局史跡陳列館一處;爭取哈爾濱市文化建設專項資金20萬元,新建了300平方米的縣文化館多功能展廳,功能及配套設施齊全,並對外開放;建有圖書館一處,露天體育場一處。同時,重點在全縣部分鄉鎮開展了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和農村體育健身工程。2006年以來新建了建築面積300平方米的賓西綜合文化站和建築面積460平方米的新甸綜合文化站兩處。全縣新建農民黨校和新型農民學校(綜合活動室)10餘所,年培訓人數近萬人次。投資近20萬元在休閑廣場建文化長廊一處,便民閱報欄兩處。 2、農村文化陣地建設不斷加強 通過近年來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展開,全縣農村環境衛生有了新改善、社會風氣有了新變化、文化陣地建設有了新突破。除了傳統的黑板報、宣傳櫥窗、廣播等陣地外,又增加了有線廣播電視、新型農民學校、農家書屋、閱報欄和科技文化中心戶等,其中有線廣播電視入戶率達到96%,活動室和示範戶創建率分別達到76%和78%,到2008年農村文化活動室和農家書屋創建達46個,建閱報欄46個,新添置圖書4萬多冊、乒乓球桌等設備;自2006年以來,分別在全縣各鄉鎮建設了農村體育健身工程。該工程項目主要包括:標准化籃球場地一處,標准化籃球架子一付,7件套健身路徑一套。2007年在賓西鎮、平坊鎮、民和鄉、滿井鎮等4個鄉鎮分別建設了城市路徑工程。該工程項目主要包括:11件套健身路徑一套。這些農村文化陣地為豐富農民文化生活提供了條件,為繁榮農村文化夯實了基礎,為統籌城鄉文化一體化創造了機會,利用率較高,深受農民朋友的歡迎。 3、群眾性文體活動不斷深化 多年來,賓縣自上而下廣泛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以現有文化場所和設施為陣地,以各鄉鎮文藝骨幹為核心,以村級文化中心戶為主體,以縣級專業文藝人員為保障,建成三級文化網路,自編自演以歌頌黨、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為主題,宣傳黨的好政策和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成績,既注重思想教育性、群眾參與性、藝術欣賞性,又有地方特色、鄉村特色和群眾特色的各種貼近生活、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極大地豐富了農村文化生活,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同時,開展「三下鄉」、送電影下鄉、廣場文藝匯演、文化大篷車下鄉等活動不斷,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全縣共舉辦各類群眾性廣場文藝活動130多場。僅2008年就有大型文藝活動13項近30場,小型文藝活動近50場,觀眾達20餘萬人次。節慶活動有聲有色,重大活動主題鮮明。2008年開展了「迎奧運、迎大冬」為主題的系列文體活動,掀起農民體育運動新高潮,群眾性體育活動在全縣農村和民間得到推廣。此外,基層各地組織建起了籃球隊、乒乓球隊、巧手編織隊、讀書小組、書畫小組、文藝演出隊、鄉間樂隊等隊伍。群眾性廣場文藝活動逐步形成了組織網路規范化、內容特色多元化、參與對象社會化、表演形式系列化的格局。做到「鄉鄉有活動,村村有歌聲」,用先進文化佔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讓公民道德行為走進千家萬戶。創建失地農民培訓學校,根據農民自身和企業的需求,對失地農民開展技能培訓。2008年對全縣就業年齡段的失地農民基本上輪訓一遍,引導農民「洗腳上崗」、「洗腦進城」,至今已有多批農民從學校結業走上了致富之路。為做好服務「三農」這篇文章,縣電視台開設了集政策性、知識性、服務性、趣味性於一體的專題節目《這方熱土》,每周一期,每期15分鍾,至今已播出50多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 目前農村文化建設面臨的問題 雖然近年來農村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也還存在許多不容忽視的新情況、新問題。一些村裡無文化活動場所,無文娛活動設施,更談不上良好的文化氛圍;農村文化的滯後,導致封建迷信及腐朽沒落的黃色、黑色文化沉渣泛起,死灰復燃;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薄、精神生活空虛。具體表現出以下「三少三低」的現象: 1、文化場所少,陣地使用率低。比如有一個鄉鎮共有7個村、56個自然屯、23000口人、農家書屋3個、文化活動室2處、村級休閑活動場所2處,活動室有的就是幾張桌子、幾把椅子和幾張報紙,圖書類型比較單一,很多內容都已經過時陳舊,適合當代農民閱讀的書刊極少,因此文化活動很少,許多場所長年處於閑置狀態,農村文化陣地的使用率極低。 2、資金投入少,資源利用率低。由於基礎相對薄弱,鄉村兩極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資金發展農村文化事業,造成鄉村文化事業經費嚴重短缺,活動室無力充實,圖書室的藏書更是有減無增,正常的文化活動無法開展。與此同時,現有文化資源配置又不合理,使用效率不高,多年來,在農村文化建設方面都進行了一定的投入,建立了一些文化陣地,添置了一些文化設施,但是,這些建設都是各自為陣,缺乏統一管理,致使農村有限的文化資源過於分散,難於發揮作用。以圖書為例,彼此互不交流,其結果是除少數圖書室使用效率較好,大多數圖書長年無人問津,利用率極低,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3、形式創新少,活動吸引力低。隨著農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的文化消費結構、消費觀念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他們對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長,但目前農村的文化生活仍比較單調、乏味,農忙時幹活農閑時打麻將、看牌,還是許多農民文化生活的真實寫照。目前大多數農民的文化生活自下而上依次為:看電視、打牌、閑聊、參加文體活動。不能說我們沒有開展文化活動,而是我們對農民文化需求的特點研究滯後,文化活動從形式到內容都沒有多少創新,給農民提供的活動缺乏時代性和吸引力。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 1、受地域因素影響。有些鄉鎮相對閉塞,經濟上並不很富裕,政府目前根本無法拿出更多的資金投入農村文化建設,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文化建設的進一步發展。2、受認識因素影響。一些基層領導對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還不到位,思想上重視不夠,農村文化建設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一手硬、一手軟」現象還不同程度存在。 3、受主體因素影響。由於各種因素,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留守鄉村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婦女和小孩群體,他們參與文化活動的積極性不高,使農村文化建設難有更大進步。 4、受載體因素影響。當前,農村群眾的文化需求日益呈現多樣性,但一些文化幹部對不同群體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夠,不善於運用新手段、創建新載體,組織活動過於簡單和老套,對群眾缺乏吸引力,社會效益不佳。 加強新時期農村文化建設的對策 1、思想促動,把握群眾文化需求方向。一是以先進文化引導農村文化。要把農村文化建設作為「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來抓,在政治思想上要突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宣傳與教育,在社會倫理上要突出「和」、「美」的觀念,在人文精神上要突出文明健康向上的特徵,在社會價值觀體繫上突出個體發展與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共同理想。二是注重從滿足農民需求出發建設農村文化。當前,農民的文化需要出現了「求富、求知、求樂」的特點,探索農村文化發展的新思路,我們就必須尊重和適應農民文化需求的新變化,綜合運用各種文化手段,滿足農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需求。 2、投入拉動,建立多元化的籌資體系。經費投入問題,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堅持國家、社會一起辦的方針。實踐證明,在政府財力、物力有限的條件下,由政府包辦農村文化建設,既不現實,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而由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農村文化建設,不僅有巨大的潛力,而且具有日益高漲的積極性。為此,必須建立以政府和社會力量共同投資的多元化籌資渠道。一方面,當地政府要根據農村經濟的發展情況,將農村文化建設經費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優先加大投入力度,保證農村文化陣地的設備更新、圖書資料訂閱、活動開展等必要的經費開支;另一方面,要積極鼓勵社會力量和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民為農村文化建設投資或通過集體、個人聯建、聯辦等形式,共同發展,共同受益。 3、隊伍帶動,建立健全長效運行機制。目前農村文化建設最困難的問題不是陣地如何建起來,而是如何確保陣地的永續利用。農村文化建設是一個覆蓋面廣、牽涉領域多的系統工程,必須要有一套切實可行的長效管理運行機制,才能擺脫「一年轟轟烈烈,兩年四分五裂,三年自生自滅」的窘境。首先,要穩定和充實文化工作隊伍,各鄉鎮文化站要保證有一名專職文化幹部,同時要配齊各文化場所的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並保證他們的各種待遇。其次,要著力培養文化人才,積極扶植農村專業和業余文化隊伍,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組一支業余文藝隊伍,同時特別要充分發揮老人協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和離退休老幹部、老教師、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等的余熱,動員他們積極參與農村文化陣地的建設和管理工作,文化部門要經常舉辦各種形式的文化培訓,為農村培養文化人才。再次,要健全必要的獎勵機制,對文化工作開展得好的鄉鎮、村予以獎勵,對長期在農村工作並做出一定貢獻的文化工作專業人員給予適當的物質獎勵。最後,要建立內部規章制度,根據農村文化陣地的特點,及時建章立制.完善措施、規范管理,使農村文化建設走上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的管理軌道。 4、管理驅動,發揮現有文化資源的作用。農村文化建設,一方面要繼續加大投入,建好陣地,完善設施,另一方面還要注重現有文化資源作用的發揮。一是要充分發揮現有陣地的作用,要走出「建陣地紅紅火火,搞活動冷冷清清」的怪圈,通過形式多樣的活動把廣大農民群眾從廟堂里、從牌桌上吸引到文化陣地里來。可以借鑒居仁鎮三合村把文化陣地交給老年協會管理、使用的做法,將鄉村文化陣地與老年協會、教師、婦女、青少年等文化活動比較活躍的群體聯合使用與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二是要發揮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對圖書、音像製品進行整合,可以成立「中心圖書室」或「文化超市」將全鄉鎮的圖書、音像製品全部集中起來,並建立「流動文化服務站」,定期在各站所和各村開展圖書借詞、音像播放等文化服務,使有限的文化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 5、創新推動,提高文化活動的吸引力。農村文化要做到持續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不斷創新。要注意研究新時期農民文化需求的新特點,設計一些符合農村實際的、行之有效的活動載體,來提高文化活動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一要創新文化陣地建設。根據目前農村的實際,要重點抓好以農家書屋、農村活動室、農村休閑廣場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文化陣地工程建設,特別是要注重將互聯網引入鄉村文化陣地,添置一些電腦。免費讓群眾在網上查找一些需要的信息,農民群眾同樣可以享受免費的上崗服務。同時,管理人員還可定期將在網上獲得的有關信息在固定的「信息欄」中發布。二要創新文化活動形式。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是農村文化建設的「催化劑」,要摒棄過去那種「地點老在集鎮,節目吹拉彈唱,時間都在晚上,觀眾政府組織,領導上台講話,群眾遠遠觀望」的陳舊模式,成立一支老教師、老幹部、老藝人組成的文藝小分隊,開展村頭文化、田頭文化、庭院文化活動。同時。要抓好民間文化的挖掘整理,將當地流傳的傳統文化搬上舞台,這些文化遺產不僅富有生活氣息。而且對村民最具有召喚力,可以極大地提高文化活動的吸引力。

3. 我國文化資源曾出現過哪些問題

文化資源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根基和依託。先不說寬泛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資源是何其豐富多樣,僅就區域文化資源而言,就包括區域環境內的地理、人文、人力資源。...

4. 2、結合你所掌握的材料試分析當前我國社會流動方面存在哪些不利於社會和諧發展的現象,並提出改善途徑。

社會分層、社會流動與和諧發展
一、我國社會分層及對社會和諧發展的影響
我國社會分層結構已經呈現出如下的特點:
一是上層階級化和下層碎片化。上層階級逐漸成為「實體」,權力、財富、知識精英結盟的現象有增無減。李強曾將我國社會劃分為四大群體,即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底層群體,特殊獲益者群體中9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素質較高的集團稱之為「經濟精英集團」。但精英集團絕非僅指經濟精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逐漸與經濟精英結成聯盟。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即物質資本、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之間可以相互轉換,經濟上成功的人很容易進入政治領域獲取政治權力,不少大權在握者也試圖攫取物質財富,知識精英也不甘寂寞,不惜為經濟精英搖旗吶喊。他們的利益已經糾集在一起,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精英集團已經形成。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都在向上集中,僅以物質財富為例,最上層的20%的人占據了超過50%的財富。當然,精英集團的形成也未必全是壞事,他們的壯大對中國經濟的騰飛至關重要。與此同時,一個龐大的底層社會也已形成。據統計,2003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2900萬,比2002年增加200萬,在經歷了多年的扶貧攻堅之後,第一次出現增加之勢。在城市,低保人員、流入的無業人員以及一部分非法(非正規)就業人員也落入底層社會。這個底層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處於底層,他們只佔有少量的社會資源,最下層的20%的人口所佔據的財富只有3%。(李強,2003、2000:101-122)與上層社會實體化不同,底層社會正在碎片化,他們不會形成統一的行動。碎片化的底層社會不至於出現大規模的群眾鬧事,這也使得上層階級實體化的同時,整個社會仍能保持穩定狀態。
二是中間階層(階級)的形成。中間階層(階級)指一個社會中介於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群體,它們是上層階級(階層)和底層社會間的緩沖區。對於這個群體的界定,一直存在兩條研究路線。繼承馬克思傳統的分層理論包括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為代表的「新小資產階級論」、古格利爾莫·卡切迪(G . Carchedi)為代表的「新中產階級論」和賴特為代表的「矛盾階級地位論」,都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形成了一個靠工資謀生的「新小資產階級」,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F.Engels)當年所講的舊小資產階級。繼承韋伯傳統者主要以職業來界定中間階層,即所謂的白領(white collar),此外還有基於主觀評價的中產階級(張宛麗,2002)。目前國內主要按照職業、收入和教育標准來界定中間階層(階級)。一般而言,採用的標准不一樣,計算出來的規模也不一樣。陸學藝(2001:73)為首的課題組認為目前能夠歸入中間階級的就業人口所佔的比例僅為15%左右;鄭杭生(2004a:164-168)帶領的課題組發現,在城市裡從職業身份來看,將近一半的人已經跨入中間階層,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來看,這一比例僅有25.7%和22.5%(甚至16.2%);李強估計中間階級約占總人口的17.94%,包括傳統的中間階級(主要指各類管理者,約佔1.3%)、知識分子階層(約佔5.7%)、新生的年輕人階層(約佔2%)、效益好的企業職工(約佔3%)和個體、私營的經營者(約佔5.94%)6。
三是階層(階級)結構定型化。我國新的階級結構已經成型,各階層之間的界限開始清晰,具體表現為:第一,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減少。職業等級之間的流動性減小,代際繼承性增強,社會開放度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等體制性障礙仍然阻礙著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王春光,2004)。第二,產權、資格證書等的排他性增加。白領職業一般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資格從事,以公務員為主體的社會管理者階層進入的門檻不斷增高。第三,住宅地和子女入學的區隔制開始出現。各階層之間居住分化,高檔社區、普通住宅、經濟適用房等已形成區隔,富人社區、中間階級社區和貧民窟開始成片集中出現。學區和居所緊密相連,因而形成子女入學的區隔,學校的不同意味著對教育資源的佔有有異,教育再生產著階層差異。第四,各階層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形成。「小資情調」、「布波一族(BoBo)」等詞語經常被用來形容中間階級的生活方式,消費分層日益明顯。第五,各階層內的聯系網路形成。精英聯盟內「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中間階層和底層社會基本上都只和本階層內的人交往。
上述層級結構所呈現的趨勢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中間階層開始成型,憂的是社會的縱向分層無可迴避。其實,社會的縱向分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縱向分層變成了惟一的分層,各層之間缺乏流動的可能,所有的分層日趨兩極化,因為這樣的結構將給社會和諧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一般而言,從平面來看,如果社會結構是「龜板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個社會被分成若干相互聯系、利益相通的集團,這是最穩定的,整個社會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如果是「對折的硬紙板型」,社會結構就比較容易斷裂。從立體來看,如果社會結構呈「橄欖型」,中間階級數量龐大,成為社會的緩沖區,這樣的社會比較穩定;但如果呈「啞鈴型」,社會結構也比較容易斷裂。從社會和諧的角度來看,社會分層在城鄉關繫上呈平面的「龜板型」,在收入差距上呈立體的「橄欖型」,將是最理想的和諧狀態。
二我國社會流動及對社會和諧發展的影響
社會流動是指就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而言,從一種社會地位或社會階級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或社會階級的變化,這種變化並不是完全由個人或群體所能決定的。在相對開放的分層體系中,社會流動相對容易和頻繁,分層體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教育或技術這些後天的自致性特徵所決定,這就是通常所講的階級體系(class system)。而在相對封閉的分層體系中,社會流動相當困難,分層體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先賦性特徵而非自致性特徵所決定,這就是通常所講的等級體系(caste system)。一般而言,階級體系比等級體系穩定,相對容易與頻繁的社會流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下層社會的願望,消除部分的社會摩擦和矛盾。但也並非絕對,在等級體系中,由於人們的參照系僅限於本等級,相對缺乏「妄想」,有時也能保持穩定。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是一套相互對應的機制。前者保證了社會的有效運轉,後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由此帶來的不平等。這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維系穩定的機制:君權神授、家國同構的等級制確保了整體性社會的生存,同時「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保住了變革的種子;封建等級制確保了各階級階層安分守己,同時科舉制又提供了知識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人治與禮制確保了上層統治者的特權,同時守孝制又保證了上層官員了解下層民眾的可能。自古至今,必要的社會分層和相應的社會流動都是保證社會穩定與和諧的不二法門。
恩格斯曾經說過:「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穩定依賴於最低投資額的提高;由於窮人無法籌措到進行投資所需要的最低款額,所以他們才永遠不能改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局面,從而形成一個穩定的無產階級隊伍。」(恩格斯,1845/1957:297)
由此可見,一個社會如果有相當多的成員其收入處於中等水平,則比較可能避免兩極分化,比較有可能為低收入者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要想由社會分層達成社會和諧,社會流動和中間階級是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從靜態的角度來講,龐大的中間階級對於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至關重要,這一點前面已有論述;從動態的角度來看,較高的社會流動率也依賴於有一個龐大的中間階級,因為下層階級不可能一步上升到上層階級,必須先經過中間階級的過渡。目前我國的中間階層可以分為中上層、中層和中下層,還不穩定,中上層與「高收入」纏繞,很快上升到社會的上層,而中下層很容易被擠到下層,其資源與佔有能力幾乎與下層接近。(張宛麗,2002)
三、加強社會流動,發展中間階層是推動和諧發展的重要途徑
中間階級的培育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其本質還是一個社會流動問題,即需要一種流動機制能夠讓龐大的底層社會中的一部分流動到中間階層。因此,增強社會流動,壯大中間階層,是實現由社會分層到社會和諧的宏觀路徑。基於我國國情,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增強社會流動,建設和諧社會:
一是要減少社會成員不公平的感受。社會分層總是與社會不公平聯系在一起。關於社會分配,人們總有兩種心理傾向:績效主義和平均主義。前者注重投入與收益的關系,追求有差別的境界;後者注重自己與他人的關系,追求無差別的境界。一般而言,起點的公平重於過程、結果的公平,機會的均等強於收入的均等。因此要在競爭的起點和規則上講求平均主義,在競爭的結果上講求績效主義,再輔以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即人道主義)。
二是要防範社會動亂。穩定高於自由,分化過大的社會很容易出現動亂,最終受損的仍然是老百姓。亨廷頓(S. P. Huntington)(1968/1989:41)曾提出三個著名的公式:
社會不滿=社會動員/經濟發展
政治參與度=社會不滿/流動機會
政治動亂=政治參與度/政治制度化
社會不滿與社會動員成正比,與經濟發展成反比;政治參與度與社會不滿成正比,與流動機會成反比;政治動亂與政治參與度成正比,與政治制度化成反比。因此,只有適度社會動員,推動經濟發展,增加流動機會,控制政治參與,加快政治制度化進程,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三是社會流動要實現由「身份取向」到「成就取向」的轉變。帕森斯(T. Parsons)曾提出過區分傳統與現代的五對「模式變數」,其中之一便是「先賦性」與「自致性」。對此,各種現代化定義幾乎都有所提及,如英克爾斯(A. Inkeles)關於現代人的四條准則之一就是「個人功效意識明顯」,金耀基(1999:98-103)關於現代性的六條標准之一為「普遍的成就取向」,錢乘旦(1987:46-47)等人概括的現代化九項內容中就有「個人行為方面的普遍成就取向」、「社會成員關系方面的自由流動性」、「社會等級層次方面的人身自由與機會均等」這樣三條。只有實現了「身份取向」向「成就取向」的轉變,開放的社會才能建立,大規模的個人性流動才能發生,和諧社會才有可能出現。
四是要重視教育公平。教育提供前程,知識改變人生。當然,教育並不總能減少社會不平等,終結階級分裂。布爾迪厄(P. Bourdieu)(1989/2004:587)就認為文化資本的傳承與積累是階級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教育可能再造或復制階級不平等。長期以來,我國教育投入不足,資源配置不合理。以農村義務教育為例,原來中央財政負擔2%、省級財政負擔9%、市級財政負擔11%,其餘78%都要由縣鄉兩級自籌。可喜的是,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進行了政策調整,自2002年起中央財政負擔了西部省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2/3。
五是拆除阻止流動的藩籬。承認國民的自由選擇權,消除各種人為的隔離,如城鄉分治,招工招考中的身份限制,福利保障待遇中的身份差別等等,並要堅決遏制既得利益集團。

5. 當前我國文化建設存在哪些問題及解決辦法

當前我國文化建設存的問題有:

一、在硬實力的基礎上如何提升文化軟實力

面對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變化、變革、變動,面對國際上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我們應當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增強創造既富有民族優良傳統又有鮮明時代特點,既立足中國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視國情現實又放眼未來的新文化的堅定性,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二、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過程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二是和中國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包括實踐詮釋,而且包括文化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內容要在中國社會實踐和中國文化傳統兩個維度上展開,並由此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意義和文化意蘊。

三、如何提高文化的品位與格調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當代中國的精神旗幟,是優秀中華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重要體現,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的問題是功利化和低俗化。前者是因,後者是果。因為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因為追逐暴利、見利忘義,於是就沒有了格調,沒有了品位,沒有了境界,甚至沒有了道德底線。

解決當前文化建設問題的方法:

一、專設文化產業發展的統籌機構

我國應設立專門統籌機構,制定文化產業規劃,完善產業經濟政策,提供財政支持,打破各行業界限,在組織管理、人才培養、生產經營等方面逐步加強機制建設,對文化產品的研發、製作、經銷、出口,實施系統性扶持。在體制改革持續推進同時,可採取先行委託統籌管理的專門部門,逐漸在改革深入的過程中整合各部門功能。

二、建立、健全文化產業法律體系

法律制度的健全對於文化產業的發展尤為重要。文化產業的全球流通、交易與創新,是以文化、知識、信息、技術為內容的產權交易與版權經濟的產權資本流通。中國一方面要推進全球版權經濟中建立自己的文化版圖及版權保護體系,另一方面在國內立足於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構建統一開放的現代文化市場

制定支持和保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投入辦法,形成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鼓勵企業和個人參與文化事業,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多元化、社會化。大力加強地方縣級和城鄉基層宣傳文化隊伍建設,加大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力度。
只有構建統一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才能真正促進文化建設的持續發展。

(5)文化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現象有哪些擴展閱讀:

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使命:

一是提升人文素養

人文素養是一個人所具備的最基本素養,影響個人的發展方向和價值觀的確立,主要包括審美觀、文化品質和自我創造能力、創新精神等。通過培養個人對於各種藝術形式的愛好和欣賞能力,提升國民的審美情趣和鑒賞能力,是文化建設的歸宿和價值性成果。

二是提高文明素質

文明素質主要包括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堅強的意志力和文明的行為習慣,其核心是理想信念和價值取向。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質,對公民人格塑造、社會文明發展和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促進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是公民適應社會發展的重要精神資源和物質基礎。提升文化產品的思想品格和藝術品位,用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的優秀作品,傳遞積極人生觀和價值觀,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促進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發展,尤其是那些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關鍵時期的青少年。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我國文化建設三大前沿問題

6. 目前我國文化產業存在的問題.

試論文化產業投資不足問題之克服
摘要:本文對當前我國存在的文化產業投資不足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並介紹了國外在文化產業投資問題上的做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若干克服文化產業投資不足的辦法。
關鍵詞:文化產業;投資

一、投資不足是目前我國文化產業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與任何事物的發展與進步一樣,文化產業的發展同樣也離不開投入的保障。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來越高,這正是發展文化產業的社會源動力,文化要實現產業化,其所需要的資金、人力、物質的投入會呈現出更為大量的需求。因此,從法律、政策與事實上確認必要與充分的投資,這是文化產業必不可少的物質保證。而投資不足必然會制約文化產業發展。導致資本向文化產業投入的不足,進而影響文化產業發展進程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投資渠道不暢通

文化產業的投資渠道總體上可以分為:國有(政府)的文化投資、民間文化投資和外資的進入。長期以來,文化被認為是純粹的公益和消費部門而由政府財政包辦,這種體制使得投資渠道過於單一、狹窄,只講投入不講產出,許多重大的文化基礎設施由於缺乏資金,其建設受到嚴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國的文化產業大多實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門」、「我行業」、「我地區」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才能優先進入市場,這就把部門出身、行業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變成了文化市場准入的條件,由此導致民間資本的產業進入壁壘比較高,使得社會上的閑散資金難以向文化產業靠攏,急需資本扶持的文化項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資由於在文化的市場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資本的進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資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來,我國政府的直接財政撥款和一些文化經濟優惠政策給予了文化產業發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間,全國文化、文物、廣播電影電視和新聞出版事業財政經費投入大幅增長,如文化事業費財政撥款年均增長14 .96%,至2000年達到67 .03億元;但是,對一些產業或項目的資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終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產出不相協調。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種事業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市場化投資方式。此外,我國文化產業的金融介入程度較低,在融資手段上比較原始,即以資金方式投入為主。缺乏現代化的籌資方式,如通過股票、債券等方式籌措資金。

(三)法律保障機制不完善

目前,我國的文化產業法規體系還不完善,諸如民間資本和外來資本所關注的法律地位、權益保護、退出機制等核心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此外,國家對文化事業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號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導、保障文化建設和文化活動的順利進行。法制環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了投資的風險成本急劇攀高,令投資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資效益的體現也是影響資金向文化產業投入的重要制約因素

從單純的經濟學角度來看,投資者只對其所投資的項目的利益實現感興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夠吸引大量的資本流入,而文化產業領域的投資無論是用於形成固定資產的文化基本建設投資,還是用於形成流動資產的文化的知識產權投資和用於培育文化戰略後備資源的投資,其建設、創作、培養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較長。出於對投資回報的考慮,政府投資、企業投資、私人投資等,所選擇的投資重點也不一樣。這就需要政府統籌兼顧,採取必要的投資傾斜政策,促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投資結構。

二、國外文化產業投資情況簡介

(一)政府加大投資力度

加拿大為了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投入,努力擴大和佔領文化市場。在連年削減聯邦預算的情況下,卻不斷增加對文化產業的投入,如為支持電影業發展,投資2億加元,建立了一個故事片生產和發行基金;對投資電影業的加國公司實行一定程度的減免稅政策等等。

法國政府非常重視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每年都撥出幾十億法郎用於興建圖書館、博物館、劇場等文化設施。這些資金先由政府撥給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給各施工項目。近幾年,法國興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劇院、新國家圖書館、大盧浮宮擴建工程等。這些工程耗資巨大,施工時間長,如新國家圖書館工程建設資金為80億法郎,1989年開工,1996年建成,工期為7年,每年均需十幾億法郎的投資。1999年,文化部用於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為35 .43億法郎。因此,文化設施的建設是法國最重要的文化產業。

韓國近來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與得益於大量巨額資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對文化產業的投入,文化產業預算由1998年的16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億元,文化事業占總預算的比例由3 .5%增長到約17 .9%.

(二)投資主體的多元性

美國文化產業之成功經驗之一在於實現了文化產業投資主體的多元性,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藝術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和博物館學會對文化藝術業給予資助,州和市鎮政府以及聯邦政府某些部門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資助。而美國文化藝術團體得到的主要社會資助則來自於公司、基金會和個人的捐助等,其數額遠遠高於各級政府的資助,1997年文化藝術業的經費總額為175 .83億美元,其中社會贊助為37. 6億美元,政府直接資助20 .96億美元。

近些年來,澳大利亞文化產業之所以向前發展、文化市場日益繁榮,商業贊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贊助形式表現出來的商業參與文化活動,正成為一個重要的籌集資金的方式。進入90年代以後,澳大利亞政府和文化機構越來越認識到,對文化產業的扶持只靠傳統形式上的政府撥款遠遠不能滿足其發展所需的資金,政府和文化機構的目光均逐漸轉移到了企業,尋求贊助以彌補政府財政撥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組織登記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向這些已登記的文化組織(目前已有將近1000個)提供贊助,便可免納相應數額的收入所得稅。同時澳政府設立了專門機構(澳大利亞人文基金會)為企業和文化機構雙方牽線搭橋,提供咨詢;出版期刊宣傳和指導;實施有關減免稅政策。這些措施大大激發了企業和個人向文化機構提供無償捐贈或商業贊助的積極性。

印度政府通過給予優惠政策等方式鼓勵國內私人企業和財團投資文化企業,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聞社、廣播電台、報紙雜志以及電影製作發行,圖書發行,演出團體等主要文化產業部門都採用了官辦、民辦多種形式。如印度報業托拉斯這家全國最大的通訊社就是一家私人機構,而在印度最有影響的時報系、印度教徒報系、印度快報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資,這些報系不僅發行出版報紙雜志,而且涉足更廣泛的文化產業領域。

(三)融資方式的多樣性

美國文化產業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較高,在美國,各個文化產業集團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融資體制,一些有實力的文化產業集團如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其背後都有金融資本的有力支撐,文化產業集團與金融集團間互相滲透,互相參股、控股,二者之間建立了穩定的夥伴關系。

英國對企業投資文化產業實行「政府陪同資助」即如果企業決定資助文化事業,政府將陪同企業資助同一項活動,為這項活動的質量和成功打上「雙保險」。政府特別鼓勵「新投入」,即當企業第一次資助時,政府「陪同」企業資助,其比例是1∶1,對於第二次資助,政府則對企業多出上次資助的部分實行1∶2的比例投入。資金的加倍投入,必定會擴大文化活動的規模、質量和影響,廣告效應自然增倍。實踐證明,這一政策明顯地提高了英國企業資助文化事業的積極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資助文化事業的行列,資金高達近億英鎊。

韓國在文化產業的資金支持機制中,運作「文化產業專門投資組合」。這是以動員社會資金為主,官民共同融投資的運作方式。文化產業振興院2000年至2001年兩年期間,成功運作「投資組合」17項,共融資2073億韓元(政府350億,民間1723億)。計劃以後每年通過「投資組合」至少融資1000億韓元。2001年韓國電影振興公社通過「電影專門投資組合」融資3000億韓元,保障了電影事業的發展。

(四)投資具有良好的法治環境

加拿大強調立法,用法律進行行業的宏觀管理。加拿大是聯邦制國家,文化由聯邦、省、市政府分別管理。一般情況,聯邦政府負責全國性的文化事務,主要是通過頒布各種法規對全行業進行指導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據所轄范圍,通過頒布各種法規和條例進行指導和管理,對主要文化投資領域採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開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嚴格遵守,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使投資者所面對的政策風險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產業得以發展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法律法規健全,通過法律法規調控文化市場的手段已經逐漸機制化;在文化產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規就是1970年5月6日頒布的《著作權法》,迄今已經修改20次。該法明確規定,保護各類著作物作者的所有權利,以及對有關部門作品和表演、唱片、廣播電視等的權利及相關權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這些文化成果的同時,有效維護作者的權利,使文化產業得以健康有序地發展。

近些年來,智利也不斷適時出台並不斷修改完善法律條款,為文化產業發展保駕護航,使智利的文化產業走上了一條規范、有序的發展道路,同時也使政府對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為使智利文化事業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匹配,智利政府於2001年著手對原《文化捐贈法》的有關條款進行必要的修改並獲國會通過,頒布實施。修改後的《文化捐贈法》拓寬了文化機構籌集資金的渠道,靈活了捐贈方式,擴大了受益群體,提高了捐贈資金的免稅百分比,進一步刺激了捐贈人的積極性,逐漸形成了「企業辦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風氣。

三、我國文化產業投資不足問題之克服

(一)改革文化產業融資辦法,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限制

我國金融專家汪保健、肖瑞林曾經尖銳地指出: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加大金融的介入力度,假如沒有金融的全方位的介入,文化不可能真正走向產業建設。良好的金融環境是文化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礎。在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仍受資金短缺制約的情況下,鼓勵文化產業的金融介入、加強文化產業與金融的融合,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為此:

1 應鼓勵文化產業的金融介入,完善融資手段。在投資來源上,鼓勵企業、個人、境外資金興辦文化企業。在投資方式上,採取獨資、合資、合作、合營等多種途徑;既可以資金方式投入,也可以土地、無形資產和技術方式投入入股;還可以通過股票市場發行股票、債券以及文化彩票等方式籌措資金。此外,還可以通過流動資金的貸款、固定資產貸款、聯營股本貸款、循環貸款、產權市場上的溢價轉讓和拍賣、項目貸款等間接融資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為了提升文化產業資源配置的國際化程度,亦可大膽引進外資。

2 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限制。目前,我國文化產業進入壁壘還比較高,民間投資進入的深度明顯不足,這不僅體現在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在市場准入條件上的不平等,還體現在我國對民間資本與外來資本的區別對待。為了充分調動民間資金,廣開投資渠道,筆者認為:首先,要打破壟斷,鼓勵競爭,支持民間力量投資文化項目,實現文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融資渠道的多樣化,讓市場在長期資源的配置方面發揮主要和關鍵作用。國家(政府)主要依靠宏觀經濟政策對文化市場進行引導,再由市場引導分散的企業投資,構建眾多的民間投資主體。目前要進一步明確投資主體的分工和投資責任,切實按照國家文化產業各行業的特點和文化市場供求情況,將文化產業建設項目劃分為競爭性項目、基礎性項目和公益性項目;真正確定企業是基本的投資主體地位,政府盡快減少競爭性項目的投資,集中力量進行大型的基礎性、公益性項目的投資,將競爭性項目的投資主要讓位於民間投資。通過制定相關稅收政策,鼓勵個人和團體對文化事業的投資與捐贈,鼓勵工商企業和社會人士對文化產業的贊助。其次,對加入WTO以後,我國已承諾對外資開放的文化領域,應同時向民間資本開放,改變文化產業領域當中存在的外來資本「超國民待遇」的狀況。凡外資准入的,原則上可視為允許國內民間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領域。同時,我國對外資准入時間上的限制,不適用於國內民間資本。

(二)進一步加強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

鑒於我國文化產業領域投資現狀的分析,目前應加強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中的作用不僅表現在通過政府財政撥款對文化產業進行直接投資方面,更重要的是體現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中有著無法替代的地位與至關重要的作用。

1 制定有關的文化投資法規、章程、實施細則以及相關配套的政策、措施,並通過監督實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規範文化投資的法律法規體系,使文化產業投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引導投資方向、調整投資結構。隨著我國文化產業建設的大力推進,許多地區都遇到了文化投資的短期效益和長遠回報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資和企業的商業投資如何銜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擔投資的風險和分享投資效益的問題。這就需要政府統籌兼顧,採取必要的投資傾斜政策,促成一個比較合理的投資結構。

3 合股參與,共同投資。政府可以通過與文化企業等投資主體合股參與共同進行投資,不但為企業等投資主體分攤了風險,同時也在客觀上減輕了政府在文化產業投資方面的壓力。

4 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無論是對國內的投資者還是對外商來說,投資環境是他們所最為關注的一大問題。改善投資環境實際是改善播種與收獲的聯系。因此,為了吸引更多的資本進入文化產業,政府就必須不斷地改善投資環境。投資環境的改善既是政府一項長期的任務與工作,也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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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黃明哲,方良平。我國民間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思考[J].江西財經,2002,(12)。

7. 如何優化文化資源配置

優化文化資源配置 提高有效文化需求
案例介紹[注
之一:北京市的國營、民營企業同台競爭,多元主體優勢互補,盤活了文化資源。
1993年,在北京市政府和市宣傳部的關心下,民營企業家錢程與中央樂團簽約,出資45萬元承包了北京音樂廳。承包方除保證中國交響樂團演出場地之外,主要以出租場地、承辦國內外演出為經營方向。96年起,北京音樂廳向社會承諾:"我們天天要有音樂會,是真正的365音樂廳。"音樂廳自承包以來,既把握住先進文化、高雅文化、民族文化的大方向,又大膽探索演出市場規律,充分挖掘國際國內文化資源的潛力,力爭最佳的投入產出效果。94年3月至同年底,音樂廳共演出162場,演出收入達50.5萬元;95年演出248場,演出收入209萬元;98年演出猛增至581場,演出收入高達700萬元;99年提高了演出節目的檔次與品位,共演出488場,演出收入850萬元;現音樂廳與承包前年均演出60場相比,演出場次與演出收入呈幾何級上升。音樂廳的承包者的經營策略是:一是廣開投資渠道,分攤投資風險。經紀人、其他經營者都可參與音樂廳經營,音樂廳主要致力於品牌設計與收取場租費,二是在演出市場參與演出節目的競爭,投資於創新性劇目設計,如連續推出的《中國唐代名篇音樂朗誦會》等優秀節目,各界觀眾蜂擁而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親臨觀看。2000年,北京市政府與民營企業家錢程簽約,同意他以自然人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資上億元的北京市標志性文化建築--中山音樂堂。錢程坦言:"我做的一切是音樂廳原來應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民營企業家和民營資本在激活文化市場方面發揮出的獨特作用,使文化資源的功能得以復位。
長期以來,一個城市有影響的大型文化設施,總是抓在政府文化部門手裡,主要是政府部門擔心這類文化設施的經營權一旦落入旁手,很難保證它的社會效益。但這種壟斷式的經營往往缺乏開拓市場的激情,忽視投資回報。北京市敢於突破禁區,以個體承包方式吸引民營資本經營大型文化設施,多元所有制主體同台競爭、優勢互補,為文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提供了一種啟迪: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個適合多元經營主體介入,讓社會和市場在優化配置文化資源中起基礎性作用的體制環境。
之二:廣州市的輿論工具以需求為導向做活主流新聞,突顯服務功能,尋找到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佳結合點。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經營體現了一種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特徵:
一、做活主流新聞。新聞媒體必須將黨和國家的意旨體現為主流意識形態。《廣州日報》作為一份黨報概不能外,但報業的決策層清醒地認識到,報業的立足點在市場,必須遵循市場規律。為了找到輿論導向與市場基礎的最佳結合點,經營者充分利用政府和企業的兩種資源,形成了以主流新聞打市場的經營特色。報社從全國各地吸引優秀人才,建立了一支高效的新聞隊伍,他們追蹤現代生活的快節奏,以最權威的新聞來源和最快捷的傳播方式來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此外,報社還根據市場的特點,以豐富多彩的版面設計來吸引讀者。特別是"即拼新聞版",將消息和獨家采訪拼成醒目的新聞版塊發表,引起強烈反響。由於注重新聞的即時性、准確性和吸引力,使《廣州日報》的新聞版成為該報最有影響力的品牌和最大的市場賣點。
二、突顯服務功能。報紙不但是輿論載體,更是服務工具,為了拓寬市場,集團千方百計地作好讀者的服務工作,他們在珠江三角洲建立了150多家連鎖店,這些連鎖店除收訂、零售報紙外,還銷售各類書刊和文化用品,甚至還經營便民百貨,以滿足客戶的各類需求。各連鎖店還實現了計算機網路,使訂報售報、廣告服務等業務運轉速度大大加快。為了讓讀者在早餐桌上看到《廣州日報》,公司還自辦發行,添置了130多輛運輸車,每天在方圓300公里的廣東省境內和兩廣交界地區密集穿梭,將報紙及時送至每一層樓的讀者手中。報社還將潛在的讀者按住宅、地區分片做調查,有的放矢,制定出將潛在讀者轉化為常年訂戶的實施計劃。據《廣州日報》的一項調查,報紙自費訂閱者已佔到總訂閱戶數的81.4%,表明黨報已一改昔日指令性訂閱的舊面貌,進入了良性的市場運轉軌道。96年,中國大陸第一個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在廣州成立,99年總資產達33億元,報刊收入由91年1.22億上升到18億元,廣告收入從91年3.96億元上升到9.72億元,99年上繳稅收1.53億元,成為廣州市的納稅大戶,集團還拓展了信息服務等相關產業,擁有多種所有制合資的多家企業實體,成為中國報業界的巨人。
之三:深圳市的文化資源和企業家的有機結合、企業資本和文化產業的有機結合的制度創新,為文化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深圳華僑城集團是一個擁有70餘家合資、控股和參資企業,以家電、電子、文化、旅遊、房地產開發為主導產業的控股企業集團。99年集團總資產達238億元,凈資產達101.8億元,銷售收入158億元。集團將文化軟資源、資金、技術和旅遊概念緊密結合,以資本形式投入市場營運,形成集人造主題公園、演藝業和相關產業開發為一體的文化服務經營實體。10年中,集團用於文化旅遊產業的投資共25億元,其中對錦綉中華、中華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歡樂谷等主題公園投入約13億元,10年中華僑文化旅遊度假區接待中外遊客6000多萬人次,營業收入60多億元,實現利潤12億元。並創造了一個1:8的錦綉中華效應,即遊客平均每在華僑度假村消費1元,社會相應地在深圳市區連帶消費8元,以主題公園為中心,產業還配套經營各類星級賓館,開發了具有文化特色的"皮皮王"系旅遊產品,並控股深圳航空公司,創辦了旅遊教育產業--暨南大學中旅學院,成為一塊"立足國內,輔射海外"的世界區域性文化旅遊的著名品牌。
華僑城集團的成功歸功於企業決策層的資源整合能力和企業制度的創新,華僑城集團決策層利用了世界、中國的文化資源、給自己營造了一個成長空間,並按照市場規律運作,不斷發現、引入和整合新的生產要素,靈活機動的開拓新市場。集團的《華僑城集團憲章》以未來10年為時間跨度,以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為宏觀背景,以制度創新為主題,確定了集團未來發展的一些重大戰略選擇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如"內部產權革命",旨在通過企業內部的產權多元化,從根本上解決集團下屬各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問題;如"分享經濟",突出了以智力勞動為特徵的經營性文化生產的價值;如"經營者選拔考核市場化、外部化"和"經營者選拔的連帶責任機制"等,可以使文化產業的發展在經營者發生更迭時,確保後繼者的延續性和創造性。此外,《憲章》擬定的一系列超前性的企業價值理念如:"知識就是優勢,創新就是未來"等,也為文化旅遊產業在新世紀的持續發展打開了廣闊的上升空間。
之四:魔術大師商業魔法大揭秘,大衛中國行酬金是多少?
據2002年7月30日CCTV經濟半小時報道:大衛·科波菲爾曾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本時代的魔術巨人",而他高超的商業運作技巧同他夢幻般的表演一樣,讓人嘆服。他能把自由女神像變得無影無蹤,能讓觀眾當場消失,能穿越長城城牆,同時也能變來無窮的商機。
大衛平均每年在全球的演出超過了500場,他擁有了自己的專業製作隊伍,在世界各地都有雇員。魔術上的巨大成功也給他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根據2001年美國《福布斯》雜志的統計,大衛一年的收入為6000萬美元,在世界娛樂名人排行榜中名列第五。
大衛此前在深圳和廣州的演出都取得了較為理想的票房成績。在上海,7場演出的門票已提前售出了80%,而最高票價現在已被炒到了2400元。大衛在上海的票房收入目前已經達到1300萬元。
早期大衛起步時,尤其是變飛機,變自由女神像消失,大部分費用應該都是由電視台來出,大衛享有的就是影碟版權。但是伴隨著電視演出的廣告收益和其他一些收入,都完完全全是電視台來分的。大衛羽毛漸漸豐滿以後,更多的是這種現場表演,那純粹是他自己企業的收入,與電視沒有太多關系。其實是有一個商業體系在支撐著大衛。美國這種商業體系,本身在魔術以外已是非常的健全。比如說魔術師協會、魔術商店、魔術展覽、魔術比賽,還有一些交流等等,這已經成了系統。在魔術界里專業分工很細,它們的不斷創新也源源不斷地給大衛提供創新的基礎。就像生物鏈一樣,大衛的鏈不斷地變粗、變多,別人不斷地供血,整個產業的鏈就變得很好。
之五:投資於文化的上市公司正在顯現頑強的生命力。
涉足文化的上市公司
公司名稱 涉中文化產業概況 流通盤 總股東 2000年每股凈資產
北方五環 興建了現代、綜合化的大型現代化體育基礎設施--五環廣場 1.06億股 2.89億股 1.118
電廣傳煤 依託大股東湖南電廣集團,全面進軍影視製作和經營 1.18億股 2.58億股 9.062
誠成文化 投資圖書、期刊、電子出版物、影視、光碟、文化用品製作、印刷和發行 1.09億股 2.08億股 1.73
上海強生 投資1.6億元發起創立上海強生傳媒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參股《新財經》、《財經周刊》 1.50億股 2.81億股 3.035
東方明珠 主營業務包括廣播電視傳播服務、電視塔設施租賃和廣告經營等 1.57億股 6.88億股 2.55

目前,已掀起一股投資文化的熱潮,新一代文化投資者和文化經營者已經意識到資本和文化結合的重要性。中國證鑒會發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已將傳播與文化產業納入上市公司13個基本產業門類之中。廣州日報集團、廣東有限電視台、文化新民報業集團、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電腦報、新華書店、北影、西影集團等都加快了進軍資本市場的節奏,准備通過股份制改造,直接上市挺進證券市場,以期在更大更深層次上沖擊文化領域。
[注]案例來源:《廣東藝術》2001年5期,13期-21期

關於優化文化資源配置
提高有效文化需求的思考

之一:體制改革是優化文化資源配置,提高有效文化需求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構成社會形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產生、性質與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或早或遲會導致上層建築的調整與變革。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以市場機製作為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基本取向的經濟運轉方式,這就給屬於上層建築的文化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是繼續按照傳統的計劃模式管理文化,還是按照社會主義市場模式管理文化?
"計劃文化"的模式我們早已熟知,其所有制形式全部為國家所有制,文化資產由政府進行統一的計劃管理,政府既是文化資產的所有者,同時又是文化資產的佔有者、支配者、使用者和分配者。表現在文化單位中,就是文化單位的領導人由政府委派;文化單位的各項活動、人事管理由國家統一安排,文化單位沒有自主財務權,所需經費全部由國家財政安排,支出也有嚴格的標准,實行的是財政的統一預算管理。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文化資源造成了相當大的浪費,壓抑了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阻礙了文化事業的發展。這種歷史的教訓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文化體制改革在改革先行的地區已有實踐,它是以全社會消費者的有效文化需求為導向,多種所有制結構投資於文化事業,市場在配置文化資源中起基礎性作用,政府根據文化事業的導向性、公益性、消費娛樂性的性質制定文化產業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營造各種所有制文化的平等競爭環境。文化的導向性也要能使人民大眾喜聞樂見;文化的公益性也應考慮市場的有效文化需求。在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共同作用下,確保文化事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之二:關於導向性、公益性等社會文化的優化資源配置與提高有效需求問題。
長期以來,受傳統計劃管理模式的影響,我們總是將文化看屬意識形態范疇,對導向性、公益性文化更是審慎對待,採取了國家包攬的辦法。導向性、公益性文化資源全部由國家按計劃進行配置,設施建設及日常管理機構支出全部列入財政預算,造成的後果是大量的重復建設,有效利用程度極差,造成大量的浪費。(民建常州市委 常州市文化局、汪志 光)
http://mjyz.gov.und.cn/show.php?id=288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文化資源的優化整合和效益提升
[內容提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強盛,有賴於一個或者幾個大城市群的興起。它們不僅是強勁的經濟增長極,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長三角」城市群所擁有的文化傳統資源,特色化程度高,形態豐富,構成了互補整合的重要條件,在文化資源的流動條件,資源培育的社會投入等方面,不斷擴大增量,加強了優化整合的物質基礎;還具有體制改革上的互補性,制度創新上的多向性,區域協作的前景非常廣闊。在21世紀新一輪的發展中,「長三角」城市群要以體制創新作為突破口,遵循文化發展的規律,打破條塊分割,形成大都市圈的強大文化合力。要以層次配置作為抓手,通過項目、院線、市場、信息等的分層合作,形成突破重點,進一步帶動全局。更要以發展作為重心,建立平等的共享協作機制,調動各種積極因素,擴大社會投入,增強「長三角」文化發展的後勁。

一、城市群發展成為文化中心的基本條件

經濟全球化所催生的一個重大主題是區域經濟的協作發展。而大都市圈以密集的城市群與大規模的產業帶相結合,相互推動又相互滲透,使區域的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國際學術界給予「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 的基本定義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不同類型、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託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者兩個超大或者特大型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藉助於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以及高度發達的信息網路,發生與發展著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
大城市群是一個區域空間、自然要素和社會經濟登要素組成的有機體,是一個大系統中具有比較強大活力的子系統,無論在區域層次上,還是在相互聯系的空間上,都具有網路性的基本特徵。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強盛,有賴於一個或者幾個大城市群的興起。比如美國的大紐約地區,大舊金山灣地區,洛杉磯地區,英國的大倫敦地區,日本的大東京地區,加拿大的多倫多地區等,其中,根據1999年的統計數字,大紐約地區的GDP總量為87088億美元 ,約佔美國GDP總量的15%,倫敦的GDP佔全英國的40%,巴黎的GDP佔全法國的25%,東京的GDP佔全日本的15%,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一個國家的GDP總量,成為舉足輕重的國家重心 。
許多大城市群不僅僅是強勁的經濟增長極,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這里指的文化中心包括文化產品的消費中心、文化資源的配置中心、文化內容的創造中心和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心。它們具有以下的重要特徵:
1,城市群必須具有區域內外的連接性和開放性,才能集中各種人群的文化需求,刺激文化市場的迅速擴大。文化消費市場是文化發展的重要空間,而消費市場的擴大有賴於大量的人口和支付能力。只有大城市群才能形成超大容量的、經常性的人流和文化消費需求。如果說:小城鎮以人的步行為半徑,小城市以自行車的騎行為半徑,大城市以公共汽車和轎車的行駛為半徑,那麼,大城市群以高速公路、鐵路、地鐵、輕軌為半徑,以航空港、海港或者河港、信息港與外界連接,以現代通訊網路為延伸,能夠在短時間內匯集大量的人流,形成文化消費市場的巨大空間。
2,城市群必須具有文化資源的互補性,才能促進城市之間的密切交流和合作,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率。瑞典經濟學家俄林曾經指出:如果一個地區有豐富的要素為另一些地方所需要的時候,而信息、運輸、服務等條件又滿足了這些需求,那麼,這兩地就有了互補性。比如:多倫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加工、金融、貿易中心,企事業管理層和員工的人均收入高,每年大約有100萬員工和大中學校的師生需要度假,但是多倫多市區缺乏以自然風光為主的旅遊資源,必須靠尼加拉亞大瀑布等周邊的風景名勝來滿足;而從尼加拉亞大瀑布過境的遊客,又希望到多倫多欣賞世界第一高塔等都市風光,從而形成了大多倫多城市群之間的巨大人流。
3,城市群的文化基礎設施,必須形成多層次的空間網路結構,才能提高文化資源使用的有效性。社會化的大規模文化活動,必須在大量文化設施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投資文化基礎設施,具有資本大、時間長、回報慢的特點。而提高使用效率的最好辦法,就是選擇一個良好的空間網路結構,這就迫使政府和企業的文化投資,總是選擇在具有多層次空間網路結構的城市群中。比如:就公共圖書館的數量而言,根據1997年的數據,紐約有204座,倫敦有415座,東京有194座,而巴黎有83座,香港也有52座 ,而90年代後期,美國大費城地區為了重振經濟活力和調整產業結構,先後興建和修繕了70個博物館、120個表演場所、51個畫廊和展覽館、39個藝術中心和其他文化機構 ,成為一個遠近聞名的文化基礎設施群,高低錯落,相互搭配,各有所長,為發展文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4,城市群必須培育大量文化組織和機構,增強文化活動的分工協作,才能擴大相互之間的吸引集聚和擴散輻射功能。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種大型文化活動,特別是文化產業,都具有高度的社會組織性,需要金融、科技、製造、教育、環境、行政、和各種專業文化機構的密切配合。越是現代化社會背景下的文化活動和文化項目,其匯集的資源就更加多樣,分工協作的程度就越復雜。 以洛杉磯為例,作為國際級的電影產業中心,匯聚了20多個行業120多個門類的文化機構,包括劇本創作、演員培訓、風險投資、中介代理、電腦特技、仿生製作、特種運輸(包括特大型道具和動物等)、專業爆破等服務機構,僅職業和半職業演員就有58000多人,演員工會有40多個,形成一個分工明確、高度有序的「蜂房」。
由此可見:城市群的文化發展,必然有一定的客觀規律。即便它已經是人口聚集的中心,或者經濟發展中心,製造加工的中心,也不一定就能成為文化中心。只有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資源,積極創造吸引集聚和擴散輻射的網路結構,滿足文化發展的規律,才能成為文化產品的消費中心、文化資源的配置中心、文化內容的創造中心和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心,並對周邊地區乃至世界產生強大的文化聚集和文化輻射作用。

二、「長三角」文化資源優化整合的現實基礎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由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的15個城市組成,位於我國著名的東部沿海開放帶和長江經濟帶的T型結合部,土地肥沃,水量充沛,城市密集,路網縱橫,襟江面海,宜工宜農宜商,是我國人口最稠密、經濟最發達、文化最昌盛、人民最富饒的經濟重點地區之一,構成了我國「外通大洋,內聯腹地」兩個輻射扇面的戰略樞紐點和中國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從經濟實力看,這一地區佔全國1%的土地,6%的人口,卻產出了全國17%的GDP, 2000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近2000億美元,人均GDP2300美元,在全國名列前茅,從具體產品和服務看,這一地區的信息、汽車、鋼鐵、石化、電氣、大型成套設備等一系列產品和提供的金融、保險、商貿、航運、電訊等服務,在全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發展角度看,在「十五」期間, 它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預計到2005年該地區GDP將達到25000億元人民幣,合3250億美元,略多於台灣2000年的水平。到2015年,它的GDP將達到5萬億人民幣,合6500億美元,超過台灣同期水平。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它要成為21世紀中國和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群,必然要以文化發展的活力,給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以強大的推動。而「長三角」具有的文化資源的豐富形態和巨大存量,包括自然資源、實物資產、金融貨幣、專利技術、無形資產和知識資本等,又提供了「十五」期間進一步優化整合的重要基礎。

(一)「長三角」城市群所擁有的文化傳統資源,特色化程度高,形態豐富,各有千秋,構成了互補整合的重要條件。
從經濟總量規模來分析,「長三角」城市群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特大型城市上海,GDP總量約占整個區域的29%,二是大型城市,按經濟規模為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南京,GDP總量約佔41%強,平均每一個城市為8%,三是中等城市,即其餘9個城市包括舟山,GDP總量不到30%,每一個城市約佔3%。有趣的是:這15個城市的形成歷史相差非常大,在時間的綜向座標上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長江三角洲重點城市形成時間一覽表

年代城市 南京 杭州 蘇州 上海 寧波
公元前472年 建越城 建於秦朝
(錢塘) 秦代:吳郡治(公元前22年)

221-280年 金陵 漁村
317-420年 建鄴 東吳 青龍鎮 公元400年建寧波
420-589年 建康 開六井 蘇州 唐天寶(746年)
937-975年
(南唐) 金陵 蘇州 上海鎮(1250年)
1421年後(明)
1853-1864年

1911年 南京

天京
築城(1359年)
杭州城(1620)
青龍鎮
上海港(明)

上海市 寧波港

寧波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僅僅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五個大城市,就分別在公元前400多年, 公元400多年,和1400年之後,才逐漸形成了基本的雛形,而它們中的每一個,又把不同歷史背景上的城市文化發育得非常充分。當古老的石頭城在公元三世紀到六世紀,以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的大規模城市建設, 使之成為當時中國南方乃至全國最繁榮穩定的城市,此時,上海和寧波的大部分還淹沒在洶涌的波濤之中;當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成為當時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在建築、航海、天文、紡織、文化和藝術方面創造了輝煌的成就,長江以南的杭州和蘇州則以優美絕倫的山水風光,成為無數人流連忘返的風景名勝,「常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的委婉迷人,恰恰與「東盡鍾山,西踞石頭,南貫秦淮,北控後湖」的雄偉壯闊遙遙相對;而最年輕的大都市上海,原先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漁港。在開埠後的100多年裡,它利用連接海內外的獨特區位優勢,迅速崛起為遠東的大都市,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經濟中心,具有近代以來中國發育得最充分的都市形態。古都、名勝、海港、園林、商埠,大江、深湖,自然景觀和人文資源如此地豐富多彩,對比鮮明,高度集中在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為彼此之間的資源互補特別是旅遊文化的資源互補創造了重要條件。

(二)「長三角」城市群在文化資源的流動條件,資源培育的社會投入等方面,不斷擴大增量,加強了優化整合的物質基礎。
大量事實說明:文化作為一種社會化的生產活動,其發展需要豐富的資源,它包括:1,資本資源, 它是文化生產的動力; 2,技術資源, 它包括文化生產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技術和裝備等;3,自然資源, 它包括自然人文景觀和歷史的積淀等; 4,智能資源,其中又含有三種形態:符號化的文化信息,經驗型的文化技能, 創新型的文化能力,特別是後者更是以人為載體的活資源。這種資源不可能集中在一個城市中,只有形成了復合的網路體系,才能使各種資源迅速地匯集,形成集約化的優勢。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公路、鐵路、水運、航空、管道五種運輸方式俱全,其密度遠遠超過中國其他城市群,其中大型民用8座(包括兩座國際機場),大型港口10座,機場公路里程將近3萬公里,公路網密度將近30公里/百平方公里,每1萬人中的互聯網用戶數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以上海為例,2001年聯接國內各省市的國內出口已經形成2個2500兆的高速通道; 城域寬頻網已經覆蓋到了全上海90%以上的大樓和小區, 具備了「千兆到社區, 百兆到大樓, 十兆到用戶」的服務能力。全市互聯網用戶達到200萬, 有線電視用戶達到310萬, 固定電話用戶達到550萬, 行動電話用戶也突破了400萬,為各類文化資源的快速流通,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條件。
「長三角」城市群不但具有文化資源的流動基礎,而且在培育資源的社會投入方面,也正在形成巨大的增量優勢。國內外城市群的發育經驗說明:地區文化的整合方式及其程度,與其經濟文化發展的均質化和特色化程度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地區內的文化發展程度差異太大,也就無法整合。而「長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均質化程度比較高,該地區教育經費的投入大約佔全國的1/6,科研機構的經費投入佔全國的1/5, 高校科研經費投入佔全國的約1/3, 大中企業的科研經費大約佔全國的1/4強 。與其人口數佔全國的1/10相比,「長三角」城市群的文化藝術專業人才數量約佔全國的1/5, 高級和中級專業人才約佔全國的1/5,說明該地區的文化人才具有數量和質量上的較大優勢。跨入90年代,「長三角」城市群加大了文化投入,推進特色文化工程,造就了大批新的有形文化資產。比如:2001年5月18日,發源於江蘇常州的崑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性遺產代表作」,經過江蘇省的全力爭取,國家文化部正式確定中國昆劇節固定在常州舉辦,成為傳承歷史、弘揚國粹、輻射世界的一顆藝術明珠。截止2001年底,江蘇省有28個市、縣、區被評為全國文化先進縣,在全國名列第一;全省有國家一級圖書館27個,位居全國各省市最前列;有13個國家級兒童文化園,約佔全國總數的1/4, 有29個縣市,榮獲「全國民間藝術之鄉」的稱號,佔全國同類鄉的1/10; 全省有21個縣、市、區,實現鄉鄉鎮鎮建成萬冊以上圖書館,同樣是全國最多的省份 。與江蘇的文化投資

8. 舉出4個不合理,不科學,利用資源的現象

圍湖造田 濫用地下水(地面沉降) 過度放牧(土地鹽漬化,沙漠化) 亂砍亂伐樹木(水土流失 沙漠化)

9. 如何豐富農村文化生活,牢牢佔領思想文化陣地

在80~90年代的農村,文化生活的幾大標志性事件——「看電影」、「看大戲」、「逛廟會」、「祭祖先」,其中與思想相關的「看電影」、「看大戲」這兩樣牢牢的吸引了農村人的心,每逢這樣的機會出現,總是會出現人山人海。

到了2000年以後,農村的生活隨著網路的接入和智能手機的覆蓋,弱化了「看電影」、「看大戲」的吸引力,而且現代農村的文化生活與生活節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比如農忙、農閑、傳統節假日時的文化生活各不相同,打麻將、賭博成了農村的習俗。

豐富農村文化生活的目的是什麼?這點要說的清楚,如果是一味的控制思想,那麼以前很難,現在信息獲取這么容易怕是難上加難,但如果是拉近思想的距離,加強思想的豐富程度,還是有很多方法的,但總歸一點——【趨利避害】,凡是都是為了百姓的利益考量,或游戲、或比賽、或激勵,均可一試。

10. 中國文化建設存在哪些問題,成因如何

  1. 缺乏結合當代文化需求對中華傳統文化全面、科學、系統的挖掘。長期以來,我們在傳統文化挖掘方面缺乏科學整體的規劃,研究梳理工作各執一派,學貫中西、通古知今的新一代傳統文化研究大家非常少。這必然帶來很大問題,首先,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概念和范疇缺乏明確界定,比如有國學、儒學、新儒家、儒教等稱謂;其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闡釋不清,存在各種各樣觀點;最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內容對象不清晰,中華傳統文化內容極其博大,究竟哪些屬於優秀的,哪些是糟粕,需要明確界定。

  2. 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利用不足和「建設性破壞」的現象同時存在。一方面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利用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對做好新形勢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保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創新之舉不多,將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的自覺性不夠,存在「死保死守,保而不用」的現象:部分地區的珍貴文物沒有得到有效展示,博物館策展布展能力較弱;有的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沒有得到及時發掘整理和合理利用,有些項目展示也還局限於節慶、會展活動,深度開發利用不夠;部分地區優秀傳統戲劇面臨失傳危險,劇本創作和演出與新時期要求不對接;部分地區傳統文化元素挖掘不夠,無法有效地和文化產業對接等。

  3. 文化遺產保護理念薄弱。各級政府和全社會對傳統文化保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為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規劃犧牲文物文化的現象時有發生。

  4. 缺乏統一協調的管理體制機制。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工作涉及文化、新聞出版廣電、建設、文物、公安、工商、旅遊、宗教等多個部門,具體工作也往往歸屬多個部門。受部門職能分割和許可權不同的影響,條塊、區域分割還比較嚴重,沒有完全形成相互配合、齊抓共管的傳承保護工作機制,相關監管工作不夠有力。

  5. 相應的法律和制度還不健全。現行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對文化遺產保護措施規定比較原則,特別是關於經費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的規定過於原則籠統,剛性不夠,影響了實際執行效果。

  6. 相關保障措施執行不力。部分文化遺產保護經費投入與實際需要相比有較大差距,特別是文化遺產資源豐富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地方財政困難,保護資金缺口較大;基層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管理和專業技術人員欠缺現象嚴重,「三缺」(缺編制、缺人才、缺經費)現象普遍;文物保護管理機構工作人員不足,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後繼乏人,存在人走藝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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